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灘公園老照片和最新照片 (圖)

根據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1843年，英國駐滬領事巴富爾等六人來到上海，與當地中國政府商定11月17日正式開埠。接下來，義記洋行、顛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國商事機構進入上海。

外國人來了，就存在居住的問題。根據《南京條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的五個通商口岸租房住。後來中英雙方又簽訂《虎門條約》，對《南京條約》做出補充，規定外國人在通商口岸租賃房屋或營建住房，必須與中國官方協商並得到認可，但沒有限製他們租賃或營建房屋的數量。租界的發端就肇始於此。

上海學者薛理勇的《舊上海租界史話》一書中，對這個曆程有生動描述。

在一開始，外國人在上海城裏租房住。那時的上海，隻是個僅20萬人口的小縣城，居民還從來沒見過西洋人。上海人對這些金發碧眼的洋人十分好奇，當最初的緊張害怕消失後，他們就盡可能地圍觀，小孩爬上屋頂看人家刷牙，婦女一看到外國人出來，就喊：“赤佬來了，快跑！”

不久，這種“華洋混處”的局麵，隨著上海道台與巴富爾簽訂的《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而結束。當時的上海道劃出縣城外北郊“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即今天的外灘所在地，作為英國人的居留地，這裏後來就成為了英租界。不到一年時間，外灘沿江的土地就被外國人以“永租”的方式租賃一空。







19世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


租界內的中國人 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後，英國人為合理規劃和利用這塊麵積有限的土地，第二年組織了一個“道路碼頭委員會”。到了1853年，太平天國軍占領南京，租界裏的外國人頓時緊張起來，於是英國領事阿利國提出，英、美、法三國把各自的租界聯合起來，共同組織一個市政機關，以選舉產生董事，統一管理上海的租界。

當年的9月7日，上海爆發了小刀會起義，導致至少2萬名上海人逃離上海縣城湧進當時隻有數百外國人居住的租界。原來“華洋分居”的局麵又變成“華洋混處”。1854年7月11日，全體租界人會議通過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選出了由7人組成的“工部局”（hanghai Executive Committee）董事會。工部局不久改稱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中文譯成上海市政委員會或上海市政廳。這實際是一個擁有對租界的管理權、行政權、對人的管轄權、征稅權的政府。剛開始，工部局隻向這裏的外國人收稅，後也向住在租界的華人收稅。

根據1948年上海市文獻委員會做的“上海前公共租界曆年華洋人口比較表”中統計，1870年時，租界中的華人人數為75047人，洋人為1666人；1880年時，華人為107812人，洋人為2107人；到1895年時，華人已達到240995人，洋人4687人。也就是說，工部局每年所拿到的稅收，有一半以上來自華人。

住在租界裏的中國人，除了為洋人服務的仆役，還有商人，有買辦，有外資機構的中國職員，正是從他們中，產生了對華人不能進入外灘公園（英文稱Public Park，即公共花園）不滿的第一批抗議者。

來自“上等華人”的抗議

1881年，外灘公園已經建成13年。當年4月5日，虹口醫院的華人醫生惲凱英等八人路過外灘，當想進外灘公園時，卻被門衛擋住。氣憤之下，他們第二天給工部局的總董韜朋（Thorburn）寫了一封英文信：“先生：我們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納稅人，想請問你有什麽條文規定中國人不可以進入公共花園？”

4月20日，韜朋的回信來了。他稱：“公園不大，不可能讓所有的中國人都進來遊賞。門警曾得到過指示，隻讓文雅的衣冠整齊的中國人進入花園”。4月25日，韜朋又一次回信，說“工部局並不認為中國人有進入花園的權利。”他說，工部局根據當時的英國駐滬領事溫斯達致上海道台的一封信做出的這個決定。

溫斯達在這封寫於1868年6月20日的信中說，“這塊地方（公共花園）是給在上海的外國社區的居民作為娛樂場所或公園之用”。信寫了一個多月後，外灘公園於當年8月8日正式開放。然而當時的上海道台，對此並沒有表示出一個“不”字。

其實，當時的上海，禁止華人入內的外國人專用場所，何止外灘公園。英國總會、德國總會等娛樂場所，從來都禁止華人入內，著名的跑馬場，從1850年建的第一個，到1854年建第二個，1862年建第三個，從來沒接受過華人做會員。為什麽獨有外灘公園激起了華人的抗議？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熊月之分析，這與外灘公園一開始宣示的名字“公共花園”有關。既然是“公共”的，是工部局修建的，它應屬於整個租界的居民共有，因為所有的居民都納了稅。而那些總會和跑馬場，都是會員製，所有權和經費來源都與此不同。

在《上海園林誌》的資料中披露說，當年修建外灘公園，經費來源於租界內的“公共娛樂場（俗稱跑馬廳）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拿出了1萬兩銀子修公園。

而華人的抗議，無論來自民間還是政府，主要是從兩方麵抗議：第一，公園占用的土地還是屬於中國的；第二，公園建成後，維護的費用，也是來自工部局收的稅款。

華人們的第一次抗議，沒有產生什麽實效。四年後，到了1885年，工部局打算擴展外灘公園。這下，華人們的抗議又來了。這次帶頭發難的是唐茂枝等8人。11月25日，他們聯名給工部局寫信：“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使用公共花園方麵遭受到不同的對待是令人不滿的，希望工部局想些辦法來消除這種招人怨恨的矛盾”。他們指出“工部局拒絕華人入園，僅僅是從種族方麵來區別，這不管以權宜之計或國際禮儀作為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唐茂枝乃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其餘七人，或是曾經的海關總翻譯，或是房地產富商，或是教堂牧師，總之都屬於“上等華人”之列。他們最感氣惱的，是外灘公園連日本人和朝鮮人都可以進，獨獨中國人不能進！唐茂枝們一邊抗議，一邊也給出建議：可以給華人發券，允許部分“高貴階層的中國居民”入園。這次抗議得到了媒體的聲援，《申報》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抨擊工部局，上海的華商團體也為此聯名上書。

壓力之下，工部局隻得同意花園自1886年5月4日起有條件向中國人開放，讓華人憑券入園。每券限用一星期，據統計，在1889年那一年，共發了183張。

但問題並沒有全解決。華人入園要憑券，洋人就不用，本身仍是不平等。但即使這樣，洋人還是嫌來的中國人太多了。在1890年，管理公園的“上海公共娛樂委員會”向工部局報告說，近一年，“申請入園的人逐漸增多起來……遲來的外國觀眾幾乎無立足之地”，報告還說，他們發現中國人在遊園券上弄虛作假，更改券麵日期。

這時，工部局正準備在蘇州河邊第三次填灘造地，擴展公園。由於上海道的反對，最後，經談判，將蘇州河邊一片河灘改建為華人可以隨便進的“華人公園”。1890年12月，華人公園正式開放，比起外灘公園，華人花園（今已成為一塊街邊綠地）設備簡陋不少，環境衛生也差很多，但此後，華人的抗議之聲就基本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