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垮台的原因：異己份子進入權力核心 zt

來源：鳳凰網 時間：2010-04-05 07:58:00


　　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過程已經表明，它不是在戰爭中被打敗瓦解的，而是在和平的條件下完成了這一過程的；不是被反革命政治勢力直接打倒的，而是由執政黨領導人自己宣布解散共產黨、停止聯盟存在的。這一悲劇還表明，蘇共領導核心內部的幾股力量在這一過程中起的毀滅性作用，是任何內外敵對勢力所達不到的。正如蘇聯前“持不同政見者”季諾維耶夫後來總結的：“如果國家的政治和思想領導人不向敵人敞開蘇聯堡壘的大門，西方及其情報機構的努力是不會取得這樣的成效的。敵人沒有想到會獲得這樣豐厚的禮品。”

　　其實，對於中央領導集團尤其是核心集團的重要性，戈爾巴喬夫很清楚。為此，他一主政首先就進行了重大調整。三年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調整麵達到80%。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都是戈爾巴喬夫推薦到中央或委以重任的。可悲之處還在於，雖然葉利欽曾數度與戈爾巴喬夫聯手，雅科夫列夫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密友、智囊，謝瓦爾德納澤曾是戈爾巴喬夫的左膀右臂，但這三個人最後又都與戈爾巴喬夫分道揚鑣，或宣布退黨，或被開除出黨。

　　1985年12月，在戈爾巴喬夫推薦並堅持下，葉利欽出任中央書記、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1986年2月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87年9月，因為製定出台在莫斯科舉行集會和遊行的管理辦法問題，葉利欽同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雷日科夫發生激烈衝突，隨即致信戈爾巴喬夫請求辭職。

　　葉利欽在辭職信中寫道：

　　我總是盡量講自己的觀點，即使它與別人的意見不同。結果出現了越來越多不遂心的場麵。如果更確切地說——由於自己的風格、耿直性格和個人閱曆，我成了個沒學會在政治局內工作的人。

　　我不能不提幾個十分原則的問題……

　　這就是促使我向您提出請求的幾個原因和動機。這不是軟弱，也不是膽怯。

　　我請求免去我的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請視本函為正式辭呈。

　　此致敬意。

　　鮑·葉利欽

　　1987年9月2日

　　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長、曆史學家皮霍亞這樣評價葉利欽這封信：“葉利欽的信——黨的曆史上最令人驚奇的文件之一。他自願要求從黨的最高層職位上退下來，這是沒有先例的。更為重要的是，葉利欽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稱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黨的政策——口頭上大喊擁護改革，而實際上，在他看來依然如故。他認為，利加喬夫是黨機關故步自封的代表人物。從葉利欽的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經心灰意冷，對國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爾巴喬夫了。葉利欽的這封信表現出他的巨大個人勇氣。攀上黨的最高層令人難以置信地困難。而丟掉職位，脫離‘黨的戰友們’意味著身敗名裂，成為被正統的追逐功名者鞭撻的政治罪人。我們應當指出，葉利欽在自斷後路時使用了一些勢必冒犯戈爾巴喬夫本人的理由。葉利欽說，由於‘自己的耿直性格和個人閱曆’，不適合繼續在政治局內工作，這番話語意雙關，給人以憤世嫉俗的感覺。”

　　1987年11月，蘇共中央接受葉利欽的請求，免去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改任國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葉利欽主持莫斯科市委工作期間，曾有過微服出巡、到商店排隊購物、乘坐火車汽車、解決群眾生活方麵積壓問題等頗得群眾好感的舉動，甚至擺出了帶頭反特權的架勢。在政治上，葉利欽主張實行多黨製；在經濟上，主張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積極向私有化過渡；在改革上，是一種極端激進的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從1987年10月蘇共中央全會起，葉利欽就站在了蘇共黨的對立麵。

　　1988年6月，在蘇共第十九次黨的代表會議上，葉利欽明確提出，蘇聯的改革“應當從黨內開始”；黨內選舉，包括中央書記、總書記在內，都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和無記名的、自下而上的；最高領導層應限定任職兩屆，年齡限到65歲；更換總書記時，應同時改組政治局和中央機關；重要議案應提交全黨全國討論，並實行全民投票。他同時還要求會議撤銷對他的處分，在他還活著的時候為他恢複政治名譽。會後，他還多次表示，“蘇聯的改革是一場鬥爭”，“沒有社會政治結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真正革命的變革，社會主義的威望就不能提高”。他一再指責蘇聯改革速度慢，進展小，認為蘇聯改革如不向前猛衝，就會受挫。

　　由於蘇共領導機構當時沒有接受葉利欽的激進改革主張，也沒有同意為他恢複名譽，葉利欽很快就轉向了公開反共反社會主義支持民族分立勢力的立場。

　　1989年3月，他放棄國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職務，競選人民代表獲勝，5月又被遞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成員。此後，葉利欽的激進改革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他主張把蘇聯建成一個所有活動均依照法律而不是上頭指示的法製國家，主張所有的政府機構、政黨和政治及社會組織，包括蘇共在內，都要依法向最高權力機關匯報工作。

　　1989年6月，葉利欽以政治反對派領袖的身份應邀訪美，在美國公開抨擊共產主義是幻想出來的，聲稱蘇聯應在吸取美國民主經驗積極成分的基礎上創立新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民主結合起來就是更新的社會主義。他還反對蘇共當時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民族分立運動所持的強硬立場，認為蘇共就此問題而發表的聲明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慣用手法，主張讓這些共和國獨立，讓它們自己決定是否退出蘇聯。

　　1989年7月，葉利欽與“人權運動”活動家薩哈羅夫等人聯合一批蘇聯人民代表，成立了反對派特色極其鮮明的“跨地區議員團”，在蘇聯最高權力機關內部築起了同聯盟中央分庭抗禮的第一個政治陣地。

　　1990年1月，他又同激進的經濟學家波波夫等一批具有極端民主情緒的蘇共中央委員一起，發起成立了蘇共“民主綱領派”，在蘇共中央內部構築起向蘇共領導發起挑戰的另一個政治陣地。

　　1991年6月，葉利欽擊敗雷日科夫等五名候選人當選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首任“民選總統”後，政治地位大大加強，對抗聯盟中央的立場也愈發強硬。

　　7月10日，葉利欽在俄羅斯東正教牧師的主持下宣誓就職。他宣稱：俄羅斯國家“複興的基礎是人的精神解放、信仰的真正自由和完全放棄任何意識形態強製”；“進一步的基礎是創造性的人道原則——自由、富足、法製、向世界開放”。7月20日，葉利欽簽發第一號總統令，宣布俄羅斯境內的國家機關和企業非黨化，一舉摧毀俄共的組織係統。當俄共和蘇共強烈譴責此舉，要求蘇聯總統就此表明立場時，葉利欽態度強硬，宣布他的命令“既不是反憲法的，也不是反民主的，其目的在於結束黨僚們的壟斷局麵，為所有的政黨和運動的活動創造一個平等的民主條件”。由於他的命令很快生效，俄羅斯境內的反共狂潮驟然高漲，俄共許多黨組織被迫解散。

　　緊接著，在“8·19”事變中，葉利欽又利用戈爾巴喬夫的困境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失誤，把蘇共進一步逼上了絕路。後又主謀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炮製了《別洛韋日協議》，直接導致了聯盟解體。

　　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病逝。雖然俄羅斯一家電視台稱：“一個人的死能讓我們國家幾乎每個人都心有所動，這樣的事情已經很久沒出現過了”，但是，“不論從理想還是現實範疇，葉利欽都難以讓很多莫斯科人產生感激或緬懷之情”，在整個俄羅斯，“隻有戈爾巴喬夫比他更壞”，因為葉利欽：“第一，導致強大蘇聯的解體，是個拿自己祖國做買賣的人；第二，私有化進程不當，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和官僚階層的普遍暴富；第三，使俄羅斯陷入曠日持久的車臣戰爭不能自拔，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財產代價”。

　　如果說葉利欽是蘇共內部一個公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麵人物的話，那麽，雅科夫列夫則是在蘇共內部的采取迂回手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

　　在戈爾巴喬夫主政的開頭幾年，雅科夫列夫千方百計對戈爾巴喬夫施加影響，幫助他推出“改革與新思維”，力圖改變蘇共性質和毀掉蘇聯社會製度。同時還利用負責宣傳輿論工作的權力，把一些具有自由化傾向的人，提拔擔任新聞媒體的負責人。戈爾巴喬夫推行的許多政治措施，實際上都來源於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曾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稱之為蘇聯“改革的設計師”和“公開性之父”。

　　從1990年冬季起，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雅科夫列夫開始同戈爾巴喬夫拉開距離，最後分道揚鑣，夥同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組建“民主改革運動”，支持葉利欽，從迂回反共走向了公開反共。1991年6月被蘇共開除出黨。

　　1923年出生的雅科夫列夫，194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參加過衛國戰爭。在他的《一杯苦酒》這部書中，他談到了他的心路曆程。

　　他回憶說：“時至今日仍然相信，當時我根本無權站在一旁袖手旁觀。這是嚴峻地考驗良心的時刻。同時，我也相信共產主義思想，認為它是生活的真諦。可是，從前線回來之後開始產生的失望情緒越來越沉重地壓在心頭。在我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地區到處可見快要餓死的兒童，農村被繼續掠奪顆粒不剩……”“我生來初次認識到什麽叫謊話連篇，什麽叫恬不知恥。我本不願意相信，可是事實越來越明顯：所有的人都在說謊——不管是在台上發言的，還是在台下恭敬地專心聽別人發言的”。蘇共二十二大後，雅科夫列夫認為他洗了一個“涼水淋浴”，開始醒悟，覺得“修正和清理一些東西，國家也就會加速自己的發展”。但後來馬上認識到這是一個錯誤，“問題的實質在於他們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製度，是構築在暴力意識形態之上的製度”。因此要“毫不妥協地推翻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條”；要“堅決否定號稱曆史火車頭的暴力革命；堅決否定‘剝奪剝削者’的罪惡主張——要斬草除根地否定他們”；要“肅清布爾什維克主義”。

　　遺憾的是，這樣的異己分子竟進入到蘇共最高領導核心，並成為戈爾巴喬夫的“智囊”和“顧問”。

　　再堅固的堡壘從內部也不堪一擊。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總結：對於執政黨，如何保證黨的領導權掌握在信仰堅定的黨員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投機分子和野心家手裏，是關係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