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兩天在隔壁文化論壇談金庸與古龍，談完後又去把網站有關金庸的帖子統統調出來看了一番，看到３年前《南方周末》采訪金庸的訪談錄、李勇的《武俠小說作者金庸的投機和偽善 》以及雲兒的《金庸與基本法》。這些文字我過去都沒看過，看完後不禁仰天長歎，深為金庸扼腕。
我當然知道不斷有人罵金庸，說他偽善，說他媚共，說他出賣港民利益。特別是在香港製定《基本法》那陣子，當地媒體除了左派陣地之外，當真是恨之入骨。有篇文章的題目我至今難忘：《查良鏞倚天屠民記》，那罵得非常巧妙、生動而且準確，唯妙唯肖地畫出了一個仗勢欺人的公門鷹爪孫。但畢竟事不關己，我始終不太明白港民在和“北大人”爭什麽，所以也沒往心裏去。直到前兩天看了上麵所說的三篇文字，這才深受觸動，仔細盤點了金庸一番。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又讓小鍾痛恨了，對不起阿），本人是個臭名昭著的金迷，愛上這種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實在有點不好意西。好在還有雲兒墊底──我再墮落也沒到她小人家那份兒上，居然喜歡倪匡（衛斯理）的偽“科幻”和高陽的曆史小說，細細。
不過，好歹算是個稍知西方文明的讀者，我喜歡的主要是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和文字載運的教化內容毫不相幹。這“油水分流”的本事乃是在文革中練就的。記得在舊作中交代過，那陣子我的腦袋裏分了許多格（compartments）。一首革命歌曲入耳，那“毛主席呀阿阿阿”就直接從穀道裏排除了，而那 “迷唆拉唆拉唆”則常駐心中，曲子與歌詞絕對不搭界。離開這種“二元分離法”，一個喜歡文藝的知青根本就沒法在那種暗無天日的世道中生活下去。
盡管如此，我在讀第一篇金庸小說時，仍然意識到金庸思想覺悟非常之低，的確是舊武俠小說的傳人。他和其先驅的區別，隻在於從西方學來了許多高明的技法，因而在藝術上更成功而已。從某個角度來說，他的思想境界甚至連韓非子都不如，後者早在公元前３世紀就知道“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也就是鬼子說的“把法律抓到自己手上”。隻有在一個公民對官府主持公道徹底絕望的病態社會裏，才會出現這種“俠客崇拜邪教”。而２０世紀宣揚這種邪教的文藝作品居然是暢銷書，至今沒出個塞萬提斯一勞永逸地掃蕩之，似乎說明國民覺悟至今還遠遠未到１７世紀西班牙人的水平。
在這方麵，古龍倒絕對超過金庸。在隔壁那篇談金論古的文字中，我糟蹋了古龍一番，旋即心裏覺得不踏實，趕快去惡補了一番《楚留香傳奇》，發現老古的現代意識決非金“大俠”可比。他筆下的楚香帥盡管也劫富濟貧，但從不殺人，理由是任何人無權奪走他人性命，隻有司法機關才有這權力。
金庸則連這點起碼的公民常識都沒有，這才會在《射雕》中讓裘千仞使言語僵住追殺他的俠客們，說如果誰沒有殺錯人，這就請上來殺他，他絕不抵抗，一時眾人都因內疚而無法動手，此時洪七公如黨電影上頂天立地的老八路一般，一身凜然正氣地站出來說，他殺的都是大奸大惡之徒，從未殺過好人，所以有權出來結果裘的狗命。這種無法無天的胡言亂語，居然也就能讓大批現代中國人包括所謂“民主精英”為之熱血沸騰，似乎隻說明了許多國人的公民意識是何等薄弱。
記得費正清曾預言文革有可能再度在中國爆發，我覺得此言非虛，世上似乎再沒比毛澤東思想訓練出來的中國民眾更天生傾向於“自己執法”了。所謂“造反有理”，不就是暴民自己起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麽？而毛思想之所以能在廣大人民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似乎和草根文化中流行的“俠客崇拜邪教”分不開，這一點李劼先生已經在剖析《水滸》的文字中指出了。
直到今天，這種“民眾自己執法”（鬼話稱之為lynch）仍然是許多國人的天然衝動，網上每時每刻都能看到生動表演。前些天王司令聞雞起舞，如同戰馬聽到久違的軍號一般，聽到施明德在大洋彼岸一聲微弱呼喚，頓時就全身肌肉一支愣，昂首長嘶，想衝出久臥的櫪下去。而中國工黨的方圓先生見到網路犯罪，第一念頭就是代所在國司法機構執法，悍勇絕倫去“抓鬼”。可見這衝動已經成了許多國人的第一本能。
在這點上，黨朋與民朋其實毫無差別，兩者不同的隻是政治立場，那本性乃是在同一個野蠻模子裏拓出來的。他們雖然口口聲聲不離“法製”（順便提醒和合，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連黨中央都改口說“法治”而不用“法製”了，如今的口號乃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那其實是出於對既得利益而不是法律程序的尊重，否則“狼羊律”那種土匪哲學也不會成了他們的宗教信仰了。倘若現有社會秩序再度翻轉過來，他們變成了羊，隻怕第一個反應就是揭竿而起殺“民匪 ”。
金庸小說最引人矚目的一個特色，還不光是像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那樣歌頌“以武犯禁”的hooligans，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草根“俠文化”和毛共“造反有理”教條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２０多年前我在火車上第一次讀到《碧血劍》，就意識到作者是個“左仔”，歌頌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直接傾覆了明室、引來滿州入侵的悍匪闖賊，鞭笞溫家五老那種“惡霸地主”，那政治傾向非常鮮明。他甚至比我黨無恥捏造劉文采“收租院”、“水牢”走得還遠，居然創作出以殺人越貨采花起家的縉紳巨室溫家來，其子弟溫南揚竟然抓住草民就往石牆上扔、意欲將對方砸得腦漿迸流，似乎該地乃是土匪山寨，完全不受朝廷王法管束，可以草菅人命。
老蘆無知，還不知道傳統社會的惡霸地主是否真的超越於官府的王法，可以隨意搶劫強奸殺人而不受懲罰。這在豪門貴族家似乎還可強辯一下，但石梁鎮的溫家似乎不過是個土財主，連鄉宦都不是。按說這種人家隻會成為官府的敲詐勒索對象，不意竟然能享受超越王法的特權，當真是匪夷所思。熟悉中國曆史的老金竟然編造出這種劣等神話來，似乎隻能用他的政治偏見來解釋。
當然，和梁羽生比起來，金庸似乎還沒那麽左得令人討厭，起碼藝術包裝非常高明，讓你從頭到尾陶醉在驚險情節中，顧不上去注意被包裝的政治糟粕。但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據李勇先生的文章，原來金庸是個黑得發亮的黑崽子，他父親查民卿老先生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寧時以“資產階級”、“惡霸地主”等罪名被槍斃，他本人不得已在１９５２年倉惶逃往香港！
既然是這種背景，那又何苦去為殺父之仇抬轎，利用通俗文藝宣傳黨文化，委婉告訴不懂曆史的青年讀者，中國曆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凶殘的暴民造反──毛共革命乃是“俠之大者”，而倒在“鎮反”、“肅反”等無數殺人運動中的犧牲者包括他家老先生在內，都是溫家五老那種大奸大惡、血債累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死有餘辜的罪犯？
當然，不能排除故查老先生確實是溫家五老那樣無惡不作的惡霸，而金大俠為國為民，大義滅親，也是有的。但即使如此，那似乎也是個例，似不能以此去 justify隻能禍國殃民的暴民造反。誰都知道我黨和闖賊、發匪、拳匪的傳承關係，這一點就連他們自己都毫不隱瞞並引以為榮。以區區個例作為論據去歌頌闖賊，那作品的社會效果就連盲人都能看出來。
更重要的是，如果金大俠立誌為民除害，早在“解放”前就可以去向立法執法比現代中共完備萬倍的獨立司法係統首告。即使告不準，憑他的一枝生花妙筆，還可以到各大媒體大聲疾呼，絕對不會如今日那些異議人士一樣，給政府抓到黑牢裏去。我就不相信他無法代被他家老先生害死的無辜生靈伸冤。然而他似乎並沒有這麽作。
說到底，查老先生被我人民政府無情鎮壓，隻有兩種可能：要麽罪有應得，要麽冤枉送命。無論是哪一種，金大俠的道德立場都令人無法恭維。
如果是罪有應得，則金大俠當初竟然默認容忍他爹到處搶劫殺人采花，還把佃戶抓起來往石頭牆上砸，似乎說不過去吧？就算是傳統道德決定了“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他總可以離家出走，“不使人間造孽錢”吧？最低限度他可以遁入空門，以此斷絕和那個罪惡家庭的關係。傳統社會固然強調孝道，但也從來不曾反對或製止過此類行為，是不是？
而且，就算查老先生罪有應得，那也不等於毛共為了“必須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的目的發動“鎮反”，大規模殺人的無法無天的野蠻犯罪是可以默認的吧？僅僅因為自己的父親死有餘辜，就默認這種遍及全國、危及全民的史無前例的野蠻屠殺，甚至寫出小說來曲為之辯，說得上高尚麽？
如果查老先生和倒在毛共無數屠民殘民運動中的絕大多數受害人一樣，是完全無辜的，那金大俠這麽做，就決非有點血性的男兒能理解了。或許，他可以自辯，說為了國家富強，大多數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須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殺掉一批無辜者，他家老先生就是為此給祭到那神壇上去的高尚犧牲，而他本人為國為民，超越了一己私仇，默認並原諒了這種犯罪行為，本身更是高尚得了不的。
這的確是為毛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辯護士們使用的最頻繁的一個借口，當然很高尚，可謂“義薄雲天”，正是金大俠最愛使用的成語之一。可惜敝人太低賤，實在無法明白這“越薄越好”（韋小寶語錄）的大義：如果一種政權竟然需要屠殺來維護統治，而且不惜濫殺無辜，那這種政權推行的事業還能稱為高尚麽？既然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可以濫殺無辜，那生活在這種野蠻血腥政權下的每個公民還能有什麽安全感可言？難道文革不是這罪惡理論的邏輯展開？金大俠又何必因我黨終於將革命進行到了底，而驟然改變原來的左傾立場，瘋狂反對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莫非就因為這一次的受害人是過去的施暴者，不是他家老先生那種土豪劣紳？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據李勇先生文章，金大俠逃到香港去後，竟然透過香港左傾親共勢力向中共政權上書，表示可憑藉他的外文能力，為中共那個土八路雲集的政權從事外交工作。可惜他熱臉貼到了人家冷屁股上。他根本不知道要毛共信任一個黑崽子，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何況是他那種毛澤東在內部講話中反複提醒高幹們注意的“和黨有殺父之仇的人”！外交部門乃是毛共最重視的部門（也是他們最沒本事玩轉的出醜場），周恩來多次強調“外交無小事”，豈會讓這種家有“ 殺關管”的黑崽子涉足其間？金大俠“愛國愛民”心切到喪失了起碼的理智，隻能讓後人讀史時齒冷。
我當然不是在此主張金大俠應該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從此和我黨勢不兩立，必欲推翻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而後快。本人從來反對毛共罪惡的“階級鬥爭論”，認定那是撕裂社會、顛覆社會文明基礎的萬惡之源，曆來提倡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全民和解、民族和解、朝野和解。但這並不等於不從理論上清算中共對全民犯下的大罪。在這些罪行得到徹底清算前，我黨雖然在過去２０年中有改惡從善表現，但仍然必須以戴罪之身出現於全民之前，隻有這樣才還曆史以真實，也才能震懾儆戒罪犯，預防他們在未來再度犯下類似罪行來。
我早就指出過，毛共對全民犯下的大罪，遠遠超過了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說德國重建為文明國家的前提是去納粹化，那中國要從野蠻國家變成文明國家，第一件要作的事，當然就是徹底清算馬列毛邪教的罪惡理論及其實踐給全民帶來的巨大災難。這才是真正實現全民和解的前提，不此之圖，則毛澤東的罪惡理論遲早要再度顛覆中國現政府，把全民再次推入血海之中。
哪怕是那些出於私仇和共黨勢不兩立的倒共派，雖然其從事的事業隻會有害於中國，但那隻是功利上的不合理，並非道義錯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些人的出現，乃是我黨作惡累累種下孽因收獲的孽果。人家被無辜殘酷迫害，當然就有足夠的道義理由去報複，這種反應起碼符合我黨以及金大俠的“理論”，我黨根本就無從指責人家，要不何必教育大家“奪過鞭子揍敵人”？
可黨朋們卻把倒共派恨到骨子裏去，似乎“報私仇”成了天下最卑鄙的勾當，卻忘記了是誰先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又到底是誰應該為“複仇派”的出現承擔責任。這種赤裸裸的二重標準，倒讓我想起了金大俠虛構的石梁鎮溫宅走出來的好漢們。記得溫南揚的理論就是：“男子漢大丈夫去采花，用強不從，一刀殺了，又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黨朋們似乎走的比這更遠，竟然連受害人罵兩聲“土匪”都要義憤填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倒和我黨在６０年代以全民規模進行的“憶苦思甜文學創作”頗為相似。我曾經指出，我黨當初為大家描繪的那個“萬惡的人吃人舊社會”基本是虛構，起碼儒家和佛家（特別是後者的因果報應理論）的熏陶極大地降低了為富不仁者的發生率，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那個虛構的地獄真的出現在神州大地上了，在傳統道德被我黨徹底掃蕩之後，“不仁才能為富，為富必然不仁”已經成了標準社會實踐。
類似地，金大俠捏造的靠殺人越貨強奸起家並稱霸一方的溫家五老，基本沒有可能發生在傳統社會，但在如今中國已經成了現實。而超過“溫南揚理論”的黨朋言論，更證明這些同誌中的確富集了溫家子弟。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似乎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翔實腳注。這兒難以確定的隻是，金大俠高尚地忘記殺父之仇，積極投身我黨領導下的波瀾壯闊的全民偽造曆史活動，對幻境最終成真究竟應該承擔多少道義責任。
一說到道義責任，似乎便進入了民朋們的“道德政治學”專業領域。這些同誌的拿手好戲，乃是躲在安全的海外罵“共奴”，責怪知識分子不起來作林昭，說共黨之所以能犯下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就是人民慣出來的，卻忘記了凡是大陸出來的人都曾是共奴，包括蘆某在內。這話早就說過了：真是英雄，早就在黑牢裏爛光了。就連魏京生能活下來而且竟能有個明確固定的刑期，也全靠他是在鄧時代而不是在毛時代犯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黨在曆史上當永垂不朽。中國曆史上還從未見過毛共那種空前或許也是絕後的政權，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奴化子民、維護統治、鞏固政權之上，為此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和邪惡的那一麵，發展出一套邪惡巧妙到匪夷所思的“整人學”和“人類控製論”。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徹底剝奪公民建立發展獨立人格的可能，使得所有的人每時每刻都處在社會無微不至的監控下，在精神上哺之以由黨精心調製出來的飼料，從而把活人變成了按照黨的藍圖精密生產出來的 “齒輪和螺絲釘”，個個一模一樣的“標準件”。
這種規模宏大而又無比精致巧妙的精神犯罪，在人類曆史上還未之前聞，從純粹審美的角度來看，堪稱人類智力活動能達到的最高峰。毛共在整人上顯示的絕高智力，與在建設中顯示出來的絕對弱智一般輝煌，同為後世學者必須世世代代研究的人類創造出來的奇跡。
萬潤南兄曾轉貼過易中天先生寫的論陳寅恪、錢鍾書和顧準的文章，過來人看了不禁百感交集。“新”“舊”社會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以氣節為榮，而“新”社會的知識分子以氣節為罪，而氣節正是保持獨立人格的前提。此所以國民黨從來控製不了學校，更不用說學術研究領域了，那些地方從來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哪怕遇到暴君，士大夫總可以選擇不合作，“明朝散發弄扁舟”，去餓死在首陽山上。
然而在毛共麵前，便孟夫子複生，諒他也沒本事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我黨執政後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演人類始祖將猛獸馴化為家畜那一招，掠奪了國家所有物質和精神資源，控製了每個人的糧道，使得全民成了由我黨飼養的“一飲一啄，莫非黨賜”的“奇蹄目”（馬悲鳴）或“偶蹄目 ”（牛樂吼），把被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是誰養誰？不是人民養共黨，而是共黨養人民！
在這種情況下，您要是效傳統士大夫講氣節，立刻就麵臨糧道被掐的最現實不過的危險。那還是小事。旦夕間，您的所有親朋故舊，上至高堂，下至兒孫，旁及配偶、兄弟姐妹、三親六戚、刎頸之交、得意門生，全都反目成仇。您立刻就要變成新任丐幫幫主，被他們盡情咳吐。沒有哪個人能在這種煎熬中挺過來，而這就是我黨整人神功的原設計目的：你們臭知識分子不是最講麵子麽？老子就是偏偏要把讓你最心愛最珍視的人，親手把你的臭麵子無情地撕成片片！
這就是我黨所謂“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徹底打斷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脊梁骨，讓他們從此變成百依百順的鷹犬。而全體中國知識分子果然統統成了“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那不是他們太懦弱，而是我黨的邪惡手段太高明。
所以，隻有喪盡天良的民運垃圾，才會譏諷５７年的“右派”自作自受，動輒指責國內同胞沒有骨氣，“跪著造反”。說句對死者不敬的大實話：世有林昭那種烈士，我覺得大概是她的心理天賦特殊使然，起碼不在數理統計所謂“正態分布”的絕大多數分布範圍內。
上麵說的是價值觀已經形成的知識分子。對青年一代，我黨使用的則是邪教洗腦。它嚴格控製了所有的信息流通，隻將邪教教義反複灌輸給你。這洗腦的操作機製，就是巧妙地利用是人都有的善惡感與是非觀，把黨打扮成正義化身，把黨的一切敵人妖魔化為邪惡象征，培養出你的深仇大恨來，使得你變成瘋狂的野獸犯下大罪來之後，還以為是在為了人類最崇高的正義事業英勇獻身。
這就是大陸為何有過那麽多金庸式“大義滅親”的高尚之士。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在“土改”中被定為“惡霸地主”，從兄（那位伯父的長子）不但帶著貧雇農抄了他的家，把所有的藏寶之地悉數指出來，而且在鬥爭會上義憤填膺地痛打了他。最後他被槍決，從兄風光了幾天，“火線入團”，利用價值耗盡後，便成了“與黨有殺父之仇”的天然嫌疑犯，在受盡歧視後終於醒悟過來，餘生備受良心煎熬，最後英年早逝。
我在回憶錄《黑崽子》中交代過，就連小蘆自己，當年也差一眼眼就成了背叛家庭的英雄。如果不是文革爆發，紅色恐怖斷了我的單相思美夢，我一定會在那罪惡的道路上滑下去，不知伊於胡底。那些紅崽子們雖然可恨可鄙，在這點上倒真是我的恩人，是他們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無情當頭棒喝，及時地把我從邪教的迷夢中打醒了。
所以，如果金大俠生活在大陸，無論他寫了什麽星宿派的無恥言語，我都決不會說三道四：哪個大陸出來的人，“民主”壯士烈女們included，不曾在無數政治學習中說過那些無恥話語？難道胡平先生那“筆杆子”當年不曾寫過見不得人的馬屁文章？難道民朋們當年就連一篇作文或檢查都沒寫過？既然自己也曾無恥過，如今到底有什麽臉皮站在幹處發燥音，以“民主阿亞圖拉”的身份大義凜然地罵“共奴”？
然而金大俠卻僥幸逃到了自由世界，麵對的是完全可以自由選擇的歧路：
第一條路：加入國民黨蔣匪幫，投奔台灣或加入香港的反共勢力，這從公義私情來說都無可指責，以公義而言，進步的國民黨代表文明，反動的共產黨代表反文明；以私情來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第二條路：從私人恩怨中超脫出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而不是私人立場上，保持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獨立，效法胡適等先賢，出於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愛護，暴露抨擊並從理論上徹底清算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團中共，盡一己綿薄喚醒國人對共禍的警覺，預防類似災難在其他國家或在未來中國重演，這就是蘆某最後走上的路。
第三條路：效法先賢在亂世中作隱士，不問政治，潛心學術研究、純文藝創作、經商等等與政治不搭界的行當，至不濟也可以如魯迅遺囑所言：“謀點小事情過活。”
第四條路：也就是金大俠走的那條，亦即先在左仔陣營裏參與全民偽造曆史活動，靠傑出的文學才能顯露頭角，成名之後再以巨大聲望作為政治資本，投身政治活動，參與起草“基本法”，出賣在他遭難時庇護收養了他的香港人民的利益，並歌頌帶來巨大民族災難的共產黨，譴責萬惡美帝，歪曲攻擊保障了他名利雙收的言論自由。
據《南方周末》的訪談錄，金庸自己似乎也頗後悔他當初作出的自由選擇：
【南方周末：您年輕的時候第一選擇是從政做外交官，後來您做了報人和小說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說自己最大的心願是做一名學者？對社會的影響來說，學者的作用並不見得比記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為記者、政治家、作家沒有真正的快樂啊，我現在的想法覺得自己學問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說也不寫，從大學開始就專門研究曆史，研究外國文學，那麽到現在大概跟其他大學教授的學問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跟這些大學教授也談過天，覺得自己和他們差得遠，他們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談到法國史就背一段法文出來，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們也差得遠。我自己很慚愧。花這麽多時間，去做一些現在沒有用的事情，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
我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麽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麽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現在我覺得學問不夠好，開始學著寫點兒文章，也覺得這個也不懂，那個也不懂，這個文字也不懂，那個文字也不懂。那麽早一點兒，三十年前我學這個東西那就好了。學問不夠，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
聽金大俠的意思，他自己最大的心願原來是作學者，現在對此願望落空而感到遺憾。他老人家人生的一大缺陷不是良心問題，而是學問不夠。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他太過於無私：“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麽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麽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
老實說，偽善也見多了，無恥到這個地步的倒也不多見。原來金大俠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辦報紙，乃是如同蘆某一般是在網上無償奉獻，免費娛樂別人，“自己卻沒有什麽好處的”，那請問您那超級富豪是怎麽當上的？敢情那不是好處而是壞處，那您為何不遵循李敖建議扔了那些孽障，把大部分家產捐給希望工程？
既然作學問如此重要，以致學問不夠竟然構成了您人生的一大缺陷，那請問當初到底是誰用槍逼著您去做文化商，不去專心求學？憑您的英文造詣，要考上英美的獎學金又有何難？就算考不上，先得賣文謀生，財富聚斂到一定程度也足夠支持您負笈放洋了吧？蘆某年近不惑才得以出國留學，和小青年們拿一樣微薄的獎學金，還得養家活口，您若真的如此重視學問，又為何不能在更優裕的物質條件下完成學業？如此表白自己，簡直是對天下人智力的放肆侮辱，我看隻有一個效果，那就是證明“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大陸俗話是為您度身定做的。
的確，“得了便宜還賣乖”真是金大俠為人風格的逼真描寫。在同一訪談中，他向記者坦率承認：“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們也差得遠。我自己很慚愧…… 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我這個院長實際上是掛名的，沒有怎麽做過具體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專門分管的副院長他們管，我沒有時間和精神管這些具體的事情，有的時候我也給他們出點主意。”明知自己學問不如手下的教授，而且當浙大人文學院院長不過是掛名，那還有什麽臉皮賴在院長的位子上？難道中國屍位素餐的飯桶還不夠多？
耐受不了學者的清貧與寂寞，沉迷流連於珠環翠繞的影藝圈中，善於找到通俗文化商品的最大賣點，針對最大的市場需要，以文學創作致富，等到發了大財之後再來“玩清高”，裝模作樣說那並非自己的初衷，羨慕的還是博學多才的真正的學者們，這些說來都是人之常情，未可深責。就連按黨文化套路投入偽造曆史的人民戰爭也可以原諒。我最無法理解的，乃是金庸到底是哪兒來的衝動，非要在名利色三收、人生無憾之餘去冒充“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根據雲兒介紹，金庸乃是香港基本法草委會成員，“政治體製”小組港方負責人，負責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爭議最大的香港政製方案。他的指導思想，亦即他自稱“老奸巨猾”的謀略乃是：“我十分希望香港的民主運動進行得很順利，始終能符合我們共同的目標：穩定繁榮、自由法治。如果民主運動損及這基本目標，我們寧可不要民主，不要普選，就隻象迄今為止的目前的香港好了：‘有穩定、有繁榮、有自由、有法治，沒有普選、沒有民主’。”用我自己的話來替他總結便是：“惹惱了中共對香港沒好處。”
這些說法不是毫無道理，與蘆某首倡的“民主恩賜論”頗有暗合之處（雖然我反對的乃是以中共式群眾運動進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內有理有節的鬥爭）。不僅如此，我還在其他文字中指出，對於草民來說，民主其實沒有自由、法治重要，隻有政客才會關心行政元首是否由選舉產生。所以，似乎可以說我和他一樣“老奸巨猾”吧。
不過我和他有個重要區別：蘆比金更懂偉光正，也更以人民福祉為念。如果蘆某處在金某的地位上，就絕對不幹出“倚天屠民”的爛事來。
金大俠生活在香港，居然不知道港人為何甘於接受大英總督統治，而在麵臨喪失殖民統治時，民主熱情卻突然高漲。那說穿就是一句話：相信外國征服者遠遠超過了本族“解放者”。大英總督雖是異族，但人家從來講信義，不興貪汙，更不興胡亂殺人。隻要人家呆一天，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就有保證，而穩定與繁榮也就隨之而來。
但“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共產黨來了就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了。香港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豈有不知敬愛的黨的脾氣之理？此所以李大牙李爆牙李獠牙李巨牙李偉牙李猛牙李壯牙李豐牙李飛牙李突牙李歪牙李斜牙李獸牙李象牙李猛獁牙李恐龍牙要問：“你爺爺奶奶有向英國人要民主嗎？你們為何不學習爺爺奶奶，卻專門向共產黨要？”（注，後麵這句是我為那驚天動地的白癡補足的）那道理是人都懂，世上隻有李Ｘ牙一類共黨弱智喪德痞子不懂：港人的爺爺奶奶相信英國征服者，這一代港人卻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本國“解放者”，所以想讓行政元首的任命處於自己控製下，免得日後我黨變卦，沒本事在內地造幾十個香港，反倒在香港造出幾十個內地殺人場來。
以金大俠之聰明、俠義心腸以及自認對中共的了解（他自己說：“我自己比較驕傲的是，可能我對中共了解得比別人多一些。”），要作“為國為民，俠之大者”，此其時矣。連彭德懷都能“我為人民鼓與呼”，並無殺身大禍的金大俠何以不能為港民盡量爭權益？那並不是我黨可以隨時重兵血洗的內地，而是萬眾矚目的國際大都市。開罪了中共，最大的惡果無非就是中共解散草委會，另挑人馬重起爐灶，難道竟會為此推翻對英國作出的國際承諾，悍然在香港實行內地式暴政不成？死要麵子的中共絕對丟不起那臉，去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沒有能力管好香港，所以哪怕就是盡了舉國內囊也要養好香港，確保香港穩定繁榮是他們決不會自行越過的底線，所以北京的讓步空間決不是金庸自作聰明地揣測的那麽小。
不僅如此，我在舊作中反複指出，維持專製製度運轉的前提是處在一個封閉係統中。如今第三世界麵臨的共同難題，乃是歐美那種富於侵略性的生活方式為人民提供了一個參照對比物，使得傳統專製製度再也難以長治久安了。在這種國際大氣候之下，中國人當然隻能盡快學會轉換生活方式。因此，香港若能變成實驗民主的政治特區，將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遠遠超出了香港一地人民的福祉。此所以我反複在舊作中鼓吹“內地香港化，香港民主化”。
因此，任何一個以港民福祉為念、以全國人民福祉為念的人，身處此境，都隻會“盡人事以聽黨命”，也就是在黨下令前，拚命去討價還價，力爭讓我黨退到最底線，而不是“聽黨命而盡人事”，也就是自己揣摩聖意作積極分子，倒過頭來為黨向港民拚命壓價，可惜金大俠偏偏就是這麽做的！
不僅如此，他一開頭的意思，是說“民主雖然好，無奈黨不準，如果惹惱黨，反倒害香港”，實質是功利上的策略考慮，雖然如上分析並不成立，但畢竟還不是良心問題。
但“倚天屠民”曝光後，引起了港民憤怒的抗議風暴，輿情紛指他出賣了香港整整一代人的民主權利。金大俠便在其主持的《明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評：《沒有一國的行政首腦是直選產生的》、《直選首腦，少之又少》、《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引經據典論證行政首腦自古就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暗指直選行政長官為不合理要求。於是，在大俠的生花妙筆下，原來“求不到的好事”竟然成了“根本不該求的事”！
這就是金大俠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而這竟然是父親被屠殺、家產被搶光的人幹出來的！如果他自己沒有那血淚經曆，那麽，如此“倚天屠民”似乎還可以原諒。但香港人民當年在他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際，慷慨地提供了庇護所和日後的飛黃騰達基礎，如今人家不幸遇到“大限”，當此關鍵時刻，他不盡一己綿薄庇護港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卻去自作聰明，為虎作倀，為黨壓價，幹出這種事來，似乎再寬容的人也無法為之辯護。
然而金大俠問心無愧。後來就來了８９學運，５月１９日下戒嚴令，次日他便憤而辭去基本法草委和谘委的職務，聲稱“不能與這樣的政府在政治上有任何交往。”六四屠城發生後他更是老淚縱橫。可即使在此時，他還要說什麽：
“１９８８年，我倡議主流方案，很多人說我保守，但我和魯平、李後有著較長時間的接觸， 我覺得‘主流方案’已經是他們的底線了……我可以說，當日我爭取不到的，全世界也爭取不到，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在此，金大俠再一次公開嘲弄了天下人的智力，瀏陽河繞來繞去，又繞回原地去了。他最後畢竟還是承認了：原來，香港的民主直選，並不是他在多篇社評中暗示的那樣是不合理要求，而是應該爭取可惜無法爭取到的好事！
令人百思不解的，還是金大俠那些蓄意誤導欺騙國內人民的公開演講。李勇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其中一些名言警句，讀來真不敢相信就是出自那位為國為民之大俠之口。
關於虛偽的資本主義新聞自由，金大俠如是說：
“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也不免假話連篇。”
“西方國家通訊社報導新聞，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與標準，將公理正義完全歸於他們國家的一方，例如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發布的消息全對美國及其聯軍有利，似乎中國誌願軍與北朝鮮軍隊不堪一擊。但事實俱在，最後還不是在三八線附近停戰，簽訂協議。”
“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
根據大俠的邏輯，在中國那種偽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是所有人的大老板，當然隻有它們才能享受新聞自由。所以，國內新聞工作者的任務，就是像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一樣，“一切行動聽指揮”：
“我們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跟隨黨的政策。”
這些話，恐怕連現在的中宣部長都說不出口來吧？而這就竟然出自長期生活在自由世界、終生從事媒體工作的老報人！
難道金大俠不知道，這世上隻有共黨國家把全國媒體變成史無前例的龐大謊言機器，有本事將抗戰八年一共打死８２６名日本兵的共黨，吹捧為“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將北韓對南韓的大舉入侵，歪曲為“在杜勒斯策劃指揮下，南朝鮮走狗李承晚指揮偽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入侵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中共犧牲國家民族利益、為外人火中取栗、自絕於文明世界吹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將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吹捧為“特大豐收”，把禍國殃民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規定為每個學童必須倒背如流的“三大法寶”、“三麵紅旗”，把迫害了起碼１／８公民的文革吹成“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把８９年發生的人民和平請願示威誣蔑為“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請問這些驚天醜聞，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界可曾爆出來過？水門事件是誰揭發的？美軍虐囚醜聞是誰率先報導的？但凡國內外重大事件發生，有哪一次人家不實行神聖的“費厄潑賴”原則，讓至少持兩種針鋒相對觀點的人在媒體上公開辯論？就連咱們這家微不足道的網站也能海納百川，不擇細流。以中國之大，人才之多，能在國內找出個類似物來麽？
本網站也有“老板”，那就是董事會，可自狼協董事長以下，又有哪個“老板”幹涉過論壇日常管理？難道金大俠真的不知道西方國家報業巨頭們信奉的職業倫理就是隻提供財政支持和營銷，不幹預報刊的編輯方針？金大俠那麽熟悉英國，何以不知道在環球素享盛名的《泰晤士報》自８０年代初便被某色情媒體大王買下，然而該報享有的新聞自由至今不是那聲名狼藉的“老板所享受的自由”？
最絕的是，金大俠作為深知真相的過來人，非要哪壺不開提哪壺，拿韓戰說事。其實正如網人mzxtd指出的，世界史上還從未見過中共這種戰時新聞報導，讓讀者隻知道我軍節節大勝，天天打死打傷了多少敵軍，不但從不報導己方的失利和傷亡，而且竟然連戰事的大致進展都有本事把讀者整個蒙在鼓裏。這種欺騙之徹底，連發明了“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的戈培爾都隻能瞠乎其後──納粹再無恥，還是如實報導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慘敗，連損失多少兵力都沒有隱瞞，隻是把保盧斯率部投降說成是壯烈殉國而已。我黨這種無恥的瞞和騙，不但在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就連世界史上也未之前聞。
這種事，請問美國和西方國家作出來過麽？當年聯合國軍越過３８線長驅直入，在接近鴨綠江時中了彭德懷的埋伏，狼狽潰回南韓，連漢城都丟了，西方國家媒體可曾隱瞞過？麥克阿瑟可曾隱瞞過？杜魯門可曾隱瞞過？麥克阿瑟是為什麽被解職的？
蘆某無知，也曾胡亂看過一點有關書籍。據說，麥帥被解職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兵敗如山倒時驚惶失措，認定隻有把戰爭打到中國去，或是采用轟炸滿州、動用核武器、沿鴨綠江施放核廢料阻斷共軍南下等極端戰略，才能取勝，因而與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見相左，而他還要對媒體胡言亂語，這才導致杜總統行使三軍總司令的職權，炒了他的魷魚。
一個次要原因更有諷刺意義：麥帥不是像共黨那樣鬼鬼祟祟，什麽都成了秘密，而是太開放、太透明、太“民主”了些，發動重大攻勢之前居然召開記者招待會，詳細宣講其戰略部署，令敵軍知己知彼，從容布陣以對。或許金大俠就是因此得到靈感，痛訴資本主義世界無新聞自由吧？
可惜即使如此，人家似乎還是沒有放棄這一套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自由。英美悍然入侵伊拉克期間，那進軍部署圖以及軍事行動的大致進展，天天都在電視台上播放。對方死傷多少，己方傷亡多少也時時發布，甚至連某黑人老太太聽到兒子在行動中失蹤時對著記者哭訴“布什先生，你還我的兒子”的鏡頭都在全世界電視機上出現，似乎從未像我黨那樣，連己方死了多少人都是嚴禁人民盜竊的絕密。遮莫這就是無產階級新聞無自由的優越性？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金大俠出名發財，靠的全是香港的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倘若他不跑掉，如此出身的文人，就算不在曆次殘民運動中被活活整死，也絕對不可能成大名發大財。當然，以金先生超過韋小寶的乖覺，很可能會走上敬愛的姚文元同誌那條路，但即使那樣也得遲早翻船，絕對沒有逃出去後的那些好事。而今他卻背恩反噬，詆毀起資產階級新聞自由來了。如此做作，倒深得敬愛的黨中央當年躲在上海租界，靠買通租界巡捕房獲得帝國主義腐敗分子的庇護，安全地“ 反帝”之遺風。
最不能原諒的，還是金大俠刻意迎合黨內頑固派，妖魔化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煽動禍國殃民的仇外思潮：
“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
“美國迫使我國在國防力量、科技力量、經濟力量尚未充分發展之時作出反應，就此一舉摧毀我國政權，迫使中國像俄國、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一樣，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
“全世界的重要經濟學家估計，以我國十三億人口與美國二億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國總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至少是與之相等，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來對抗美國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這些話之惡毒無恥，其社會後果之惡劣，當真是令人怒發上指冠！
請問熟知曆史的金大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到底是哪個帝國主義國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難道不是蘇俄社會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又在它們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民族災難中扮演了什麽角色？難道我黨不是替蘇俄帝國主子打代理戰爭的忠實走狗和別動隊？您若真有點俠義心腸，既然如此愛國愛民，就算沒勇氣講真話，總可以悶聲大發財吧？又何必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再問金大俠，您指責美國有征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侮辱俄國和南斯拉夫等國，說人家“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到底有何證據？沒有證據就作此嚴重指控，難道不是誹謗，而是行使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輝煌表現？
三問金大俠，您知不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美國曆來倍加讚賞，說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不一樣，對中國從無領土野心，也與中國毫無利害衝突？４０年代我黨黨報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實事求是地稱讚美國，並列舉了一係列曆史事實證明美國從來是中國的友好國家。即使是在中共一頭紮進中國的民族世仇老毛子的懷抱，後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韓戰，導致中美敵對之後，毛澤東仍然在內部承認這一基本事實，在中美關係解凍之前親口對李誌綏說過這種話。連毛那“反帝”祖師爺都承認的曆史事實，您就敢否認！
四問金大俠，以您的遠見卓識，難道看不出中國“和平崛起”的希望全在於良好的中外關係，而中美關係就是中外關係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經濟騰飛，全靠西方提供技術、資金和藍圖，中國的政治改革更離不開先進的西方經驗。鄧小平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了驚人成功，全靠他打開了國門，放手讓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長驅直入，資本主義資本輸入遍及全國，這才迎來了全麵的經濟繁榮。９０年代末一個美國學者曾在與愛國壯士李希光的電視座談中指出：方今之世，美國可以沒有中國，但中國不能沒有美國，能言善辯如李某人者，竟然無言以對，因為人家說的雖然難聽，卻不幸是事實。
所以，任何一個長了眼睛的人都應該能看見，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關係，是中國乃至中共政權的生命線、幸福線（按，這是文革期間用來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肉麻話語，用在這裏倒是實事求是），而仇外思潮乃是拳匪餘緒，是中國人特有的自絕經絡的拿手好戲，是針對鄧小平改革開放英明舉措的反動逆流。這些頑固派得逞之日，也就是共黨政權自行拔去輸氧管、輸血管、“切臍自殺”之時。
共黨政權垮了，who care策那？（請大俠勿要以為阿拉英文不行，這是區區在下從美國八齡童那兒學來的正宗美語，勿是英語哉）。隻是正如已故網人呼延宇先生形像地指出的，我黨那臃腫的身軀太狼抗，一旦轟然倒地，隻怕要把地球砸個大坑，讓億萬黎民為他們殉葬。莫非這就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金庸先生夢寐以求的事？
這些無恥讕言，若出自黨官之口，倒也不足為怪，甚至可以原諒──畢竟，人家得忠於王事嘛。我所不解者，便是金大俠說出這些他明知是彌天大謊的無恥話語來，到底有什麽必要？
如金大俠本人在《天龍八部》中所說，星宿派人眾其實也不是天生就那麽下流，無非是誤落匪巢，吹牛拍馬成了生存首要前提。形格勢禁之下，不得不隨眾無恥獻諂。開頭還難免臉紅，久而久之便習慣成自然了。
我在《馬屁之邦》係列裏曾經引用過這段話，並說明那些話其實是諷喻文革期間的中國的，更表示了我由衷的困惑：如彭定康英明指出的那樣，後毛時代中國發生的一個重大曆史進步，就是公民享有“不談政治的自由”了。在這種情況下，真有點良心的同誌就算沒膽量講真話，起碼可以不談政治吧？那為什麽網上還會有這麽多專門厚顏文過飾非的黨朋呢？
我後來總算打破了這困惑，那就是既得利益使然。捍衛既得利益乃人之常情。蘆某人稱“蘆老邪”，不是草不吃料不進、以作“骨氣秀”為專業的“清流”，還是能通情達理的，所以覺得網上的愛國誌士和那些拿了台灣或輪子的錢的民運好漢一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桀犬吠堯，其實都是各為其主，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但這顯然不適用於金大俠。在不佞眼中，金大俠可謂“富貴完人”，什麽都有了，比《肉蒲團》上的未央生還幸福：作了天下第一大才子，成了天下第一大名人，當了天下第一大富翁，睡過天下許多美貌佳人，又有英國護照，在各地廣築華廈，“且自逍遙無人管”，又何苦臨老自瀆自汙，幹出那一係列齷齪事，說出那許許多多無恥話來？任何一個稍有良心的人身處此境，隻怕日後清夜捫心，隻怕都要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涔涔汗下吧？
歪？
我不明白這歪，我隻覺得雲兒的斷語太過忠厚，簡直是濫忠厚濫好人。雲兒說金庸慘遭什麽“政治綁架”，呸呸呸！小丫頭胡說八道！有誰綁架他了？有誰能綁架、敢綁架金大俠？分明是主動送貨上門賣淫。如果說是為生計所迫賣身，那還可以理解和原諒，可問題就偏偏在這裏：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幹出這些丟臉爛汙事體來！
想來想去，我隻能得出一個痛心的結論：金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過了頭，不知見好就收，知足常樂。什麽都有了，卻還人苦不知足，既得隴，複望蜀。不知道珍惜人生的“殘缺美”，卻硬要去多事，愣要去練被張無忌明智地放棄了的“乾坤大挪移”第七層功夫裏的那一十九招，想“占盡風情向小園”。整個悲劇就在這裏。
以此觀之，則一切怪象脈絡畢現：成了文豪兼富翁，又恨自己學問不夠。光有這種遺憾也沒關係，自己去默默做學問就是了。可惜他又耐受不了那寂寞，他想的不是“做學問”而是“做學者”，要的不是學問，而是世人承認他有學問，這完全是兩回事。真正熱愛學問的人是以做學問自娛，如蘆某以蒙麵上網胡塗亂寫自娛一般，其中並無什麽功利考慮。而金大俠所謂“做學問”，乃是“在世人麵前作學者”，所以他非得去當院長、教授、博導不可。離開這些外在符號象征，就無法顯示出他的學者地位來。
可悲的是，金大俠這麽做，反倒把自己弄成了笑柄。吾不知他招不到博士生時，可曾恨無地縫可入？其實按他既有的文名，擁有全世界最多的扇子，已經是文人難以企盼的第七層功夫了，如果他知足守拙，又豈能自辱若斯？
那媚共言行又何嚐不如此？大俠夙有大誌，青年時代就立誌從政，在外交領域裏大展雄長，可惜生錯了門庭，困頓香島一隅，雖然名利色三收，畢竟不曾在大國政壇呼雲喚雨，到底意難平。好容易盼到再不實行出身歧視的青天上台了，當然要不甘寂寞，效犬馬之勞，俾日後青史留書，在“大文豪、大富豪、大學者”之外，再加一美諡：“大政治家”。
金大俠這些小聰明，頗富阿拉下江人的精明氣息，倒有三分像他筆下的大清鹿鼎公、撫遠大將軍韋公諱小寶。兩人都根本不是什麽“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不過是善於鑽營牟利的小滑頭罷了。唯一的區別是，小寶有不可跨越的底線，隻愛財愛色，不愛名愛權，為了不背叛朋友，不惜棄薰天權勢如敝屐，而金大俠不但出賣了良心，出賣了一代港人的民主權利，甚至出賣了庇護收養他並保障了他飛黃騰達的整個自由世界。此所以韋公偉大而金公渺小。
以上所說，當然有誅心之嫌，不過舍此心理分析，我還真無法對金大俠那些齷齪言行給出個言之成理的解釋來。我一向反對針對文章觀點作道德批判，但此文主要批的還是金大俠作為政治家的言行（雖則第一節似乎跨越了這個我自加的戒律，已經遭到網友批判，對此我準備在另文中闡述之），更何況我覺得金庸的主動賣身行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頗有典型代表意義。
最主要的是，作為不可救藥的金迷，此文表達的不是痛恨而是深沉的惋惜與痛心。我總覺得，金大俠沒有記住、甚至沒有理解他在《倚天屠龍記》裏讓波斯大美人、聖火教教主小昭唱的小曲：
“富貴哪能長富貴？日盈昃，月滿虧蝕。地下東南，天高西北，天地尚無完體。”
而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2006年10月6日
我當然知道不斷有人罵金庸，說他偽善，說他媚共，說他出賣港民利益。特別是在香港製定《基本法》那陣子，當地媒體除了左派陣地之外，當真是恨之入骨。有篇文章的題目我至今難忘：《查良鏞倚天屠民記》，那罵得非常巧妙、生動而且準確，唯妙唯肖地畫出了一個仗勢欺人的公門鷹爪孫。但畢竟事不關己，我始終不太明白港民在和“北大人”爭什麽，所以也沒往心裏去。直到前兩天看了上麵所說的三篇文字，這才深受觸動，仔細盤點了金庸一番。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又讓小鍾痛恨了，對不起阿），本人是個臭名昭著的金迷，愛上這種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實在有點不好意西。好在還有雲兒墊底──我再墮落也沒到她小人家那份兒上，居然喜歡倪匡（衛斯理）的偽“科幻”和高陽的曆史小說，細細。
不過，好歹算是個稍知西方文明的讀者，我喜歡的主要是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和文字載運的教化內容毫不相幹。這“油水分流”的本事乃是在文革中練就的。記得在舊作中交代過，那陣子我的腦袋裏分了許多格（compartments）。一首革命歌曲入耳，那“毛主席呀阿阿阿”就直接從穀道裏排除了，而那 “迷唆拉唆拉唆”則常駐心中，曲子與歌詞絕對不搭界。離開這種“二元分離法”，一個喜歡文藝的知青根本就沒法在那種暗無天日的世道中生活下去。
盡管如此，我在讀第一篇金庸小說時，仍然意識到金庸思想覺悟非常之低，的確是舊武俠小說的傳人。他和其先驅的區別，隻在於從西方學來了許多高明的技法，因而在藝術上更成功而已。從某個角度來說，他的思想境界甚至連韓非子都不如，後者早在公元前３世紀就知道“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也就是鬼子說的“把法律抓到自己手上”。隻有在一個公民對官府主持公道徹底絕望的病態社會裏，才會出現這種“俠客崇拜邪教”。而２０世紀宣揚這種邪教的文藝作品居然是暢銷書，至今沒出個塞萬提斯一勞永逸地掃蕩之，似乎說明國民覺悟至今還遠遠未到１７世紀西班牙人的水平。
在這方麵，古龍倒絕對超過金庸。在隔壁那篇談金論古的文字中，我糟蹋了古龍一番，旋即心裏覺得不踏實，趕快去惡補了一番《楚留香傳奇》，發現老古的現代意識決非金“大俠”可比。他筆下的楚香帥盡管也劫富濟貧，但從不殺人，理由是任何人無權奪走他人性命，隻有司法機關才有這權力。
金庸則連這點起碼的公民常識都沒有，這才會在《射雕》中讓裘千仞使言語僵住追殺他的俠客們，說如果誰沒有殺錯人，這就請上來殺他，他絕不抵抗，一時眾人都因內疚而無法動手，此時洪七公如黨電影上頂天立地的老八路一般，一身凜然正氣地站出來說，他殺的都是大奸大惡之徒，從未殺過好人，所以有權出來結果裘的狗命。這種無法無天的胡言亂語，居然也就能讓大批現代中國人包括所謂“民主精英”為之熱血沸騰，似乎隻說明了許多國人的公民意識是何等薄弱。
記得費正清曾預言文革有可能再度在中國爆發，我覺得此言非虛，世上似乎再沒比毛澤東思想訓練出來的中國民眾更天生傾向於“自己執法”了。所謂“造反有理”，不就是暴民自己起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麽？而毛思想之所以能在廣大人民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似乎和草根文化中流行的“俠客崇拜邪教”分不開，這一點李劼先生已經在剖析《水滸》的文字中指出了。
直到今天，這種“民眾自己執法”（鬼話稱之為lynch）仍然是許多國人的天然衝動，網上每時每刻都能看到生動表演。前些天王司令聞雞起舞，如同戰馬聽到久違的軍號一般，聽到施明德在大洋彼岸一聲微弱呼喚，頓時就全身肌肉一支愣，昂首長嘶，想衝出久臥的櫪下去。而中國工黨的方圓先生見到網路犯罪，第一念頭就是代所在國司法機構執法，悍勇絕倫去“抓鬼”。可見這衝動已經成了許多國人的第一本能。
在這點上，黨朋與民朋其實毫無差別，兩者不同的隻是政治立場，那本性乃是在同一個野蠻模子裏拓出來的。他們雖然口口聲聲不離“法製”（順便提醒和合，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連黨中央都改口說“法治”而不用“法製”了，如今的口號乃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那其實是出於對既得利益而不是法律程序的尊重，否則“狼羊律”那種土匪哲學也不會成了他們的宗教信仰了。倘若現有社會秩序再度翻轉過來，他們變成了羊，隻怕第一個反應就是揭竿而起殺“民匪 ”。
金庸小說最引人矚目的一個特色，還不光是像所有武俠小說作者那樣歌頌“以武犯禁”的hooligans，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草根“俠文化”和毛共“造反有理”教條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２０多年前我在火車上第一次讀到《碧血劍》，就意識到作者是個“左仔”，歌頌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直接傾覆了明室、引來滿州入侵的悍匪闖賊，鞭笞溫家五老那種“惡霸地主”，那政治傾向非常鮮明。他甚至比我黨無恥捏造劉文采“收租院”、“水牢”走得還遠，居然創作出以殺人越貨采花起家的縉紳巨室溫家來，其子弟溫南揚竟然抓住草民就往石牆上扔、意欲將對方砸得腦漿迸流，似乎該地乃是土匪山寨，完全不受朝廷王法管束，可以草菅人命。
老蘆無知，還不知道傳統社會的惡霸地主是否真的超越於官府的王法，可以隨意搶劫強奸殺人而不受懲罰。這在豪門貴族家似乎還可強辯一下，但石梁鎮的溫家似乎不過是個土財主，連鄉宦都不是。按說這種人家隻會成為官府的敲詐勒索對象，不意竟然能享受超越王法的特權，當真是匪夷所思。熟悉中國曆史的老金竟然編造出這種劣等神話來，似乎隻能用他的政治偏見來解釋。
當然，和梁羽生比起來，金庸似乎還沒那麽左得令人討厭，起碼藝術包裝非常高明，讓你從頭到尾陶醉在驚險情節中，顧不上去注意被包裝的政治糟粕。但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據李勇先生的文章，原來金庸是個黑得發亮的黑崽子，他父親查民卿老先生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寧時以“資產階級”、“惡霸地主”等罪名被槍斃，他本人不得已在１９５２年倉惶逃往香港！
既然是這種背景，那又何苦去為殺父之仇抬轎，利用通俗文藝宣傳黨文化，委婉告訴不懂曆史的青年讀者，中國曆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凶殘的暴民造反──毛共革命乃是“俠之大者”，而倒在“鎮反”、“肅反”等無數殺人運動中的犧牲者包括他家老先生在內，都是溫家五老那種大奸大惡、血債累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死有餘辜的罪犯？
當然，不能排除故查老先生確實是溫家五老那樣無惡不作的惡霸，而金大俠為國為民，大義滅親，也是有的。但即使如此，那似乎也是個例，似不能以此去 justify隻能禍國殃民的暴民造反。誰都知道我黨和闖賊、發匪、拳匪的傳承關係，這一點就連他們自己都毫不隱瞞並引以為榮。以區區個例作為論據去歌頌闖賊，那作品的社會效果就連盲人都能看出來。
更重要的是，如果金大俠立誌為民除害，早在“解放”前就可以去向立法執法比現代中共完備萬倍的獨立司法係統首告。即使告不準，憑他的一枝生花妙筆，還可以到各大媒體大聲疾呼，絕對不會如今日那些異議人士一樣，給政府抓到黑牢裏去。我就不相信他無法代被他家老先生害死的無辜生靈伸冤。然而他似乎並沒有這麽作。
說到底，查老先生被我人民政府無情鎮壓，隻有兩種可能：要麽罪有應得，要麽冤枉送命。無論是哪一種，金大俠的道德立場都令人無法恭維。
如果是罪有應得，則金大俠當初竟然默認容忍他爹到處搶劫殺人采花，還把佃戶抓起來往石頭牆上砸，似乎說不過去吧？就算是傳統道德決定了“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他總可以離家出走，“不使人間造孽錢”吧？最低限度他可以遁入空門，以此斷絕和那個罪惡家庭的關係。傳統社會固然強調孝道，但也從來不曾反對或製止過此類行為，是不是？
而且，就算查老先生罪有應得，那也不等於毛共為了“必須殺掉一批人，不殺政權不能鞏固”的目的發動“鎮反”，大規模殺人的無法無天的野蠻犯罪是可以默認的吧？僅僅因為自己的父親死有餘辜，就默認這種遍及全國、危及全民的史無前例的野蠻屠殺，甚至寫出小說來曲為之辯，說得上高尚麽？
如果查老先生和倒在毛共無數屠民殘民運動中的絕大多數受害人一樣，是完全無辜的，那金大俠這麽做，就決非有點血性的男兒能理解了。或許，他可以自辯，說為了國家富強，大多數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須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殺掉一批無辜者，他家老先生就是為此給祭到那神壇上去的高尚犧牲，而他本人為國為民，超越了一己私仇，默認並原諒了這種犯罪行為，本身更是高尚得了不的。
這的確是為毛共犯下的滔天大罪的辯護士們使用的最頻繁的一個借口，當然很高尚，可謂“義薄雲天”，正是金大俠最愛使用的成語之一。可惜敝人太低賤，實在無法明白這“越薄越好”（韋小寶語錄）的大義：如果一種政權竟然需要屠殺來維護統治，而且不惜濫殺無辜，那這種政權推行的事業還能稱為高尚麽？既然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可以濫殺無辜，那生活在這種野蠻血腥政權下的每個公民還能有什麽安全感可言？難道文革不是這罪惡理論的邏輯展開？金大俠又何必因我黨終於將革命進行到了底，而驟然改變原來的左傾立場，瘋狂反對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莫非就因為這一次的受害人是過去的施暴者，不是他家老先生那種土豪劣紳？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據李勇先生文章，金大俠逃到香港去後，竟然透過香港左傾親共勢力向中共政權上書，表示可憑藉他的外文能力，為中共那個土八路雲集的政權從事外交工作。可惜他熱臉貼到了人家冷屁股上。他根本不知道要毛共信任一個黑崽子，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何況是他那種毛澤東在內部講話中反複提醒高幹們注意的“和黨有殺父之仇的人”！外交部門乃是毛共最重視的部門（也是他們最沒本事玩轉的出醜場），周恩來多次強調“外交無小事”，豈會讓這種家有“ 殺關管”的黑崽子涉足其間？金大俠“愛國愛民”心切到喪失了起碼的理智，隻能讓後人讀史時齒冷。
我當然不是在此主張金大俠應該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從此和我黨勢不兩立，必欲推翻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而後快。本人從來反對毛共罪惡的“階級鬥爭論”，認定那是撕裂社會、顛覆社會文明基礎的萬惡之源，曆來提倡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全民和解、民族和解、朝野和解。但這並不等於不從理論上清算中共對全民犯下的大罪。在這些罪行得到徹底清算前，我黨雖然在過去２０年中有改惡從善表現，但仍然必須以戴罪之身出現於全民之前，隻有這樣才還曆史以真實，也才能震懾儆戒罪犯，預防他們在未來再度犯下類似罪行來。
我早就指出過，毛共對全民犯下的大罪，遠遠超過了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說德國重建為文明國家的前提是去納粹化，那中國要從野蠻國家變成文明國家，第一件要作的事，當然就是徹底清算馬列毛邪教的罪惡理論及其實踐給全民帶來的巨大災難。這才是真正實現全民和解的前提，不此之圖，則毛澤東的罪惡理論遲早要再度顛覆中國現政府，把全民再次推入血海之中。
哪怕是那些出於私仇和共黨勢不兩立的倒共派，雖然其從事的事業隻會有害於中國，但那隻是功利上的不合理，並非道義錯誤。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些人的出現，乃是我黨作惡累累種下孽因收獲的孽果。人家被無辜殘酷迫害，當然就有足夠的道義理由去報複，這種反應起碼符合我黨以及金大俠的“理論”，我黨根本就無從指責人家，要不何必教育大家“奪過鞭子揍敵人”？
可黨朋們卻把倒共派恨到骨子裏去，似乎“報私仇”成了天下最卑鄙的勾當，卻忘記了是誰先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又到底是誰應該為“複仇派”的出現承擔責任。這種赤裸裸的二重標準，倒讓我想起了金大俠虛構的石梁鎮溫宅走出來的好漢們。記得溫南揚的理論就是：“男子漢大丈夫去采花，用強不從，一刀殺了，又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黨朋們似乎走的比這更遠，竟然連受害人罵兩聲“土匪”都要義憤填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倒和我黨在６０年代以全民規模進行的“憶苦思甜文學創作”頗為相似。我曾經指出，我黨當初為大家描繪的那個“萬惡的人吃人舊社會”基本是虛構，起碼儒家和佛家（特別是後者的因果報應理論）的熏陶極大地降低了為富不仁者的發生率，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那個虛構的地獄真的出現在神州大地上了，在傳統道德被我黨徹底掃蕩之後，“不仁才能為富，為富必然不仁”已經成了標準社會實踐。
類似地，金大俠捏造的靠殺人越貨強奸起家並稱霸一方的溫家五老，基本沒有可能發生在傳統社會，但在如今中國已經成了現實。而超過“溫南揚理論”的黨朋言論，更證明這些同誌中的確富集了溫家子弟。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似乎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翔實腳注。這兒難以確定的隻是，金大俠高尚地忘記殺父之仇，積極投身我黨領導下的波瀾壯闊的全民偽造曆史活動，對幻境最終成真究竟應該承擔多少道義責任。
一說到道義責任，似乎便進入了民朋們的“道德政治學”專業領域。這些同誌的拿手好戲，乃是躲在安全的海外罵“共奴”，責怪知識分子不起來作林昭，說共黨之所以能犯下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就是人民慣出來的，卻忘記了凡是大陸出來的人都曾是共奴，包括蘆某在內。這話早就說過了：真是英雄，早就在黑牢裏爛光了。就連魏京生能活下來而且竟能有個明確固定的刑期，也全靠他是在鄧時代而不是在毛時代犯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黨在曆史上當永垂不朽。中國曆史上還從未見過毛共那種空前或許也是絕後的政權，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奴化子民、維護統治、鞏固政權之上，為此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和邪惡的那一麵，發展出一套邪惡巧妙到匪夷所思的“整人學”和“人類控製論”。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徹底剝奪公民建立發展獨立人格的可能，使得所有的人每時每刻都處在社會無微不至的監控下，在精神上哺之以由黨精心調製出來的飼料，從而把活人變成了按照黨的藍圖精密生產出來的 “齒輪和螺絲釘”，個個一模一樣的“標準件”。
這種規模宏大而又無比精致巧妙的精神犯罪，在人類曆史上還未之前聞，從純粹審美的角度來看，堪稱人類智力活動能達到的最高峰。毛共在整人上顯示的絕高智力，與在建設中顯示出來的絕對弱智一般輝煌，同為後世學者必須世世代代研究的人類創造出來的奇跡。
萬潤南兄曾轉貼過易中天先生寫的論陳寅恪、錢鍾書和顧準的文章，過來人看了不禁百感交集。“新”“舊”社會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以氣節為榮，而“新”社會的知識分子以氣節為罪，而氣節正是保持獨立人格的前提。此所以國民黨從來控製不了學校，更不用說學術研究領域了，那些地方從來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哪怕遇到暴君，士大夫總可以選擇不合作，“明朝散發弄扁舟”，去餓死在首陽山上。
然而在毛共麵前，便孟夫子複生，諒他也沒本事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我黨執政後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演人類始祖將猛獸馴化為家畜那一招，掠奪了國家所有物質和精神資源，控製了每個人的糧道，使得全民成了由我黨飼養的“一飲一啄，莫非黨賜”的“奇蹄目”（馬悲鳴）或“偶蹄目 ”（牛樂吼），把被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過來。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是誰養誰？不是人民養共黨，而是共黨養人民！
在這種情況下，您要是效傳統士大夫講氣節，立刻就麵臨糧道被掐的最現實不過的危險。那還是小事。旦夕間，您的所有親朋故舊，上至高堂，下至兒孫，旁及配偶、兄弟姐妹、三親六戚、刎頸之交、得意門生，全都反目成仇。您立刻就要變成新任丐幫幫主，被他們盡情咳吐。沒有哪個人能在這種煎熬中挺過來，而這就是我黨整人神功的原設計目的：你們臭知識分子不是最講麵子麽？老子就是偏偏要把讓你最心愛最珍視的人，親手把你的臭麵子無情地撕成片片！
這就是我黨所謂“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徹底打斷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脊梁骨，讓他們從此變成百依百順的鷹犬。而全體中國知識分子果然統統成了“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那不是他們太懦弱，而是我黨的邪惡手段太高明。
所以，隻有喪盡天良的民運垃圾，才會譏諷５７年的“右派”自作自受，動輒指責國內同胞沒有骨氣，“跪著造反”。說句對死者不敬的大實話：世有林昭那種烈士，我覺得大概是她的心理天賦特殊使然，起碼不在數理統計所謂“正態分布”的絕大多數分布範圍內。
上麵說的是價值觀已經形成的知識分子。對青年一代，我黨使用的則是邪教洗腦。它嚴格控製了所有的信息流通，隻將邪教教義反複灌輸給你。這洗腦的操作機製，就是巧妙地利用是人都有的善惡感與是非觀，把黨打扮成正義化身，把黨的一切敵人妖魔化為邪惡象征，培養出你的深仇大恨來，使得你變成瘋狂的野獸犯下大罪來之後，還以為是在為了人類最崇高的正義事業英勇獻身。
這就是大陸為何有過那麽多金庸式“大義滅親”的高尚之士。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在“土改”中被定為“惡霸地主”，從兄（那位伯父的長子）不但帶著貧雇農抄了他的家，把所有的藏寶之地悉數指出來，而且在鬥爭會上義憤填膺地痛打了他。最後他被槍決，從兄風光了幾天，“火線入團”，利用價值耗盡後，便成了“與黨有殺父之仇”的天然嫌疑犯，在受盡歧視後終於醒悟過來，餘生備受良心煎熬，最後英年早逝。
我在回憶錄《黑崽子》中交代過，就連小蘆自己，當年也差一眼眼就成了背叛家庭的英雄。如果不是文革爆發，紅色恐怖斷了我的單相思美夢，我一定會在那罪惡的道路上滑下去，不知伊於胡底。那些紅崽子們雖然可恨可鄙，在這點上倒真是我的恩人，是他們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無情當頭棒喝，及時地把我從邪教的迷夢中打醒了。
所以，如果金大俠生活在大陸，無論他寫了什麽星宿派的無恥言語，我都決不會說三道四：哪個大陸出來的人，“民主”壯士烈女們included，不曾在無數政治學習中說過那些無恥話語？難道胡平先生那“筆杆子”當年不曾寫過見不得人的馬屁文章？難道民朋們當年就連一篇作文或檢查都沒寫過？既然自己也曾無恥過，如今到底有什麽臉皮站在幹處發燥音，以“民主阿亞圖拉”的身份大義凜然地罵“共奴”？
然而金大俠卻僥幸逃到了自由世界，麵對的是完全可以自由選擇的歧路：
第一條路：加入國民黨蔣匪幫，投奔台灣或加入香港的反共勢力，這從公義私情來說都無可指責，以公義而言，進步的國民黨代表文明，反動的共產黨代表反文明；以私情來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第二條路：從私人恩怨中超脫出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而不是私人立場上，保持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獨立，效法胡適等先賢，出於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愛護，暴露抨擊並從理論上徹底清算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團中共，盡一己綿薄喚醒國人對共禍的警覺，預防類似災難在其他國家或在未來中國重演，這就是蘆某最後走上的路。
第三條路：效法先賢在亂世中作隱士，不問政治，潛心學術研究、純文藝創作、經商等等與政治不搭界的行當，至不濟也可以如魯迅遺囑所言：“謀點小事情過活。”
第四條路：也就是金大俠走的那條，亦即先在左仔陣營裏參與全民偽造曆史活動，靠傑出的文學才能顯露頭角，成名之後再以巨大聲望作為政治資本，投身政治活動，參與起草“基本法”，出賣在他遭難時庇護收養了他的香港人民的利益，並歌頌帶來巨大民族災難的共產黨，譴責萬惡美帝，歪曲攻擊保障了他名利雙收的言論自由。
據《南方周末》的訪談錄，金庸自己似乎也頗後悔他當初作出的自由選擇：
【南方周末：您年輕的時候第一選擇是從政做外交官，後來您做了報人和小說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說自己最大的心願是做一名學者？對社會的影響來說，學者的作用並不見得比記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為記者、政治家、作家沒有真正的快樂啊，我現在的想法覺得自己學問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說也不寫，從大學開始就專門研究曆史，研究外國文學，那麽到現在大概跟其他大學教授的學問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跟這些大學教授也談過天，覺得自己和他們差得遠，他們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談到法國史就背一段法文出來，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們也差得遠。我自己很慚愧。花這麽多時間，去做一些現在沒有用的事情，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
我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麽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麽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現在我覺得學問不夠好，開始學著寫點兒文章，也覺得這個也不懂，那個也不懂，這個文字也不懂，那個文字也不懂。那麽早一點兒，三十年前我學這個東西那就好了。學問不夠，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
聽金大俠的意思，他自己最大的心願原來是作學者，現在對此願望落空而感到遺憾。他老人家人生的一大缺陷不是良心問題，而是學問不夠。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他太過於無私：“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麽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麽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
老實說，偽善也見多了，無恥到這個地步的倒也不多見。原來金大俠花那麽多時間寫小說辦報紙，乃是如同蘆某一般是在網上無償奉獻，免費娛樂別人，“自己卻沒有什麽好處的”，那請問您那超級富豪是怎麽當上的？敢情那不是好處而是壞處，那您為何不遵循李敖建議扔了那些孽障，把大部分家產捐給希望工程？
既然作學問如此重要，以致學問不夠竟然構成了您人生的一大缺陷，那請問當初到底是誰用槍逼著您去做文化商，不去專心求學？憑您的英文造詣，要考上英美的獎學金又有何難？就算考不上，先得賣文謀生，財富聚斂到一定程度也足夠支持您負笈放洋了吧？蘆某年近不惑才得以出國留學，和小青年們拿一樣微薄的獎學金，還得養家活口，您若真的如此重視學問，又為何不能在更優裕的物質條件下完成學業？如此表白自己，簡直是對天下人智力的放肆侮辱，我看隻有一個效果，那就是證明“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大陸俗話是為您度身定做的。
的確，“得了便宜還賣乖”真是金大俠為人風格的逼真描寫。在同一訪談中，他向記者坦率承認：“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們也差得遠。我自己很慚愧…… 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我這個院長實際上是掛名的，沒有怎麽做過具體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專門分管的副院長他們管，我沒有時間和精神管這些具體的事情，有的時候我也給他們出點主意。”明知自己學問不如手下的教授，而且當浙大人文學院院長不過是掛名，那還有什麽臉皮賴在院長的位子上？難道中國屍位素餐的飯桶還不夠多？
耐受不了學者的清貧與寂寞，沉迷流連於珠環翠繞的影藝圈中，善於找到通俗文化商品的最大賣點，針對最大的市場需要，以文學創作致富，等到發了大財之後再來“玩清高”，裝模作樣說那並非自己的初衷，羨慕的還是博學多才的真正的學者們，這些說來都是人之常情，未可深責。就連按黨文化套路投入偽造曆史的人民戰爭也可以原諒。我最無法理解的，乃是金庸到底是哪兒來的衝動，非要在名利色三收、人生無憾之餘去冒充“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根據雲兒介紹，金庸乃是香港基本法草委會成員，“政治體製”小組港方負責人，負責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爭議最大的香港政製方案。他的指導思想，亦即他自稱“老奸巨猾”的謀略乃是：“我十分希望香港的民主運動進行得很順利，始終能符合我們共同的目標：穩定繁榮、自由法治。如果民主運動損及這基本目標，我們寧可不要民主，不要普選，就隻象迄今為止的目前的香港好了：‘有穩定、有繁榮、有自由、有法治，沒有普選、沒有民主’。”用我自己的話來替他總結便是：“惹惱了中共對香港沒好處。”
這些說法不是毫無道理，與蘆某首倡的“民主恩賜論”頗有暗合之處（雖然我反對的乃是以中共式群眾運動進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內有理有節的鬥爭）。不僅如此，我還在其他文字中指出，對於草民來說，民主其實沒有自由、法治重要，隻有政客才會關心行政元首是否由選舉產生。所以，似乎可以說我和他一樣“老奸巨猾”吧。
不過我和他有個重要區別：蘆比金更懂偉光正，也更以人民福祉為念。如果蘆某處在金某的地位上，就絕對不幹出“倚天屠民”的爛事來。
金大俠生活在香港，居然不知道港人為何甘於接受大英總督統治，而在麵臨喪失殖民統治時，民主熱情卻突然高漲。那說穿就是一句話：相信外國征服者遠遠超過了本族“解放者”。大英總督雖是異族，但人家從來講信義，不興貪汙，更不興胡亂殺人。隻要人家呆一天，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就有保證，而穩定與繁榮也就隨之而來。
但“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共產黨來了就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了。香港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豈有不知敬愛的黨的脾氣之理？此所以李大牙李爆牙李獠牙李巨牙李偉牙李猛牙李壯牙李豐牙李飛牙李突牙李歪牙李斜牙李獸牙李象牙李猛獁牙李恐龍牙要問：“你爺爺奶奶有向英國人要民主嗎？你們為何不學習爺爺奶奶，卻專門向共產黨要？”（注，後麵這句是我為那驚天動地的白癡補足的）那道理是人都懂，世上隻有李Ｘ牙一類共黨弱智喪德痞子不懂：港人的爺爺奶奶相信英國征服者，這一代港人卻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本國“解放者”，所以想讓行政元首的任命處於自己控製下，免得日後我黨變卦，沒本事在內地造幾十個香港，反倒在香港造出幾十個內地殺人場來。
以金大俠之聰明、俠義心腸以及自認對中共的了解（他自己說：“我自己比較驕傲的是，可能我對中共了解得比別人多一些。”），要作“為國為民，俠之大者”，此其時矣。連彭德懷都能“我為人民鼓與呼”，並無殺身大禍的金大俠何以不能為港民盡量爭權益？那並不是我黨可以隨時重兵血洗的內地，而是萬眾矚目的國際大都市。開罪了中共，最大的惡果無非就是中共解散草委會，另挑人馬重起爐灶，難道竟會為此推翻對英國作出的國際承諾，悍然在香港實行內地式暴政不成？死要麵子的中共絕對丟不起那臉，去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沒有能力管好香港，所以哪怕就是盡了舉國內囊也要養好香港，確保香港穩定繁榮是他們決不會自行越過的底線，所以北京的讓步空間決不是金庸自作聰明地揣測的那麽小。
不僅如此，我在舊作中反複指出，維持專製製度運轉的前提是處在一個封閉係統中。如今第三世界麵臨的共同難題，乃是歐美那種富於侵略性的生活方式為人民提供了一個參照對比物，使得傳統專製製度再也難以長治久安了。在這種國際大氣候之下，中國人當然隻能盡快學會轉換生活方式。因此，香港若能變成實驗民主的政治特區，將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遠遠超出了香港一地人民的福祉。此所以我反複在舊作中鼓吹“內地香港化，香港民主化”。
因此，任何一個以港民福祉為念、以全國人民福祉為念的人，身處此境，都隻會“盡人事以聽黨命”，也就是在黨下令前，拚命去討價還價，力爭讓我黨退到最底線，而不是“聽黨命而盡人事”，也就是自己揣摩聖意作積極分子，倒過頭來為黨向港民拚命壓價，可惜金大俠偏偏就是這麽做的！
不僅如此，他一開頭的意思，是說“民主雖然好，無奈黨不準，如果惹惱黨，反倒害香港”，實質是功利上的策略考慮，雖然如上分析並不成立，但畢竟還不是良心問題。
但“倚天屠民”曝光後，引起了港民憤怒的抗議風暴，輿情紛指他出賣了香港整整一代人的民主權利。金大俠便在其主持的《明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評：《沒有一國的行政首腦是直選產生的》、《直選首腦，少之又少》、《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引經據典論證行政首腦自古就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暗指直選行政長官為不合理要求。於是，在大俠的生花妙筆下，原來“求不到的好事”竟然成了“根本不該求的事”！
這就是金大俠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而這竟然是父親被屠殺、家產被搶光的人幹出來的！如果他自己沒有那血淚經曆，那麽，如此“倚天屠民”似乎還可以原諒。但香港人民當年在他國破家亡走投無路之際，慷慨地提供了庇護所和日後的飛黃騰達基礎，如今人家不幸遇到“大限”，當此關鍵時刻，他不盡一己綿薄庇護港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卻去自作聰明，為虎作倀，為黨壓價，幹出這種事來，似乎再寬容的人也無法為之辯護。
然而金大俠問心無愧。後來就來了８９學運，５月１９日下戒嚴令，次日他便憤而辭去基本法草委和谘委的職務，聲稱“不能與這樣的政府在政治上有任何交往。”六四屠城發生後他更是老淚縱橫。可即使在此時，他還要說什麽：
“１９８８年，我倡議主流方案，很多人說我保守，但我和魯平、李後有著較長時間的接觸， 我覺得‘主流方案’已經是他們的底線了……我可以說，當日我爭取不到的，全世界也爭取不到，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在此，金大俠再一次公開嘲弄了天下人的智力，瀏陽河繞來繞去，又繞回原地去了。他最後畢竟還是承認了：原來，香港的民主直選，並不是他在多篇社評中暗示的那樣是不合理要求，而是應該爭取可惜無法爭取到的好事！
令人百思不解的，還是金大俠那些蓄意誤導欺騙國內人民的公開演講。李勇先生的文章引用了其中一些名言警句，讀來真不敢相信就是出自那位為國為民之大俠之口。
關於虛偽的資本主義新聞自由，金大俠如是說：
“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也不免假話連篇。”
“西方國家通訊社報導新聞，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與標準，將公理正義完全歸於他們國家的一方，例如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發布的消息全對美國及其聯軍有利，似乎中國誌願軍與北朝鮮軍隊不堪一擊。但事實俱在，最後還不是在三八線附近停戰，簽訂協議。”
“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
根據大俠的邏輯，在中國那種偽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是所有人的大老板，當然隻有它們才能享受新聞自由。所以，國內新聞工作者的任務，就是像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一樣，“一切行動聽指揮”：
“我們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跟隨黨的政策。”
這些話，恐怕連現在的中宣部長都說不出口來吧？而這就竟然出自長期生活在自由世界、終生從事媒體工作的老報人！
難道金大俠不知道，這世上隻有共黨國家把全國媒體變成史無前例的龐大謊言機器，有本事將抗戰八年一共打死８２６名日本兵的共黨，吹捧為“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將北韓對南韓的大舉入侵，歪曲為“在杜勒斯策劃指揮下，南朝鮮走狗李承晚指揮偽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入侵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中共犧牲國家民族利益、為外人火中取栗、自絕於文明世界吹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將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吹捧為“特大豐收”，把禍國殃民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規定為每個學童必須倒背如流的“三大法寶”、“三麵紅旗”，把迫害了起碼１／８公民的文革吹成“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把８９年發生的人民和平請願示威誣蔑為“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請問這些驚天醜聞，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界可曾爆出來過？水門事件是誰揭發的？美軍虐囚醜聞是誰率先報導的？但凡國內外重大事件發生，有哪一次人家不實行神聖的“費厄潑賴”原則，讓至少持兩種針鋒相對觀點的人在媒體上公開辯論？就連咱們這家微不足道的網站也能海納百川，不擇細流。以中國之大，人才之多，能在國內找出個類似物來麽？
本網站也有“老板”，那就是董事會，可自狼協董事長以下，又有哪個“老板”幹涉過論壇日常管理？難道金大俠真的不知道西方國家報業巨頭們信奉的職業倫理就是隻提供財政支持和營銷，不幹預報刊的編輯方針？金大俠那麽熟悉英國，何以不知道在環球素享盛名的《泰晤士報》自８０年代初便被某色情媒體大王買下，然而該報享有的新聞自由至今不是那聲名狼藉的“老板所享受的自由”？
最絕的是，金大俠作為深知真相的過來人，非要哪壺不開提哪壺，拿韓戰說事。其實正如網人mzxtd指出的，世界史上還從未見過中共這種戰時新聞報導，讓讀者隻知道我軍節節大勝，天天打死打傷了多少敵軍，不但從不報導己方的失利和傷亡，而且竟然連戰事的大致進展都有本事把讀者整個蒙在鼓裏。這種欺騙之徹底，連發明了“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的戈培爾都隻能瞠乎其後──納粹再無恥，還是如實報導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慘敗，連損失多少兵力都沒有隱瞞，隻是把保盧斯率部投降說成是壯烈殉國而已。我黨這種無恥的瞞和騙，不但在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就連世界史上也未之前聞。
這種事，請問美國和西方國家作出來過麽？當年聯合國軍越過３８線長驅直入，在接近鴨綠江時中了彭德懷的埋伏，狼狽潰回南韓，連漢城都丟了，西方國家媒體可曾隱瞞過？麥克阿瑟可曾隱瞞過？杜魯門可曾隱瞞過？麥克阿瑟是為什麽被解職的？
蘆某無知，也曾胡亂看過一點有關書籍。據說，麥帥被解職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兵敗如山倒時驚惶失措，認定隻有把戰爭打到中國去，或是采用轟炸滿州、動用核武器、沿鴨綠江施放核廢料阻斷共軍南下等極端戰略，才能取勝，因而與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見相左，而他還要對媒體胡言亂語，這才導致杜總統行使三軍總司令的職權，炒了他的魷魚。
一個次要原因更有諷刺意義：麥帥不是像共黨那樣鬼鬼祟祟，什麽都成了秘密，而是太開放、太透明、太“民主”了些，發動重大攻勢之前居然召開記者招待會，詳細宣講其戰略部署，令敵軍知己知彼，從容布陣以對。或許金大俠就是因此得到靈感，痛訴資本主義世界無新聞自由吧？
可惜即使如此，人家似乎還是沒有放棄這一套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自由。英美悍然入侵伊拉克期間，那進軍部署圖以及軍事行動的大致進展，天天都在電視台上播放。對方死傷多少，己方傷亡多少也時時發布，甚至連某黑人老太太聽到兒子在行動中失蹤時對著記者哭訴“布什先生，你還我的兒子”的鏡頭都在全世界電視機上出現，似乎從未像我黨那樣，連己方死了多少人都是嚴禁人民盜竊的絕密。遮莫這就是無產階級新聞無自由的優越性？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金大俠出名發財，靠的全是香港的虛偽的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倘若他不跑掉，如此出身的文人，就算不在曆次殘民運動中被活活整死，也絕對不可能成大名發大財。當然，以金先生超過韋小寶的乖覺，很可能會走上敬愛的姚文元同誌那條路，但即使那樣也得遲早翻船，絕對沒有逃出去後的那些好事。而今他卻背恩反噬，詆毀起資產階級新聞自由來了。如此做作，倒深得敬愛的黨中央當年躲在上海租界，靠買通租界巡捕房獲得帝國主義腐敗分子的庇護，安全地“ 反帝”之遺風。
最不能原諒的，還是金大俠刻意迎合黨內頑固派，妖魔化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煽動禍國殃民的仇外思潮：
“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
“美國迫使我國在國防力量、科技力量、經濟力量尚未充分發展之時作出反應，就此一舉摧毀我國政權，迫使中國像俄國、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一樣，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
“全世界的重要經濟學家估計，以我國十三億人口與美國二億多人口相比，到二O三O年，最多是二O五O年，我國總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至少是與之相等，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來對抗美國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這些話之惡毒無恥，其社會後果之惡劣，當真是令人怒發上指冠！
請問熟知曆史的金大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到底是哪個帝國主義國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難道不是蘇俄社會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又在它們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民族災難中扮演了什麽角色？難道我黨不是替蘇俄帝國主子打代理戰爭的忠實走狗和別動隊？您若真有點俠義心腸，既然如此愛國愛民，就算沒勇氣講真話，總可以悶聲大發財吧？又何必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再問金大俠，您指責美國有征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侮辱俄國和南斯拉夫等國，說人家“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到底有何證據？沒有證據就作此嚴重指控，難道不是誹謗，而是行使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輝煌表現？
三問金大俠，您知不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對美國曆來倍加讚賞，說美國和其他西方列強不一樣，對中國從無領土野心，也與中國毫無利害衝突？４０年代我黨黨報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實事求是地稱讚美國，並列舉了一係列曆史事實證明美國從來是中國的友好國家。即使是在中共一頭紮進中國的民族世仇老毛子的懷抱，後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韓戰，導致中美敵對之後，毛澤東仍然在內部承認這一基本事實，在中美關係解凍之前親口對李誌綏說過這種話。連毛那“反帝”祖師爺都承認的曆史事實，您就敢否認！
四問金大俠，以您的遠見卓識，難道看不出中國“和平崛起”的希望全在於良好的中外關係，而中美關係就是中外關係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經濟騰飛，全靠西方提供技術、資金和藍圖，中國的政治改革更離不開先進的西方經驗。鄧小平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了驚人成功，全靠他打開了國門，放手讓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長驅直入，資本主義資本輸入遍及全國，這才迎來了全麵的經濟繁榮。９０年代末一個美國學者曾在與愛國壯士李希光的電視座談中指出：方今之世，美國可以沒有中國，但中國不能沒有美國，能言善辯如李某人者，竟然無言以對，因為人家說的雖然難聽，卻不幸是事實。
所以，任何一個長了眼睛的人都應該能看見，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關係，是中國乃至中共政權的生命線、幸福線（按，這是文革期間用來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肉麻話語，用在這裏倒是實事求是），而仇外思潮乃是拳匪餘緒，是中國人特有的自絕經絡的拿手好戲，是針對鄧小平改革開放英明舉措的反動逆流。這些頑固派得逞之日，也就是共黨政權自行拔去輸氧管、輸血管、“切臍自殺”之時。
共黨政權垮了，who care策那？（請大俠勿要以為阿拉英文不行，這是區區在下從美國八齡童那兒學來的正宗美語，勿是英語哉）。隻是正如已故網人呼延宇先生形像地指出的，我黨那臃腫的身軀太狼抗，一旦轟然倒地，隻怕要把地球砸個大坑，讓億萬黎民為他們殉葬。莫非這就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金庸先生夢寐以求的事？
這些無恥讕言，若出自黨官之口，倒也不足為怪，甚至可以原諒──畢竟，人家得忠於王事嘛。我所不解者，便是金大俠說出這些他明知是彌天大謊的無恥話語來，到底有什麽必要？
如金大俠本人在《天龍八部》中所說，星宿派人眾其實也不是天生就那麽下流，無非是誤落匪巢，吹牛拍馬成了生存首要前提。形格勢禁之下，不得不隨眾無恥獻諂。開頭還難免臉紅，久而久之便習慣成自然了。
我在《馬屁之邦》係列裏曾經引用過這段話，並說明那些話其實是諷喻文革期間的中國的，更表示了我由衷的困惑：如彭定康英明指出的那樣，後毛時代中國發生的一個重大曆史進步，就是公民享有“不談政治的自由”了。在這種情況下，真有點良心的同誌就算沒膽量講真話，起碼可以不談政治吧？那為什麽網上還會有這麽多專門厚顏文過飾非的黨朋呢？
我後來總算打破了這困惑，那就是既得利益使然。捍衛既得利益乃人之常情。蘆某人稱“蘆老邪”，不是草不吃料不進、以作“骨氣秀”為專業的“清流”，還是能通情達理的，所以覺得網上的愛國誌士和那些拿了台灣或輪子的錢的民運好漢一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桀犬吠堯，其實都是各為其主，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但這顯然不適用於金大俠。在不佞眼中，金大俠可謂“富貴完人”，什麽都有了，比《肉蒲團》上的未央生還幸福：作了天下第一大才子，成了天下第一大名人，當了天下第一大富翁，睡過天下許多美貌佳人，又有英國護照，在各地廣築華廈，“且自逍遙無人管”，又何苦臨老自瀆自汙，幹出那一係列齷齪事，說出那許許多多無恥話來？任何一個稍有良心的人身處此境，隻怕日後清夜捫心，隻怕都要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涔涔汗下吧？
歪？
我不明白這歪，我隻覺得雲兒的斷語太過忠厚，簡直是濫忠厚濫好人。雲兒說金庸慘遭什麽“政治綁架”，呸呸呸！小丫頭胡說八道！有誰綁架他了？有誰能綁架、敢綁架金大俠？分明是主動送貨上門賣淫。如果說是為生計所迫賣身，那還可以理解和原諒，可問題就偏偏在這裏：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幹出這些丟臉爛汙事體來！
想來想去，我隻能得出一個痛心的結論：金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過了頭，不知見好就收，知足常樂。什麽都有了，卻還人苦不知足，既得隴，複望蜀。不知道珍惜人生的“殘缺美”，卻硬要去多事，愣要去練被張無忌明智地放棄了的“乾坤大挪移”第七層功夫裏的那一十九招，想“占盡風情向小園”。整個悲劇就在這裏。
以此觀之，則一切怪象脈絡畢現：成了文豪兼富翁，又恨自己學問不夠。光有這種遺憾也沒關係，自己去默默做學問就是了。可惜他又耐受不了那寂寞，他想的不是“做學問”而是“做學者”，要的不是學問，而是世人承認他有學問，這完全是兩回事。真正熱愛學問的人是以做學問自娛，如蘆某以蒙麵上網胡塗亂寫自娛一般，其中並無什麽功利考慮。而金大俠所謂“做學問”，乃是“在世人麵前作學者”，所以他非得去當院長、教授、博導不可。離開這些外在符號象征，就無法顯示出他的學者地位來。
可悲的是，金大俠這麽做，反倒把自己弄成了笑柄。吾不知他招不到博士生時，可曾恨無地縫可入？其實按他既有的文名，擁有全世界最多的扇子，已經是文人難以企盼的第七層功夫了，如果他知足守拙，又豈能自辱若斯？
那媚共言行又何嚐不如此？大俠夙有大誌，青年時代就立誌從政，在外交領域裏大展雄長，可惜生錯了門庭，困頓香島一隅，雖然名利色三收，畢竟不曾在大國政壇呼雲喚雨，到底意難平。好容易盼到再不實行出身歧視的青天上台了，當然要不甘寂寞，效犬馬之勞，俾日後青史留書，在“大文豪、大富豪、大學者”之外，再加一美諡：“大政治家”。
金大俠這些小聰明，頗富阿拉下江人的精明氣息，倒有三分像他筆下的大清鹿鼎公、撫遠大將軍韋公諱小寶。兩人都根本不是什麽“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不過是善於鑽營牟利的小滑頭罷了。唯一的區別是，小寶有不可跨越的底線，隻愛財愛色，不愛名愛權，為了不背叛朋友，不惜棄薰天權勢如敝屐，而金大俠不但出賣了良心，出賣了一代港人的民主權利，甚至出賣了庇護收養他並保障了他飛黃騰達的整個自由世界。此所以韋公偉大而金公渺小。
以上所說，當然有誅心之嫌，不過舍此心理分析，我還真無法對金大俠那些齷齪言行給出個言之成理的解釋來。我一向反對針對文章觀點作道德批判，但此文主要批的還是金大俠作為政治家的言行（雖則第一節似乎跨越了這個我自加的戒律，已經遭到網友批判，對此我準備在另文中闡述之），更何況我覺得金庸的主動賣身行為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頗有典型代表意義。
最主要的是，作為不可救藥的金迷，此文表達的不是痛恨而是深沉的惋惜與痛心。我總覺得，金大俠沒有記住、甚至沒有理解他在《倚天屠龍記》裏讓波斯大美人、聖火教教主小昭唱的小曲：
“富貴哪能長富貴？日盈昃，月滿虧蝕。地下東南，天高西北，天地尚無完體。”
而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2006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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