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崔澂教授

一九七八年六月去科學院植物所參加研究生複試, 第一次見到崔先生。 當時我正就讀於南開大學生物係 (“ 社來社去 ” 班 ), 雖有幸入選複試, 但自知學識尚淺, 要去麵對國內植物生理學界的大家, 前輩, 心裏很沒底。 到京後即先去動物園旁的植物所拜訪, 一來認好路徑, 二來先去打個招呼。 恰好崔先生正在辦公室, 對我這個大學尚未畢業的小輩很客氣, 告訴我參加複試不要緊張。 初次見麵, 時間不長, 但使我感到這是位平易近人的老先生。

十月份開學後不幾天, 崔先生即騎自行車來研究生院看學生。 當年考入他門下的有徐兄雲路, 張兄貴常和我共三人, 先生不但驅駕來看我們, 並邀請幾日後到府上吃飯。 但隨後又小聲叮囑我們不要告訴其他人,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老師好飯好菜款待學生, 現在已是司空見慣, 惟當時文革剛剛過去不久, 可能還是件敏感的事, 看得出先生是個相當謹慎的人。

在家中, 崔先生同我們談起他與已故植物生理學界的老前輩羅宗洛教授的師生情誼。 羅先生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 是中國現代植物生理學的開拓者之一, 抗戰勝利後受命接掌台灣大學任台大戰後第一任校長, 後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長, 五, 六十年代他還以大膽敢言在國內知識界著名，人稱“羅大炮”。 崔先生在浙江大學作羅先生的弟子時, 多受到羅先生的教誨和關懷。 羅師母隻長崔先生十四歲, 亦施以母親般的關愛, 還時常為弟子們洗衣服。 崔先生少年喪父, 對這些尤恩感深重, 與羅師,  羅母及其子女自此親誼幾十年。

一九八 O 年底崔先生患膽結石住醫院手術, 看護期間, 接觸交談較多, 加深了對先生的了解。 當時正在大力宣傳 “兩個文明”, 先生談起他少時學校裏開的一門課叫“修身”, 記憶深刻。 引用曾子的話“吾日三省吾身”, 認為那門課對學生的品德修養很有益。這一則是對時事而發, 一則是比較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先生還談到他五十年代回國後, 在當時抗美援朝的大勢下, 上級安排他在一些場合做報告, 控訴美帝國主義， 其實很多所講的都是將一些早年在美留學、工作時看到 、聽到的事情牽強附會地“上綱”到帝國主義的高度, 對此, 他感到愧疚。 以崔先生當時近七十歲的高齡和地位, 向弟子吐露這些真言, 可見其樸誠。

植物所有人曾比較前所長湯佩鬆教授和崔先生, 戲言 “一洋一土”。 崔先生留美多年, 出國前即是浙大的講師, 所謂“土”也隻是相對湯先生世家子弟的作派而言。 作為弟子, 我喜歡崔先生的誠懇, 親切。 不過, 老來三分善, 聽說先生壯年時對門生要求的嚴格亦是很讓人懼的。 人老時, 率真又更能突現出來。 記得我某日去五道口買書, 在街上看到崔先生一手扶車把, 一手拿根冰棍兒, 邊騎自行車邊吃, 根本沒有 “大教授“的樣子。

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後, 由當時在澳大利亞進修的陶國清研究員介紹牽線, 崔先生和湯兆達先生推薦我去澳洲留學, 師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 D. S. Letham 博士。 Letham 是發現玉米素（Zeatin）的著名學者, 此前崔先生與他僅在一次國際會議期間謀過麵, 但對 Letham 博士謙遜的言談舉止印象深刻, 認為他很有中國傳統社會推崇的謙謙君子之風, 是出國留學擇師的上乘之選。 我即隨 Letham 博士學習多年, 以後又合作研究至今, 受益匪淺。 除了研究外, 還建立了很好的個人情誼。 正如崔先生所薦, 他的為人是讓我最為敬重的。

出國後, 我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先生和師母。 一九八 O 年代後期崔先生因患腦血栓不能再握筆寫作, 同時亦言語受阻, 從此無法與家人和來訪者如意交流。 他大多數時間讀報看電視, 平靜處之, 但也常因欲表達自己不能盡意時而焦急。 想先生一代學者 , 閱曆豐富 , 除自身的學術領域外, 對曆史, 政治, 文化等社會諸方麵都有不少感悟。 時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年代, 他定有許多感歎和見解, 如能盡情表述, 將會使其晚年的生活多有愜意, 對我等後輩也象其學術成就一樣有益。

一九九七年初我最後一次見到崔先生, 彼時他已幾無意識, 在家中由崔師母看護。 我返澳後隻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即聽到他逝世的消息。 先生一生勤奮治學, 忠厚待人, 提攜後來者, 最後無惡疾而平靜過逝, 算 是壽終正寢了。 古人雲: 德勝才為君子。崔先生正因為此也更讓人懷念。

 

* 崔澂 教授 (1911 – 1997) 是中國著名的老一輩植物生理學家，早年就讀於齊魯大學和中央大學，上世紀四十年代赴美在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在威斯康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五十年代初回國後曾先後任南開大學生物係副主任，中科院植物所生理室主任，兼南開大學生物係主任和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並擔任全國植物生理協會秘書長和植物學報主編。 崔先生在礦質營養和植物激素等研究領域有過突出的成就並教授培養了大批學生。也以此文悼念 2003 年去世的崔師母。
 

這篇小文2005年初登到《華夏快遞》後引來同窗能飯兄的大作。

　　　　　　　　　　　　　　　西恩地界遇故知

　　　　　　　　　　　　　　　　·尚能飯·

“大隱隱於市”；在這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人可以在某些方麵孤陋寡聞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筆者自八十年代初來美，既非目不識丁的睜眼瞎，亦非囿於餐館的偷渡客，卻直到最近才闖入西恩地（ＣＮＤ）這一“阿麗絲的仙境”。適逢西恩地創刊１６周年，特撰此小文致賀；並感謝這一海外中文媒介，為我們這些平時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中國人和假洋鬼子們提供一片園地，來豐富我們業餘的文化生活，宣泄我們的去國思鄉之情，耕耘我們的刻骨銘心的母語之戀，以及實現令我們心馳神往的作家之夢…

感謝西恩地，我最近在“華夏快遞”中驚喜地見到張韌兄回憶其恩師崔澄先生的大作；除了頓生“網上遇故知”的感奮之外，又一下子把我的思緒拉回到了２７年前的中國科大研究生院。那是１９７８年深秋，中國科學院京區各所文革後首次招收的８００多名研究生齊集在原北京林學院舊址，主樓前掛上了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的招牌。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那裏度過了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年，集中學習英語和部分基礎課程。

我們的教室和宿舍同在主樓內；宿舍通常是由一間教室隔成互通的內外兩間。張韌兄及其文中提到的徐雲路和張貴常諸兄等幾位植物所的研究生住在裏間，外間住著我，地質所的曾湘山兄（曾文正公的後裔），聲學所的鮑小琪和孟京生兄（二位均是文革前考入哈軍工的高材生）以及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高克勤兄（現為北京大學的長江學者和特聘教授）。由於我隻在研究生院呆了第一學期，所以掐指算起來，與張韌兄分手已整整２６個年頭了。１９８４年回國探親時，我曾在莫斯科餐廳前邂逅張貴常兄攜其新婚妻子散步—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北京竟有那麽美麗的女孩子，而貴常兄又有這等的豔福！

１９７８年—那是個曾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年頭，也是“西單民主牆”曇花一現的歲月。用狄更斯“雙城記”開頭那段膾炙人口的名句來形容它，是最貼切也不過的了：“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麵前好象無所不有，但又象一無所有；我們似乎頃刻即上天堂，但也可能瞬間便下地獄…”（筆者自譯）。總之，那是舉國上下在嚴冬之後感受到一絲春暖時，所呈現出極為亢奮和躁動的年月。我們那８００多“舉子”中，固然有許多達官顯貴的子女和卓彥碩儒的後人，但也不乏象筆者這類耕讀之家的子弟通過新科舉之途，僥幸地跳入了龍門。記得每逢碰見那位曾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偉大領袖戴紅衛兵袖章的女同學以及其他中央首長的子女，我總情不自禁地要摸摸自己的前額，看是否這是發高燒中的夢境…

我們又是那個畸形年代孕育出的怪胎：我們同學之間的年齡相差可說是整整一代人（從２０來歲到４０來歲），文化基礎更是參差不齊（有的是文革前未及結業的老研究生，也有新畢業的工農兵學員，還有少數自學成才者）。當時社會上出國潮剛剛興起，英語熱則猶如熱浪衝天，我們那８００多人實際上是集中起來進行英語強化訓練。而主持英語教學的李佩老師，乃是大名鼎鼎的兩彈元勳之一的郭永懷先生的遺孀（我將另文記述李佩老師）。我英語基礎尚可，故有閑空去聽一些國內外名人的來校演講，包括胡克實，李昌，於光遠，李政道和王浩等人的報告。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算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教授了。

王先生來研究生院作報告時，正值隆冬；他身著中式棉襖，頭戴“智取威虎山”劇中人物小爐匠戴的那種三塊瓦式的棉帽。帽子似乎小了一些，所以他在演講中要不時地去扶扶帽子，引得我們在下麵竊笑。他雖鬢毛已衰卻鄉音無改，帶有很濃的山東腔。他老先生看著台下正襟危坐的我們這一幫“老童生”們，開口便道了一番大實話：“我來這裏看到你們刻苦學習的情景，甚為感動。孔老夫子說：‘知不可為而為之…’唉，這也實在是太難為各位了—精神可貴，精神可貴…”坐在我旁邊的湘山兄對我使了個眼色，我會意地笑笑。說實話，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當時自視頗高；記得我們周末進城，帶著科大研究生院的校徽漫步街頭，行人每每投來羨慕的目光—那種感覺，我想，絕不亞於當今那些開著奔馳車兜風的大腕們！（遠不象今天的“博士多如狗，滿街胡亂走”之慘狀，真是：“看盡人間興廢事”，何為富貴何為窮？）。顯然，王浩教授的那番話，當時不啻是三九天給我們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至少讓我清醒了許多。

前幾年讀到汪曾祺的“金嶽霖先生”一文，文中是這樣描述西南聯大時的王浩的：“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麽樣子。”至少我們１９７８年冬見到的王浩，除了他未剪光頭之外，活脫脫的跟汪曾祺先生描述的一模一樣！盡管王先生此時已在美國生活了３０多年。同時，我也恍然大悟為什麽王先生那次戴的帽子顯得小了一些－－他的腦袋可能確實很大，也許那次真的沒有買到合適號碼的帽子！順便一提的是，後來不久我英語班上的同學於小康（於光遠先生的女兒）就到王浩那兒念研究生去了。

光陰荏苒，在我們那批研究生中，當時我還算是小弟弟，於今也已過了知命之年，那些年長者應已年滿花甲了。由於六四，其中不少人在海外紮下了根；除少許出類拔萃者外，多數人恐怕象筆者一樣，經曆了“少時神童，青年才俊，中年凡人，如今已成老不死”的人生四階段。回想在研究生院那段時光的雄心勃勃誌在高遠的情景，不禁莞爾一笑。此時心地正如陸放翁詩句所雲：“世態十年看爛熟，家山萬裏夢依稀。”

留守在大後方的我們的“同年”中，恐怕要數現任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的白春禮院士最為發達了。去年暑假，我回北京當年的研究所去“討生活”，一天下午應邀作個報告。在報告開始前，年輕的所長走上來悄悄地對我說：“實在對不起，您的報告能否在三點鍾之前結束？剛才接到白院長秘書來電，說白院長三點半左右路過我們所，要進來視察一下。”我打趣地說：“白院長當年在研究生院時，英語班可要比我低好多班啊…”誠然，這如同胡適之先生說毛澤東當年在北大曾旁聽過他的課一樣滑稽！此外，這顯然也是自己不能脫俗的地方，我理應為“同年”中出此“人傑”而歡欣鼓舞，見賢思齊才是！

那天下午，是我平生距離大人物最近的一次—但見白院長被人們前呼後擁著，好不威風！白院長從我臨時使用的辦公室門前走過時，所裏的一個小兄弟問我：“要不要見見您當年的老同學？”我當時那心情正象老戲戲文中所唱的那樣：“欲前又踟躇，踟躇複彷徨”—最終還是沒有臉皮湊上前去…不過，當時倒是猛然記起杜少陵的兩句詩：“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那情景委實不勝唏噓…

人世間本來就是一個龐大的競技場，曾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人，幾十年之後，窮達尊卑，天壤之別。除了各人在能力，努力和毅力方麵的差異之外，外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缺乏公平的遊戲規則的人生競技場上，更如陳寅恪所言：“…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因此，所謂“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時也”便成了亙古不變的十字箴言了。

謹以此文向張韌兄以及所有當年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的“同年”們致以問候！

□　讀者投稿

刊登在 2005 華夏快遞 kd05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