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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三略觀察
通過對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外國智庫涉華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智庫的生態具有一種極其不平衡的特點。智庫隻有身份超脫，才能提出沒有偏見性的專業分析和政策建議，而這正是中國官方智庫無法擺脫的“原罪”。
我們試圖在讀者麵前呈現的，是關於中國智庫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通過對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外國智庫涉華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智庫的生態具有一種極其不平衡的特點。
“吃皇糧、拿官俸”的官方智庫一直以來都是智庫圈子的“當家花旦”，但批評聲似乎總是比掌聲來得更猛烈些。某些官方智庫缺乏獨立性、獨創性的研究和關鍵時刻的集體失語，究竟有多少是源於“身份”這個魔咒？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民間智庫。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個思想活躍期期間，中國第一批民間智庫應運而生。但“民間”意味著政治上生存空間狹小，經濟上缺乏可持續的營養輸入，生存還是毀滅就成為一個問題。缺乏製度保障的民間智庫，始終沒有發育完全。
美國的眾多世界一流智庫，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智庫，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始終無法避開中國研究這一關鍵領域。當他們與中國政府及智庫互動的態勢日趨繁榮，也有國人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警惕外國智庫借合作之名，影響中國發展的決策或建議環節。
曆史告訴我們，關起門來並不安全。中國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
未來，世界各國之間將從經濟層麵的競爭發展到文化、特別是智力層麵的競爭。誰擁有一流的人才，誰就能占據競爭的製高點。因此，發展民間智庫，使其具有生存基礎和發展條件，並逐漸實現專業化，是完善中國智庫生態，影響科學決策和發展，在全球化時代把握先機的關鍵。隻有智庫市場“多元化”的觀點產品之間產生激烈碰撞，才有可能優勝劣汰，在眾多方案中擇出最優。
美國智庫和政府人員身份轉換的“旋轉門”為人所稱道。在中國的高級別智庫當中，不少研究人員是“學而優則仕”的學界精英，在政、學兩界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不再為生計困苦的民間智庫，也能步入專業化的方向，並且和政府之間建立起某種製度性的關聯，從而開啟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旋轉門”。
中國的智商有多高 ——中國官方智庫考
智庫，有人稱之為國家的右腦，有人稱之為影子內閣，有人稱之為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後的“第五權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認同，智庫的研究深度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思考深度。
那麽，中國的智商有多高呢？
官方智庫有哪些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國曆朝曆代就有，從門客到幕僚，從謀士到軍師，中國古代智囊無論從群體到個人都不曾缺乏。但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概念源於西方“think tank（思想庫）”一詞，側重於獨立於政府的非營利組織。這種智庫在中國出現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體製內的知識分子開始組建智庫，如林毅夫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樊綱的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
但在國內2000家智庫中，真正的民間智庫隻有5%，其餘95%都是吃財政飯的官方智庫，“朝大野小”也好，“長袖善舞”也罷，官方智庫在中國的影響力一直占據了絕對優勢，一些早期的民間智庫後來也慢慢向官方靠攏。
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務院參事室被視為中國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團，都是直接為國務院主要領導提供“決策谘詢、建言獻策、谘詢國是”的機構。2005年10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與國務院參事座談時，就稱參事室是“國務院的思想庫”。他們的建議受地方或部門利益的局限較小，可以“直通車”的方式直達政府領導。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黨校一直是中國執政黨的理論智庫。黨校教授因與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直接接觸，其言論也越來越被媒體視為官方的一種信號。黨校的研究領域也不局限於黨的理論，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共同主辦的“中國社會發展論壇” 在哈佛大學召開，從一個側麵反映出黨校在經濟、民生等政策領域的積極參與。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國家民委的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等，這些智庫因直接參與各部門的政策研究和製定，針對性更強。
還有一類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谘詢工作的機構，以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家行政學院為代表。1977年5月，中國社科院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今年1月，美國全球智庫影響力研究發表報告，中國社科院排名亞洲最頂尖智庫第1名，“非美國”最頂尖智庫第25名。
中金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研究生畢業就被分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當時中心又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和馬洪領導，時值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高層非常倚重中心的谘詢意見。
在長期致力於智庫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國務院研究室等機構不能稱為“智庫”，定位於政府內的智囊團更準確一些，而社科院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等從經費和人事上並沒有和政府完全分離，但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所以他稱之為“半官方智庫”。官方和半官方智庫多以報告和內參的方式建言獻策，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和調研，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參與每個“五年計劃（規劃）”的起草，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參與黨代會報告的起草。
除了這些階段性的綱領文件外，官方智庫通過報送內參的方式向上傳遞言論，中央黨校有直接送達中央有關領導的《思想理論內參》，也有內部發行的《理論動態》。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論動態》曾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國社科院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國家行政學院有《谘詢與研究》。
如果說真正得到高層批示的建議還是鳳毛麟角的話，那麽承接政府指派的課題和項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庫發揮影響的又一主要渠道。據報道，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每年大約要承接三四百個課題，包括一些突發事件之後布置下來的應急性研究課題。
在學術會議、公開場合和媒體上發表觀點，也是智庫發揮影響的另一渠道。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的鄭必堅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論就被高層領導人采納，鄭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現任領導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個人方式影響決策也是智庫學者的一個捷徑，從十六大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會邀請不同領域的著名學者去中南海講課，學者們可以直接將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直接傳遞給決策層。
本文來源：三略研究院搜集 人民網
通過對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外國智庫涉華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智庫的生態具有一種極其不平衡的特點。智庫隻有身份超脫，才能提出沒有偏見性的專業分析和政策建議，而這正是中國官方智庫無法擺脫的“原罪”。
我們試圖在讀者麵前呈現的，是關於中國智庫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
通過對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外國智庫涉華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智庫的生態具有一種極其不平衡的特點。
“吃皇糧、拿官俸”的官方智庫一直以來都是智庫圈子的“當家花旦”，但批評聲似乎總是比掌聲來得更猛烈些。某些官方智庫缺乏獨立性、獨創性的研究和關鍵時刻的集體失語，究竟有多少是源於“身份”這個魔咒？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民間智庫。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個思想活躍期期間，中國第一批民間智庫應運而生。但“民間”意味著政治上生存空間狹小，經濟上缺乏可持續的營養輸入，生存還是毀滅就成為一個問題。缺乏製度保障的民間智庫，始終沒有發育完全。
美國的眾多世界一流智庫，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智庫，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始終無法避開中國研究這一關鍵領域。當他們與中國政府及智庫互動的態勢日趨繁榮，也有國人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警惕外國智庫借合作之名，影響中國發展的決策或建議環節。
曆史告訴我們，關起門來並不安全。中國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
未來，世界各國之間將從經濟層麵的競爭發展到文化、特別是智力層麵的競爭。誰擁有一流的人才，誰就能占據競爭的製高點。因此，發展民間智庫，使其具有生存基礎和發展條件，並逐漸實現專業化，是完善中國智庫生態，影響科學決策和發展，在全球化時代把握先機的關鍵。隻有智庫市場“多元化”的觀點產品之間產生激烈碰撞，才有可能優勝劣汰，在眾多方案中擇出最優。
美國智庫和政府人員身份轉換的“旋轉門”為人所稱道。在中國的高級別智庫當中，不少研究人員是“學而優則仕”的學界精英，在政、學兩界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不再為生計困苦的民間智庫，也能步入專業化的方向，並且和政府之間建立起某種製度性的關聯，從而開啟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旋轉門”。
中國的智商有多高 ——中國官方智庫考
智庫，有人稱之為國家的右腦，有人稱之為影子內閣，有人稱之為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後的“第五權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認同，智庫的研究深度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思考深度。
那麽，中國的智商有多高呢？
官方智庫有哪些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國曆朝曆代就有，從門客到幕僚，從謀士到軍師，中國古代智囊無論從群體到個人都不曾缺乏。但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概念源於西方“think tank（思想庫）”一詞，側重於獨立於政府的非營利組織。這種智庫在中國出現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體製內的知識分子開始組建智庫，如林毅夫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樊綱的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
但在國內2000家智庫中，真正的民間智庫隻有5%，其餘95%都是吃財政飯的官方智庫，“朝大野小”也好，“長袖善舞”也罷，官方智庫在中國的影響力一直占據了絕對優勢，一些早期的民間智庫後來也慢慢向官方靠攏。
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務院參事室被視為中國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團，都是直接為國務院主要領導提供“決策谘詢、建言獻策、谘詢國是”的機構。2005年10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與國務院參事座談時，就稱參事室是“國務院的思想庫”。他們的建議受地方或部門利益的局限較小，可以“直通車”的方式直達政府領導。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黨校一直是中國執政黨的理論智庫。黨校教授因與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直接接觸，其言論也越來越被媒體視為官方的一種信號。黨校的研究領域也不局限於黨的理論，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共同主辦的“中國社會發展論壇” 在哈佛大學召開，從一個側麵反映出黨校在經濟、民生等政策領域的積極參與。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國家民委的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等，這些智庫因直接參與各部門的政策研究和製定，針對性更強。
還有一類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谘詢工作的機構，以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家行政學院為代表。1977年5月，中國社科院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今年1月，美國全球智庫影響力研究發表報告，中國社科院排名亞洲最頂尖智庫第1名，“非美國”最頂尖智庫第25名。
中金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研究生畢業就被分配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當時中心又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和馬洪領導，時值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高層非常倚重中心的谘詢意見。
在長期致力於智庫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國務院研究室等機構不能稱為“智庫”，定位於政府內的智囊團更準確一些，而社科院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等從經費和人事上並沒有和政府完全分離，但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所以他稱之為“半官方智庫”。官方和半官方智庫多以報告和內參的方式建言獻策，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和調研，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參與每個“五年計劃（規劃）”的起草，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參與黨代會報告的起草。
除了這些階段性的綱領文件外，官方智庫通過報送內參的方式向上傳遞言論，中央黨校有直接送達中央有關領導的《思想理論內參》，也有內部發行的《理論動態》。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論動態》曾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國社科院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國家行政學院有《谘詢與研究》。
如果說真正得到高層批示的建議還是鳳毛麟角的話，那麽承接政府指派的課題和項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庫發揮影響的又一主要渠道。據報道，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每年大約要承接三四百個課題，包括一些突發事件之後布置下來的應急性研究課題。
在學術會議、公開場合和媒體上發表觀點，也是智庫發揮影響的另一渠道。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的鄭必堅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論就被高層領導人采納，鄭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現任領導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個人方式影響決策也是智庫學者的一個捷徑，從十六大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會邀請不同領域的著名學者去中南海講課，學者們可以直接將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直接傳遞給決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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