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塵
試著告訴讀者，生活是多樣的。每一個活著的人，在多元化的人生時空裏， 扮演著某種角色，向著不同的方向展現著自己的千姿百態，書寫著與眾不同的生 命華章。
正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388
一晃母親已經走了十年了。我一直想寫點東西紀念母親，但不知從哪兒寫起。我家的後院連著一片原始森林，每到春天，林子邊上都會盛開一片金銀花，從家中小樓的窗戶望出去，黃白相間的小花似繁星點綴在青翠之中，陣陣清香沁人心肺，不由得想起當年母親在西直門小院栽種的金銀花來。
那是一個獨門獨戶的小院。父親在廬山會議後遭受劫難，被充軍西藏，平反回京後，全家終於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小天地。當時正是文革風暴來臨的前夕，母親正在家養病，她很珍惜這一段短暫的安寧。搬家後，她張羅著拓寬花圃，種植花卉，搭葡萄架子，除草施肥，整天在院子裏忙個不停。她在院門對麵種的是金銀花，藤蔓爬滿竹架，厚密青翠，像一座影壁。當金銀花盛開的季節，推開那兩扇鑲嵌在青磚中的紅漆小門，滿眼閃爍著的是無數星星般的花兒，白的似雪，黃的如緞，撲麵而來的是野茶花的香味。每天放學後，我回到家，喜歡開著門做功課，盡情享受著小院的溫馨。
可是，好景不長，文革風暴很快席卷全國，母親在劫難逃，後來沒能再看到她親手栽種的金銀花。一九六八年夏，母親被地質部的造反派從家裏揪走，隨後又被中央第一專案辦公室宣布逮捕，關進秦城監獄，在陰暗牢房裏被單獨囚禁了七年，最後出來的時候已經精神失常。
記得那時人去院空，金銀花凋謝。留下的是被抄家後的一片狼藉。抄家的那夥人把整個院子翻個底朝天，連廁所、雞窩都不放過。他們還嫌不夠，臨走前又用排筆黑墨在外麵院牆上歪歪斜斜地寫上“現行反革命”、“狗特務”、“罪該萬死”等口號，連院門也被大標語糊上。他們還在周圍的大街小巷刷寫標語，一直貼到西四大街和長安街，弄得四中的同學們都來問我：你家究竟發生什麽事了？
母親的身世
母親原名林錦雙，出身名門之後，是鴉片戰爭中愛國名臣林則徐的五世孫女。外祖父林步隨是清末進士，授翰林院學士，赴美任留學生總監督，曾在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攻讀法學，回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幣製局副總裁，後來棄官從商，走實業救國道路，把一生積蓄的十餘萬大洋全部投資辦實業，但在動蕩的年代，外祖父不斷被劫受騙，最後窮困潦倒，淪為一名寓公。
外祖父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人，母親從小就耳濡目染，家道中落，更使母親有一種憂患意識。一九三五年冬，母親年僅十四歲，剛上初中，就和女一中的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二•一六 ”抗日救亡運動，上街遊行，要求停止內戰、收複東北失地。當時正值寒冬臘月，警察打開高壓水龍，用冰冷的水柱射向人群，母親瘦小單薄，隻穿了件棉旗袍，被水柱一打一個跟頭，摔倒後又從結了冰的街上站起來，凍得全身打哆嗦，可還是和同學們一起與揮舞著皮鞭、槍托的軍警展開搏鬥。
後來，母親考上燕京大學，參加了北平地下黨，組織讀書會，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母親在南河沿的家就成了地下黨的重要交通站。文革後，我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北醫的許多老人都知道母親。她在抗戰後發展了北京醫學院的第一個黨員徐彥，徐彥又發展了北醫的老黨委書記彭瑞聰。直到今天翻開北醫校史，還可以看到這些記載。一九四一年，因日寇追捕，母親在北京呆不下去了，遂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參加了八路軍。她是晉察冀軍區榮臻小學（即後來的八一小學）的第一任校長。
全國解放後，母親被選送到馬列學院（後來的中央黨校）學習。母親天資聰穎，有從小受過很好的古文熏陶，英文也不錯。畢業後，她很想留下來，從事曆史研究。但領導考慮到她有燕京大學學醫的經曆，於是派她到北京醫院當黨總支書記（當時沒有黨委），負責黨務工作。在北京醫院工作期間，母親與院長和專家們合作愉快，和上上下下都處得很好，但她對做黨務行政工作不感興趣，還是想搞曆史研究，最後終於如願以償，又回到了中央黨校，在曆史教研室擔任講師，主講近代史。
然而，天不遂人願。母親在黨校期間，政治運動連年不斷，根本沒有從事曆史研究的可能，很快又卷入政治漩渦之中。一九五八年，她隨黨校領導楊獻珍下放到河南長葛縣農村蹲點，了解到當時農村大刮共產風，虛報糧食產量，餓死許多人的真相，回來後如實向上級作了匯報。後來楊獻珍在中央的會議上引用了母親的匯報發言，批評大躍進是“唯心主義”，觸怒了毛澤東。康生為討毛的歡心，後來在黨校整楊獻珍，母親受池魚之殃。再加上當年黨校反右時，母親曾出麵為教研室裏被打成右派的人講話，結果被認為“思想右傾”。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在黨校呆不下去了，調到了地質部，擔任政治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這時已是文革前夕。
禍從口出
一九六八年五月，母親被從家裏抓走時，罪名是“現行反革命”，說她“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其實就是在家裏和別人講了幾句真話，結果禍從口出。事情的經過是：一九六七冬，我父親好心收留過一個來京上訪的老戰友，在家裏住了幾個晚上。這人叫李光燦，當時是遼寧大學的副校長，延安時代曾在政法委工作過，知道康生曆史上叛變的問題。那幾天晚上，父親不在家，母親出麵陪他說話。母親因為黨校的事對康生印象很壞，便和李光燦議論了肅反時康生如何在北京醫院裝病，躲避審查，而醫生們認為他根本沒有病，還說了江青在北京醫院養病時如何整治護士，如讓護士一天給她織一件毛衣，還強迫護士跪著給她洗腳等。母親擔心這幫人上了台，國家可要遭殃了。 後來，李光燦被遼大造反派揪鬥，在逼供下，交代了母親議論康生、江青的內容。遼大造反派將此材料報給康生。康生生性多疑，本來就對自己的曆史問題心裏有鬼，為了掩蓋這段曆史，在文革中下令處死了曾任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的盧福坦，殺人滅口。母親的議論正好觸到康生的心病，他親自給母親定性，說她是“現行反革命”。地質部造反派又趁機又向康生報告了母親一九五八年跟隨楊獻珍到河南蹲點，在匯報會上反映當地大躍進問題的言行，於是母親又多了一個罪名。康生在母親的上報材料上親筆批示，說母親是“楊獻珍的走卒”，“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僅如此，康生還想把父親也關進秦城監獄，與母親並案處理。
一九六八年秋，康生的批示送到總參後，幸虧當時李天佑副總長出來講話，說父親的工作表現是好的，文革中保衛國防部機關不受衝擊有貢獻，提出對他的審查要留在總參進行，把康生給頂了回去。李天佑當時是常務副總長，為人正直，敢擔責任，講話也有分量，康生奈何不了他。李天佑的這幾句話保護了父親，全家因此免遭覆巢滅頂之災。父親對此一直念念不忘，後來病重時還一再囑咐我們一定要當麵向李天佑的遺孀杜其遠阿姨表示感謝。
母親被抓進去後，曾一度關在地質部政幹校的牛棚裏。母親利用我送東西的機會，對看守說，她的鋼筆摔壞了，讓我拿回去修。我當時感到有些蹊蹺，看到母親給我使眼色，馬上會意了。看守看了一下筆，就讓我帶出去了。回到家後，我急切地擰開鋼筆，在筆囊的鋼套裏，卷著一張小紙條，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原來母親憑著搞地下工作的經驗，送來消息，保護家人。母親的紙條告訴我們她為什麽被揪鬥，康生批示的內容，專案組審查逼問她的重點，要父親心裏有數。為了不連累別人，母親把所有“罪過”都自己擔當起來，要我們“跟她劃清界限”，做好長期到農村吃苦的準備，還對每一個孩子需要添置的衣物一一作了交代。母親這些近似訣別的話，猶如五雷轟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確實是母親的字跡。多年之後，當我再次讀到母親的墨跡時，仍然心如刀絞，百感交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母親被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心悸的夏天，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當時，父親在總參辦的學習班接受審查，也不能回家。我是家裏老大，弟妹們還小，營救母親的事就自然落在我的身上。我焦急萬分，四處找人求救，跑地質部機關打問，給上麵寫信，可以說是病篤亂投醫，能想到的人都找了，但毫無結果。我一籌莫展，最後想到了給周總理寫信。母親當年在北京醫院工作時，曾當麵向周匯報過工作，留給周的印象不錯，說母親是個“精幹的女同誌”。於是，我連夜給周恩來寫求救信，懇求他無論如何救救母親。但信送出去之後，石沉大海。
大概是看到我多次跑地質部，部裏的軍代表多少動了一點惻隱之心，給我透了底，說不要再給總理寫信了，北京衛戍區逮捕你母親就是總理批準的；還告訴我說，地質部造反派上報的材料送到中央後，碰頭會沒有向地質部軍代表核實事實。母親的案子已經交給中央第一專案辦公室下麵的彭真、劉仁組管。當時，專案組想從母親當年曾為地下黨保存電訊器材零件的事打開缺口，為他們給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黨定罪是“特務組織”找根據。但是查來查去，一無所獲。當年為抗日捐贈電訊器材的人和交給母親的地下交通員都證明了這是冤案。可是，一專辦還是不放人，也不做結論，一拖就是七年。後來我才知道，周恩來是一個懦弱自保的人，當時他雖然是中央碰頭會的牽頭人，負責專案審查，卻不敢得罪康生、江青這些文革權貴。為了不得罪江青，他連自己的親弟弟、幹女兒都可以親自批準逮捕，更不要說我母親了。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一個堂堂的中國總理，卻要看著文革權貴的眼色辦事，替他們出麵濫抓無辜。從此，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秦城牢獄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和弟弟們獲準到秦城監獄探視母親。算起來，我們已經五年沒有見到她了，既興奮又忐忑不安。走進秦城監獄，迎麵而來的是一幅大標語“絕不對人民的敵人施仁政”，透著肅殺之氣。在接待室裏，遠遠看見母親緩緩走來，穿著一身黑色囚服，梳著短發，人倒沒有顯老，甚至臉上連皺紋都沒有。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下令改善監獄夥食，天天是肥肉餡的包子，一下子就把人給催胖了。而在這之前，夥食很差，一年到頭是清水熬羅卜白菜，一碗底的砂子。由於營養差，母親不到五十歲滿口的牙就全都鬆動了，吃飯時隻能用稍好一點的牙，一點點嗑著吃。
後來聽母親說，秦城監獄的犯人們都沒有名字，看守隻叫號碼。母親的號碼是68169，意思是秦城監獄六八年關押的第一百六十九個犯人。秦城監獄有著不同等級的牢房，母親被關在條件最差的地方，陰暗潮濕，終年不見陽光，冰冷的水泥地泛著水珠。剛到的那一年，她被關了整整一個夏天，不讓放風。秋天時，當專案組準許她放風時，牢門的鐵鎖已經鏽得打不開了。冬天，北京小湯山的刺骨山風直逼牢房，寒氣襲人，人整天坐著，尤其難捱。幾年下來，母親患了風濕性關節炎，很長一段時間連站都站不起來。後來，她向看守借來針線，拆了棉衣的下擺，把棉絮縫在棉褲的膝蓋部位遮擋風寒，才熬過漫長的冬天。
獄中規定犯人晚上睡覺，必須麵向門外，讓看守們能看到。頭頂上則徹夜亮著大燈泡，令人難以入睡。就連洗澡時也必須開著門，母親有一年洗澡受了風寒，疼得胳膊抬不起來，連頭都梳不了，獄方也不給治病。後來母親強忍著疼，每天堅持鍛煉，把胳膊一點一點地往上抬，才沒有落下殘疾。為了打發時間，母親每天在小小的牢房裏，數著步數，來回不停地走，走到頭踢一下牆，然後再往回走。由於多年坐牢，母親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後來回到家裏，也喜歡在屋子裏來回踱步，還免不了踢一下牆。母親出獄後，我們帶著她去逛北京的各大公園，給她散心。但母親說什麽也不肯去動物園，開始我們很奇怪，後來才弄明白，原來動物園是囚禁動物的地方，母親一看到老虎在籠子裏轉來轉去，就想到自己在秦城的日子。
對母親來說，最難忍受的是長期單獨監禁的精神折磨和對五個兒女的牽掛，那時最小的妹妹剛滿八歲。母親常常被惡夢驚醒，夢見抄家的造反派砍斷我的胳膊，夢見父親帶著全家做苦役，夢見自己走進一條黑胡同，永遠沒有盡頭。我是學醫的，從精神病學的角度說，長期單獨監禁的折磨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人在蒙受冤屈時，需要見親人，傾訴內心的委屈和牽掛，可是這些做人的基本權力都被剝奪了，時間長了，中樞神經的興奮與抑製遞質的釋放比例就會失常，出現幻聽幻覺，人就是這樣被逼瘋的。
後來聽母親說，剛被關進去時，她非常思念家人，後來關在同一個走廊的女獄友的結局給她敲了警鍾。起初，母親就聽見這個獄友不斷地呼叫她女兒的名字，哀求組織上讓她回家，聲音悲慘淒厲，日夜不斷。後來沒有動靜了。有一天，突然聽到看守們嗬斥她不要吃大便，叫她洗碗吃飯，母親這才知道，這個未曾見麵的獄友已經瘋了。再後來，聽看守們說她人已經不在了。於是，母親強迫自己不再去想家人，用她的話是強迫自己把家人關在門外，從不去打開這扇門。母親憑著這一點，挺過了五年。我們去探視她以後，這扇門打開了，她知道了這些年來家人的近況。可是以後又不能見麵，這把她給害了。
秦城探監後，我和弟弟們再次要求看母親，被一專辦拒絕了。又過了半年，專案組通知我們，說母親精神失常了，耳邊有幻聽，拒絕吃飯，經常叫著我的名字。我一聽就急了，托人打聽情況，總算爭取到了再見麵的機會。這回母親和上次見麵完全不一樣了，目光呆滯，麵容憔悴，頭發打著卷，囚服上都是飯嘎巴，見到我們沒有任何表情，胸前卻抱著一本封麵印有毛澤東穿綠軍裝的《紅旗雜誌》，呆呆地站在那裏。
後來母親的病情繼續惡化，隻能靠著插管鼻飼維持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還不讓她保外就醫，反而追問我母親是否有精神病史，想推脫責任。父親和我感到母親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救人如救火，必須爭分奪秒，給上麵寫信。
葉帥援手相救
為了爭取時間，父親和我熬夜起草給中央的求救信，由我署名。可是寫給誰呢？這讓我們很躊躇。母親的罪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她炮打的康生、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都是文革權貴，正紅得發紫，向他們求救無異於與虎謀皮。更不用說，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就是誣告電訊器材“來路不明”的始作俑者。在準備草稿時，我心裏想說的話太多，為母親的冤案感到不平，我想到了母親的一生——年輕時為抗日救國投身革命，到頭來卻被關進號稱“人民共和國”的監獄，被折磨得想奄奄一息……可是這些話卻不能寫，投鼠忌器。最後，我隻寫了母親病危的事實和保外就醫的要求。
這封求救信寫好後，考慮來考慮去，最後還是決定給周恩來送去。我對他仍心存希望，因為是他批準抓母親的，“解鈴還須係鈴人”。父親也打問出總理在北京圖書館邊上有一個專門收信的點。可是遞上去後，渺無音信。後來，在外交部工作的舅舅淩青說，龔普生大使願意幫忙。這真是個好消息。龔普生是龔澎的姐姐，擔任過外交部國際條法司長和駐愛爾蘭大使。我去報房胡同找她，一進門見到一位穿著講究、舉止優雅的中年婦女，目光和善。我告訴龔普生，母親也是燕京大學學生，因家中寄存過捐助抗日用的電訊器材而被中央一專辦逮捕審查，關了五年，現在精神失常，幻聽拒食，靠鼻飼維係生命。龔大使聽後眼圈紅了，說：“我一定盡快把你的信轉交給鄧（穎超）大姐，她會幫助你的，等我的消息吧。”可是一個月後，舅舅淩青沮喪地告訴我們，當龔普生把我連夜趕寫的求救信親手交給鄧穎超時，鄧連看都沒有看，順手扔到桌上，然後嚴肅地對龔說：“以後少管這種閑事兒，不要給恩來惹麻煩……”我聽後，簡直無法相信那個慈眉善目，被尊稱為“鄧大姐”的人，竟是如此冷酷無情，見死不救。周恩來的形象在我心中轟然坍塌。
在周恩來那裏碰了釘子後，父親並不灰心，又想辦法。他說幾年前曾向葉劍英元帥匯報過工作，葉帥應該還會記得他。父親向單位要了一輛北京吉普車，闖到葉帥在西山的駐地。衛兵看見是個老軍人求見，就放父親進去了，見到葉帥的秘書王守江。王對父親說：“葉帥現在不在北京，但我一定設法讓葉帥在四十八小時內看到這封信，並且批幾個字。請你放心。”多年來，我一直記著這位未曾見麵的王叔叔和他那簡短而親切的回話。果然，幾天後中央一專辦彭真劉仁組的一個姓唐的副組長要見我，一見麵就說：“你不要再四處告狀了，信都轉到我們這裏了。我送你母親去醫院行不行？”並警告我說：“別忘了你母親攻擊江青、康生同誌是有罪的，你要同她劃清界限。”唐沒有告訴我其中的原因，但是我打聽到，是因為葉帥有批示，要一專案辦立刻治病救人。母親這才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活了下來。葉帥是母親的救命恩人。
於是，母親從秦城監獄轉到北京複興醫院，原來叫公安醫院，是秦城監獄的對口醫院。母親的身份仍是犯人，雖然住在內科病房，但活動範圍規定不能超出醫院。畢竟能和家人團聚了，這對母親治病是一個莫大的幫助。北醫精神病專家侯大夫診斷母親得了反應性精神病，她說這個病要想徹底好，隻有消除致病的強烈刺激。確實，心病還須心藥醫。母親渴望自己的問題得到解決，從監獄中出來，過正常人一樣的生活，可在當時的情況下，又怎麽可能做得到呢？
母親住院後，父親不管刮風下雨，每天都擠公共汽車到醫院看望母親。他穿著一身軍裝，總是提著飯盒，氣喘籲籲地爬上三樓，在醫院裏很顯眼，人們都知道有個照顧特殊病人的老軍人。母親每天吃飯對家人來說，都是一次難關。開始時，她說什麽也不吃，經常把飯菜打落在地，弄得父親和小妹一身。每次吃飯都大費周章，要好說歹說，一口一口地勸她喂她，實在不吃，隻好給她插管鼻飼。
經過一段時間治療，母親的病狀有所減輕，但病根沒有除，時好時壞，甚至一度想自殺。一天晚上，輪到我值夜班陪母親。我平時睡覺很輕，有一點動靜就會驚醒。半夜，我在朦朧中，突然發現母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房門大開，我一驚，急忙跑出去找人，走廊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結果在三層樓梯轉彎處發現母親，她的一隻腳已經跨過欄杆，正要往下跳。我上前一把把母親抱了下來。還有一次，母親又犯病了，耳朵裏的幻聽命令她與家人徹底了斷，於是在大白天突然不顧一切地衝向涼台。那天在醫院陪住的是剛上中學的小妹，拚命拉住母親，用力過猛，把腰給閃了，可還是拉不住，嚇得小妹直哭，苦苦央求。看到自己心愛的小女兒這樣，母親才暫時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有一段時間，母親拒絕吃藥，因為奮乃靜這種藥的副作用很大，使人坐立不安，手腳會不由自主地顫抖，結果命令式的幻聽又出來了，有個聲音跟她說，你現在和家人在一起，隻能加重你的罪過，要她和家人一刀兩斷，回到秦城去。父親苦口婆心地勸她吃藥，說隻有這樣才能看到出來的那一天。母親不相信，用顫抖的手寫了一張紙條：“苦老頭兒：你是癡人說夢，我是飲鴆止渴。”這張紙條一直保存下來，每當看到它，我就想起當時的情景，感到心酸。事隔多年後，母親有一次看到自己當年寫的這張紙條後，潸然淚下。我猜想她是想起了在患難中相濡以沫的父親，父親全力營救照顧她，而他自己卻在兩年後一病不起，撒手而去了。
在複興醫院期間，可以看得出來，母親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怕這會加重她的罪過，永遠也出不來。她對周圍的事情很敏感，一有什麽動靜，就會產生思想波動。當時複興醫院也住了些像母親一樣的秦城難友，同病相憐。隔壁是住的是王卓然老先生，他原來是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的老師，當時已經八十多歲，滿頭銀發。聽到母親的病和入獄的原因，老人沉默了半晌才說：中國何時才能有法律呢？後來陸續有人出去，獲得自由，王老先生也獲得自由，臨走時還留下自己的住址，請母親去串門。每當這種時候，就觸動了母親的心病，情緒低落好幾天。
母親終於度盡劫波，等到了出來的那一天。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幫後，母親的問題平了反。地質部機關專門開了一個規模同逮捕母親時一樣的大會，宣布為母親平反。我代表母親在大會上發了言，控訴康生、江青迫害母親的罪行，為母親討還公道。母親坐在下麵靜靜地聽著，臉上露出了笑容。正像侯大夫所說的，母親出來後精神上獲得了解放，幻聽終於徹底消失了。
金銀花又開了
當我在異國他鄉再次看到金銀花盛開時，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當年我是在她的鼓勵下，憑著自己的本事考進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後，又在她的支持下參加全國醫學院校出國研究生統考，獲得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獎學金，在不惑之年，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在求學的崎嶇道路上，母親扶持著我一路走來。記得臨行前，我曾為無法照顧懷孕的妻子而發愁，母親用溫暖的手握住我的手說: 你放心走吧，家裏有我照顧坐月子呢。她給孫子起了名字叫“琢”。我知道，母親這也是在鼓勵我，“玉不琢不成器”，求學不能半途而廢。
來美國最初幾年，言語不通，學習和生活壓力很大，過得很艱難。那時，我最大的樂趣就是盼望能看到母親從大洋彼岸寄來的家書，老媽媽總能從平淡的家事中告訴我有趣的見聞，從變化的人生中總結出不變的規律。我不再孤獨，汲取了她送來的精神營養去克服困難。聽弟弟說，我每次給家裏寫的信，母親都小心收好，和別人聊天時常常念叨信中所提的事，她看到我日夜苦讀，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一次次考試，高興得掉下眼淚來，把信紙都打濕了……在這個世界上，母子之心是相通的。
八六年我第一次回北京探親時，因為當時經濟不寬裕，穿了一件在便宜店買的夾克，袖子太長，挽了起來。年過六旬的母親看在眼裏，悄悄地拿出針線缽，戴上老花鏡，穿針紉線，把多餘的袖子縫到了裏麵。小小的針腳平整細密，接口渾然一體，令人驚歎。記得當時母親坐在窗口，金色的夕陽照在母親花白的頭發上，母親的雙眼眯成縫，左拇指緊緊摁著袖口，右手捏著細針，一針一線把對兒子的關愛和期望都縫在裏麵。此情此景，不正是唐朝詩人孟郊在“遊子吟”中所寫的“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情景嗎？它將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經過十年苦讀，我拿到了藥理學和臨床醫學兩個博士學位，通過了耶魯大學醫院住院醫師訓練，還做過美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獲得了專利發明獎，現在政府機構從事審批新藥的工作。在美國這片廣闊的國土上，人民生活富足，享有言論自由，可以批評彈劾政府領導人而沒有恐懼。我慶幸自己不用再像母親一樣因為說幾句話就鋃鐺入獄。
閑暇時，我常常坐在後院的涼台上，靜靜地看著藍天，白雲行走在參天大樹之間，遠處金銀花飄來陣陣清香，每當此時，我就想起了母親。苦難是一種人生財富。它可以在逆境時給人以力量，它激勵我在異國他鄉克服困難，度過苦讀學業的日日夜夜。同時，它可以促人思考，明白事理。母親是一個老共產黨人，七年的秦城牢獄，讓她有機會反省自己一輩子所走過的道路，從革命吞噬兒女的自身慘劇，認識到這場革命本身的問題。她當年為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奮鬥，可到頭來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被無端剝奪，這種革命又有什麽意義呢？每當想到這裏，我就更加珍惜今天，珍惜在這片美麗廣闊的國土上所獲得的一切。
2011年秋寫於美國馬裏蘭州
一晃母親已經走了十年了。我一直想寫點東西紀念母親，但不知從哪兒寫起。我家的後院連著一片原始森林，每到春天，林子邊上都會盛開一片金銀花，從家中小樓的窗戶望出去，黃白相間的小花似繁星點綴在青翠之中，陣陣清香沁人心肺，不由得想起當年母親在西直門小院栽種的金銀花來。
那是一個獨門獨戶的小院。父親在廬山會議後遭受劫難，被充軍西藏，平反回京後，全家終於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小天地。當時正是文革風暴來臨的前夕，母親正在家養病，她很珍惜這一段短暫的安寧。搬家後，她張羅著拓寬花圃，種植花卉，搭葡萄架子，除草施肥，整天在院子裏忙個不停。她在院門對麵種的是金銀花，藤蔓爬滿竹架，厚密青翠，像一座影壁。當金銀花盛開的季節，推開那兩扇鑲嵌在青磚中的紅漆小門，滿眼閃爍著的是無數星星般的花兒，白的似雪，黃的如緞，撲麵而來的是野茶花的香味。每天放學後，我回到家，喜歡開著門做功課，盡情享受著小院的溫馨。
可是，好景不長，文革風暴很快席卷全國，母親在劫難逃，後來沒能再看到她親手栽種的金銀花。一九六八年夏，母親被地質部的造反派從家裏揪走，隨後又被中央第一專案辦公室宣布逮捕，關進秦城監獄，在陰暗牢房裏被單獨囚禁了七年，最後出來的時候已經精神失常。
記得那時人去院空，金銀花凋謝。留下的是被抄家後的一片狼藉。抄家的那夥人把整個院子翻個底朝天，連廁所、雞窩都不放過。他們還嫌不夠，臨走前又用排筆黑墨在外麵院牆上歪歪斜斜地寫上“現行反革命”、“狗特務”、“罪該萬死”等口號，連院門也被大標語糊上。他們還在周圍的大街小巷刷寫標語，一直貼到西四大街和長安街，弄得四中的同學們都來問我：你家究竟發生什麽事了？
母親的身世
母親原名林錦雙，出身名門之後，是鴉片戰爭中愛國名臣林則徐的五世孫女。外祖父林步隨是清末進士，授翰林院學士，赴美任留學生總監督，曾在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攻讀法學，回國後，曾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長、幣製局副總裁，後來棄官從商，走實業救國道路，把一生積蓄的十餘萬大洋全部投資辦實業，但在動蕩的年代，外祖父不斷被劫受騙，最後窮困潦倒，淪為一名寓公。
外祖父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人，母親從小就耳濡目染，家道中落，更使母親有一種憂患意識。一九三五年冬，母親年僅十四歲，剛上初中，就和女一中的同學一起參加了“一二•一六 ”抗日救亡運動，上街遊行，要求停止內戰、收複東北失地。當時正值寒冬臘月，警察打開高壓水龍，用冰冷的水柱射向人群，母親瘦小單薄，隻穿了件棉旗袍，被水柱一打一個跟頭，摔倒後又從結了冰的街上站起來，凍得全身打哆嗦，可還是和同學們一起與揮舞著皮鞭、槍托的軍警展開搏鬥。
後來，母親考上燕京大學，參加了北平地下黨，組織讀書會，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母親在南河沿的家就成了地下黨的重要交通站。文革後，我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北醫的許多老人都知道母親。她在抗戰後發展了北京醫學院的第一個黨員徐彥，徐彥又發展了北醫的老黨委書記彭瑞聰。直到今天翻開北醫校史，還可以看到這些記載。一九四一年，因日寇追捕，母親在北京呆不下去了，遂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參加了八路軍。她是晉察冀軍區榮臻小學（即後來的八一小學）的第一任校長。
全國解放後，母親被選送到馬列學院（後來的中央黨校）學習。母親天資聰穎，有從小受過很好的古文熏陶，英文也不錯。畢業後，她很想留下來，從事曆史研究。但領導考慮到她有燕京大學學醫的經曆，於是派她到北京醫院當黨總支書記（當時沒有黨委），負責黨務工作。在北京醫院工作期間，母親與院長和專家們合作愉快，和上上下下都處得很好，但她對做黨務行政工作不感興趣，還是想搞曆史研究，最後終於如願以償，又回到了中央黨校，在曆史教研室擔任講師，主講近代史。
然而，天不遂人願。母親在黨校期間，政治運動連年不斷，根本沒有從事曆史研究的可能，很快又卷入政治漩渦之中。一九五八年，她隨黨校領導楊獻珍下放到河南長葛縣農村蹲點，了解到當時農村大刮共產風，虛報糧食產量，餓死許多人的真相，回來後如實向上級作了匯報。後來楊獻珍在中央的會議上引用了母親的匯報發言，批評大躍進是“唯心主義”，觸怒了毛澤東。康生為討毛的歡心，後來在黨校整楊獻珍，母親受池魚之殃。再加上當年黨校反右時，母親曾出麵為教研室裏被打成右派的人講話，結果被認為“思想右傾”。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在黨校呆不下去了，調到了地質部，擔任政治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這時已是文革前夕。
禍從口出
一九六八年五月，母親被從家裏抓走時，罪名是“現行反革命”，說她“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其實就是在家裏和別人講了幾句真話，結果禍從口出。事情的經過是：一九六七冬，我父親好心收留過一個來京上訪的老戰友，在家裏住了幾個晚上。這人叫李光燦，當時是遼寧大學的副校長，延安時代曾在政法委工作過，知道康生曆史上叛變的問題。那幾天晚上，父親不在家，母親出麵陪他說話。母親因為黨校的事對康生印象很壞，便和李光燦議論了肅反時康生如何在北京醫院裝病，躲避審查，而醫生們認為他根本沒有病，還說了江青在北京醫院養病時如何整治護士，如讓護士一天給她織一件毛衣，還強迫護士跪著給她洗腳等。母親擔心這幫人上了台，國家可要遭殃了。 後來，李光燦被遼大造反派揪鬥，在逼供下，交代了母親議論康生、江青的內容。遼大造反派將此材料報給康生。康生生性多疑，本來就對自己的曆史問題心裏有鬼，為了掩蓋這段曆史，在文革中下令處死了曾任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的盧福坦，殺人滅口。母親的議論正好觸到康生的心病，他親自給母親定性，說她是“現行反革命”。地質部造反派又趁機又向康生報告了母親一九五八年跟隨楊獻珍到河南蹲點，在匯報會上反映當地大躍進問題的言行，於是母親又多了一個罪名。康生在母親的上報材料上親筆批示，說母親是“楊獻珍的走卒”，“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不僅如此，康生還想把父親也關進秦城監獄，與母親並案處理。
一九六八年秋，康生的批示送到總參後，幸虧當時李天佑副總長出來講話，說父親的工作表現是好的，文革中保衛國防部機關不受衝擊有貢獻，提出對他的審查要留在總參進行，把康生給頂了回去。李天佑當時是常務副總長，為人正直，敢擔責任，講話也有分量，康生奈何不了他。李天佑的這幾句話保護了父親，全家因此免遭覆巢滅頂之災。父親對此一直念念不忘，後來病重時還一再囑咐我們一定要當麵向李天佑的遺孀杜其遠阿姨表示感謝。
母親被抓進去後，曾一度關在地質部政幹校的牛棚裏。母親利用我送東西的機會，對看守說，她的鋼筆摔壞了，讓我拿回去修。我當時感到有些蹊蹺，看到母親給我使眼色，馬上會意了。看守看了一下筆，就讓我帶出去了。回到家後，我急切地擰開鋼筆，在筆囊的鋼套裏，卷著一張小紙條，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原來母親憑著搞地下工作的經驗，送來消息，保護家人。母親的紙條告訴我們她為什麽被揪鬥，康生批示的內容，專案組審查逼問她的重點，要父親心裏有數。為了不連累別人，母親把所有“罪過”都自己擔當起來，要我們“跟她劃清界限”，做好長期到農村吃苦的準備，還對每一個孩子需要添置的衣物一一作了交代。母親這些近似訣別的話，猶如五雷轟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確實是母親的字跡。多年之後，當我再次讀到母親的墨跡時，仍然心如刀絞，百感交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母親被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心悸的夏天，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當時，父親在總參辦的學習班接受審查，也不能回家。我是家裏老大，弟妹們還小，營救母親的事就自然落在我的身上。我焦急萬分，四處找人求救，跑地質部機關打問，給上麵寫信，可以說是病篤亂投醫，能想到的人都找了，但毫無結果。我一籌莫展，最後想到了給周總理寫信。母親當年在北京醫院工作時，曾當麵向周匯報過工作，留給周的印象不錯，說母親是個“精幹的女同誌”。於是，我連夜給周恩來寫求救信，懇求他無論如何救救母親。但信送出去之後，石沉大海。
大概是看到我多次跑地質部，部裏的軍代表多少動了一點惻隱之心，給我透了底，說不要再給總理寫信了，北京衛戍區逮捕你母親就是總理批準的；還告訴我說，地質部造反派上報的材料送到中央後，碰頭會沒有向地質部軍代表核實事實。母親的案子已經交給中央第一專案辦公室下麵的彭真、劉仁組管。當時，專案組想從母親當年曾為地下黨保存電訊器材零件的事打開缺口，為他們給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黨定罪是“特務組織”找根據。但是查來查去，一無所獲。當年為抗日捐贈電訊器材的人和交給母親的地下交通員都證明了這是冤案。可是，一專辦還是不放人，也不做結論，一拖就是七年。後來我才知道，周恩來是一個懦弱自保的人，當時他雖然是中央碰頭會的牽頭人，負責專案審查，卻不敢得罪康生、江青這些文革權貴。為了不得罪江青，他連自己的親弟弟、幹女兒都可以親自批準逮捕，更不要說我母親了。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一個堂堂的中國總理，卻要看著文革權貴的眼色辦事，替他們出麵濫抓無辜。從此，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秦城牢獄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和弟弟們獲準到秦城監獄探視母親。算起來，我們已經五年沒有見到她了，既興奮又忐忑不安。走進秦城監獄，迎麵而來的是一幅大標語“絕不對人民的敵人施仁政”，透著肅殺之氣。在接待室裏，遠遠看見母親緩緩走來，穿著一身黑色囚服，梳著短發，人倒沒有顯老，甚至臉上連皺紋都沒有。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下令改善監獄夥食，天天是肥肉餡的包子，一下子就把人給催胖了。而在這之前，夥食很差，一年到頭是清水熬羅卜白菜，一碗底的砂子。由於營養差，母親不到五十歲滿口的牙就全都鬆動了，吃飯時隻能用稍好一點的牙，一點點嗑著吃。
後來聽母親說，秦城監獄的犯人們都沒有名字，看守隻叫號碼。母親的號碼是68169，意思是秦城監獄六八年關押的第一百六十九個犯人。秦城監獄有著不同等級的牢房，母親被關在條件最差的地方，陰暗潮濕，終年不見陽光，冰冷的水泥地泛著水珠。剛到的那一年，她被關了整整一個夏天，不讓放風。秋天時，當專案組準許她放風時，牢門的鐵鎖已經鏽得打不開了。冬天，北京小湯山的刺骨山風直逼牢房，寒氣襲人，人整天坐著，尤其難捱。幾年下來，母親患了風濕性關節炎，很長一段時間連站都站不起來。後來，她向看守借來針線，拆了棉衣的下擺，把棉絮縫在棉褲的膝蓋部位遮擋風寒，才熬過漫長的冬天。
獄中規定犯人晚上睡覺，必須麵向門外，讓看守們能看到。頭頂上則徹夜亮著大燈泡，令人難以入睡。就連洗澡時也必須開著門，母親有一年洗澡受了風寒，疼得胳膊抬不起來，連頭都梳不了，獄方也不給治病。後來母親強忍著疼，每天堅持鍛煉，把胳膊一點一點地往上抬，才沒有落下殘疾。為了打發時間，母親每天在小小的牢房裏，數著步數，來回不停地走，走到頭踢一下牆，然後再往回走。由於多年坐牢，母親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後來回到家裏，也喜歡在屋子裏來回踱步，還免不了踢一下牆。母親出獄後，我們帶著她去逛北京的各大公園，給她散心。但母親說什麽也不肯去動物園，開始我們很奇怪，後來才弄明白，原來動物園是囚禁動物的地方，母親一看到老虎在籠子裏轉來轉去，就想到自己在秦城的日子。
對母親來說，最難忍受的是長期單獨監禁的精神折磨和對五個兒女的牽掛，那時最小的妹妹剛滿八歲。母親常常被惡夢驚醒，夢見抄家的造反派砍斷我的胳膊，夢見父親帶著全家做苦役，夢見自己走進一條黑胡同，永遠沒有盡頭。我是學醫的，從精神病學的角度說，長期單獨監禁的折磨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人在蒙受冤屈時，需要見親人，傾訴內心的委屈和牽掛，可是這些做人的基本權力都被剝奪了，時間長了，中樞神經的興奮與抑製遞質的釋放比例就會失常，出現幻聽幻覺，人就是這樣被逼瘋的。
後來聽母親說，剛被關進去時，她非常思念家人，後來關在同一個走廊的女獄友的結局給她敲了警鍾。起初，母親就聽見這個獄友不斷地呼叫她女兒的名字，哀求組織上讓她回家，聲音悲慘淒厲，日夜不斷。後來沒有動靜了。有一天，突然聽到看守們嗬斥她不要吃大便，叫她洗碗吃飯，母親這才知道，這個未曾見麵的獄友已經瘋了。再後來，聽看守們說她人已經不在了。於是，母親強迫自己不再去想家人，用她的話是強迫自己把家人關在門外，從不去打開這扇門。母親憑著這一點，挺過了五年。我們去探視她以後，這扇門打開了，她知道了這些年來家人的近況。可是以後又不能見麵，這把她給害了。
秦城探監後，我和弟弟們再次要求看母親，被一專辦拒絕了。又過了半年，專案組通知我們，說母親精神失常了，耳邊有幻聽，拒絕吃飯，經常叫著我的名字。我一聽就急了，托人打聽情況，總算爭取到了再見麵的機會。這回母親和上次見麵完全不一樣了，目光呆滯，麵容憔悴，頭發打著卷，囚服上都是飯嘎巴，見到我們沒有任何表情，胸前卻抱著一本封麵印有毛澤東穿綠軍裝的《紅旗雜誌》，呆呆地站在那裏。
後來母親的病情繼續惡化，隻能靠著插管鼻飼維持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還不讓她保外就醫，反而追問我母親是否有精神病史，想推脫責任。父親和我感到母親的生命已經危在旦夕，救人如救火，必須爭分奪秒，給上麵寫信。
葉帥援手相救
為了爭取時間，父親和我熬夜起草給中央的求救信，由我署名。可是寫給誰呢？這讓我們很躊躇。母親的罪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她炮打的康生、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都是文革權貴，正紅得發紫，向他們求救無異於與虎謀皮。更不用說，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就是誣告電訊器材“來路不明”的始作俑者。在準備草稿時，我心裏想說的話太多，為母親的冤案感到不平，我想到了母親的一生——年輕時為抗日救國投身革命，到頭來卻被關進號稱“人民共和國”的監獄，被折磨得想奄奄一息……可是這些話卻不能寫，投鼠忌器。最後，我隻寫了母親病危的事實和保外就醫的要求。
這封求救信寫好後，考慮來考慮去，最後還是決定給周恩來送去。我對他仍心存希望，因為是他批準抓母親的，“解鈴還須係鈴人”。父親也打問出總理在北京圖書館邊上有一個專門收信的點。可是遞上去後，渺無音信。後來，在外交部工作的舅舅淩青說，龔普生大使願意幫忙。這真是個好消息。龔普生是龔澎的姐姐，擔任過外交部國際條法司長和駐愛爾蘭大使。我去報房胡同找她，一進門見到一位穿著講究、舉止優雅的中年婦女，目光和善。我告訴龔普生，母親也是燕京大學學生，因家中寄存過捐助抗日用的電訊器材而被中央一專辦逮捕審查，關了五年，現在精神失常，幻聽拒食，靠鼻飼維係生命。龔大使聽後眼圈紅了，說：“我一定盡快把你的信轉交給鄧（穎超）大姐，她會幫助你的，等我的消息吧。”可是一個月後，舅舅淩青沮喪地告訴我們，當龔普生把我連夜趕寫的求救信親手交給鄧穎超時，鄧連看都沒有看，順手扔到桌上，然後嚴肅地對龔說：“以後少管這種閑事兒，不要給恩來惹麻煩……”我聽後，簡直無法相信那個慈眉善目，被尊稱為“鄧大姐”的人，竟是如此冷酷無情，見死不救。周恩來的形象在我心中轟然坍塌。
在周恩來那裏碰了釘子後，父親並不灰心，又想辦法。他說幾年前曾向葉劍英元帥匯報過工作，葉帥應該還會記得他。父親向單位要了一輛北京吉普車，闖到葉帥在西山的駐地。衛兵看見是個老軍人求見，就放父親進去了，見到葉帥的秘書王守江。王對父親說：“葉帥現在不在北京，但我一定設法讓葉帥在四十八小時內看到這封信，並且批幾個字。請你放心。”多年來，我一直記著這位未曾見麵的王叔叔和他那簡短而親切的回話。果然，幾天後中央一專辦彭真劉仁組的一個姓唐的副組長要見我，一見麵就說：“你不要再四處告狀了，信都轉到我們這裏了。我送你母親去醫院行不行？”並警告我說：“別忘了你母親攻擊江青、康生同誌是有罪的，你要同她劃清界限。”唐沒有告訴我其中的原因，但是我打聽到，是因為葉帥有批示，要一專案辦立刻治病救人。母親這才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活了下來。葉帥是母親的救命恩人。
於是，母親從秦城監獄轉到北京複興醫院，原來叫公安醫院，是秦城監獄的對口醫院。母親的身份仍是犯人，雖然住在內科病房，但活動範圍規定不能超出醫院。畢竟能和家人團聚了，這對母親治病是一個莫大的幫助。北醫精神病專家侯大夫診斷母親得了反應性精神病，她說這個病要想徹底好，隻有消除致病的強烈刺激。確實，心病還須心藥醫。母親渴望自己的問題得到解決，從監獄中出來，過正常人一樣的生活，可在當時的情況下，又怎麽可能做得到呢？
母親住院後，父親不管刮風下雨，每天都擠公共汽車到醫院看望母親。他穿著一身軍裝，總是提著飯盒，氣喘籲籲地爬上三樓，在醫院裏很顯眼，人們都知道有個照顧特殊病人的老軍人。母親每天吃飯對家人來說，都是一次難關。開始時，她說什麽也不吃，經常把飯菜打落在地，弄得父親和小妹一身。每次吃飯都大費周章，要好說歹說，一口一口地勸她喂她，實在不吃，隻好給她插管鼻飼。
經過一段時間治療，母親的病狀有所減輕，但病根沒有除，時好時壞，甚至一度想自殺。一天晚上，輪到我值夜班陪母親。我平時睡覺很輕，有一點動靜就會驚醒。半夜，我在朦朧中，突然發現母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房門大開，我一驚，急忙跑出去找人，走廊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結果在三層樓梯轉彎處發現母親，她的一隻腳已經跨過欄杆，正要往下跳。我上前一把把母親抱了下來。還有一次，母親又犯病了，耳朵裏的幻聽命令她與家人徹底了斷，於是在大白天突然不顧一切地衝向涼台。那天在醫院陪住的是剛上中學的小妹，拚命拉住母親，用力過猛，把腰給閃了，可還是拉不住，嚇得小妹直哭，苦苦央求。看到自己心愛的小女兒這樣，母親才暫時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有一段時間，母親拒絕吃藥，因為奮乃靜這種藥的副作用很大，使人坐立不安，手腳會不由自主地顫抖，結果命令式的幻聽又出來了，有個聲音跟她說，你現在和家人在一起，隻能加重你的罪過，要她和家人一刀兩斷，回到秦城去。父親苦口婆心地勸她吃藥，說隻有這樣才能看到出來的那一天。母親不相信，用顫抖的手寫了一張紙條：“苦老頭兒：你是癡人說夢，我是飲鴆止渴。”這張紙條一直保存下來，每當看到它，我就想起當時的情景，感到心酸。事隔多年後，母親有一次看到自己當年寫的這張紙條後，潸然淚下。我猜想她是想起了在患難中相濡以沫的父親，父親全力營救照顧她，而他自己卻在兩年後一病不起，撒手而去了。
在複興醫院期間，可以看得出來，母親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怕這會加重她的罪過，永遠也出不來。她對周圍的事情很敏感，一有什麽動靜，就會產生思想波動。當時複興醫院也住了些像母親一樣的秦城難友，同病相憐。隔壁是住的是王卓然老先生，他原來是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的老師，當時已經八十多歲，滿頭銀發。聽到母親的病和入獄的原因，老人沉默了半晌才說：中國何時才能有法律呢？後來陸續有人出去，獲得自由，王老先生也獲得自由，臨走時還留下自己的住址，請母親去串門。每當這種時候，就觸動了母親的心病，情緒低落好幾天。
母親終於度盡劫波，等到了出來的那一天。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幫後，母親的問題平了反。地質部機關專門開了一個規模同逮捕母親時一樣的大會，宣布為母親平反。我代表母親在大會上發了言，控訴康生、江青迫害母親的罪行，為母親討還公道。母親坐在下麵靜靜地聽著，臉上露出了笑容。正像侯大夫所說的，母親出來後精神上獲得了解放，幻聽終於徹底消失了。
金銀花又開了
當我在異國他鄉再次看到金銀花盛開時，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當年我是在她的鼓勵下，憑著自己的本事考進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後，又在她的支持下參加全國醫學院校出國研究生統考，獲得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獎學金，在不惑之年，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在求學的崎嶇道路上，母親扶持著我一路走來。記得臨行前，我曾為無法照顧懷孕的妻子而發愁，母親用溫暖的手握住我的手說: 你放心走吧，家裏有我照顧坐月子呢。她給孫子起了名字叫“琢”。我知道，母親這也是在鼓勵我，“玉不琢不成器”，求學不能半途而廢。
來美國最初幾年，言語不通，學習和生活壓力很大，過得很艱難。那時，我最大的樂趣就是盼望能看到母親從大洋彼岸寄來的家書，老媽媽總能從平淡的家事中告訴我有趣的見聞，從變化的人生中總結出不變的規律。我不再孤獨，汲取了她送來的精神營養去克服困難。聽弟弟說，我每次給家裏寫的信，母親都小心收好，和別人聊天時常常念叨信中所提的事，她看到我日夜苦讀，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一次次考試，高興得掉下眼淚來，把信紙都打濕了……在這個世界上，母子之心是相通的。
八六年我第一次回北京探親時，因為當時經濟不寬裕，穿了一件在便宜店買的夾克，袖子太長，挽了起來。年過六旬的母親看在眼裏，悄悄地拿出針線缽，戴上老花鏡，穿針紉線，把多餘的袖子縫到了裏麵。小小的針腳平整細密，接口渾然一體，令人驚歎。記得當時母親坐在窗口，金色的夕陽照在母親花白的頭發上，母親的雙眼眯成縫，左拇指緊緊摁著袖口，右手捏著細針，一針一線把對兒子的關愛和期望都縫在裏麵。此情此景，不正是唐朝詩人孟郊在“遊子吟”中所寫的“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情景嗎？它將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經過十年苦讀，我拿到了藥理學和臨床醫學兩個博士學位，通過了耶魯大學醫院住院醫師訓練，還做過美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獲得了專利發明獎，現在政府機構從事審批新藥的工作。在美國這片廣闊的國土上，人民生活富足，享有言論自由，可以批評彈劾政府領導人而沒有恐懼。我慶幸自己不用再像母親一樣因為說幾句話就鋃鐺入獄。
閑暇時，我常常坐在後院的涼台上，靜靜地看著藍天，白雲行走在參天大樹之間，遠處金銀花飄來陣陣清香，每當此時，我就想起了母親。苦難是一種人生財富。它可以在逆境時給人以力量，它激勵我在異國他鄉克服困難，度過苦讀學業的日日夜夜。同時，它可以促人思考，明白事理。母親是一個老共產黨人，七年的秦城牢獄，讓她有機會反省自己一輩子所走過的道路，從革命吞噬兒女的自身慘劇，認識到這場革命本身的問題。她當年為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奮鬥，可到頭來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被無端剝奪，這種革命又有什麽意義呢？每當想到這裏，我就更加珍惜今天，珍惜在這片美麗廣闊的國土上所獲得的一切。
2011年秋寫於美國馬裏蘭州
問好飄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