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和民主：印度照搬英國民主體製之代價

貪汙

一項名為“2005年印度貪汙研究”的調查總共收集了14，405名受訪者的信息和意見。“為得到11項最基本的服務，印度人必須支付46億美元用於賄賂官員”，這份報告指出。

6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都曾有過直接賄賂或者通過關係賄賂官員以獲得一些最基本服務的經驗。
警察部門、私立學校、政府醫院、國稅部門和次級法院等都是印度人重點賄賂的政府部門。
報告指出，這11項服務被選中作為指標，是因為其公共價值以及非營利的特性。75%的受訪者表示，印度的貪汙腐化是日益嚴重。
這項貪汙指數顯示，他們不得不付錢給官員，是因為如果他們不這麽做，這些官員有可能會來破壞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印度警察被評為貪汙最嚴重的政府部門。80%與警察打過交道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必須用錢來解決問題。
提供土地管理和市政服務的次級法院名次緊跟其後。而第三和第四分別為電力和水力部門。
比哈爾邦(Bihar)被評為印度最為貪汙的地區，喀拉拉邦(Kerala)地區則最為清廉。受訪者關於遏製貪汙的建議包括：打破一些行業的壟斷，引入競爭機製；按勞分配；增加申請過程的透明度，減少中間人的環節。
這份報告10月18日在倫敦出版，在159個經調查的國家中，印度在世界貪汙賄賂最為嚴重的國家中排名第88位。
民主導致貪汙、無高速公路、人口問題？
印度1947年獨立時的精英們，沒有對本國民族的現實狀況做深刻的分析，也由於設有經驗，不加思索地就繼承了前宗主國英國的民主政治體製，而這種政治體製並非本國曆史“自發演變”而來，因而造成了很多社會頑症無法解決，致使整個國家大部分人民的思想還停留在中世紀的狀態，印度有一個“現代”的政治體製，但人民的心靈卻依然是古老和封閉的。
“印度的民主政體遲早崩潰：用自由理論利器分析”文章指出，憲政民主政體的基礎是私有財產保護，權力製衡和法治的精神，恰恰是這幾個最重要的東西都阻得了印度的發展。

私有財產保護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麵就是土地產權的保護，印度與美國不一樣，美國由於地廣人稀，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掌握著大量的土地，當美國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時，遇到的私人土地產權的糾紛相對較少，相應地成本也就小。

而印度人口稠密，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是小塊經營，印度政府如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時，則勢必要與大量的中小土地擁有者發生衝突，光是土地費用和司法糾紛就足以讓政府賠上一大筆錢，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建設的成本，曠日持久的土地司法糾紛和眾多的“民意”也足以嚇退政府的任何“建設”計劃，這就是印度高速公路幾乎沒有的根本原因。
印度的法律體係源於英國，屬於“海洋法”體係，這個法律體係重取證、重法庭控辨，由於取證困難（因為政府軟弱，管理混亂），造成印度政府內部的腐敗現象無法受到懲罰，致使貪汙盛行，俞演愈烈。
同樣地，印度的官場也形成了貪汙腐敗的“潛規則”，隻不過這是民主政體下的“潛規則”，這種現象是現行的印度的法治體係無法根除的。印度的權力製衡的政體不但沒有起到她應有的“憲政”作用，相反卻成了各方勢力從事政治分肥，攫取納稅人血汗，以及為一己之私而互相扯皮的工具。
印度人口的自由流動，城市裏湧進大量的農村人的現象，一方麵反映了這個國家“人口爆炸”的事實，另一方麵也說明了這種政體的低效和無能，印度的人口增長率是很高的，今天印度總人口己突破10億大關，有資料顯示再過三、四十年代印度的人口就會超過中國，居世界第一。
印度的有識之士不是沒有意識到印度的人口問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也是英迪拉.甘地政府，曾經推行過類似於中國的“計劃生育”的政策，可是這頂政策很快被廢止了，因為它引起了選民的強烈不滿，也由於它違反“人權”而被總統下令終止。到了今天，任何一個印度的政治家都不敢再談論類似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除非他不想再從政，也不怕再得罪選民了。
今天的印度政府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控製人口生育的政策，印度人口的惡性增長不僅是印度、也是亞州乃至全世界的一顆定時炸彈，不知到它什麽時候會爆炸，要知道人口過剩問題是一個國家麵臨的最難辦、最棘手的問題，它幾乎是無解的。環境破壞了還可以恢複，經濟危機可以渡過，糧食可以通過科技增產，唯有龐大的人口過剩是無法解決的，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人民象我們中國人一樣深深體會到在人口問題上的無奈和沮喪，也體會不到我們對人口問題的敏感。
所以當一個國家出現人口嚴重過剩的危機時，是不能聽從選民或人民的意願的，政治家應當有勇氣為了民族的長遠利益而做出斷然決定。從印度的人口問題及人口政策的變化，我們也可以加深對“自由不是人民，自由遠高於人民,人民的自由不是人類自由的全部，民主政治並不能單獨完成或者推進人類的自由大業”這段話的理解。

印度民主政體得以維持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她的經濟體製。印度獨立後，印度政府在經濟上采用類似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的體製，這種經濟體製無疑有很多弊病，但是在客觀上，它保護了印度下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生存，使得印度這樣一個人口大國避免了由於貧富問題而產生的種種不良現象，使得貧無一錐之地的人也能吃上飯，這樣就緩解了社會矛盾，也保障了民主政體的運行。

上個世紀九十年初，也就是1991年，印度政府開始對經濟體製進行改革，在經濟中引出更多的“市場”的色彩，減少政府的幹預和補貼，從那時起印度的經濟開始有了一些起色，例如軟件業得到快速發展。

但是印度也同樣遇到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例如農業的問題，印度農民比中國的農民更窮，更需要政府的補貼和幫助，印度的農業並未市場化，政府仍在管製著農民的產品，農民不能自由地向市場出售他的產品。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印度安得拉邦政府曾在英國國際開發署的資助下對農村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英國國際開發署向印度安得拉邦共提供了2.48億英鎊（約合4.55億美元）的援助。這筆錢名義上是用於改善當地的衛生和教育狀況，但實際上是有附加條件的，即安得拉邦必須對境內的43家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改革措施包括關閉、重組和私有化。
在改革中，安得拉邦關閉了4家國有企業，其中包括兩家與農業有關的企業，它們此前分別向農民低價出售農機和向貧困農民提供可靠種子來源。與此同時，在1999年至2004年間，安得拉邦許多農民在當局的勸誘下，由種植傳統的穀物改種經濟作物。

但同期，當局大幅削減了對化肥的補貼，銀行也減少了向農民提供的低息貸款，這迫使不少農民隻得到私人機構那裏去貸款，其利率竟至少高達36％。
然而，由於生產過剩和國際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等原因，農民以高昂代價換來的收成，卻賣不出幾個錢，許多農民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一些可憐的農民將農藥灌入了自己的肚子，安得拉邦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導致4000多農民由於債台高築而自殺，嚴酷的事實迫使英國中止了它的援助計劃。
由此可見，經濟自由化，對於脆弱的印度農村經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蘊涵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印度農民與中國農民不一樣，印度農民的生產相對單一，隻有糧食和蔬菜等種植業，印度由於宗教原因，肉類產量很低。
而中國農民不僅有糧食和蔬菜等種植業，還有養殖業和水果業，甚至還有鄉鎮企業，中國的肉類產量，特別是豬肉產量居世界第一，家禽肉類和漁業產量也名列前茅，這大大降低了中國農民的經營風險，即使是這樣，中國也還麵臨著嚴重的“三農”問題，可以想象印度農民的處境又會好到那裏去呢？
印度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對於印度的民主政體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經濟自由化必將帶來“商品崇拜”和“金錢崇拜”，它有可能誘使印度人民向“物質主義”的方向轉變，使得印度窮人開始對現實不滿，對貧富懸殊、社會不公正現象切齒痛恨，如果真到了這一天，印度大動蕩的時刻就會到來。
當我們深入到印度人民的內部去觀察這個民族時，印度人，或者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與世界其他民族包括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深刻的差別就顯示出來了。如果說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多少都屬於是“物質主義”的民族的話，那麽印度教的印度人則是典型的“心靈主義”的民族，或者說“唯心主義”的民族，我們中國的藏族同胞，也屬於這種“唯心主義”的民族。
根源：傳統文化？
印度是“唯心主義”大國。“唯心主義”民族有什麽特征呢？一般來說“唯心主義”的民族，他的一切行動的出發點，都是從自己的心靈出發，從宗教信仰出發，而不是從赤裸裸的物質利益的角度出發，這與“物質主義”的民族成了鮮明的對比。現代印度的曆史，是完全由心靈推動的，印度的獨立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印度人民在甘地領導下的不合作運動，靠忍耐，靠自己的崇高的精神氣節而成功的。
獨立之初聖雄甘地在麵對教派衝突，血腥的事件一個又一個在全國上演時，他不是動用國家機器來強行介入，製止悲劇的繼續發生，相反，他采用絕食這種方式，企圖用自己崇高的心靈來感化衝突的各方，聖雄甘地成功了，因為他抓住了印度人的心靈要害。
“唯心主義”民族是完全被宗教控製的，宗教的教義不僅控製了他的心靈，也控了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行為方式，印度教民族的種姓製度，素食主義，以及馬路上的“神牛”，就是印度教對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影響的外在表現。
“心靈主義”的民族無疑在精神上非常崇高，聖人倍出，但在物質成就方麵卻乏善可陳，他也不追求物質主義的享受。而“唯物主義”的民族雖然在物質建設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境界上卻非常渺小，心靈空虛。所以“心靈主義”民族在麵對貧窮，不平等，腐敗等社會問題時有很強的寬容和忍耐力，他們習慣安於現狀，把希望寄托在來世，即使是一貧如洗的人也心平氣和，隨遇而安。幾千年來，印度人民就是在這種心靈的追求中生活的。
但是“心靈主義”的民族也必須要有最基本的物質生活，例如人總得吃飯，以維持生命的延續，假如一個民族到了饑餓的邊緣，那心靈主義也必須要讓位給物質主義，印度人民的幸運之處就在於這個國家的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這個國家的麵積雖然隻有中國的三分之一，但耕地卻比中國還多，這足以保證印度人民至少在今天有充足的糧食供應，所以至少在今天，還看不出印度教人民存在著向物質主義轉變的動力。
“心靈主義”民族與民主政體相結合，就產生了一個奇妙的現象，一方麵她使這個國家的民主政體順利運轉，另一方麵這個國家的物質建設的成就卻極為糟糕，也就是說“物質自由”被阻礙了。
大量的外國人的對印度的考察報告告訴我們，這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之差讓人震驚，獨立近六十周年了，這個國家還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遍布全國的電力網，糧食產量隻有中國的一半，文盲和赤貧人口仍占很大比例，城市裏存在著大量的貧民窟，大量的無業遊民進入城市，造成城市管理一片混亂，這些無業遊民的後代也失去了上學的機會，成了流浪兒童。
政府的軟弱管理帶來大量的社會問題，由於人民的麻木和不理性，使得他們對政府的腐敗和不作為聽之任之，無動於衷。這種怵目驚心的情況是任何一個“物質主義”的民族不能忍受的，很可很早就爆發革命了，可是在印度，“心靈主義”的民族是不會革命的，他們隻有忍耐，甚至認為這一切天經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