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曆史: 虛心的蔣介石學習毛澤東著作改造國民黨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後“改造”國民黨之時，其內容乃至有關文件所用的術語，都會使人想到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建黨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所以，後來台灣有人戲稱：蔣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

毛澤東的延安整風獲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與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不久以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基礎。國民黨卻日薄西山、每況愈下，不僅思想混亂、信仰喪失，而且派係林立、組織渙散，甚至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就我的觀察，我覺得我們本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不但技術不夠，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遠”（蔣介石：《幹部同誌對敵最後決戰的方法與理論鬥爭的準備》，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250頁。），“以這樣一個組織鬆懈、精神渙散的黨，要來領導一個廣土眾民積重難返的大國，要使他建設起來，怎樣可以成功？”（蔣介石：《本黨今後的責任和努力方向》，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369頁。）麵對這種困境，他開始將目光轉向日益強大的對手，也因此對延安整風有了新的認識。

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蔣介石在開幕詞中針對中共力量的不斷壯大指出：“他們整個的力量卻已增加了好幾倍，他們鬥爭的方法和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反觀我們自己，無論組織、訓練、宣傳或調查，則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單就他們的鬥爭方法和技術而論，他們實在已經成功，他們的力量實足以消滅本黨。所以我們如果單研究他們這二十年來技術進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極了。因此我們今天如果還是蒙著眼睛，不看他真實的內容，而武斷的說他們沒有力量，並不可怕，以為打倒他們是很容易的事，實在是最大的錯誤。”（蔣介石：《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開幕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37頁。）顯而易見，蔣介石實際上向國民黨提出了研究和學習中共的任務。
更讓人驚奇的是，這次國民黨中央全會居然印發了延安整風的3篇文件作為學習材料，即《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對此，蔣介石特別解釋說：“這次大會曾經印發給各位三個共產黨的文件，內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調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實在，何等徹底，……大家要知道：調查工作是作戰的基礎，沒有調查，得不到確實的情報就不能作戰。共產黨常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見他們對調查是何等的重視。我們平日卻一點也不注意，有時雖然做了一些，也是臨時的片斷的，而不是係統的，持久不斷的。……隻憑運氣去作戰，當然沒有製勝的把握。”（蔣介石：《幹部同誌對敵最後決戰的方法與理論鬥爭的準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52頁。）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還費了不少口舌專門論及延安整風。他說：“譬如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就是所謂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的運動，自從民國三十一年二月開始發動以來，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時間，現在還在繼續進行，他發起這個運動用意何在，內容如何，本黨同誌素來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個人當時雖曾注意，但是因為那時正值抗戰軍事緊急，無暇與各黨員同誌詳細研討。……我們各級幹部，必須把他們這一運動的內容和辦法作為研究的中心資料，探討他們的戰鬥技術，用他們的方法再加以切實的整理來製定比他們更高明更正確的方案，同他們鬥爭，這樣才能消滅敵人。所以這次四中全會印發給你們的共產黨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三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幹部，改造學習的風氣。如果他們黨的紀律、黨的組織、黨的調查、黨的學習，是這樣認真這樣嚴密，而我們則鬆懈散漫，毫無教育毫無計劃。”（蔣介石：《幹部同誌對敵最後決戰的方法與理論鬥爭的準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53頁。）這一大段話非常清晰地表明蔣介石已充分認識到延安整風的重要性，並極力主張借鑒其經驗以改變國民黨的麵貌。

此後，蔣介石還多次提到延安整風。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亂建國訓練班開學典禮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然後詳加分析說：“我認為這個原因完全是由於我們黨的宣傳、組織和訓練，缺乏方法和技術，喪失革命的精神，不但不能達成既定的目的，甚至根本上就沒有目的可言，以致所有的時間精力都歸於白費，不能發生絲毫的效果。尤其是對於幹部的教育，可以說完全是無目的、無方法、無計劃。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穀之中，從民國三十二年發動所謂‘整風運動’起，便逐漸擴張，……可見他們的訓練是有目的，他們的訓練方法也非常成功，遠勝於我們的訓練。……現在我們必須根本上改革本黨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風氣，變頹唐萎靡為蓬勃奮發，變自私自利為勇敢犧牲。”（蔣介石：《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的意義和任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368、370頁。）

幾天後，蔣介石又在一次軍事訓練會議上提出：“共匪有一個唯一的長處，而遠非我們國軍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將科學的精神和科學辦事的方法，運用於組織、宣傳、訓練與作戰，……他們從高級幹部以至於最下級的士兵，對於本身的業務，都能本著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們一般幹部，可以說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無論什麽問題發生，他們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窮源，經正麵反麵反複推敲，總要求得一個切實的結論。……他們這種徹底研究不斷改進的精神，正是現代化科學的精神。”他還指出：“共匪的幹部對於科學的方法並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於訓練而發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國三十二年他們發起所謂‘整風運動’，逐漸打破其過去空疏迂闊的形式主義，使一般幹部養成了注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共匪訓練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實注意。”（蔣介石：《軍事訓練之方針和要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386、387頁。）

總之，蔣介石這一時期迫於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亟欲借鑒中共的經驗來重振士氣，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風。對他的這種急切心理，美國學者易勞逸曾分析：“蔣介石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慢慢教育培養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這一運動，以加強國民黨的組織性，提高軍隊的戰鬥力。”（〔美〕易勞逸著、王建朗等譯《蔣介石與蔣經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頁。）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已是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借鑒延安整風尚未付諸行動，便丟掉了大陸政權。

敗退台灣後，蔣介石更決心仿效延安整風，在1950年開展了國民黨改造運動。為了確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風的有關文獻作為參考材料，並要求學習《辯證法》、《中共幹部教育》、《中共工作領導及黨的建設》、《中共整風運動》四種書籍，企圖借鑒中共整風的方法，使國民黨起死回生。（參見李鬆林：《蔣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蔣介石親自主持製定的《本黨改造綱要》與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風運動的基本原則，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術語。在具體操作層麵，國民黨成立了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負責幹部教育工作，黨的高中級幹部則由蔣介石直接領導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訓。這兩個機構與延安的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如出一轍。蔣介石還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將研究黨史作為政治訓練的主要內容。《本黨改造綱要》明確規定：“每一黨員要研究本黨的曆史與革命理論。”顯而易見，改造運動的許多方案乃至有關文件所用的話語都從延安整風得到不少啟發，以至於後來台灣有人戲稱：應該把蔣介石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常家樹：《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黨史縱橫》2007年第6期。）。

蔣介石愈是認真研討毛澤東的一些著作，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整風文獻後，愈發對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同時卻又對他的老對手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地表示欣賞。他認為，共產黨的科學方法及組織性、紀律性與精神道德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慢慢教育培養的。 因此，他也希望他的部下仿造這一運動，所以國民黨在“改造”之時，雖然仍頑固堅持反共立場，但其改造的內容乃至有關文件所用的術語，都會使人想到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建黨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 由於蔣介石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整風對中國共產黨的強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視延安整風的經驗。為了搞好國民黨的“改造”，蔣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風作為國民黨“改造”的內容之一。國民黨的《本黨改造綱要》與同一時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使用了共產黨用過的術語，有的則以別的術語來表述這些基本原則。

　　在思想“改造”方麵，蔣介石認為，要通過政治訓練，使黨員認清國民黨的本質屬性。蔣認為：“本黨組織渙散，紀律廢馳，尚不及一個普通政黨”，原因在於黨員的“黨性”觀念淡薄，放棄了國民黨的“傳統精神”。為此，國民黨成立了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主持“訓練工作，即在教育黨員，訓練黨員”。黨的高中級幹部由蔣介石直接領導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訓，共辦訓練班20期。基層幹部則實行巡回訓練，“受訓的基層幹部達12000人”。蔣介石根據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的經驗，也把研究國民黨黨史作為政治訓練的主要內容。根據蔣介石的意見，國民黨成立的中央黨史委員會。《本黨改造綱要》還明確規定：“每一黨員要研究本黨的曆史與革命理論。”

　重建國民黨的組織是國民黨“改造”的最重要內容。重建國民黨組織依據的是列寧主義原則，也學習了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在組織原則方麵，規定“本黨采取民主集中製，由選舉產生幹部，以討論決定政策，個人服從組織，組織決定一切，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在組織係統方麵，設立中央、省、縣（市）、區委會和基層小組。“小組為黨的基本組織”，黨員必須參加小組，其黨籍方能有效。為重建國民黨組織，國民黨規定，從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20天時間重新登記黨員，凡在限期內未參加黨員登記者，一律撤銷黨籍。同時，《國民黨改造綱要》第一次對國民黨的性質和黨員成份作了規定。規定國民黨為“革命民主政黨”，其成份“以青年、知識分子及工農生產者等廣大勞動民眾為社會基礎，結合其愛國的革命分子為黨的構成分子。”《綱要》要求黨員“在生活上與行動上與民眾打成一片，深入民眾，深入農村”。“改造”運動其間，中央改造委員會頒布了《農民運動指導方案》、《勞工運動指導方案》等一係列文件，要求青年、勞工、婦女、農民運動全麵鋪開，吸收工農知識分子入黨。經“改造”，到1952年8月，國民黨黨員構成中，“農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識分子”占29.77%，25歲青年占35.29%。黨員人數由400萬降至28萬。

　　鑒於黨內腐敗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蔣介石下決心要在改造中整飭“黨籍黨德”。《本黨改造綱要》規定，本黨淘汰腐惡分子，原有黨員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徹底整肅：“有叛國通敵行為者；有跨黨變節之行為者；有毀紀反黨之行為者；有貪汙瀆職之行為者；生活腐化，劣跡顯著者；放棄職守，不負責任者；信仰動搖，工作弛廢者；作不正當經營，以取暴利為目的者”。整肅采取檢舉、審議、核定、製裁的程序進行。黨員整肅以類似於延安整風的方式進行，即經遣責錯誤，評議（包括調查、自我批評、評議）與處理三個階段。兩年多的改造、整肅是毫不留情的。以國民黨六屆中委為例，在全部六屆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歸隊外，其餘287人全部開除黨籍；處理黨員違紀案126人，其中116人被開除黨籍。在整肅的同時，《本黨改造綱要》專刊《黨的作風》一章規定：“每一黨員應守黨的崗位，體察民眾之心理，爭取民眾之信任”，“每一黨員應建立為民眾服務之觀念，在生活上行動上與民眾打成一片，深入民眾”，“宣傳黨的政綱、政策。並將民眾之情緒與要求反映於黨內，使黨的政策能代表民眾的利益”。“每一黨員應以實事求是之工作精神，應用科學方法，使黨的政策獲得實際之效果。”“黨員應破除派係成見，戒絕相互傾軋之惡習，以檢討求團結，以批評求進步，將意誌集中於黨，將力量貢獻於黨。”同時，要求黨的幹部必須是“接近青年及勞動民眾，並能為其利益而奮鬥者”；“有大公無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勞之生活習慣者”。

　　改造的另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製定常務製度，使黨的動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黨改造綱要》規定，國民黨各級幹部要改正側重於個人領導的習氣，實行原則領導、一元化領導和民主領導。要“組織決定政策，以政策領導政治”。“黨員應參加組織活動，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命令，執行黨的決議。”與此相適應，還規定黨的紀律以及對黨員違紀行為的懲處辦法。在黨政關係上，也製定了相應的製度，規定改變過去“黨直接領導政府”的方式，實行以主義製定政策，透過“民意機關在政府服務之黨員，依法定程序構成法令與政令”。“黨對於政府及民意機關中服務之黨員，應從政策上領導，而不得對其法定職權予以幹涉”。同時也規定，在中央民間機關中建立黨團或黨部，政策製定前，應由黨團討論，政府決策有關問題，均須提政治小組討論，“以增進黨政聯係並謀貫徹本黨有關政治決策諸問題”。

國民黨在進行自身改造的同時，還把廣泛進行社會調查，開展青、工、農、婦運動作為改造的重要內容，在開展上述諸方麵活動時，強調要執行“群眾路線”，黨員與工、農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關門作風”克服“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幫派關係”，“刻苦勤奮，深入下層”，“團結群眾，教育群眾，影響群眾，信賴群眾”，“工作為群眾表率”，“應持服務精神”。

為了保持對軍人的嚴密控製，國民黨軍隊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蔣介石認為，沒有政工人員，對軍官就沒有監督和檢查，於是什麽樣的貪汙腐敗的事情都發生了。 為了總結國民黨“改造”運動的成果和進一步確立蔣氏父子權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國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台北陽明山召開，“七大”選出32名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及16名候補中央委員，根據蔣介石提名，通過48人為中央評議委員。11月1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改造委員會舉行交接典禮，宣告國民黨“改造”運動結束。

　　國民黨“改造”整頓了國民黨各級組織，實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製度，加強了黨組織對黨員的約束力，提拔了一批有才幹的官員，促進了領導層的新陳代謝，使國民黨的組織狀況和工作作風都較大陸時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也確實提高了國民黨的執政能力。這些，不但對於國民黨退台初期的混亂政局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同時，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也起到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黨“改造”運動成了國民黨發展史上起死回生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