我與王誌馨老師

我與王誌馨老師

 

薑維平

 

昨天，多倫多的晚上7點左右，正是中國大連的清晨時分，我給王誌馨老師打了電話，她很高興，但又責備我說，你前兩天剛打過，怎麽又打，花多少電話費啊，我說，我又夢見你了，你有病住院，我不放心，她問，你夢見了什麽？我遲疑了一會兒，從中學到大學，從下鄉到出獄，我們沒斷過聯係，曆時40多年，我從未騙過她，現在我卻猶豫了，一周前，她感冒發燒咳嗽很厲害，住進了大連新華醫院，我把電話打到她家裏，沒找到她，心裏忐忑不安，她兒媳婦曉月說，婆婆八十歲了，不停地發病，三天兩頭住院啊，這樣的年齡真的令人擔憂。。。。。。當夜我做了一個噩夢，她走了，追隨周老師而去，周是她的老伴，2007年深秋過世，那時我還在大連，如今我難以真實地把可怕的夢境告訴她，但她聽出了門道，說，哈，你是不是夢見我死了？

 

電話的這一邊，是多倫多暮色蒼茫的傍晚，我把話筒攥得緊緊的，手心出了冷汗，她的耳朵有點背，所以，她的聲音震得我耳膜難受，我忽然想哭，人生真的是可悲，不論多麽好的人，不論你多麽懷念她，但都有與你永別的時候，我怎麽回答她呢？如實複述則不當，欺騙她則不義，於是，我禁不住“嗯”了一聲，她笑起來，大聲說，放心吧，我要慢點死，等你回來，等大連法院給你平反。

 

我竭力地強忍，眼淚沒流下來，我告訴她，也許明年可以回去一次，她說，我看了你寫的有關浙江省張家叔侄的文章，你說你啊，自己的冤案還沒有著落呢，整天還為別人喊冤，唉，我的傻學生，傻了一輩子，什麽時候，《大連日報》能刊登你的文章，我讀完了，出一口悶氣，死了也值得。

 

我想起2003年4月，太太去監獄探監時告訴我，王老師幾經周折找到了她，從70年代開始，我與王老師既是師生關係，又是鄰居，我住中山路226號，她住福安街4號，我們之間僅一道之隔，但90年代中期我搬了新家，雖離她家也不遠，但不是近在咫尺，要穿過幾條馬路，她從未去過我的新居，妻說，她從大連第15中學一個學生處知道消息的，先找到郝麗娜，郝找到九三社區，書記帶她敲門的，妻的眼圈紅了，告訴我老師給了她1000元，要她給我買食品，還講了許多寬慰的話，還讓她周末過去兼職，王誌馨老師當時辦了一家幼兒班，叫大連西崗區小問號學習班，事業頂峰時，招收了上百名學生，收入不薄。但妻在國旅工作比較忙，一個人帶著孩子，要忍受和應對薄熙來死黨的監控和騷擾，也不容易，隻好婉謝了她的美意。

 

記得那天夜裏，我做了一個與其有關的夢，可能是因為妻子告訴我王老師的打算，日有所思所致吧，王老師曾說，她要來監獄看我，妻說安全局不讓，理由是僅限直係親屬，其他人一概拒之門外，王老師生氣地說，他們不讓進，我就在南關嶺監獄門前哭和喊。。。。。。我讓妻好言勸阻了她，老師年高體弱，在監獄門前哭泣，雖是義舉，但不是學生所望，妻向她轉達了我的心願，她終於改變了主意，我也表示，要好好地活著，一定不要倒下，爭取早些回家與其重逢，於是，那時的夢境就有了虛幻的情節：王老師沒來看我，苦等了好幾年，但學生因病，卻沒能走出高牆電網，我死在了南關嶺監獄，她知道了失聲痛哭。。。。。。。2006年初，我出獄後到王老師家吃餃子，談及此夢，她朗聲說，人做夢都是相反的，如果夢見你活了，那就糟透了，現在，你不是沒死嗎？我們都笑起來。

 

但生活中要發生很多變故，是人們意想不到的，因此，我們不一定總是笑容，2007年的11月11日夜，忽然，王老師的兒子打電話過來，讓我馬上去一趟，我住在人民廣場北，她還住在南麵的建民街，我們之間的距離，步行大約需要十多分鍾，那時我一人獨居，妻小在多倫多，時間比較寬裕，所以，這條不短的路讓我幾乎踩平了，但這回並不平坦，一周前，王老師的老伴周老師住了醫院，白血病很重，治療失敗，已是彌留之際，一路上我都在胡思亂想。。。。。。她家住在五四路小學後邊的一棟民宅裏，樓高三層，她在二樓，樓梯是裸露在外麵的，有一個外伸而寬闊的大平台，以前我常與她在那裏乘涼或吃燒烤，但現在，靜謐的夜色籠罩著戶門和樓梯的拐角，令我有不祥之感。

 

二樓平台對著她家的兩扇窗戶，我走上樓梯，放慢了腳步，有點氣喘喘噓，猛一扭頭，竟看到一個披頭散發的人站在玻璃前，她的眼睛含著淚水，臉色蒼白的像一張紙，而呆澀的目光久久地盯著夜色，一輪明月把慘淡的光線折射到她的眉宇，那裏緊鎖著無限的哀愁，我急忙跑進去，拉住王老師的手，她什麽也沒說，就哭泣著，我立刻明白了，她的老伴永遠地走了。

 

我想起以往無數個坎坷的歲月，想起他們住在日本房的時候，周老師每天上下班，還獨攬了全部的家務，王老師是美女和大家閨秀，總是坐在那裏批改學生的作業，父輩給她留下了一處小別墅，有四個房間和前後院，而周老師是從昆明來的窮學生，在大連什麽也沒有，但他特別健壯，是體育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我看過他的胸肌，那絕對是猛男的健美形，但不知為什麽，王老師對他總是不滿和抱怨，但這次生離死別，她卻遲到地終於愛上了他，那大半夜，她不停地嘮叨：老周，我對不起他啊，我結婚後一直對他不太好，經常批評他，稀裏糊塗地過了一輩子，不料一不留神，他轉身遠去，再也不回來了，這時才覺得他太可愛了。

 

大概在這個世界上，隻有我知道王老師為什麽對他不滿，是的，他太老實，太窩囊了，別人都分了房子，以前是人人有份的，後來是貨幣化發放，單位都有買房補貼，唯有他被校領導蒙了，一年推一年，到死也沒分到房子，多虧王家祖輩留下一套單層小別墅，後來被市外貿學校征用，給了回遷房，沒住幾年又被動遷，政府支付了22萬9千元了事，輾轉再三，最後貸款92萬，親友合計投資140萬，才買了現在這套民宅，王老師說，像別的女人那樣，靠有本事的男人安居樂業，我沒這個福氣啊，如果不是我父親留下的“日本房”，我就要喝西北風，住露天地。。。。。。

 

記得為了要房子，王老師在90年代初找到我，談了深思熟慮的想法，我找到了市長薄熙來，薄站在走廊裏聽我講述了王老師的故事，不耐煩地說，你讓她寫個東西過來吧。那時，薄熙來大權獨攬，給許多吹捧他的記者解決了房子問題，薄市長在一次全市的少兒比賽活動中，還觀看了“小問號學習班”學員的文藝表演，至今王老師還保存著一張與薄熙來的合影，他應當知道王老師創辦的學校，是大連最早民辦的學齡前幼兒教育班之一，周老師也是全市資深的優秀體育教師，我想，我所在的記者站沒少捧薄，自己沒謀取什麽私利，請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督促教育局領導幫助我的老師，應當不過份吧？

 

但後來，王老師寫了信，也附了相關證據，按照教師的有關政策，薄市長如果明確地批幾個字，就能使王老師如願，但薄是勢利眼和“兩麵派”，我的老師對他有何用呢？我在《文匯報》也是小記者，副社長劉永碧來了，薄熙來笑臉相迎，劉離去，對我則不冷不熱的，遠不如1984年在金州時的熱情態度了，人當了高官，有了權力就容易忘乎所以，薄的秘書把王老師的投訴信轉到了市信訪辦，信訪辦轉到教育局，局轉到學校，一路下來，不但周老師沒分到房子，也沒補到錢，而且被領導在大會上狠狠地批評了一頓，從此，周老師就變了，整天打不起精神，沮喪而消沉，除了做家務，哪裏也不去，王老師越發抱怨他窩囊無能了，此後，他們被政府軟硬兼施，強迫動遷，搬了兩次家，雖然還在西崗區住，但越搬越憋氣，因為父輩留下的遺產徹底地流失了，還欠了一屁股的債，時間就這樣一閃而過。

 

2009年2月3日，我將要移居加拿大，好不容易拿到了護照，心裏的喜悅難以言表，行前去與王老師話別，她說，你批評薄熙來坐了牢，人們都知道你不反對政府和國家，但他的官越做越大，自認為代表執政黨，看來你鬥不過他，他的人馬會給你再加新的罪名，你出去後要謹言慎行，不然就回不來了。

 

她歎息了半天，帶我到一間小倉庫，取出一包東西，她說，周老師走了，留下一些衣服，都是新的，你不要嫌乎，就送給你吧，我看了一下，是兩件襯衫，三件老頭衫，都是大連當地的名牌，此外還有一封我1978年10月寫給她的親筆信，我感動得眼潮，但周老師比我健壯，襯衫根本穿不了，假如我婉拒，她會心情難過，就點頭應允，她說，我這麽大年紀了，未必再能見到你，等我死了，你看到這些東西，就想到了我。

 

我強忍著眼裏的淚水，模糊的視線中，她變成了我的母親，由於我們是近鄰，互相常有走動，母親活著時也與其有舊，但家母沒文化，與其交流不多，母親總說人家是知識分子啊，我是鬥大的字不識一筐的“睜眼瞎”，但王老師對母親敬重有加，1980年3月，家母過世，也是在一個晚間，也是我一人獨站窗前黯自神傷，那時我大學二年級，是回家奔喪的，形單影隻，王老師急匆匆地穿過馬路，過來安慰我多次，每次都說，別難過啊，每個人都會有今天，或早或晚而已，她久久地站在我身邊，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在沒有媽媽的日子裏，我找到了母愛。再後來，我大學畢業了，分配到了報社，她感到臉上有光，逢人就講我是才子，把我出版的一本幼稚可笑的詩集到處散發，殊不知那都是青春期躁動的無病呻吟。。。。。。

 

老師的矚托變成了沉重的行囊，我至今背井離鄉，一走就是4年多，誰也沒料到王立軍事件的戲劇性變化，改變了我的命運，在薄熙來如日中天之時，我發表了許多文章批評和揭露薄的真麵目，並結集出版了《薄熙來傳》，王老師找朋友去香港兩次，才買回來一本，打電話對我說，這不是風花雪月的詩集，這是戰鬥的匕首和投槍，隨著薄勢力的上升，你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看來我有生之年見到你，已是奢望，她不斷地唉聲歎氣，她告訴我，每讀一遍我的“後記”就流淚，心底的痛楚無法言說，雖然很多人借閱了這本書，但沒幾個人敢公開肯定我的舉動，直到薄熙來被“雙規”，唯有我的老師王誌馨始終如一。她這回樂了，笑著對我說，這下好了，你可以回來了。

 

2013年4月12日於多倫多

香港《前哨》雜誌7月號首發，轉發請注明出處，更多文章請點擊薑維平網站:

www.jiangweiping.com

聯係作者:[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