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嫉英才，陳子明去得太早了

早知道你的英名，欽佩你的道德文章，為有你這樣研究生院的校友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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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異見人士陳子明在北京病逝

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由 siyu

中國著名政治異見人士、政治學者和評論員陳子明星期二（10月21日）在北京病逝。 陳子明去年12月被診斷患胰腺癌晚期，曾在北京、美國波士頓治療，廣受關注。

陳子明，1952年1月生於上海。1980年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1984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著作有《西方文官係統》，《職位分類與人事管理》，《現代政治學導論》，《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陰陽界——陳子明王之虹書簡》，《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等，譯著有《波普》。主編《外國著名思想家譯叢》、《現代化與政治發展》叢書、《青年理論家文稿》輯刊。 近十幾年來，以王思睿、喻希來、吳紫辰、沈延生、華偉、於鳴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陳大白、高健傑、洪民、董羅民、郭奈仁、餘韌、之民等筆名，發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論文和譯文百餘篇。


<我的“插友”陳子明>

　　　　揚　子

　　陳子明是我當年插隊時的鐵哥們。我認識他差不多也有十七、八年了。他是北京老初一的學生。算起來過了大年他也該是三十九歲了。當年我們大約八百人一起被分配到內蒙錫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隊。陳子明在額爾登高畢公社，我們隊在另一個公社，和陳子明他們隊有一小段共同邊界。初到草原和剛來美國時的感覺差不太多。草原深處遊牧的蒙古人和來自城裏學生有著民俗習慣和語言文字上的巨大差異。蒙古草原地廣人稀，每個生產隊的直徑都在五十到一百華裏之間，而人口隻有二三百。剛到那裏時也和剛來美國時一樣，一頭紮到一個地方就不動了。阿巴嘎旗插青多來自北京市西城區。西城區有幾所名牌中學，如師大女附中，男四，男八，第一女子中學（女一中）等。而不少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及所屬各部委，特別是中南海就在西城區地盤，故西城區可算是首善之區的首善之區。幹部多，幹部子弟也多，弄得阿巴嘎旗的插青中幹部子弟的比例也很大，因之消息也快。插隊四年後開始大學招生，和最初放洋留學一樣，沒有公開招考，都是內定的。大官的子女盡管很多人的老爹還沒“解放”，但到底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都捷足先登了。第二年就是張鐵生那年，正式恢複高考。我也蠢蠢欲動，找出幾本舊書翻起來。同時各隊各公社插青之間也已開始走動。我們不時收到某隊插青傳來的邀請，於是大家提前一天抓好馬匹，第二天一早便長途奔襲式的去“串營子”聚會。一住就是兩三天。每次東道主都是傾其所有，使出渾身烹調解數招待來客。男生多是幾個月不曾洗澡理發，女生倒是盡其所能地打扮得幹淨利索。雖無“論秤分金銀，成套穿衣裳”，倒也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酒足飯飽之餘就是海聊，我們的侃術多半是那時練出來的。每回都吃得主人酒肉盡，菜糧絕方罷。記得那時我們自名為“蝗蟲隊”，隊詩就是普希金的＜詠蝗蟲＞：“蝗蟲飛呀飛，飛來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從此飛走無音信。”同是阿旗出身的李大同（八九年春季千名記者簽名要求新聞自由的召集人）當年寫的一本小說《心弦》裏就有對這種聚會的生動描寫。和在美國千裏驅車赴約會的豪氣沒什麽差別。我大約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陳子明。

　　當時插青的話題已轉入高考複習，大家多是初中生，正在惡補高中課程。常有人找出些刁鑽古怪的難題來作難大家。記得有一回用背誦《紅樓夢》裏的＜好了歌注＞（“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當酒令，背不出來的罰喝酒。之所以選用這首散曲做酒令，也因為不少插青的境遇和心情很有些象落難公子。陳子明那時最要好的朋友是和他同包的徐雲。他們倆也最愛作東，所以大家都喜歡他們，特別願意應邀到他們那裏做客。一九七三年那次公開招考我們都因為種種原因被刷了下來。朋友們和舊情人走了不少，剩下的人倍覺友誼可貴，大家來往得更加頻繁，索性自名為孫山協會。我們那時自名的協會還有一個是馬大哈協會。插青們不肯放棄讀書，日子都過得亂七八糟，丟三落四，故有“馬協”之稱。“馬協”的事跡就是我們互相打趣的笑料。

　　一九七四年，陳子明和徐雲都上學去了。陳去了北京化工學院，徐去了錫盟師範。我則一直留在隊裏。沒多久就聽說他們出事了。直到他們被釋放後，徐雲來我家才向我講了整個事件的細節。陳徐二人關心政治，想得很深遠，分手後一直保持通信聯係。信中當然有不少舊日的話題。一天陳子明在學生宿舍看完徐雲的來信後，忽然有急事出去，就隨手把信放在了桌子上。等他回來後發現信已不翼而飛。他是馬大哈協會的當然會員，這種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他當時就意識到要出事，立刻通知了徐雲，徐雲馬上考慮到不能牽連其他朋友，就告訴了一個他恰巧遇見的，不是很熟的女生，把消息擴散了出去。那時的公安係統也沒什麽效率，過了很長時間才逮捕他們。在“四人幫”炙手可熱的年月裏，他們竟然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說：“王洪文這樣的人當接班人我們不放心。”他們雙雙被判刑，陳子明送北京郊區勞改場服苦役，徐雲押回內蒙。“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時適逢勞改場放假兩天。陳子明義無反顧地到了天安門廣場並成了四名進入“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的談判代表之一。事後陳子明按期銷假，返回勞改場。等到天安門廣場“清場”完畢，公安局發出通緝令通緝“小平頭”時，他早已在公安局的勞改場裏幹活兒去了。所以一直也沒抓到他。

　　“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他們才被釋放，又拖了很長時間才獲平反。然後他考上了科學院環化所的研究生，競選了一屆研究生院的學生會主席。後來我出國了，就沒有他的消息了。我原來估計他也出國了。但“八六”學潮，留學生千人簽名時卻沒有找到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還在國內。“六四”之後見到有關他再次被通緝的報導時我料他又回內蒙了。沒多久，仍留落在草原的朋友們傳過消息來，通緝令已發到旗裏了。等到他被捕的消息被證實時，他果然曾逃亡回過內蒙。

　　我和陳子明中斷聯係也有好多年了，好多當年的朋友連姓名都記不清了，但陳子明給我留的印象卻磨滅不掉。我不知道他什麽時候開始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我們剛認識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走進他們蒙古包，迎麵櫃上赫然放著一本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那時中央剛剛開始號召學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裏仍是“雄文四卷”，最時髦的也不過放著一兩本如《法蘭西內戰》或《哥達綱領批判》之類的書。從他的談吐中可感覺到他不是在趕時髦或是追求“時髦趕我”，而是真讀過這些經典啟蒙讀物的。當消息最快的插青裏的幹部子弟開始傳播有關江青的小道消息時，陳子明的話題已經是這個社會的結構不合理，不公平和管理得沒有效率了。

　　我閱人雖不很多，在見識的人中聰明的多不善良，善良的又乏聰明，聰明善良的多無大誌。有大誌的又不誠實。我所知道的出了名的所謂“民主精英”裏就不乏此輩。但陳子明確是個例外。他有過人的聰明，他幾乎剛進“工農兵學員”的大學沒多久就被捕了，到他被平反時他那屆學生已經畢業了。算來他沒怎麽讀大學課程，卻也不費勁地考進了科學院研究生院。陳子明的聰明並不咄咄逼人，說起話來一語中的，但卻從不聳人聽聞。有一次我們從牲畜近血緣交配對遺傳不利談到人類近血緣婚姻容易造成癡呆兒時，陳子明平淡地說：“那也不一定，我的父母就是表兄妹，你們看我癡呆麽？”他從不與人為一些荒唐的政治概念爭吵。道同則與謀，道不同則不足與謀而已。一次聚會中一個插青喝醉了酒大哭，嘴裏來回說著對不起革命前輩的車軲轤話。我們互相會心地交換一下眼色，知道話不投機。陳子明則忙前忙後地給他擦去嘔吐的汙穢，服侍他睡去，克盡地主之誼。第二天他清醒後連道對不起。

　　我們那時的草原沙龍有好幾個。有醉心於憧憬共產主義美好未來而徹夜暢談的，有組織“讀書會”讀馬列原著而挨軍管會整的，有還沉浸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門與偉大領袖握過手的幸福回憶中的。更多的是聊馬的，某馬某次如何如何等，聊到走火入魔的程度。老鬼的《血色黃昏》對此有生動的描寫。一如留學生在美國聊車。但這些沙龍連同他們的話題都隨著時代的變化大浪淘沙，煙消雲散了。唯有陳子明仍然在他一開始就瞄準的路上繼續走著，已經走了二十年了，而且越走越顯得他的大方向正確和老道。記得“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後我們幾個舊日老友相約在我家聚會。已經獲釋的陳子明和徐雲本當春風得意才是。但他們卻絕不強人所難，特地托人轉問我是否還歡迎他們來做客。我當然歡迎。但後來隻徐雲來了，陳子明又投身《北京之春》，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來。這次陳子明惹了這麽大事，他的名字卻不見經傳，不為外界所知，正和我所了解的陳子明的性格是前後一致的。

　　陳子明的特點是能成事，但不抖機靈。記得那時插青為了及早“上調”，都在不遺餘力地自我表現，但所做所為無非是大轟大嗡地幹些勞民傷財的蠢笨事以迎合上級，沒一項是真有用的。出了點名的插青不少，但從未聞陳子明和徐雲的名字。一次去他們那裏串營子，陳子明帶我去飲馬時指著一個倚山圍起的池塘告訴我這是他們幹的活。內蒙草原幹旱缺水，在學大寨的旗號下插青幹了好多打幹井筒子和修築引不上水的幹渠道的蠢活。但陳子明他們卻是在一個山坡上的泉眼外邊，利用山勢築了一道拱形壩，積蓄泉水以飲牲畜。在地廣人稀的草原，每隊隻有不到五十名勞力。能抽出的備補勞力不出四五人。而那裏落後得沒有任何機械，隻靠陳子明和徐雲帶著兩三名白音牧主用鎬頭從山上刨出大青石頭，再用牛車拉到工地，然後用兩臂一塊塊抱起這些大石頭壘到壩上，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這個工程的設計顯然是費過心機的，而且頗解決實際問題。蒙古老鄉對此很滿意，他們的人緣也因此頗佳。這次若不是公安機關太有效率的話，那裏的老鄉肯定會再次收留陳子明避難的。

　　陳子明從不以恩怨劃是非。我們當時不管讚同過血統論的還是讚同過出身論的或是無所謂的，最後都遭了出身之累。大家一起聊天時最大的避諱就是誰也不問別人的出身，和在美國不問別人年齡以互相尊重隱私一樣。所以至今我也沒能確切知道陳子明到底出身什麽樣的家庭。他的心理絕對正常，人格沒有受到過扭曲，為人不卑不亢。他的父親似乎是個工程師。總之，如果他不是出身既得利益集團的話至少和共產黨沒有血仇。用他的聰明再加上他“四．五”英雄的履曆，隻要他不拒絕招安的話，平步青雲的前途是沒問題的。然而從後來關於他的報導看，他終於未受招安，一直保持著獨立民間力量的本色。正當逃離海外的“民運精英”的幼稚舉動貽笑大方時，我又想到老朋友陳子明。如果他也能成功地逃離的話斷不至如此出乖露醜。

　　憑我的直覺，共產黨對陳子明這種深具社會責任感和清醒頭腦的人是含恨至深的，必欲除之而後快。我因此也對老朋友的命運擔憂。當我在北美過著牛奶麵包，汽車洋房的日子時，那壁廂陳子明又罹了牢獄之災。記得當年的一個清晨，我和他一起步行出去找馬，邊走邊聊，我們之間談話沒有術語上的障礙，他很得體地試探著勸我和他一起幹，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奮鬥。我則苦笑著搖了搖頭。這種荒唐的國家，發了瘋的民族，救它何益。中華民族是個老年性癡呆的行將就木的衰敗文化群落，除了提當年勇外，隻有忘恩負義，自相殘殺和不講理是它的行為準則了。你不見共產黨內外那些真為解救這個民族而奮鬥的仁人誌士一個個都被他們解放了的“革命群眾”整得死去活來的現實？比如說趙紫陽在三年困難時期利用職權從廣東調了一批糧食救濟他河南老家的鄉親。不料文革一起，沒良心的河南人卻把這事揭發出來算做趙紫陽的罪狀。革命吃自己的兒子，別忘了伊索寓言裏那個救活了凍僵了的毒蛇卻被毒蛇咬死的農夫的故事。還是《紅樓夢》裏賈探春的評語有道理：“才自清明誌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你我生逢亂世，時運不濟，還是先救自己，為個人前途奮鬥吧。有道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如果中華民族的衰亡是其自然規律，你我想要救它，還不是螳臂擋車。如果這個民族文化的衰亡不是自然規律的話，又何必多此一舉去救它？　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從此舊話題照聊不誤，但再沒勸說過對方。

　　如今，我這個蠅營狗苟為五鬥米折腰的小人雖然“萬裏東風一夢遙”，但已不再有凍餒之苦，陳子明這等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君子又在冰冷的水門汀牢房裏啃窩頭就鹹菜。近二十年的經曆證明我是正確的，眼光是看得準的，但我不僅不以此為榮，反而更加沮喪。難道真的是皇天不佑中華，生了江青夫婦這對元凶巨惡為禍中國還嫌不夠，還要把魏京生，陳子明，王軍濤這些熱血未盡的兒男斬盡關絕才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