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暗助鄧小平改革開放

國民黨以這種方式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中國大陸熱火朝天搞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寶島台灣在熱火朝天地搞經濟建設。經濟成果頗豐的台灣，當時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中國大陸1976年結束文革動蕩，又徘徊了兩年之後，在百廢待興的經濟困境中，再次複出政壇的中共領袖鄧小平毅然主導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鄧小平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已使這個飽經風霜的亞洲窮國、大國逐漸變成經濟上小康的具有一定綜合實力的強國。實踐證明了鄧小平果斷地主導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在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的初期，身在台灣的蔣經國已經知道他這位與自己曾經留蘇的同學以及昔日好友在幾經政治沉浮之後下決心為中國的未來掌舵，並將中國扭轉到正確發展的軌道上。蔣經國對此不僅樂見其成，還在暗中相助。 當時的海峽兩岸尚延續國共鬥爭的慣性，台灣還沒有解嚴，也沒有開放黨禁和報禁，就連開放老兵回鄉探親也是後幾年的事。在那時的封閉和對立的條件下，蔣經國是怎樣得知鄧小平的心思，以及怎樣配合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並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的呢？曾經在東北領導國民黨係統領導地下抗日組織以及指導地下抗日工作的紀剛（趙嶽山）先生在保守這個秘密將近30年後，透露了其中一段詳情。 在1978年和1979年，正當鄧小平再次在中國政壇上複出並主導國家政策的時候已經下決心進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坦途還是溝壑？當時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尚不明朗，鄧小平由此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主張、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雖然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已定，但怎樣打這場經濟戰役，還需在戰術上細細研擬。 時任中國財政部部長的王炳乾從他派到日本研究經濟學的秘書那裏得知台灣知名經濟學家劉建仁也在日本，並與王炳乾的秘書有同窗之交。 劉建仁年輕的時候在東北是地下抗日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其工作範圍在黑龍江省，據點在哈爾濱。新中國成立前，劉建仁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並參與了台灣的經濟建設，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經驗，被李國鼎、嚴家淦視為不可多得的經濟人才。 曾為東北偽滿洲國抗日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之一的劉建仁先生與當時另一位領導人紀剛（本名趙嶽山）先生結下生死之交，互稱生死兄弟。紀剛先生在東北地下抗日組織的長春及沈陽總部工作，受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進入半公開時期之後，地下抗日組織被日滿軍警破壞得很嚴重。紀剛先生隨即在地下抗日組織中被認定為第四負責人。長年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尤其是自己陣營的同生死兄弟，彼此無話不說，但都約定不到時機成熟時絕不對第三人透露談話內容。 如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成果已舉世矚目，鄧小平、鄧穎超均已去世，劉建仁先生也於3年前病故。2009年9月，已經90高齡的紀剛先生約筆者暢敘，拿出了珍藏近30年的一份資料，囑附我在征求國內同意的前提下，將這段秘辛整理成文字或留存或公之於世。 1979年，王炳乾的秘書奉中央之命在日本找到了劉建仁，談起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推行改革開放的設想，還試探著問劉建仁可否秘密去大陸一趟，同時還為他提供來往進出大陸的方便條件。劉建仁雖然是位經濟學家，但當時海峽兩岸的政治對立還沒有結束，尤其是美國已決意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結束了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使台灣在國際舞台上遭受沉重打擊。劉建仁表示個人有這個興趣，但不便立即做出決定。 隨後，劉建仁回到台灣即向蔣經國報告此事。他當時也有兩種心理準備，一是蔣經國聞之大怒，徹底否決，二是勉強同意，以不聲張也不阻攔的方式默認。沒想到的是蔣經國聽到這件事，沉思片刻之後，心情複雜地說：“我們的同胞也要吃飯啊！” 劉建仁知道這是蔣經國同意了。不但同意了，還指示劉建仁搜集台灣這些年來搞經濟建設的資料，由劉建仁篩選出認為能切實幫助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的資料和數據。劉建仁得此指示後，心情愉快並緊張地進行赴大陸的準備工作，並與王炳乾在日本的代表商定赴大陸的具體行程安排。 劉建仁在動身去大陸之前，特意找到了當時在台灣開兒科診所的紀剛先生，興奮地告訴了紀剛有關這次赴大陸之行的曆史使命。劉建仁說，蔣經國想在暗中向鄧小平提供幫助，有關台灣經濟方麵的資料就整理了6個行李箱，要劉建仁去大陸時帶給鄧小平。但這件事不能公布，隻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5月份，劉建仁回到台灣，除了向蔣經國匯報與鄧小平、鄧穎超、王炳乾等中共要員見麵以及在中共的中央黨校開會發言的情形之後，也與紀剛先生詳述了整個過程。 劉建仁於1980年4月以經濟學家的個人身份秘密抵達中國大陸的北京，並被立即安排與鄧小平見麵。按劉建仁的想象，進入會客廳後，鄧小平見到他，從座椅上站起來打個招呼就已經是不得了的禮遇了，因為當時的鄧小平在中國可謂位於九五之尊，是中國未來的實際掌舵人。令他感動的是到了人民大會堂的時候，鄧小平與鄧穎超兩人親自在玄關迎接劉建仁（見照片1）。在熱情的寒暄之後，隨即進入正題。鄧小平安排與劉建仁單獨見麵詳談。鄧小平的機要秘書為他們拍照留證之後，也走出會議室。這時，在會議室內，隻有鄧小平和劉建仁（見照片3）。鄧小平開言道：你我都做過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規矩我們都清楚……劉建仁接下話茬：出了這個門，我沒見過你。 隨即，兩人哈哈大笑。 劉建仁回憶說，鄧小平非常誠懇也非常客氣地與他交談，開誠布公地介紹中國前幾十年的經曆，以及當時要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鄧小平還簡述了他準備推動的經濟改革計劃。劉建仁問：您是隻想聽好聽的？還是不拒絕聽難聽的話？鄧小平答道：要是聽好聽的，我們的人民日報可以天天講我愛聽的，那就不需要你來了。“我想聽真實的。”這是鄧小平的原話。 劉建仁說：那我就沒有什麽顧忌了。說了難聽的話，您也不要生氣。 劉建仁表示，中國大陸前幾十年走過的路，已經是過去的事了。鄧先生推動改革開放，以經濟為先，確是必須走的路。雖然前景如何不好一一預測，但總體上可以這麽說：改革開放一定有危險，但也有生機。鄧先生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想法，就是一種一邊摸索一邊前進的想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預測不到的事。出了事，再說出事的解決辦法，但如果不改革開放，中國隻有死路一條。 劉建仁向鄧小平透露了蔣經國對此的態度，樂見大陸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並表示將台灣這些年的經濟建設資料提供給鄧小平做參考。這次帶來了6個行李箱的資料。如果大陸方麵需要更多的資料，可以再由劉建仁回到台灣之後整理出來向大陸提供。 劉建仁在與鄧小平的單獨會談中還特別提及政治改革的問題。這也是蔣經國的意思。劉建仁說，經濟體製改革可以先行，但政治體製改革也不能滯後太久，因為兩者既有別，又有關聯性。即便兩者不能平行地同時改革，也要考慮到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的和諧性與適應性。 與鄧小平單獨會談之後，鄧小平又安排鄧穎超和時任財政部長的王炳乾一起與劉建仁合影留念（見照片3）。劉建仁又被邀請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經濟改革會議”，並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在會上發言。在發言中，劉建仁講了兩個主題，一是台灣經濟發展成功過程及策略，並建議大陸在經濟改革中采行台灣經濟建設模式。二是闡述自由市場的經濟功能，並建議在經濟體製改革進行到一定時期後，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 劉建仁原計劃在北京停留10天。 就在劉建仁準備次日啟程離開北京的時候，鄧小平的機要秘書來到了劉建仁住的賓館，請他延長在北京的逗留時間。 劉建仁當時心裏沒底。心想是不是共產黨要算我的老帳？因為國共鬥爭時期，尤其是三大戰役中的東北戰役時期，劉建仁若是不混在逃難的人群裏，一定會被林彪當成革命對象來處理。多留幾天意味著什麽？確實沒有答案。但這個疑問又不好直接問鄧小平的機要秘書。然而，鄧小平的機要秘書似乎懂得劉建仁的心思，向他說：多在北京留幾天不是他個人能做主的，這是鄧先生的意思。 劉建仁問，多留幾天做什麽呢？鄧小平機要秘書答，鄧先生希望劉建仁在省級幹部會議上再講一講同樣的內容。 由此，劉建仁在北京期間，除了單獨與鄧小平密談之外，還參加了鄧小平主持的第一次經濟改革會議，並參加了中共中央黨校、省級幹部的經濟改革會議。 在離開北京之前，鄧小平的機要秘書送給劉建仁三張照片，並轉達鄧小平的話。鄧小平表示，由於這是一次不公開的安排，文字的東西不必要存留。回到台灣後，蔣經國看到這幾張照片，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2009年9月，紀剛先生約談筆者，敘說這一曆史事件的時候，還談起了他對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人的看法。紀剛先生說，蔣介石沒有領袖的肚量，他容不下張學良，更害怕東北有地方武裝。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沒有放棄三民主義，始終有民族情懷。而蔣經國則比他的父親做得更好些。尤其在民族和國家問題上，有政治家的氣度。國共之爭是政權之爭，不是國土之爭，當然也談不上民族對立。所以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蔣經國有他的主張和底線。 蔣經國暗助鄧小平改革開放，出於民族大義，將來也對曆史有個交代。將來人們的寫曆史的時候，不要以為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旁觀者。中國國民黨在改革開放的一開始就是參與者，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決策。 紀剛先生還說，現在台灣的國民黨由馬英九領導。馬英九非常在意選民的選票，在一些問題上讓人看得邁不開步。其實，馬英九既然領導著國民黨，有理由理直氣壯地宣揚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也是三民主義的精髓。蔣經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所做的動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