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7年春：延安:——延安街衢景物的另類觀察 序
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黨禁”、“報禁”，人們寫文章也不再有政治顧忌，許多老記者回首前塵往事時，吐露真情，中肯而客觀。其中，曾於1947 年4月被派去延安采訪的前《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如實地回憶了四十年前的延安之行，他在文中寫道：“中外記者數十人專程趕往延安，亟欲探明國軍光複共都究竟，但統率西北的胡宗南將軍隻是客氣地請大家吃一頓，終席之間卻是沉默以對……發現這個名聲極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已是人去樓空，既無可訪之人，亦乏可述之事。才住了兩天，大家便覺得無聊空虛。”
國共陝北戰爭固有文獻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中國大陸記載這段史實的文獻，多半集中在軍事戰場上，尤其是毛澤東非凡的膽識，僅依靠小股的兵力保護，在陝北與胡宗南大軍周旋，同時指揮全國戰局，最後弄得胡部損兵折將，精疲力竭後，棄甲而去。關於這一段作戰經曆，過去的謎底不僅早已揭露，甚至是一清二楚。至於胡宗南占領延安的情形，一般引述最多的是胡宗南身邊的中共地下黨人熊向暉的文章，1991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專文《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熊氏於1936年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共產黨，奉周恩來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工作，後來成為胡的機要秘書，在國共陝北戰爭中，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熊的文章最為人津津樂道之處，在於他透露胡宗南為了假造戰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軍戰俘，包括讓一名國軍軍官假扮被俘的共軍旅長，模擬共產黨的硬漢作風，提供中外記者采訪。此事頗具戲劇性，成為笑料，因此多年來不斷被摘錄引用。
除了軍事文獻和熊文之外，好像鮮有別的關於胡宗南進入延安的記載。其實不然，當年國民政府國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記者搭乘專機飛往延安采訪。除了國民黨黨政係統的報刊之外，也包括立場較自由的《大公報》，因此有關延安之行的文章，當時曾大量出現在全國主要報刊上。筆者試從當年有代表性的文章中重現曆史場景，同時考慮當時的時空環境，輔以今天已經確認的史料，對這段特殊的史實整理出一些大概的眉目。
南京國防部的采訪安排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記者團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運大隊的運輸機，由南京飛西安。休息一晚後，隔日再飛延安。這個團由南京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卿汝楫率領，計有外籍記者七名、女記者二人，報館通訊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報》記者周榆瑞、《東南日報》記者趙浩生、《新民報》記者宋凱沙、《和平日報》記者謝蔚明、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潘啟元、上海《申報》記者俞振基、上海《大晚報》記者鄒啟元、《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等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沈昌煥則以中央社記者的名義一道前來。
剛進《中央日報》不久的龔選舞，年紀輕輕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訪任務，既光榮又興奮。他後來寫道：“三架飛機編了隊一齊向西北飛行，起先我們還能欣賞到大地上片片初生的嫩綠，可是，一過了淮河，映在眼前的便是無邊無垠的黃土。一向，國人每以淮河分南北，從機上俯瞰，顏色可不就是最好的分野……從窗口下望，隻看見無邊無際的一片土黃顏色，既無青山，也無綠草，唯一與大漠有異的是，在一片黃土中偶爾還有些疏疏落落的小村落。飛機在一片黃土的機場上依次下降，在滾滾黃沙陣裏大家雖然難以見麵，但彼此都知道早已變成一個個地道的黃人——自頂至踵，盡沾沙塵，須眉以上，平添淡褐。”在飛機場迎接記者團的有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長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顧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備副司令趙才標，膚施縣長白崇熙。他們在機場舉行一場閱兵儀式，然後記者們分乘六輛大型美軍吉普車南下，首先前往邊區政府大禮堂，聽取參謀長盛文的戰情簡報。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複延安的全國新聞宣傳活動就此正式展開。
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前後
這裏，我們仍需稍微回顧一下曆史背景。胡宗南是黃埔第一期學生，參加東征、北伐、中原大戰等役，對蔣介石赤膽忠心，其所率為第一師，無論人員和裝備均為各部之最。胡與許多第一代共產黨人既是同窗，也是老對手。第五次“圍剿”中，第一師由廣元追擊紅軍至鬆潘，苦戰九個月。鬆潘一役，胡部占了優勢，從此軍事上對共產黨抱有一定的自信心。抗戰期間，胡宗南坐鎮西安，所部已擴充至第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等三個集團軍，主要任務是在西安側翼牽製日軍，同時監控陝北共產黨根據地的動向。
抗戰勝利後，國共軍事衝突不斷，尤其在魯南、皖北、東北等地，戰爭規模不斷擴大，不過形式上雙方仍維持談判的局麵，尤其希望通過製憲程序達成政治上的整合，以呼應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因此，盡管西安與延安近在咫尺，這段期間國民黨並無攻占陝北的作戰計劃。
1947 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離華，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辦事處及《新華日報》人員董必武、錢之光、童小鵬、王炳南、梅益等七十四人分乘美軍四架飛機返回延安，標誌著自西安事變之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走進了曆史。此時，國民黨在戰場上已由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戰局進入僵持階段。所以，國民黨方麵需要一個重要的勝利來振奮軍心，安定政局，進攻延安遂成為必然的考慮。事實上，在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前夕，2月28日，蔣介石即密召胡宗南及胡部參謀長盛文來南京，詢問其陝北作戰是否有把握。胡做了戰情報告，列舉國共雙方兵力對比，答以極有把握。3月1日，胡在國防部提出攻略延安方案，獲蔣同意，決定10日開始行動，後來考慮到需等待美軍觀察組離開延安，延至14日才進擊。熊向暉將胡的完整作戰計劃，及時通過渠道轉給了延安總部。因此，幾乎同一時間，中共中央就製定了相應的陝北作戰計劃，其核心包括命令王震率兩個旅由晉綏西渡黃河，守衛邊區南線的新四旅、三五八旅則由淳化、合水一線回延安。3月8日，延安新市場舉行了萬人大會，誓言保衛延安。共軍將主力置於延安南部，力圖延緩國軍的攻勢，為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爭取足夠的時間。中共新編西北野戰軍包括六個旅，兵力約兩萬六千人，與胡宗南部兵力十分懸殊，這也是胡宗南胸有成竹的主要原因。對延安的圍攻，胡宗南部署了整編第一軍在宜川、整編第二十九軍在西安，西北的馬家軍亦由甘肅東路合擊，總共六個整編師近二十萬人，由三路進攻。由於共軍避免決戰，其間國共兩軍僅有幾次小規模的遭遇戰。18日，毛澤東、周恩來撤出延安，次日，國軍就進入了延安市區。胡手下的兩位大將董釗和劉戡所率整編第一軍和整編第二十九軍主力並未停留延安，而是尾隨共軍，尋求決戰。3月25日，共軍集結六個旅的兵力在延安東北的青化砭伏擊國軍第三十一旅，全殲其部，旅長李紀雲被俘。次日，中共中央在清澗縣棗林溝舉行會議，決定中央和解放軍總部仍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和全國戰局。劉少奇和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西柏坡村，落實中央決議的工作。
表麵風光下的真相
以上便是胡宗南進入延安前後國共對峙的大致情形。撤退者留下一些機器設備和戰略物資，反映其走得匆忙，但比起當年撤出江西瑞金時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國軍距離真正的勝利甚遠，然而胡宗南發出的戰報卻極其誇大，稱：“傷斃匪教導旅旅長、參謀長、團長、大隊長等官兵16,606名，俘獲偽官559員、兵9,625名，擄獲輕機槍30挺、步槍243枝、手槍5枝、擲彈筒29具。”中央社根據胡部的戰報發出消息，立刻轟動全國。一般人不明真實情況，認為中原、華北、東北戰事拖延，共軍日趨壯大，延安為共軍總部，必有重兵駐守，怎麽十天就被胡部攻下？驚訝之餘，也得到胡宗南大軍確實能征善戰的印象。其實，部隊打仗誇大戰果以激勵人心，並不足為奇。問題是，胡宗南跟蔣介石也如是報告，實際上是欺瞞上級，誤導判斷，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作為蔣的頭號門生尚且如此，其他文武官員更可想象，這也反映了南京官場之虛驕浮誇，脫離現實。蔣介石隨即電胡宗南：“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未幾，國民政府公布獎敘名單，胡宗南以下均獲晉升頒獎。
正是頂著這種表麵的風光，胡宗南安排了中外記者團來訪，期待擴大宣傳。這種宣傳自然有一時的作用，它不僅能製造國民政府掌握大局的印象，也能對未能及時掌握情況的各地共產黨組織和軍隊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而且，根據蔣介石的指示，陝北的工作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意指過去共產黨利用延安做反國民黨的宣傳，現在國民黨也要利用延安做反共產黨的宣傳。這意味著，國民黨也要加強延安的政治與經濟的建設，爭取地方人心，作為國民黨的樣板。問題是，共產黨在延安苦心經營了十三年，胡宗南來延安才短短幾天，就要展現重大成果，唯一的方法就是大方撒錢甚至到處做假。在物資緊張的戰爭年代，這種做法又能維持多久呢？
記者們內心的疑團
這正是中外記者團踏足延安時所麵臨的基本情況。大抵上，招待人員說什麽，記者們就寫什麽。而滿腔黨國赤忱、負有重大宣傳任務的龔選舞，對政工人員所說的一切，更是深信不疑，不過當眼前所見與宣傳相距太遠時，仍不免一絲迷惑。龔選舞說：“當我正全神貫注聆聽、埋頭奮筆直書之際，平常帶領我從事采訪工作的《申報》的俞振基大哥卻從旁輕聲告訴我：‘在戰地，要多用你的眼睛去看，不止盡是聽人說話。’‘看這些眼前實物，軍方說這兒曾劇戰，你可在原野上看到炮坑，在建築上目睹彈痕？’聽他的話，我留心地四下觀察，果然不曾看見什麽劇戰的痕跡。……我們參觀的是胡總部收繳共軍武器的展覽。事先，我們認為在一次俘獲萬人的大勝後，收繳的武器必然大有可觀，甚至可能包括共軍兵卒撤離時不及攜走的一些重兵器。……多年後，據帶了一個殘破兵團在四川降共的胡宗南將軍的副手裴昌會（筆者按，原為胡部延安前進指揮所主任）說，那是一次為了應付中外記者參觀而臨時部署的戰利品展覽，不少展品還是來自他處。”
胡部政治部為中外記者們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飛抵延安，下榻邊區政府招待所，盛文參謀長簡報，下午參觀棗園、中央大禮堂、楊家嶺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居所、中共黨校、鳳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禮，參觀“共軍戰利品”陳列，采訪“共軍戰俘”，下午自由采訪，晚上胡宗南將軍邀宴。4月6日：上午民眾大會，中午發放延安百姓每人兩萬元救濟金，下午自由采訪。
4月7日：上午原擬飛離延安，因雨待在室內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飛離延安。
《大公報》記者周榆瑞的專訪
整個行程實際上隻有短短的三天，記者的報道也都集中於上述的內容。不過，在進入其中細節之前，應該先提到胡宗南此時的態度。所有記者都希望采訪他，起碼能聽到胡宗南一些公開的談話。然而根據龔選舞的描述，胡宗南隻在5日晚宴上露個麵，模仿他的校長向大家揮手，連聲好好，隨後便一直保持沉默，讓記者團十分失望。盡管如此，胡宗南卻主動約見了“中央社記者”沈昌煥與《大公報》記者周榆瑞。沈昌煥原本就是蔣介石秘書，找他來等於是向蔣傳信，是必然之舉。至於沈昌煥寫的通訊稿，則滿紙官樣宣傳，難窺真相。
唯《大公報》是有公信力的民間報紙，周榆瑞也是才華洋溢的資深記者，觀察敏銳，文筆深刻。龔選舞形容他，麵色紅潤、身材高大、舉止瀟灑，西文國學造詣皆高，堪稱中國新聞界的奇才。周榆瑞搭乘胡宗南副官安排的吉普車，再走上一百多層的台階到達邊區銀行最高一層房屋，胡宗南正在庭院中獨自散步，兩人寒暄幾句，胡請他走進一間掛滿軍事地圖的會客室。周榆瑞後來在《大公報》的專訪文章裏有如下記述：
“平漢線和徐州那一方麵我不能判定；陝西境內的戰事大約可於5月底結束。”胡將軍以很肯定的語氣答複我。
“中共現在的計劃如何？”我緊接著又問。
胡將軍端起紅茶呷了一口，然後了一下眼睛，說道：“中共現在退守他們的第三根據地綏德，那個地方比延安富足得多。當然，他們是不肯離開陝北的！”
沒等我再問，他繼續談到他在陝北的工作原則；他不慌不忙地說道：“我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大膽釋放俘虜，並且發給他們路單和旅費。共軍的軍需衛生人員被我們俘獲時，幾乎都是立刻把他們放走的。這樣可以使中共說我們殺害俘虜的宣傳不攻自破。二、大膽任用土共；陝北本地的共產黨員對我們很好的。而且，他們在本地是有領導作用的。”說到這裏，他稍微停了片刻，接著又說下去：
“依照我的計劃，將來要選擇他們之中的開明賢達分子，讓他們當縣長或其他地方行政人員。我相信綏德和清澗一定都有優秀人物的；可惜高崗到東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可用的人材。”
剛好昨天午夜國軍攻下了瓦窯堡，胡將軍起身走到地圖旁邊，手指著上麵說：“瓦窯堡是可以控製綏德的。”說完這句話，他又把話鋒轉了：“剛才我所說的兩個原則實行起來是很有成效的，同時也有配合的條件。我們現在最著重如何收拾人心，給予人民工作和衣食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我們已有對待的辦法。”
滿臉露著笑容，他提高了他的聲調，接著往下說：
“在延川幹穀鎮永平鎮這一帶我們獲得了四百萬擔共產黨沒有搬走的糧食，所以糧食不成問題。還有，他們沒把壯丁拉走，到處皆是。這些壯丁暗中幫國軍的忙；例如軍用電話線沒有被剪斷過，傷病兵從前方退下來也沒有被殺害。這些事實證明了上述的兩方略是可以實施的。”
“ 至於我們的士兵，他們都明了隻要共產黨能參加政府，就可以了事。事實上，此地的老百姓都是八路軍。糧食、槍械、騾馬和壯丁都是共產黨的生命。而且來歸的壯丁中一定還有從前他們的幹部，不去說破它就等於招撫八路軍。”胡將軍放出了爽朗的笑聲，從笑聲我領會到他心中的得意。
胡宗南的輕敵意識
周榆瑞對胡宗南的采訪記雖然寫得不長，但很能反映當時胡宗南的處境和想法，尤其是他準備在陝北施展的政治手腕。他很清楚，陝北戰事勝負的關鍵就是政治，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胡宗南用的其實是中國人的老辦法，盡量啟用本地人管本地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不過胡宗南的想法過於簡單，施惠確實能短暫地緩和社會矛盾，但不足以使百姓和執政者建立一體感，後者需要經過一段共同奮鬥的曆程。執政者帶領百姓一起吃苦，衝破難關，共創美好家園，如此才能真正凝聚彼此的心。胡宗南與陝北百姓無此淵源，更何況他能布施的恩惠並非無限的，所謂糧食不缺並非事實。出於政治考慮，陝北人民一年不收田賦，胡部糧草和地方政府給養都要由南京中央供應，然而華北、東北戰事消耗巨大，中央並不寬裕。陝北軍隊供需龐大，另外還要對百姓撒錢施恩，戰事一旦拖延，胡部很快就會捉襟見肘。
胡宗南部隊進入延安不過一周時間，一個擔任側翼掩護的旅，就在青化砭被殲。他所說的占領瓦窯堡，不過是共軍主動撤離，為進行運動戰所做的迂回，因為不過大約一周後，胡部一三五旅又在瓦窯堡以南的羊馬河被共軍主力圍殲。到了5月4日，類似的情況又發生，整編一六七旅在蟠龍鎮被殲。共軍利用國軍追擊求勝的心理，不斷集中力量圍殲其一部，積小勝為大勝。共軍隻有在充分掌握國軍的情報，而國軍卻對共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才能辦得到。胡宗南顯然輕估陝北的政治情勢，他所謂陝西境內的戰事5月底結束，應是他真實的評估，也是他十三年前在第五次“圍剿”中建立的自信，然而如今時空已有根本的不同，胡宗南的自信導致了致命的輕敵意識。他雖然也知道共產黨不好對付，但絕沒有料到對方決心在陝北跟他纏鬥，用人民戰爭的方式一步步消耗他的力量，嘲弄他，最後將他徹底擊倒。
延安百姓的表與裏
至於人民群眾在這場戰爭中的根本作用，周榆瑞在另一篇延安行的文章裏則有清醒的認識。這位敏銳的記者總是在努力透過表麵現象，去挖掘真相。采訪行程中有一個民眾大會，由綏靖區難民急賑總部派人發放救濟金，每人可領取兩萬元。中午左右，縣府廣場聚集了兩千多男女老幼，先是安排共產黨樹的勞模張永泰、女參議員左淑秀站起來對共產黨批評了一番。接著大家排隊領救濟金。周榆瑞寫道：“我信步走到街心，眼看著每個人極忍耐地在灼熱的太陽下等候，當四張嶄新的五千元大鈔遞到他手中的時候，他擦一下頭上的汗，笑了，笑得有點迷惑。”
這正是純樸陝北農民的典型反應，有錢領自然開心，但他們不太清楚為什麽國軍要發錢給他們。周榆瑞無法滿足於這種製式的采訪行程，急欲了解延安百姓真正的感受，他到街上四處采訪，後來寫下的《延安人的話》即使今天讀來，仍然值得品味：
延安雖然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據地，但是當他們撤退得隻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時候，隻有逐漸回來的老百姓才是記者們尋求真實的對象。因此，我們紛紛地在街頭上，在店鋪裏，在山坳，找老百姓和我們談話。
起先他們對於我們總是保持著相當的距離，說話時多少有點拘束；他們把我們叫做“國軍的記者”，以為我們是來“說服”他們的。隨便問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對於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趕緊答道：“共產黨不好得很，毛主席是壞人；蔣主席是好人，他給我們一個人兩萬元。”後來因為我們時常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又常常和他們說話，彼此之間的距離也就縮短了。
大體上說，他們對於“八路軍”的軍紀都相當地讚揚；因為共軍的部隊全是自供自給，不打罵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在政治方麵，他們對於“鬥爭”和“清算”的辦法是非常反對的。“這種辦法隻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處，不僅是地主，就是我們一般農民也是不讚成的。”一位六十來歲的莊稼人向我表示他的意見。他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很直覺地說出他所認為的“是非”。
有幾個人告訴我們說中共的醫院是辦得很好的，在從前，延安根本沒有醫藥設備。“共產黨的醫院有外國醫生，他替咱們老百姓治病打針不要錢，這是很好的。”他們都這樣地說。還有，他們認為從前中共審判的方法是不錯的，有理沒理都可以弄得清白。對於開會，他們都十分地反對，他們認為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聽中共幹部人員說一大套他們不大懂的話，又費時間，又沒有意思。
趙成業是我所接觸的老百姓中最肯說話的一個人，他大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門外種地，後來又開了一爿小店。當他看見投誠的韓繼恩（筆者按，此人物本文稍後說明）正在會議廳中向許多的同業陳述毛澤東與陳紹禹的衝突時，他不禁伸了一下舌頭，我便問他認識不認識韓，想從他的口中聽到關於這位“科長”的一些故事。
“延安人哪一個不認識韓科長？我們從前怕他，現在還是一樣的害怕。他最貪汙，到處問人家借錢不還；而且他還吸鴉片煙，他的老婆也是強娶過來的。”趙老頭這樣地告訴我。
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他甘心情願替共產黨做情報，常常派人到我們的門外偷聽我們私下的談話。”聽了他的話之後，我不免看了韓繼恩一眼；一個樸實農民的敘述簡直把他的臉譜給勾出來了。
……
他對於共軍的軍紀也稱讚了一番；此外，在他的心目中，醫院和學校都辦得很不錯。“看病和娃娃們讀書都不要錢的。”他對我說。
賣香煙的一些老百姓告我們說，他們的香煙是國軍發給他們售賣的，並不需要先付批貨的錢，等將來賣完香煙後再算賬。我覺得這確實可以幫助他們解救目前的窘迫，再過些時候複業救濟一開始，希望可以解決大多數人民的問題。政府對於陝北一帶人民的態度委實值得我們的讚揚；除掉發給救濟金之外，還公告豁免本年度的田賦征實。本來，從任何觀點來看，老百姓是沒有罪過的。
後來，另一個的偶然機會使我遇見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他說這次戰役中被國軍俘獲的多半是民兵，正規的“八路軍”早已撤退了。“現在回來的老百姓雖然不少，假如沒有集中訓練的話，回來的人更要多。”他很坦白地告訴我。
問他對於內戰的看法，這位青年農民以極堅決的口氣答複我說：“再也不能夠打仗了；內戰不停止，倒黴遭殃的是我們老百姓！”在他洪亮的聲音中，我恍惚聽到了四億五千萬人民在做同樣的呼喚！
人民心向中國共產黨
從這些簡單的敘述可以清楚看見，純樸的百姓盡管講話小心謹慎，但對於是非仍然有著直觀的標準。他們批評“清算 ”、“鬥爭”的方式，不喜歡老是被叫去開會，抱怨自己被監視，對少數狗腿式的人物更是厭惡。不過，根本上，他們非常推崇八路軍，覺得共產黨公平公正，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隻是他們對“國軍的記者”吐露真心話時，表現得比較含蓄。《大公報》敢於發表這些言論，不負其在新聞界的盛名與口碑。另一方麵，如果談到爭取民心，胡宗南不一定沒機會，但他時間太短，不可能取代共產黨與延安人民長期培養的情感，更何況此刻征戰陝北的共軍青年，多半還是延安人民自己家中的子弟，人心向著誰？答案不問自明。
這也是毛澤東敢在陝北與胡宗南大軍纏鬥的重要原因，共產黨所擁有的不僅是那近三萬人的西北野戰軍，而且是整個陝北的政治與經濟生態。放胡宗南進來，等於是放一頭猛獸進入一張結得紮實嚴密的巨網。這也是中共進入延安後，修正過去在蘇區的做法，埋頭建設後的總檢驗。這種檢驗對於共產黨的壯大深具意義。延安建設有別於早年的蘇區，區別在於改變了在蘇區實行的極左的政治與經濟政策。蘇區所在的華南農村，以氏族為基本社會組織，地主和佃農常為同一家族的成員，用暴力方式殺害地主會激起氏族本能的反抗，一旦富農甚至中農也被劃到地主這一邊，氏族的對立性更強，即使取得土地的佃農也生活在不安和恐懼中，以致紅軍突圍時因民眾後援不足而損失慘重。
到了陝北，中共以靈活務實的做法，來處理土改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取消蘇維埃，改為邊區政府，實際上等於有了更大的政治團結空間。傳統地方士紳、商賈、知識分子等，許多人被推選為參議員，而且經過一定的民主投票形式。雖然這跟現代意義的民主不一樣，但對共產黨團結地方人士，建立開明形象裨益良多。至於分田政策，基本上不殺地主，隻以清算鬥爭的方式強迫其分田，對於富農，甚至鼓勵他們發展生產，授予“勞動英雄”的榮銜，以有效地刺激生產，在繁榮農村經濟的同時，也凝聚了人心。毛澤東再三稱讚延安大生產運動中的富農典型吳滿有，就是明證。
邊區轉為強大的戰爭機器
在生產方麵講求實效之外，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也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抗戰八年中，中共透過“大生產運動”、“ 整風運動”，以及各種大大小小政治集會，已經將延安地區建設成政治、軍事、社會、生產緊密相連的複合體，一旦動員起來，能立刻成為強大的戰爭機器。在這個機器中，軍隊的兵源、補給、情報構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體係，進退靈活，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一般讀過熊向暉回憶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宗南軍部用自己人假冒被俘的共軍旅長，其實當時開放給中外記者團采訪的所謂重要共軍戰俘有三位，其中那位“旅長”陳國棟已證實是國軍自己假扮的，另一位“團司令員”吳守先，國共兩方麵都無史料記載，因此國軍自己假扮的幾率也很大。不過，最後一位被稱為延安“公安局科長”的韓繼恩，的確是延安人都知道的,而且在延安地方史料中也能找到韓繼恩這個名字。根據周榆瑞的描述，主動來歸的韓繼恩自告奮勇，跟記者團批評起共產黨來滔滔不絕。韓繼恩的表現正是胡宗南所謂“陝北本地的共產黨員對我們很好”的例證。如前所述，雖然陝北民眾也有抱怨，但他們分得田地，醫療免費，兒童就學免費，治安良好，兒子參加八路軍，這些根本的情況決定了他們對共產黨的歸屬感。根據史料，胡宗南大軍最少有兩次與毛澤東的隊伍隻隔了一個山頭，卻還是找不到對方，與其像共產黨嘲笑胡宗南是“飯桶”，毋寧說陝北的政治、軍事、地理形態導致了這個結果。
中國各邊區的強大組織高舉革命旗幟向全國進軍，幾乎無堅不摧。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這種組織嚴密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的複合體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傳統形態鬆散的社會無力阻擋。通過革命勝利，這種組織無論政治道德和組織形態，都會大大提高和強化，不僅有效解決了作為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生存問題，也解決了百年來一般中國人迫切需要的秩序、安全與尊嚴的問題。不過，在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和平建設時期，這種組織也會顯露弱點，但，這已是後話。
延安曆史影像的珍貴價值
無論如何，在延安采訪的中外記者團，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曆史正麵臨如此巨大的變動；相反地，這些過慣南京、上海熱鬧都市日子的記者，在無新聞可采訪時，對於延安單一的景色和生活，開始不適應。4月7日，原本記者團依照行程搭機離開延安，不料卻碰到一場春雨，走不了。龔選舞寫道：“下雨天被困在屋裏已經叫人氣悶，連綿大雨中局處在窯洞的陋室裏更令人有寂寥空落之感。……為了打發時間，外國記者們圍著幾張桌子，打他們的橋牌，中國同業找不到麻將，隻好三五成群，天南地北地閑聊。‘這鬼地方，我們才住了幾天便覺難受，也虧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他們有耐性，一住下來便是十年。’一位同業找出這麽一個話的題目。‘而今，一有地方跑，他們不也自動自發地走了。’另一個同業開玩笑以應。可是，毛澤東他們又跑到哪裏去了呢？問軍方，他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隻說劉戡、董釗兩個大兵團都分別出去追剿了……”
8日天空放晴，記者們終於可以成行，周榆瑞留下陝北行的結尾是：
七日的清晨一睜開兩眼就在院子裏跑，看到滿地陽光的時候簡直從心裏笑出來。大家匆匆地吃完飯，迫不及待地分乘著六輛汽車趕到飛機場去。明明知道飛機不會這麽早來，但是總覺得非在飛機場上等著不可。飛機終於來了，我們魚貫地爬上飛機，十分鍾後，我們已經高高的在天空上了。當我們的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一周的時候，我禁不住又俯視我們這三天中留下無數腳印的小城。對於那些善良的靈魂和那些純樸誠懇的臉孔，不期而然的起了依戀的情緒。
隻有短短三天的行程，那些帶著宣傳目的，又隻能看表麵的中外記者團的報道有價值嗎？當然有，因為那畢竟是第一手的資料。今天，我們已經有許多公開的史料，可以做各種公正的探討，可是屬於感性層麵的細節，隻能從當年的臨場記載中去印證。這將使得我們的曆史認識有更寬闊的胸懷，更成熟的智慧。
此外，中外記者團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他們拍攝了許多延安市井生活的畫麵，原來拍攝延安最著名的是攝影家吳印鹹。不過他拍的主要是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袖的照片，延安市井生活照片幾乎沒有。如今，我們所看見延安建築和市坊的老照片都相當陳舊模糊。這裏刊出中外記者團留下的延安市街和百姓生活的一係列照片，絕大多數都是隔了六十年才第一次問世，在中國影像史上無疑具有珍貴的價值與意義。
當年記者團主要成員，1949年後各奔東西。龔選舞隨《中央日報》遷到台灣，擔任過采訪組主任、副總編輯、駐歐洲及駐美國特派員，1980年代末退休後留在美國自由撰稿，著有《國共戰爭見聞錄》。至於周榆瑞，國共內戰時期以“宋喬”為筆名，出版《侍衛官雜記》，揭露蔣家內幕，一時洛陽紙貴。周生性自由不拘，在南京經常跑梅園，與中共領袖熟識，對共產黨語多欣賞，引起國民黨高層極度不快。1949年後，周榆瑞留在大陸，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麽簡單，不過卻在1957年獲準出國。周到香港後，通過新聞界舊識希望到台灣，卻遭國民黨嚴拒，後來他轉往英國，潦倒無依，終老異鄉。
代 序 1947年春：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 / 11
第一章 飛抵黃土高原 / 25
第二章 參觀延安中央機關 / 43
第三章 邊區政府前的“升旗儀式” / 79
第四章 冒充“共軍戰俘”的表演 / 91
第五章 領取“救濟金”的民眾 / 109
第六章 延安風土人情 / 133
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黨禁”、“報禁”，人們寫文章也不再有政治顧忌，許多老記者回首前塵往事時，吐露真情，中肯而客觀。其中，曾於1947 年4月被派去延安采訪的前《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如實地回憶了四十年前的延安之行，他在文中寫道：“中外記者數十人專程趕往延安，亟欲探明國軍光複共都究竟，但統率西北的胡宗南將軍隻是客氣地請大家吃一頓，終席之間卻是沉默以對……發現這個名聲極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已是人去樓空，既無可訪之人，亦乏可述之事。才住了兩天，大家便覺得無聊空虛。”
國共陝北戰爭固有文獻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中國大陸記載這段史實的文獻，多半集中在軍事戰場上，尤其是毛澤東非凡的膽識，僅依靠小股的兵力保護，在陝北與胡宗南大軍周旋，同時指揮全國戰局，最後弄得胡部損兵折將，精疲力竭後，棄甲而去。關於這一段作戰經曆，過去的謎底不僅早已揭露，甚至是一清二楚。至於胡宗南占領延安的情形，一般引述最多的是胡宗南身邊的中共地下黨人熊向暉的文章，1991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專文《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熊氏於1936年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共產黨，奉周恩來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工作，後來成為胡的機要秘書，在國共陝北戰爭中，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熊的文章最為人津津樂道之處，在於他透露胡宗南為了假造戰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軍戰俘，包括讓一名國軍軍官假扮被俘的共軍旅長，模擬共產黨的硬漢作風，提供中外記者采訪。此事頗具戲劇性，成為笑料，因此多年來不斷被摘錄引用。
除了軍事文獻和熊文之外，好像鮮有別的關於胡宗南進入延安的記載。其實不然，當年國民政府國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記者搭乘專機飛往延安采訪。除了國民黨黨政係統的報刊之外，也包括立場較自由的《大公報》，因此有關延安之行的文章，當時曾大量出現在全國主要報刊上。筆者試從當年有代表性的文章中重現曆史場景，同時考慮當時的時空環境，輔以今天已經確認的史料，對這段特殊的史實整理出一些大概的眉目。
南京國防部的采訪安排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記者團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運大隊的運輸機，由南京飛西安。休息一晚後，隔日再飛延安。這個團由南京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卿汝楫率領，計有外籍記者七名、女記者二人，報館通訊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報》記者周榆瑞、《東南日報》記者趙浩生、《新民報》記者宋凱沙、《和平日報》記者謝蔚明、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潘啟元、上海《申報》記者俞振基、上海《大晚報》記者鄒啟元、《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等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沈昌煥則以中央社記者的名義一道前來。
剛進《中央日報》不久的龔選舞，年紀輕輕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訪任務，既光榮又興奮。他後來寫道：“三架飛機編了隊一齊向西北飛行，起先我們還能欣賞到大地上片片初生的嫩綠，可是，一過了淮河，映在眼前的便是無邊無垠的黃土。一向，國人每以淮河分南北，從機上俯瞰，顏色可不就是最好的分野……從窗口下望，隻看見無邊無際的一片土黃顏色，既無青山，也無綠草，唯一與大漠有異的是，在一片黃土中偶爾還有些疏疏落落的小村落。飛機在一片黃土的機場上依次下降，在滾滾黃沙陣裏大家雖然難以見麵，但彼此都知道早已變成一個個地道的黃人——自頂至踵，盡沾沙塵，須眉以上，平添淡褐。”在飛機場迎接記者團的有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長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顧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備副司令趙才標，膚施縣長白崇熙。他們在機場舉行一場閱兵儀式，然後記者們分乘六輛大型美軍吉普車南下，首先前往邊區政府大禮堂，聽取參謀長盛文的戰情簡報。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複延安的全國新聞宣傳活動就此正式展開。
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前後
這裏，我們仍需稍微回顧一下曆史背景。胡宗南是黃埔第一期學生，參加東征、北伐、中原大戰等役，對蔣介石赤膽忠心，其所率為第一師，無論人員和裝備均為各部之最。胡與許多第一代共產黨人既是同窗，也是老對手。第五次“圍剿”中，第一師由廣元追擊紅軍至鬆潘，苦戰九個月。鬆潘一役，胡部占了優勢，從此軍事上對共產黨抱有一定的自信心。抗戰期間，胡宗南坐鎮西安，所部已擴充至第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等三個集團軍，主要任務是在西安側翼牽製日軍，同時監控陝北共產黨根據地的動向。
抗戰勝利後，國共軍事衝突不斷，尤其在魯南、皖北、東北等地，戰爭規模不斷擴大，不過形式上雙方仍維持談判的局麵，尤其希望通過製憲程序達成政治上的整合，以呼應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因此，盡管西安與延安近在咫尺，這段期間國民黨並無攻占陝北的作戰計劃。
1947 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離華，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辦事處及《新華日報》人員董必武、錢之光、童小鵬、王炳南、梅益等七十四人分乘美軍四架飛機返回延安，標誌著自西安事變之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走進了曆史。此時，國民黨在戰場上已由全麵進攻改為重點進攻，戰局進入僵持階段。所以，國民黨方麵需要一個重要的勝利來振奮軍心，安定政局，進攻延安遂成為必然的考慮。事實上，在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前夕，2月28日，蔣介石即密召胡宗南及胡部參謀長盛文來南京，詢問其陝北作戰是否有把握。胡做了戰情報告，列舉國共雙方兵力對比，答以極有把握。3月1日，胡在國防部提出攻略延安方案，獲蔣同意，決定10日開始行動，後來考慮到需等待美軍觀察組離開延安，延至14日才進擊。熊向暉將胡的完整作戰計劃，及時通過渠道轉給了延安總部。因此，幾乎同一時間，中共中央就製定了相應的陝北作戰計劃，其核心包括命令王震率兩個旅由晉綏西渡黃河，守衛邊區南線的新四旅、三五八旅則由淳化、合水一線回延安。3月8日，延安新市場舉行了萬人大會，誓言保衛延安。共軍將主力置於延安南部，力圖延緩國軍的攻勢，為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爭取足夠的時間。中共新編西北野戰軍包括六個旅，兵力約兩萬六千人，與胡宗南部兵力十分懸殊，這也是胡宗南胸有成竹的主要原因。對延安的圍攻，胡宗南部署了整編第一軍在宜川、整編第二十九軍在西安，西北的馬家軍亦由甘肅東路合擊，總共六個整編師近二十萬人，由三路進攻。由於共軍避免決戰，其間國共兩軍僅有幾次小規模的遭遇戰。18日，毛澤東、周恩來撤出延安，次日，國軍就進入了延安市區。胡手下的兩位大將董釗和劉戡所率整編第一軍和整編第二十九軍主力並未停留延安，而是尾隨共軍，尋求決戰。3月25日，共軍集結六個旅的兵力在延安東北的青化砭伏擊國軍第三十一旅，全殲其部，旅長李紀雲被俘。次日，中共中央在清澗縣棗林溝舉行會議，決定中央和解放軍總部仍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和全國戰局。劉少奇和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西柏坡村，落實中央決議的工作。
表麵風光下的真相
以上便是胡宗南進入延安前後國共對峙的大致情形。撤退者留下一些機器設備和戰略物資，反映其走得匆忙，但比起當年撤出江西瑞金時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國軍距離真正的勝利甚遠，然而胡宗南發出的戰報卻極其誇大，稱：“傷斃匪教導旅旅長、參謀長、團長、大隊長等官兵16,606名，俘獲偽官559員、兵9,625名，擄獲輕機槍30挺、步槍243枝、手槍5枝、擲彈筒29具。”中央社根據胡部的戰報發出消息，立刻轟動全國。一般人不明真實情況，認為中原、華北、東北戰事拖延，共軍日趨壯大，延安為共軍總部，必有重兵駐守，怎麽十天就被胡部攻下？驚訝之餘，也得到胡宗南大軍確實能征善戰的印象。其實，部隊打仗誇大戰果以激勵人心，並不足為奇。問題是，胡宗南跟蔣介石也如是報告，實際上是欺瞞上級，誤導判斷，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作為蔣的頭號門生尚且如此，其他文武官員更可想象，這也反映了南京官場之虛驕浮誇，脫離現實。蔣介石隨即電胡宗南：“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未幾，國民政府公布獎敘名單，胡宗南以下均獲晉升頒獎。
正是頂著這種表麵的風光，胡宗南安排了中外記者團來訪，期待擴大宣傳。這種宣傳自然有一時的作用，它不僅能製造國民政府掌握大局的印象，也能對未能及時掌握情況的各地共產黨組織和軍隊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而且，根據蔣介石的指示，陝北的工作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意指過去共產黨利用延安做反國民黨的宣傳，現在國民黨也要利用延安做反共產黨的宣傳。這意味著，國民黨也要加強延安的政治與經濟的建設，爭取地方人心，作為國民黨的樣板。問題是，共產黨在延安苦心經營了十三年，胡宗南來延安才短短幾天，就要展現重大成果，唯一的方法就是大方撒錢甚至到處做假。在物資緊張的戰爭年代，這種做法又能維持多久呢？
記者們內心的疑團
這正是中外記者團踏足延安時所麵臨的基本情況。大抵上，招待人員說什麽，記者們就寫什麽。而滿腔黨國赤忱、負有重大宣傳任務的龔選舞，對政工人員所說的一切，更是深信不疑，不過當眼前所見與宣傳相距太遠時，仍不免一絲迷惑。龔選舞說：“當我正全神貫注聆聽、埋頭奮筆直書之際，平常帶領我從事采訪工作的《申報》的俞振基大哥卻從旁輕聲告訴我：‘在戰地，要多用你的眼睛去看，不止盡是聽人說話。’‘看這些眼前實物，軍方說這兒曾劇戰，你可在原野上看到炮坑，在建築上目睹彈痕？’聽他的話，我留心地四下觀察，果然不曾看見什麽劇戰的痕跡。……我們參觀的是胡總部收繳共軍武器的展覽。事先，我們認為在一次俘獲萬人的大勝後，收繳的武器必然大有可觀，甚至可能包括共軍兵卒撤離時不及攜走的一些重兵器。……多年後，據帶了一個殘破兵團在四川降共的胡宗南將軍的副手裴昌會（筆者按，原為胡部延安前進指揮所主任）說，那是一次為了應付中外記者參觀而臨時部署的戰利品展覽，不少展品還是來自他處。”
胡部政治部為中外記者們安排的行程大抵如下：
4月4日：上午飛抵延安，下榻邊區政府招待所，盛文參謀長簡報，下午參觀棗園、中央大禮堂、楊家嶺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居所、中共黨校、鳳凰山麓。
4月5日：早上升旗典禮，參觀“共軍戰利品”陳列，采訪“共軍戰俘”，下午自由采訪，晚上胡宗南將軍邀宴。4月6日：上午民眾大會，中午發放延安百姓每人兩萬元救濟金，下午自由采訪。
4月7日：上午原擬飛離延安，因雨待在室內打牌聊天。
4月8日：上午飛離延安。
《大公報》記者周榆瑞的專訪
整個行程實際上隻有短短的三天，記者的報道也都集中於上述的內容。不過，在進入其中細節之前，應該先提到胡宗南此時的態度。所有記者都希望采訪他，起碼能聽到胡宗南一些公開的談話。然而根據龔選舞的描述，胡宗南隻在5日晚宴上露個麵，模仿他的校長向大家揮手，連聲好好，隨後便一直保持沉默，讓記者團十分失望。盡管如此，胡宗南卻主動約見了“中央社記者”沈昌煥與《大公報》記者周榆瑞。沈昌煥原本就是蔣介石秘書，找他來等於是向蔣傳信，是必然之舉。至於沈昌煥寫的通訊稿，則滿紙官樣宣傳，難窺真相。
唯《大公報》是有公信力的民間報紙，周榆瑞也是才華洋溢的資深記者，觀察敏銳，文筆深刻。龔選舞形容他，麵色紅潤、身材高大、舉止瀟灑，西文國學造詣皆高，堪稱中國新聞界的奇才。周榆瑞搭乘胡宗南副官安排的吉普車，再走上一百多層的台階到達邊區銀行最高一層房屋，胡宗南正在庭院中獨自散步，兩人寒暄幾句，胡請他走進一間掛滿軍事地圖的會客室。周榆瑞後來在《大公報》的專訪文章裏有如下記述：
“平漢線和徐州那一方麵我不能判定；陝西境內的戰事大約可於5月底結束。”胡將軍以很肯定的語氣答複我。
“中共現在的計劃如何？”我緊接著又問。
胡將軍端起紅茶呷了一口，然後了一下眼睛，說道：“中共現在退守他們的第三根據地綏德，那個地方比延安富足得多。當然，他們是不肯離開陝北的！”
沒等我再問，他繼續談到他在陝北的工作原則；他不慌不忙地說道：“我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大膽釋放俘虜，並且發給他們路單和旅費。共軍的軍需衛生人員被我們俘獲時，幾乎都是立刻把他們放走的。這樣可以使中共說我們殺害俘虜的宣傳不攻自破。二、大膽任用土共；陝北本地的共產黨員對我們很好的。而且，他們在本地是有領導作用的。”說到這裏，他稍微停了片刻，接著又說下去：
“依照我的計劃，將來要選擇他們之中的開明賢達分子，讓他們當縣長或其他地方行政人員。我相信綏德和清澗一定都有優秀人物的；可惜高崗到東北去了，如果他在此地，是可用的人材。”
剛好昨天午夜國軍攻下了瓦窯堡，胡將軍起身走到地圖旁邊，手指著上麵說：“瓦窯堡是可以控製綏德的。”說完這句話，他又把話鋒轉了：“剛才我所說的兩個原則實行起來是很有成效的，同時也有配合的條件。我們現在最著重如何收拾人心，給予人民工作和衣食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我們已有對待的辦法。”
滿臉露著笑容，他提高了他的聲調，接著往下說：
“在延川幹穀鎮永平鎮這一帶我們獲得了四百萬擔共產黨沒有搬走的糧食，所以糧食不成問題。還有，他們沒把壯丁拉走，到處皆是。這些壯丁暗中幫國軍的忙；例如軍用電話線沒有被剪斷過，傷病兵從前方退下來也沒有被殺害。這些事實證明了上述的兩方略是可以實施的。”
“ 至於我們的士兵，他們都明了隻要共產黨能參加政府，就可以了事。事實上，此地的老百姓都是八路軍。糧食、槍械、騾馬和壯丁都是共產黨的生命。而且來歸的壯丁中一定還有從前他們的幹部，不去說破它就等於招撫八路軍。”胡將軍放出了爽朗的笑聲，從笑聲我領會到他心中的得意。
胡宗南的輕敵意識
周榆瑞對胡宗南的采訪記雖然寫得不長，但很能反映當時胡宗南的處境和想法，尤其是他準備在陝北施展的政治手腕。他很清楚，陝北戰事勝負的關鍵就是政治，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胡宗南用的其實是中國人的老辦法，盡量啟用本地人管本地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不過胡宗南的想法過於簡單，施惠確實能短暫地緩和社會矛盾，但不足以使百姓和執政者建立一體感，後者需要經過一段共同奮鬥的曆程。執政者帶領百姓一起吃苦，衝破難關，共創美好家園，如此才能真正凝聚彼此的心。胡宗南與陝北百姓無此淵源，更何況他能布施的恩惠並非無限的，所謂糧食不缺並非事實。出於政治考慮，陝北人民一年不收田賦，胡部糧草和地方政府給養都要由南京中央供應，然而華北、東北戰事消耗巨大，中央並不寬裕。陝北軍隊供需龐大，另外還要對百姓撒錢施恩，戰事一旦拖延，胡部很快就會捉襟見肘。
胡宗南部隊進入延安不過一周時間，一個擔任側翼掩護的旅，就在青化砭被殲。他所說的占領瓦窯堡，不過是共軍主動撤離，為進行運動戰所做的迂回，因為不過大約一周後，胡部一三五旅又在瓦窯堡以南的羊馬河被共軍主力圍殲。到了5月4日，類似的情況又發生，整編一六七旅在蟠龍鎮被殲。共軍利用國軍追擊求勝的心理，不斷集中力量圍殲其一部，積小勝為大勝。共軍隻有在充分掌握國軍的情報，而國軍卻對共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才能辦得到。胡宗南顯然輕估陝北的政治情勢，他所謂陝西境內的戰事5月底結束，應是他真實的評估，也是他十三年前在第五次“圍剿”中建立的自信，然而如今時空已有根本的不同，胡宗南的自信導致了致命的輕敵意識。他雖然也知道共產黨不好對付，但絕沒有料到對方決心在陝北跟他纏鬥，用人民戰爭的方式一步步消耗他的力量，嘲弄他，最後將他徹底擊倒。
延安百姓的表與裏
至於人民群眾在這場戰爭中的根本作用，周榆瑞在另一篇延安行的文章裏則有清醒的認識。這位敏銳的記者總是在努力透過表麵現象，去挖掘真相。采訪行程中有一個民眾大會，由綏靖區難民急賑總部派人發放救濟金，每人可領取兩萬元。中午左右，縣府廣場聚集了兩千多男女老幼，先是安排共產黨樹的勞模張永泰、女參議員左淑秀站起來對共產黨批評了一番。接著大家排隊領救濟金。周榆瑞寫道：“我信步走到街心，眼看著每個人極忍耐地在灼熱的太陽下等候，當四張嶄新的五千元大鈔遞到他手中的時候，他擦一下頭上的汗，笑了，笑得有點迷惑。”
這正是純樸陝北農民的典型反應，有錢領自然開心，但他們不太清楚為什麽國軍要發錢給他們。周榆瑞無法滿足於這種製式的采訪行程，急欲了解延安百姓真正的感受，他到街上四處采訪，後來寫下的《延安人的話》即使今天讀來，仍然值得品味：
延安雖然是中共十三年的根據地，但是當他們撤退得隻剩下空房子和家具器材的時候，隻有逐漸回來的老百姓才是記者們尋求真實的對象。因此，我們紛紛地在街頭上，在店鋪裏，在山坳，找老百姓和我們談話。
起先他們對於我們總是保持著相當的距離，說話時多少有點拘束；他們把我們叫做“國軍的記者”，以為我們是來“說服”他們的。隨便問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對於中共的看法，他一定趕緊答道：“共產黨不好得很，毛主席是壞人；蔣主席是好人，他給我們一個人兩萬元。”後來因為我們時常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又常常和他們說話，彼此之間的距離也就縮短了。
大體上說，他們對於“八路軍”的軍紀都相當地讚揚；因為共軍的部隊全是自供自給，不打罵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在政治方麵，他們對於“鬥爭”和“清算”的辦法是非常反對的。“這種辦法隻有流氓地痞才能得到好處，不僅是地主，就是我們一般農民也是不讚成的。”一位六十來歲的莊稼人向我表示他的意見。他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很直覺地說出他所認為的“是非”。
有幾個人告訴我們說中共的醫院是辦得很好的，在從前，延安根本沒有醫藥設備。“共產黨的醫院有外國醫生，他替咱們老百姓治病打針不要錢，這是很好的。”他們都這樣地說。還有，他們認為從前中共審判的方法是不錯的，有理沒理都可以弄得清白。對於開會，他們都十分地反對，他們認為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聽中共幹部人員說一大套他們不大懂的話，又費時間，又沒有意思。
趙成業是我所接觸的老百姓中最肯說話的一個人，他大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他最先在北門外種地，後來又開了一爿小店。當他看見投誠的韓繼恩（筆者按，此人物本文稍後說明）正在會議廳中向許多的同業陳述毛澤東與陳紹禹的衝突時，他不禁伸了一下舌頭，我便問他認識不認識韓，想從他的口中聽到關於這位“科長”的一些故事。
“延安人哪一個不認識韓科長？我們從前怕他，現在還是一樣的害怕。他最貪汙，到處問人家借錢不還；而且他還吸鴉片煙，他的老婆也是強娶過來的。”趙老頭這樣地告訴我。
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他甘心情願替共產黨做情報，常常派人到我們的門外偷聽我們私下的談話。”聽了他的話之後，我不免看了韓繼恩一眼；一個樸實農民的敘述簡直把他的臉譜給勾出來了。
……
他對於共軍的軍紀也稱讚了一番；此外，在他的心目中，醫院和學校都辦得很不錯。“看病和娃娃們讀書都不要錢的。”他對我說。
賣香煙的一些老百姓告我們說，他們的香煙是國軍發給他們售賣的，並不需要先付批貨的錢，等將來賣完香煙後再算賬。我覺得這確實可以幫助他們解救目前的窘迫，再過些時候複業救濟一開始，希望可以解決大多數人民的問題。政府對於陝北一帶人民的態度委實值得我們的讚揚；除掉發給救濟金之外，還公告豁免本年度的田賦征實。本來，從任何觀點來看，老百姓是沒有罪過的。
後來，另一個的偶然機會使我遇見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他說這次戰役中被國軍俘獲的多半是民兵，正規的“八路軍”早已撤退了。“現在回來的老百姓雖然不少，假如沒有集中訓練的話，回來的人更要多。”他很坦白地告訴我。
問他對於內戰的看法，這位青年農民以極堅決的口氣答複我說：“再也不能夠打仗了；內戰不停止，倒黴遭殃的是我們老百姓！”在他洪亮的聲音中，我恍惚聽到了四億五千萬人民在做同樣的呼喚！
人民心向中國共產黨
從這些簡單的敘述可以清楚看見，純樸的百姓盡管講話小心謹慎，但對於是非仍然有著直觀的標準。他們批評“清算 ”、“鬥爭”的方式，不喜歡老是被叫去開會，抱怨自己被監視，對少數狗腿式的人物更是厭惡。不過，根本上，他們非常推崇八路軍，覺得共產黨公平公正，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隻是他們對“國軍的記者”吐露真心話時，表現得比較含蓄。《大公報》敢於發表這些言論，不負其在新聞界的盛名與口碑。另一方麵，如果談到爭取民心，胡宗南不一定沒機會，但他時間太短，不可能取代共產黨與延安人民長期培養的情感，更何況此刻征戰陝北的共軍青年，多半還是延安人民自己家中的子弟，人心向著誰？答案不問自明。
這也是毛澤東敢在陝北與胡宗南大軍纏鬥的重要原因，共產黨所擁有的不僅是那近三萬人的西北野戰軍，而且是整個陝北的政治與經濟生態。放胡宗南進來，等於是放一頭猛獸進入一張結得紮實嚴密的巨網。這也是中共進入延安後，修正過去在蘇區的做法，埋頭建設後的總檢驗。這種檢驗對於共產黨的壯大深具意義。延安建設有別於早年的蘇區，區別在於改變了在蘇區實行的極左的政治與經濟政策。蘇區所在的華南農村，以氏族為基本社會組織，地主和佃農常為同一家族的成員，用暴力方式殺害地主會激起氏族本能的反抗，一旦富農甚至中農也被劃到地主這一邊，氏族的對立性更強，即使取得土地的佃農也生活在不安和恐懼中，以致紅軍突圍時因民眾後援不足而損失慘重。
到了陝北，中共以靈活務實的做法，來處理土改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取消蘇維埃，改為邊區政府，實際上等於有了更大的政治團結空間。傳統地方士紳、商賈、知識分子等，許多人被推選為參議員，而且經過一定的民主投票形式。雖然這跟現代意義的民主不一樣，但對共產黨團結地方人士，建立開明形象裨益良多。至於分田政策，基本上不殺地主，隻以清算鬥爭的方式強迫其分田，對於富農，甚至鼓勵他們發展生產，授予“勞動英雄”的榮銜，以有效地刺激生產，在繁榮農村經濟的同時，也凝聚了人心。毛澤東再三稱讚延安大生產運動中的富農典型吳滿有，就是明證。
邊區轉為強大的戰爭機器
在生產方麵講求實效之外，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也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抗戰八年中，中共透過“大生產運動”、“ 整風運動”，以及各種大大小小政治集會，已經將延安地區建設成政治、軍事、社會、生產緊密相連的複合體，一旦動員起來，能立刻成為強大的戰爭機器。在這個機器中，軍隊的兵源、補給、情報構成一相互支持的完整體係，進退靈活，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一般讀過熊向暉回憶文章的人都知道，胡宗南軍部用自己人假冒被俘的共軍旅長，其實當時開放給中外記者團采訪的所謂重要共軍戰俘有三位，其中那位“旅長”陳國棟已證實是國軍自己假扮的，另一位“團司令員”吳守先，國共兩方麵都無史料記載，因此國軍自己假扮的幾率也很大。不過，最後一位被稱為延安“公安局科長”的韓繼恩，的確是延安人都知道的,而且在延安地方史料中也能找到韓繼恩這個名字。根據周榆瑞的描述，主動來歸的韓繼恩自告奮勇，跟記者團批評起共產黨來滔滔不絕。韓繼恩的表現正是胡宗南所謂“陝北本地的共產黨員對我們很好”的例證。如前所述，雖然陝北民眾也有抱怨，但他們分得田地，醫療免費，兒童就學免費，治安良好，兒子參加八路軍，這些根本的情況決定了他們對共產黨的歸屬感。根據史料，胡宗南大軍最少有兩次與毛澤東的隊伍隻隔了一個山頭，卻還是找不到對方，與其像共產黨嘲笑胡宗南是“飯桶”，毋寧說陝北的政治、軍事、地理形態導致了這個結果。
中國各邊區的強大組織高舉革命旗幟向全國進軍，幾乎無堅不摧。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這種組織嚴密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的複合體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傳統形態鬆散的社會無力阻擋。通過革命勝利，這種組織無論政治道德和組織形態，都會大大提高和強化，不僅有效解決了作為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的生存問題，也解決了百年來一般中國人迫切需要的秩序、安全與尊嚴的問題。不過，在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和平建設時期，這種組織也會顯露弱點，但，這已是後話。
延安曆史影像的珍貴價值
無論如何，在延安采訪的中外記者團，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曆史正麵臨如此巨大的變動；相反地，這些過慣南京、上海熱鬧都市日子的記者，在無新聞可采訪時，對於延安單一的景色和生活，開始不適應。4月7日，原本記者團依照行程搭機離開延安，不料卻碰到一場春雨，走不了。龔選舞寫道：“下雨天被困在屋裏已經叫人氣悶，連綿大雨中局處在窯洞的陋室裏更令人有寂寥空落之感。……為了打發時間，外國記者們圍著幾張桌子，打他們的橋牌，中國同業找不到麻將，隻好三五成群，天南地北地閑聊。‘這鬼地方，我們才住了幾天便覺難受，也虧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彭德懷他們有耐性，一住下來便是十年。’一位同業找出這麽一個話的題目。‘而今，一有地方跑，他們不也自動自發地走了。’另一個同業開玩笑以應。可是，毛澤東他們又跑到哪裏去了呢？問軍方，他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隻說劉戡、董釗兩個大兵團都分別出去追剿了……”
8日天空放晴，記者們終於可以成行，周榆瑞留下陝北行的結尾是：
七日的清晨一睜開兩眼就在院子裏跑，看到滿地陽光的時候簡直從心裏笑出來。大家匆匆地吃完飯，迫不及待地分乘著六輛汽車趕到飛機場去。明明知道飛機不會這麽早來，但是總覺得非在飛機場上等著不可。飛機終於來了，我們魚貫地爬上飛機，十分鍾後，我們已經高高的在天空上了。當我們的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一周的時候，我禁不住又俯視我們這三天中留下無數腳印的小城。對於那些善良的靈魂和那些純樸誠懇的臉孔，不期而然的起了依戀的情緒。
隻有短短三天的行程，那些帶著宣傳目的，又隻能看表麵的中外記者團的報道有價值嗎？當然有，因為那畢竟是第一手的資料。今天，我們已經有許多公開的史料，可以做各種公正的探討，可是屬於感性層麵的細節，隻能從當年的臨場記載中去印證。這將使得我們的曆史認識有更寬闊的胸懷，更成熟的智慧。
此外，中外記者團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他們拍攝了許多延安市井生活的畫麵，原來拍攝延安最著名的是攝影家吳印鹹。不過他拍的主要是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袖的照片，延安市井生活照片幾乎沒有。如今，我們所看見延安建築和市坊的老照片都相當陳舊模糊。這裏刊出中外記者團留下的延安市街和百姓生活的一係列照片，絕大多數都是隔了六十年才第一次問世，在中國影像史上無疑具有珍貴的價值與意義。
當年記者團主要成員，1949年後各奔東西。龔選舞隨《中央日報》遷到台灣，擔任過采訪組主任、副總編輯、駐歐洲及駐美國特派員，1980年代末退休後留在美國自由撰稿，著有《國共戰爭見聞錄》。至於周榆瑞，國共內戰時期以“宋喬”為筆名，出版《侍衛官雜記》，揭露蔣家內幕，一時洛陽紙貴。周生性自由不拘，在南京經常跑梅園，與中共領袖熟識，對共產黨語多欣賞，引起國民黨高層極度不快。1949年後，周榆瑞留在大陸，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麽簡單，不過卻在1957年獲準出國。周到香港後，通過新聞界舊識希望到台灣，卻遭國民黨嚴拒，後來他轉往英國，潦倒無依，終老異鄉。
代 序 1947年春：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 / 11
第一章 飛抵黃土高原 / 25
第二章 參觀延安中央機關 / 43
第三章 邊區政府前的“升旗儀式” / 79
第四章 冒充“共軍戰俘”的表演 / 91
第五章 領取“救濟金”的民眾 / 109
第六章 延安風土人情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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