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者生涯

《文匯報》記者與中共高官

——香港《文匯報》內幕之三

薑維平

 

沙發事件

我自報家門，應聘進入香港《文匯報》之時，正趕上一個絕好的難得機會，劉永碧的先生劉芳安，調入新華社香港分社當宣傳部副部長，她調入《文匯報》任副總編，負責對外聯絡，主要是內地辦站業務，她急需我這樣沒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員，為她分管的工作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華社比利時分社當駐外記者，我也在新華社遼寧分社短期工作過，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實際上，《文匯報》內地辦站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媒體和《大公報》等可以在內地出版發行的特權，不遺餘力地拉廣告，籌集對外宣傳的活動經費。最初，我並不知道他們這個目的。我的理解是，《文匯報》很有經濟實力，隻不過對我還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讓我個人先墊付費用，把辦事處建立起來的，我大概預先支付了5萬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連稅務局屬下的唐山街賓館一個房間的租金，和電話費，交通費，以及辦理營業手續，購買辦公用品費，等等，後來大約在1994年底，《文匯報》委派發行部的劉史鳴，編輯部的何亮亮先後把錢歸還了我。{那時，何亮亮還沒去鳳凰衛視任評論員，他在《文匯報》任主筆，我聽說他是著名散文家何為的兒子，很是敬佩}

1994年11月，劉永碧和陳桂雄一同來到大連考察，見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並趕到我的家裏，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徹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總社投資了60多萬元，購買了奧迪房車，複印機，打字機，傳真機，手機等設備，這些東西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奢華，我聘請了專職司機，又學會了駕駛，單單奧迪100型轎車，就支付了30多萬元，這是當時大連所有外地駐連記者站裏最好的座駕，並且還掛著黑色牌照，即外商駐連企業的標誌，我充滿了自信，打算在新聞報道方麵做出一番事業來，於是，我通常連周末也不休息，拚命地工作，我記得最初半年，幾乎每天《文匯報》的“中國新聞”版都有我撰寫或編發的稿件，那時，外商對大連很感興趣，大連內地企業紛紛對外招商，故各種新聞發布會或洽談會很多，我忙得不亦樂乎，但《文匯報》並不滿意，後來，我聽廣告部的經理楊某敏說，劉永碧從大連回到報社後，立即主持召開了社委會，決定先大舉投資，但一年內要給我施加壓力，盡快通過拉廣告，收回投資，這使我頗為不快，因為我不喜歡這樣做，但那時國內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把宣傳報道和廣告聯係在一起，記者和業務員融為一體，這樣做雖不令人奇怪，但並非我的情願。就我個人來講，我的特長是做記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為了賺錢，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沒有必要再到《文匯報》求職。

然而，報館不這樣想，在1995年初，《文匯報》的主要領導給劉永碧施加了壓力，對剛成立的僅有兩人的東北辦，下達了營業額100萬元的廣告指標，我深感難過，一方麵要采寫新聞報道，一方麵還要承擔廣告任務，事無巨細，都要認真麵對，我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患上了萎縮性胃炎，但劉永碧對我並不滿意，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通過“沙發事件”集中表現出來。

有一天，她親自打電話指示我，為了節省費用，要把北京辦事處搬家淘汰的幾件沙發給我們，並讓我聯係車輛去拉。從大連到北京路途特別遙遠，單是租車費就比新沙發還貴，所以，我向她講明了理由。我建議在大連買一套新的皮沙發，它不過800元，但如去北京卻要支付車費1500元，還需浪費時間，何況拉回的還是舊家具，但劉永碧情緒很激動地批評我浪費，說我不聽話，我這才感覺她是一個非常固執的女強人，她決定要辦的事，我們下級必須執行，我隻好同意，並花費精力找人去北京，這時，正好有一個中學教師叫陳某，他與我熟悉，其兒子有一輛貨車，他要價較低，願意跑一趟，我隻是擔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討，總社外聯部主任陳某雄又來電話說，劉永碧下令必須立即出發，我立刻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還不錯，陳某和兒子跑了兩天兩夜，總算沒出車禍，把沙發拉回來了，我支付了他們的交通費，但由於我的辦公室在大連天河公寓的18樓，沙發到了樓下，還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100元，這錢隻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為沒有發票。

我麵對款式陳舊的一套棕色組合沙發，想了很久，歎息再三，我們如此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劉永碧為何要這樣做呢？直到2000年12月4日之後，我進了監獄，在沒有書和報紙，單獨關押的日子裏，我無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進《文匯報》的事，引起了有關方麵的爭議，這些單位包括大連市委，遼寧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門，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等等，特別是辦事處購買了奧迪房車，某些人眼紅，對我能否為報社賺錢，籌集外宣資金的問題，產生了懷疑。劉副社長迫於壓力，回應議論，故意用“沙發事件”教訓我，她也是給大家一個姿態看吧！

提前巴結薄熙來

現在，香港人經常說，《文匯報》消息靈通，因為它是共產黨的海外宣傳陣地，我並不這樣認為，他有時是靈通的，有時適得其反，中共既然對他嚴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層的內鬥和政策變化決定了它的陰陽臉，它的嘴大，但刮風還是下雨，全在於上麵發話，而老總們升降起伏的命運，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領導人手裏，所以，出現了“提前巴結薄熙來”的鬧劇。

大約在90年代後期，有一短相當長的時間，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風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要換人，這個即將上任的社長是大連市長薄熙來。最初，報社領導問我此事的準確度，我沒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亂下結論，但我與大連金石高爾夫俱樂部的老板任某良來往密切，他曾對我講，薄熙來最想當的官職是外交部長，他還告訴我，自己在美國洛山磯已買了房產，還入股了美國某報，而他原為薄熙來支持起家的大連民企老板之一，據稱其與穀開來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兩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來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興趣，不會比外交部長大！但中南海的風雲變幻，誰能把握呢？我向領導坦率地談了我的想法，並深知他們的焦慮：如能在薄熙來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筆最佳的感情投資！自然等薄熙來當上社長之後，作為部下，他們將受益無窮。

事有玄機，剛好大連代表團要去香港訪問，我們刊登了許多報道，也搞到了大筆招商廣告，報社領導非常滿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職，也獲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來下榻在一家五星級大酒店裏，他的太太穀開來隨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書，為他守住通往薄熙來房間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擾。

那天上午10點之前，以事先約定的時間為準，《文匯報》領導層的所有幹部，來到了薄熙來的住地，其中有社長張雲楓，總編輯劉再明，副社長張清雲，劉永碧，王伯遙等，而劉永碧的先生是新華社宣傳部副部長劉芳安，張清雲的太太是新華社宣傳部副長周珊珊，張社長是老地下黨員，劉再明原任南方日報總編輯，總之，這些命運掌握在共產黨手裏的媒體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裏，雖然此前已電話約定了準確見麵時間，但薄熙來的人品決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來的行為方式，對高過自身地位的上級，卑躬屈膝，對低於自身地位的人，則趾高氣揚，他把這些在《文匯報》內部以及香港新聞界聞名遐邇的文人視同草芥，故有意延誤接見他們的時間，以示尊貴。

據消息人士透露，薄熙來讓他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既使應秘書之召，他們走上了樓梯，走進了薄熙來下榻的豪華套房，依然受到了側房守衛，薄的太太穀開來的百般訊問：你們事先約好了嗎？那聲調，語氣，身體語言和表情動作，都令張社長等人十分尷尬，終身難忘！顯然，這是一個典型的難纏的女人，她既不想放棄財富，又不願舍棄名聲，她把薄熙來的權勢和高位像油一樣榨幹，多年來為自身撈取經濟利益，她把偽善和貪婪緊密地連在一起，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而這些自命不凡的媒體人士，在她心目裏的位置是多麽渺小與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參加了會見的領導對我說，你看他太太那個樣吧！。。。。。。實際上，這次拜訪是一個縮影和象征，《文匯報》即使在海外，也和國內媒體一樣，他的社委會領導對上級點頭哈腰，亦步亦趨，戰戰兢兢，而掉過頭來，他們對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臉，當然這些報社老總裏，還是有一些品質不錯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論。

我隻是強調，張社長等人曲意奉承薄熙來而已。據稱，薄熙來不冷不熱地接見了他們，也知道了這些報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經據典，海闊天空地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對《文匯報》的重要性一再強調，並對駐東北辦的工作充分肯定，這使我在報社領導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麵消息正在我的腦海裏醞釀，他們都不會料到，幾篇揭露薄熙來以權謀私，貪汙受賄醜聞的稿件即將出爐！

事後，一位參與者開玩笑地對我說，早知他當不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去拜訪他了！要知道，我們也很忙啊！是啊，為了生活，這些黨報的老總也是對他虛情假意，正如薄熙來一樣，這一點正是後集權時代，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典型特征。它預示著一個社會轉型的開始和專製時代的結束。

誰把聞世震書記騙了

關某是沈陽一個頗有活動能力的年輕人，他時年二十幾歲，以招攬報紙廣告獲得傭金為生，在我認識他之前，他自稱曾在《沈陽日報》廣告部當過業務員，他主動給報社領導寫信自薦，並承諾給《文匯報》一筆廣告大單，於是，劉永碧和陳桂雄一同來到了沈陽，我則從大連乘火車趕到省城，也很快讀到了這個人寫的信件，他說，他和聞世震的秘書竇某很有交情，已經在他的幫助下，以《文匯報》的名義，給省委書記發了公函，聞世震作了重要批複，即他歡迎《文匯報》共出十個版麵，宣傳和報道遼寧省的國企改革，關某吹噓道：假如一個版給五萬元廣告費，就是五十萬啊！。。。。。。就是這個誘惑人的畫餅，把劉永碧砸暈了！

我當時是新任的駐地辦事處主任，對他這種詐騙行為十分警惕和憤怒，我首先是震驚，作為遼寧省委書記，怎麽會在一紙沒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書竇某，為何積極配合關某的犯罪行為？我對劉永碧說，聞世震是一個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靈很純淨，他不會懷疑這信是假的，也急於求得《文匯報》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話！我們必須揭露他，以正視聽，但劉社長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說，雖是假的，但對報社有力，我們來見聞書記，反正也需要這個公函，他批示同意做《遼寧專版》，而外宣經費是下麵人操辦的，如你接著搞下去，拿這個批件壓服他的下級，一下子就賺它五十萬元不好嗎？！陳桂雄也說，你太書生氣了，你剛來《文匯報》，你隻知道寫新聞不行，還要拉廣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幫你拉廣告，難道不是好事嗎？劉永碧見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煩了！她說，我們來采訪聞書記之前，社委會已經討論過，這信就是真的！你必須服從！。。。。。。於是，我們拜訪了聞書記，劉永碧主動提出了係列專版的事，聞書記高興地說，遼寧的國企改革急需香港《文匯報》宣傳，因為我們的改革，困難主要有兩點：錢從哪裏來？人往哪裏去？這兩個方麵如果讓海外各界知道了，就會投資建廠，就能幫助我們解決大問題！。。。。。。我作了詳細的采訪記錄，後來發表了人物專訪，這一點劉永碧等報社領導並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廣告費，但又不便直說，那時，她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氣呢，就裝聾賣傻。我心想，一個省委書記，怎麽會同意搞有償新聞呢？

隨後聞書記請我們吃了豐盛的飯菜，但在酒桌上，劉社長隻是委婉地再次提到了“遼寧專版”的事，大智若愚的聞世震故意不表態，而事後遼寧省委宣傳部的官員張某庫也不具體落實，因此，我很開心，劉社長等人卻很掃興。我說，這種招搖撞騙的人，社會上很多，切不可為一點蠅頭小利而忘大義，要拉廣告可以，應當和專訪新聞分開，並和人家直言花錢的事，否則，就老老實實地寫報道，等報紙講真話多了，買的人多，影響大了，求登廣告的人自然也就來了！何必騙人騙己呢？但是，劉副社長把我的肺腑之言當作書生之見。他們還提議我考慮關某自薦加盟《文匯報》東北辦的事，我沒有表態。等社長走後，我對關某說，你是個王八蛋！你騙術再高，隻能騙一回！既使聞書記批了100萬元，我也不敢要你這樣不誠實的人！。。。。。。自此，他從我的視野中永遠地消失了！

省長高嚴調戲女社長

還有一次，我在沈陽迎候劉永碧，她先是在北京整頓了《文匯報》駐地辦事處，後要與我一同去長春拜訪省委書記何竹康和省長高嚴，但她不敢坐飛機。我說，我命不值錢，我不怕死！於是我提前飛抵了長春，並有機會與吉林省委的某幾個官員聚餐，東北人酷愛喝酒，還以酒量大小考察客人的誠意，我繼承了父輩海量的革命傳統，故酒桌上表現不俗，那些整天沉醉於酒色之中的官員，對我解除了戒備，他們告訴我，省委書記何竹康還為人處事比較老實，而省長高嚴則吃喝嫖賭，貪汙受賄，無惡不作，並講了許多令人噴飯的小故事，這幾個官員認為，東北就這個社會風氣，吃喝玩樂沒問題，但切不可調戲良家婦女，言下之意，省長高嚴做得太過分了！。。。。。。

次日，我們的劉副社長到了，他乘坐火車太慢了，但比較安全，我開玩笑說，先來了一天，不長，但有機會知道了許多關於高官的內幕，但我沒講高嚴的緋聞，因為劉永碧是我的上級，也是我尊敬的老大姐，我隻說吉林官場如戰場，有許多爾虞我詐的故事，她很能理解，她說，在一般的情況下，黨政主要領導之間都有矛盾，我認為中共這種製度設計，就是為了叫他們鬧分裂，這樣互相告狀，互相監督才好。但當我們見到何竹康和高嚴時，意外地感到他們配合得很默契，似乎團結的不錯。

在此之前，大約在1994年底，我曾與《文匯報》主筆何亮亮，攝影記者馮翰文一同采訪過何書記，故這件會麵算是再次重逢，不過省長高嚴則是初次相識。我記得是在一家豪華餐廳裏，劉副總編和他們輕鬆交談，何書記身材瘦小，但思維敏捷，行為拘謹；高嚴中等身材，大腹便便，言行粗俗，有一雙色迷迷的大眼睛，他注視著劉社長的表情，令人很不舒服。

飯菜擺滿了圓桌，何竹康介紹了當地出產的一種鹿鞭酒，它呈現古銅色，質量非常好，我知道，吉林產鹿，而鹿鞭是滋補佳品，用這個地方特產款待客人，是表示真誠，他給每人倒了一杯酒，省長高嚴也不例外，他還笑嗬嗬地說，老高是海量，《文匯報》的領導來了，應當多喝幾杯啊！

這時，劉永碧抬眼去看她，並說，你們多喝吧，我不能喝酒！高嚴竟說，何書記啊！這種酒是壯陽的，我老婆也不在長春，我過單身生活，你讓我喝了怎麽辦啊！。。。。。。說完，自我解嘲地，放肆地哈哈大笑，我這才仔細端量他那張紅紫的臉和帶血絲的眼睛，他一邊這樣講話，一邊用眼角掃視劉社長。顯然，昨日人們所議並非空穴來風，他是在暗示和調逗女記者，好在，我們的劉副社長已年過五十，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但走南闖北，潔身自好，她從來不做向官員投懷送抱，換取錢財的事，她是一個非常保守而矜持的女人，高嚴見她木然冷漠的神情，不料碰上了軟釘子，也不再發起進攻。何竹康以吉林省經濟上的資源優勢為吸引，轉換了話題，為他們解了圍，但高嚴還是不時插話，逗趣，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但三句話不離本行，他講的低俗笑話雖然不雅，但把大家都逗笑了，使飯局的氣氛變得很輕鬆。。。。。。後來，2006年初我獲釋後才聽說，高嚴在2002年7月任國家電力部黨委書記時，夥同情婦楊某帶了一大筆巨款，瞞過了中南海，跑到澳大利亞去了，從此滯留不歸，也有人說，他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寓公”，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這一切富有戲劇性的傳奇，似乎很突然，但我認為，早在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就從他對劉副社長的輕佻態度，窺視了他的靈魂。他是一黨執政的製度下，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墮落的一個色鬼，這樣的一尊行屍走肉，為了個人的物質享受和感官刺激，把人民的血汗錢，毫不猶豫地私吞而亡命天涯，一點也不奇怪。而荒唐的是，他有更大的中共官員李鵬作靠山，有資本主義的假民主製度收留他，而肩負輿論監督職能的《文匯報》，對此視而不見，卻和國內媒體一樣集體割喉與失聲，連爭強好勝的劉副社長，也對高嚴不敬的言詞忍氣吞聲，難道不令人扼腕歎息嗎？！

2010年8月7日於多倫多

{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9月號首發，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