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政治家管仲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被低估的人 (圖)

　　與老子一樣，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時代人。不過，管仲顯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時間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時候，管仲已經逝世數年了。如果把管仲與孔子進行比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雖然在《論語》中自誇：“如果誰用我執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事實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孔子五十二歲那一年，受魯國國君重用，三年之後孔子離開魯國的時候，根本沒有出現三年有成的局麵，相反，因為殺了一個少正卯，限製了魯國的思想自由，也影響了魯國的經濟發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樣教育農民怎樣種莊稼，也不懂得怎樣選拔人才；更不懂發展經濟要用非常手段、軍事要搞陰謀、外交要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了。孔子隻會重複那一套恢複周禮的論調，天真地以為隻要實現了他所倡導的那一套意識形態，就能治國安邦平天下，就能將國計民生的問題解決。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盡管也有他本身的價值所在，但以此為方法，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
　　從現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華，除了表現軍事和政治之外，還表現在經濟、哲學、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各方麵，既有治國平天下的實踐經驗，也有相關的理論總結。按照常理來說，這樣一個開拓政治局麵，影響曆史發展，並且導致社會產生巨大變化的人，應該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曆史地位的，但在中國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遠遠低於同時代那些懷才不遇的“空談者”，比如孔孟、老莊等。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隻是將管仲列入《管晏列傳》，總共隻有數百字的篇幅。漫長的中國曆史，隻有晚清時的梁啟超算講了一句公道話，認為管仲是“中國之最大的政治家”。現在看起來，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一點都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在《論語》中，孔子對於管仲的評價有兩處，一處是有人問孔子：“管仲儉樸嗎？ ”孔子的問答是：“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意思是管仲將一些市租據為己有，不算儉樸，即不算廉政。另一處是子貢和子路問孔子，對管仲背叛公子糾輔佐齊桓公怎麽評價？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發，張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對管仲總體上是肯定的，但同時認為管仲做人還有很大缺失，談不上一個道德完人。一個有汙點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境遇呢？想來，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最大的薄弱之處在於認識。對於事物的認識，在很多時候，總是由於不夠深入，理解能力不夠而出現偏差。中華文明一直算是農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有著狹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過於相信個人的自覺，不重視人道，理性意識淡泊，科學精神匱乏，辨偽機製、創新意識以及法製精神薄弱等等。這當中最大的表現就是孔孟所提倡的 “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樓閣，由於缺乏對人性的深入了解，顯得虛無縹緲。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說，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實際情況呢，人性本來就是無是無非的，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它隻是複雜多變。儒家的出發點有問題，決定了“君子之道”的整個哲學體係有問題，也決定了那種“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國的方式無法實現。
　　與此同時，中國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實的習慣和傳統，又使得中國文化在很長時間裏，一直對實踐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夠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個管理者，也是一個製度的創造者。曆史是由後人寫就的，對於一個管理者來說，諸多的思想和認識，大都體現在具體措施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真正呈現在後人麵前的，已變得相當渺茫了。因此，當人們在整理某段曆史時，往往會因循舊日的文字資料去尋找，很難通過當時的世俗人心去比較和鑒別。這樣的方式，使得曆史的整理者很難，也無法體會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對於曾經的管理者，很難有切合實際的判斷，甚至，對於他們的位居高位，還在潛意識裏懷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關曆史的評價總是隔了一層——這當中的反差，或許，還有人性陰暗的成分吧。曆史是複雜的，在分析曆史時，不可不正視這些看起來細枝末節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思維習慣和傳統，中國文化對於那種實際上迂腐，卻更有悲壯的色彩的方式更為推崇；或者，推崇灑脫而富有遊戲精神的老莊。比較起管仲的理性和實際，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符合中國文化對個人的道德要求；老莊呢，則更純粹，更像一個完美的人生理想。並且，像孔孟和老莊，一輩子都在“修身”，雖然在諸多方麵不同，但都堪稱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總有道德上的瑕疵。曆史的記述者總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們更覺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無邊，孟子的英氣勃發，莊子灑脫自然，他們的文化和思想地位遠遠地高於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收藏 分享 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