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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49年後，作為中國最重要工業城市，上海糧食一直依賴外地供給調撥。1950年1月，為此專門設立華東糧食調運指揮部，不惜代價從“老解放區”調運糧食至上海。
1957年，上海糧食主要從四川、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等地調撥，全年總量達到16.83億斤。1958年大躍進漸入高潮，為了保障上海的糧食供應，先後成立進口糧接運辦公室、華東運糧指揮部，組織調運糧食。1959年饑荒情形開始在全國各地出現。作為上海主要糧食供應區的安徽、江蘇、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後開始出現嚴重饑荒，但保證上海糧食供應的調撥要求並沒有撤銷。
時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糧棉油調運指揮部，將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列為首要目標。是年5月，上海市內糧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緊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堅決要求各省黨委，發動大規模的群眾短途運糧運動，通過人背、畜馱等方式，將糧食集中運輸運到交通線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內的地區調運。而此時正是全國饑荒最嚴重的時期。
之前看到過一段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秘書陳振寰的訪談。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研究四川農村的饑荒救濟問題。會中，中央某領導(哪位? 轉載者注)打電話，表示還要調1億斤糧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讓財辦主任張韶方告訴李先念：再調一億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對方仍很強硬，甚至說“死人也得調！”不久，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不必隱名吧, 轉載者)到四川傳達中央文件，臨返回北京時，其對李井泉說：“井泉啊，糧食還得調，死人也隻能死我們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
當然上述情形隻是陳振寰個人的回憶，不過聯係當時上海等地糧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達的一係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據糧食部的統計，1960年上半年全國糧食調運量一共達到120億斤，基本都是運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礦區。
除了調運糧食外，上海當時還曾經嚴格限製糧食外帶。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頒布過《上海市糧食及其複製品外運管理暫行辦法》，在一些交通幹道、碼頭及車站，對旅客行李進行檢查，防止所謂“糧食外流”，凡是攜帶糧食兩斤以上者皆屬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與浙江停止糧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與江蘇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糧食銷售領域建立起“製度屏障”以維護上海本地的糧食供應，保障戶籍居民不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254769151/
北京天津上海籍人士中的一些人能活下來, 要感謝的是國際影響, 因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死人的話, 國際影響不好", 隻好餓死點別的地方的人來保證"大城市的人"不餓死, 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決定不是天津上海(是在北京的人作的)做的, 要怪也不能怪天津上海人.
1957年，上海糧食主要從四川、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等地調撥，全年總量達到16.83億斤。1958年大躍進漸入高潮，為了保障上海的糧食供應，先後成立進口糧接運辦公室、華東運糧指揮部，組織調運糧食。1959年饑荒情形開始在全國各地出現。作為上海主要糧食供應區的安徽、江蘇、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後開始出現嚴重饑荒，但保證上海糧食供應的調撥要求並沒有撤銷。
時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糧棉油調運指揮部，將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列為首要目標。是年5月，上海市內糧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緊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堅決要求各省黨委，發動大規模的群眾短途運糧運動，通過人背、畜馱等方式，將糧食集中運輸運到交通線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內的地區調運。而此時正是全國饑荒最嚴重的時期。
之前看到過一段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秘書陳振寰的訪談。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研究四川農村的饑荒救濟問題。會中，中央某領導(哪位? 轉載者注)打電話，表示還要調1億斤糧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讓財辦主任張韶方告訴李先念：再調一億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對方仍很強硬，甚至說“死人也得調！”不久，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不必隱名吧, 轉載者)到四川傳達中央文件，臨返回北京時，其對李井泉說：“井泉啊，糧食還得調，死人也隻能死我們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
當然上述情形隻是陳振寰個人的回憶，不過聯係當時上海等地糧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達的一係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據糧食部的統計，1960年上半年全國糧食調運量一共達到120億斤，基本都是運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礦區。
除了調運糧食外，上海當時還曾經嚴格限製糧食外帶。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頒布過《上海市糧食及其複製品外運管理暫行辦法》，在一些交通幹道、碼頭及車站，對旅客行李進行檢查，防止所謂“糧食外流”，凡是攜帶糧食兩斤以上者皆屬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與浙江停止糧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與江蘇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糧食銷售領域建立起“製度屏障”以維護上海本地的糧食供應，保障戶籍居民不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254769151/
北京天津上海籍人士中的一些人能活下來, 要感謝的是國際影響, 因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死人的話, 國際影響不好", 隻好餓死點別的地方的人來保證"大城市的人"不餓死, 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決定不是天津上海(是在北京的人作的)做的, 要怪也不能怪天津上海人.
我們老家才四川東部，很窮的地方，我奶奶就是1944年被而死的，而1959－1962沒有一個人被餓死。 奇怪吧？ 我70年代是，很多四川朋友，問問他們家裏有沒有那時被餓死的，都說沒有。
70年代的時候，原來我是相信那時餓死很多人的，一直想找到見證人，問過很多人，家裏直係親屬，有沒有餓死的，沒有人說有，都記得很餓得很難受。 我現在相信，肯定有餓死的，但是沒有那麽多。
原因主要是，解放後，人口增加過快，人均耕地麵積急劇下降，遇到災荒，就出問題了。 馬寅初先生的大作裏麵都有。 馬先生的極其弟子們的研究都正麵，1949年後，中國農業的生產率是不斷提供的，因此大家的生活，不可能不1949年以前更差。 鋼產量也逐年增加，社會生產力在不斷增長，才能有以後的改革開發。
也就是说在1949年以前，上海粮食一直是自己種植生产，自给自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