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通脹：難以擺脫的宿命(zt)

金融定成敗---美元陷阱及人民幣未來


作者：丁一　


最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焦點問題。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求中國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於是人民幣展開了碎步小跑的升值進程，累計對美元升值了約21%，對歐元則升值了約12%。但是這一升值趨勢在奧運後陷入了停滯，尤其是12月初爆發的人民幣跌停事件，賣盤洶湧，充分暴露了對人民幣的信心在事實上的脆弱。人民幣匯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這個問題在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之前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相對於由中國多年的國際收支盈餘積累起來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來說，按照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人民幣無疑是被低估了；但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實質狀況，尤其是貨幣供給量與實際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比率，人民幣可能又是被高估了。不管人民幣匯率是低估還是高估，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已經經曆並且很可能將繼續經曆一個逐步銳減的過程，也就是說，中國已經經曆並很有可能繼續經曆一個劇烈的通貨膨脹過程。　　


我們還是從首先從外匯儲備的角度來考察。按照自由主義的諸經濟學派共有的一個基本觀點，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幹預，往往恰恰是導致經濟劇烈偏離平衡的根源。姑且不論這一觀點是否是普遍的真理，如果把目光放到中國的外匯製度來看，這一理論無疑是很有說服力。中國積累巨額的官方外匯儲備最大功臣是中國外匯製度兩個核心--匯率管製和強製結匯製度，而非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增長和國際貿易的擴大。匯率管製，使得匯率不能正確和迅速地反映國際收支狀況，導致國際收支失衡持續擴大，在國際貿易順差的情況下自然就積累了大量的盈餘。而強製結匯製度則無疑是外匯集中於官方儲備的原因。美國乃至日本現在的官方外匯儲備都不如中國，但如果算上民間的外匯存量，其總額還是大大高於中國的。日本的官方外匯儲備隻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國則是典型的藏匯於民的國家，其官方外匯儲備與民間相比微不足道，並且其中大部分為黃金。中國的民間外匯儲備數量目前沒有數據可查，但一般認為不足官方儲備的十分之一。　　


強製結匯帶來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後果是，外匯收入從某種意義上反過來成了增發大量人民幣的信用擔保。因為在07年之前，政府財政多年赤字，寅吃卯糧，不可能拿出這麽多錢來結匯。政府也並未為此發行特別國債，從民間籌集資金用於收購外匯。政府的做法是直接開動印鈔機（強大的印鈔機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按官方匯率，每收進1美元，就印相應數量的人民幣。收進來的美元反過來成了增發的人民幣所對應的資產。我們很容易想到，收進了的一美元，不可能全部都是財富增量，與之相反，其中可能隻有極小一部分是財富增量。比如：一件商品在國內的成本是0.8美元（把人民幣折算成美元），賣得1美元。結匯以後，國內的人民幣總量不是依據財富增長增加了0.2美元，而是1美元，也就是說貨幣供應量大大超出了實際財富的增長。這實質上就稀釋了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如果將這一美元等同於國內的實際財富存量，賬麵上還是平衡的，而事實上則是這一美元不能等同於實際財富存量，退一萬步講，即便等同於實際財富存量，美元不能在國內流通，它所代表的財富也不在國內而在國外。這就構成了一幅頗有諷刺的圖景：實際財富流出，國內貨幣存量反倒因此增加。中國官方匯率堅持所謂人民幣的低估政策，表麵上的理由似乎是為了保障出口行業的競爭力雲雲。但我們往深處一想，不難發現政府為了收進這些外匯所付出的成本微乎其微，因為它隻要開動印鈔機即可。人民幣對他而言幾乎是零成本的，但美元不是他可以隨便印的（隻有朝鮮這樣的國家才敢隨便印假美元），他印出來也是假的，最多隻能算是偽造的比較好的假鈔而已。所以政府有足夠的動機，以相當慷慨優惠的價格“笑納”外匯。將外匯當成增發的人民幣的信用保證，可以保持賬麵上的平衡，而由此引起的人民幣購買力被稀釋，則由全社會承擔。這是一種隱秘的通貨膨脹。試想在“印鈔機”受到嚴格約束的國家，政府要增加官方的外匯儲備，不管是利用官方的貨幣平準基金也罷，發行特別國債也罷，無外乎都是利用現有的貨幣存量，而不會增加社會的貨幣供應總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增加外匯儲備的成本無疑是高昂的，畢竟他要拿出真金白銀來。如果為此發行國債，還會引起利率上升，增加政府籌資的負擔。所以政府沒有動機去擴大官方的外匯儲備規模。總而言之，中國特色的結匯製度，是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根源。由此引起的通脹，或許也可以成為“輸入型通脹”，當然它的意義與經典意義上的“輸入型通貨膨脹”截然不同。　　


前一段時間，中國擴大美國國債購買引發了多方麵的批評，但我認為這是明智的。中國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外匯儲備的保值。從安全性，流動性，市場容量，持有成本等諸方麵考慮，美國國債都是最佳的選擇。前一段時間，中國企業普遍爆出海外投資巨虧的醜聞，充分說明目前中國企業受經營管理水平低下，約束軟化等等諸多因素影響，進行大規模海外投資是非常危險的。至於普遍受到關注的美元貶值問題，我們應當承認，美元確實一直在緩慢貶值，但是如果我們環視全球，我們會發現，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貨幣不在貶值，他們貶值的速度往往隻會比美元快而不是比美圓慢。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講：美元是一隻爛蘋果，但他還是諸多爛蘋果中最為不爛的那一個。我們不應該忘記，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建立的時候，英鎊對美元的匯率是1:2，而現在大致在1:1.4左右。英鎊貶值的速度要遠快於美元，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至於某些以前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其貨幣的貶值速度到今天來測算，與美元相比隻能說是駭人聽聞。由於對應於外匯的人民幣已經增發出去，如果這些外匯儲備出現巨額虧蝕，那麽人民幣的信用將岌岌可危，這就連賬麵上的平衡也無法保障了。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將由隱秘走向公開化。更進一步講人民幣的信用目前與其說是建立在國家信用的基礎上，不如說是建立在巨額外匯儲備的基礎之上。如果外匯儲備減少過多，在中國會引發複雜的政治經濟效應，這是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從最近公布的數據來看，在2007年出現短暫財政盈餘之後，2008年全年中國將出現高達1100多億元的財政赤字。於此同時，政府財政收支分別達到了64000億元左右這一龐大基數。隨著所謂積極財政政策的深入展開，財政赤字有望進一步擴大。由於經濟下滑帶來的稅收下降，未來能夠消減赤字的希望目前還沒有看到。從整個經濟大局出發，中國有必要保持人民幣匯率，至少是對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如果出現明顯的下滑，將對整個經濟信心帶來極大打擊，引發資本外逃等嚴重後果。官方的表態也說明了其保持匯率基本穩定的決心。但是，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壓力已經如同冰山浮出水麵。在財政赤字擴大和人民幣貶值壓力的雙重夾擊下，政府處於騎虎難下的兩難境地。官方多次表態希望美國保障中國在美資產的安全，這容易被附會為不希望美元貶值。個人認為所謂資產安全，更確切地講應該好似賬麵資產的安全。美元如果出現劇烈貶值，反倒可以成為中國紓緩困境的良機。因為同樣在保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的情況下，中國隨美元的貶值相應可以多印鈔票，減輕赤字壓力。但是這種可能性很小。同樣受到嚴重赤字困擾美國政府即便有讓美元大幅貶值的動機，也要受到多方麵的製約--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四萬億的投資計劃看起來確實宏偉壯觀，但是其資金來源是很讓人懷疑的。即便在中國，在連賬麵上的對應財富也沒有的情況下開動印鈔機也是很審慎的。中國盡管基本平安渡過了07年以來的劇烈的通貨膨脹，官方對通貨膨脹的態度還是非常審慎。因為這種速度的通貨膨脹如果持續下去會嚴重影響到政治穩定。80年代末價格闖關後連續兩年高達兩位數的通脹率，正是當時政治風波的經濟根源。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都經曆了那些事件，他們的印象應該是非常深刻的。通脹可以有，但必須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要做到這一點，印鈔機就必須充分受到節製。在這一前提下，把資金來源寄望於印鈔機是不現實的。當然話說來，如果真要到了燃眉之急，政府還是會不顧一切的。後麵還會談到，對政府而言，與財政赤字相比還有一個遠為更可怕的敵人，那就是失去強勢集團的支持，所以指望減少支出來消減財政赤字是不現實的。津巴布韋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津巴布韋的超級通貨膨脹經濟管理的失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對當年的革命戰士支付的過高福利以及其後為了繼續獲得包括這些人在內的數目更為龐大的群體的支持而進行的畸形福利支付才是根本原因。）　　


讓我們再回到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來。通貨膨脹可以分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還有更為隱秘更為根本的一種，結構性通貨膨脹。所謂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的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較快，有的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勞動生產率增長較慢的部門並不會甘心於接受相應比例的收入，他們會要求相當於或者至少接近於勞動生產率增長較快的部門的收入。當然，還有某些部門勞動生產率根本沒有增長，而某些社會組織—比如政府機構根本就沒有參與財富創造，他們也會要求“均貧富”。“均貧富”的後果就是貨幣供給超過了社會財富的增長，而就形成了通貨膨脹。這在各國都是如此。但在中國，由於體製原因，這種情況尤為嚴重。表現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慢的部門，比如大型壟斷型國企，和根本就不生產財富的組織，比如政府，某些事業單位，反倒獲得了更高額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財富增長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創造財富的部門，隻得到了點辛苦錢。這就形成了極為強大的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推動力，多年以來一直如此。中國的通貨膨脹，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我們或許看到過一個特例。2002年到2007年，中國曾經經曆了所謂“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期”，事實是否如此呢？個人以為中國財富分布的極不平衡推遲了全麵通脹的到來。由於社會財富隻被少數人獲得，而廣大下層民眾幾乎沒有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多少實惠。少數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費是有限的。一個人再有錢，一天也隻吃三餐飯。而且由於貧富差距極大，富裕階層享有的物品與下層民眾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說富裕階層是肯定不會跟窮人一樣消費“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脹很長時間沒有傳到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確實很快地傳導到了高檔的大宗消費品：住房。住房由於其資本容量大，收益穩定等等優點，成了大資金的寵兒。過去幾年瘋狂上漲的房價是沒有計入CPI的。所以所謂的低通脹是這麽來的。到了後麵流動性泛濫，連房地產市場市場也容不下這麽多資金了，資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後來連股市這個口袋也裝滿了錢，從樓市，股市，大型工程這幾個滿口袋裏溢出來的錢流入到了民間，這些資金不得不“屈尊光顧”普通消費品，於是全麵通脹突然來臨。所以說這個特例不是特例，結構性通貨膨脹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更深入地理解結構性通貨膨脹，蘇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從它說起。雖然它不是市場經濟體製（好像有個說法計劃經濟不會有通貨膨脹，這其實是個偽命題）。當年的蘇聯是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也自然地被列入發達國家之列。其國內生產總值最高曾經達到美國的80%左右，最近100年來還沒有第二個國家能達到過這樣高度。蘇聯的工業能力看起來是十分強大的，它能生產各種尖端武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居於世界前列（至少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如此）。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是，蘇聯的坦克工廠就像生產罐頭一樣在生產坦克。但是蘇聯表麵的輝煌背後隱藏著的殘酷現實是，蘇聯普通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水平與西方國家存在巨大差距，甚至還不如它在東歐的某些仆從國。林立的工廠的雄偉的煙囪高塔之下，盡然是普遍的貧瘠。普通日用品也十分短缺，有時甚至一小塊麵包，一點水果也要排隊購買，許多商品需要憑票證供應（中國也經曆過這麽一個票證時代）。總而言之，除了少數的特權階層可以在特供商店裏享受到與西方相當的商品供應之外，絕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一直飽嚐商品短缺之苦。我們現在的一般解釋是：計劃經濟的價格管製導致的惡果。蘇聯崩潰之後，俄羅斯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幾乎一夜之間，盧布貶值了上千倍，對這個一般的解釋是：休克療法造成的後果。個人以為，對前一種問題流行解釋是不夠深入的，而對後一種現象的流行解釋則純屬惡意栽贓。試想前蘇聯時代如果其它一切不變，就是取消價格管製，那些要排隊購買或者憑票證供應的商品要漲到多少呢？肯定是天價！所以說通脹其實早已形成，隻是蘇聯的價格措施把這種通脹凍結了起來，票證或者排隊供應隻是通脹的另一個表現形式而已。我們可以聯想到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大通脹的情景，連一塊麵包都要花費數千馬克，而一馬克都很難掙到。蘇聯如果沒有實施價格管製，商品供給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天價的商品也會讓老百姓難以問津的。不用排隊，不需票證，但囊中羞澀的老百姓還是無法買到所需商品，這在前蘇聯這樣富有暴民傳統的國度是可怕的情景。同樣的狀況，嚴厲的管製反而使前蘇聯得以保持社會的基本穩定，因為沒有商品來誘惑民眾。而不會像沙皇俄國末期，物價飛漲，但是商店裏的商品還是琳琅滿目，結果引發暴動和哄搶。有一句話叫做存在即合理，這用在蘇聯身上在合適不過。總而言之，蘇聯的通脹事實上早已形成，隻是被價格管製掩蓋了起來而已，隻是後來的市場化改革才使得這一問題揭開了蓋子。由於政府的行政幹預，導致資源配置，產品分配上的不合理，蘇聯事實上有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尤其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下麵我們來具體考察蘇聯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問題。蘇聯的重工業體係在整個蘇聯的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首要的地位，這套體係是在斯大林時代建立起來的。過去一般的解釋是斯大林用工農業的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完成了原始積累。這是很片麵的。當然斯大林進行工業化的時期，確實是蘇聯鄉村受到殘酷盤剝的時期。僅在號稱歐洲糧倉的烏克蘭由於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的大饑荒，就導致了大約2000萬人死於饑餓，現在烏克蘭還每年在紀念這個大饑荒。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由於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大量的先進工業技術流入了蘇聯尋找市場。是技術革新和蘇聯資源的結合創造了蘇聯重工業化進程的奇跡。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隻是擴大了資源供給而已，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二次大戰期間到其結束後一段時間，更多的技術從西方特別是德國和美國流入了蘇聯（蘇聯幾乎把其占領區德國的重工業設備連同技術人員都搬到了蘇聯）。比較有名的是：德國的火箭技術，美國的航空技術（圖-4源自B-29），美國的核技術(原子彈技術由間諜竊自美國)，英國的航空發動機技術（英國把第一代噴氣發動機“尼恩”賣給了蘇聯，這成了蘇聯第一代噴氣戰鬥機米格-15的動力裝置）。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沙皇時代的俄國並不像後來蘇聯宣傳的那樣一窮二白，而是有相當的工業技術基礎的，蘇聯人獲得這些技術後，加以改進並與蘇聯的巨大資源相結合，使得蘇聯工業得以迅猛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恰恰是蘇聯的重工業部門後來給蘇聯經濟帶來了嚴重問題。絕大部分重工業產品特別是軍工產品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基本無關的，在蘇聯來說也就是非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部門。蘇聯實際上進行過相當程度上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赫魯曉夫時代，這一時代也是蘇聯國力增長最迅速的時代。但是重工業部門沒有得到改革。當技術停滯以後，重工業部門幾乎沒有貢獻多少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卻依然享受著嚴重超出其比例的資源分配。與此同時，創造了實際財富的農業和特別是輕工業部門卻得到了極不合理的分配。當然這種格局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沒有體現為收入和利潤，試想如果蘇聯也實行有蘇聯特色社會主義的雙軌製，這種資源分配不就體現為重工業部門畸高的收入和利潤嗎？蘇聯的重工業部門特別是軍工部門確實在大量生產者坦克，飛機，大炮，艦船等等等等，一派興盛繁榮，（事實上是由於資源配置的扭曲而嚴重過剩）。但是他們所生產的這些東西與賬麵價值差距巨大，因為很多這些東西實際上一文不值，等到後來處理他們還要花費巨額的費用。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蘇聯自己生產的核潛艇退役後都無力拆解（蘇聯海軍最高峰時擁有數百艘核潛艇，遠遠超出所需），若不是後來美國提供了資金拆解了一部分，那麽這些恐怖的定時炸彈還要停泊在港口風吹日曬。蘇聯工業技術的輝煌背後，也隱藏著殘酷的現實。比如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震驚世界；美國隨後不久也發射了自己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重量上還遜色於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但是蘇聯的人造衛星除了在天上發射無線電波之外一無所獲，而美國的人造衛星一上天就發現了著名了“範。艾倫”輻射帶。這一事例集中體現了蘇美工業技術的差別，這樣的例子還太多太多。簡而言之，蘇聯的重工業部門最主要的產品已經不是技術革新或者財富，而是帝國的虛榮；而美國相應工業部門的最主要產品還是技術革新和財富。這一差別導致了蘇美後來截然不同的命運。有人說是軍備競賽和巨額對外援助毀了蘇聯，但我們應該看到，美國的軍備開支，毫不遜色於蘇聯，其中對外援助甚至還大大高於蘇聯，而美國並未受到太過嚴重的影響。美國與市場高度接軌的工業體係包括軍工體係帶來的技術創新和巨額財富增長，輕易抵消了這些影響。而軍工業的技術創新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從微波爐，到移動電話，到互聯網其技術無不源自於美國的軍工部門。這些創新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得在此之上的投入與之相比微不足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蘇聯的軍工部門，有什麽影響世界的發明創造嗎?很可惜，幾乎一項都沒有。正如前麵所述，耗費了巨大資源的蘇聯重工業部門除了生產出炫目的帝國的虛榮之外，幾乎對技術革新和財富增長毫無實際貢獻。特別是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建立從相當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技術流入蘇聯以後這個部門幾乎成了蘇聯經濟體係裏的癌腫—不會由市場正常的優勝劣汰而死亡，對經濟機體毫無貢獻，同時還擠占了大量的資源。這個癌腫，事實上最終導致了蘇聯經濟體係的死亡。蘇聯廣袤的領土，巨大的資源無人匹敵，技術基礎也相當不錯（比西方差距，但比發展中國家好很多），本應創造出巨額的財富，但由於體製的弊病，使得財富創造受阻；更進一步的是，分配的扭曲更稀釋了蘇聯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導致蘇聯普通百姓長期的生活水平低下，和改革後通貨膨脹的集中爆發。　　


我們應當承認，結構性的通貨膨脹事實在世界各國都存在。在西方國家，結構性通貨膨脹主要是由於社會福利製度造成的（比如對生產率提高緩慢的農業生產部門的巨額補貼）。社會福利製度的發展使得不應當享受相應福利的人享受了過高福利，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由於因此而獲得人力資源開發獲得補償，但在總體上，這種福利還是推動了西方國家經曆不斷的通貨膨脹—當然這種通脹比起蘇聯為代表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要緩慢得多。（以蘇聯為代表的非市場經濟體製國家，存在一個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礦產，機器設備等實物資源，而低估了人力資源的價值，這也是導致其生產力進步落後於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西方的市場經濟體製，沒有像蘇聯那樣大規模地犯係統性的錯誤。　　


讓我們再回到中國的這一問題上來。如果我們試想一下，如果蘇聯也實行有蘇聯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會出現什麽情況呢？顯而易見，蘇聯的重工業部門會成為所謂的壟斷國企，在雙軌製的體製下仍然與實際市場絕緣，成為一個封閉運行的體製。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從經濟機體中吸取資源，它依然不會有革新和創造，它依然是經濟體係中的一個癌腫。由此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中國的現狀。中國的壟斷國企，絕大多數是成熟行業，其勞動生產率提高極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們看到的是，由於行政權力幹預導致的價格扭曲，他們獲得了巨大的資源。壟斷行業的收入，遠遠高於反映實際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行業。而某些重工業部門，如蘇聯的相應部門一樣，同樣隻是生產著一個所謂複興的中國的虛榮，幾乎並沒有創造任何財富，卻消耗著巨大的資源，獲得豐厚的分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航天部門。航天部門的所得到資源，遠遠大於按其實際貢獻所應得，它最重要的產品不是衛星，不是飛船，而是虛榮—但是這個虛榮對於貧苦中的中國普通百姓而已，實在是太過昂貴。中國的經濟體係中還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政府公務員隊伍的過分龐大，以及其遠遠超過經濟實際發展水平的過高福利。所有這一切事實上都構成了強大的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推動力。每當經濟有發展，這些貢獻極少或者毫無貢獻部門都會憑借行政權力的幹預要求獲得遠比實際生產率增長高的福利。而當經濟陷入衰退時，這些部門也會利用行政權力的幹預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長期下來，就積累了巨量的通貨膨脹壓力，在目前環境下，這些壓力一直在經濟體係中不斷釋放，推動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不斷降低。綜上所述，由於體製性上的根本因素，中國結構性通貨膨脹壓力始終巨大，不僅損害在現今的人民福利，更在長遠的將來造成嚴重影響。　　


最近三十年，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取得了顯著的增長。這可以歸結為國外先進技術的大量流入與中國國內的巨大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的相結合的結果。但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流入已經大大減緩，而中國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也就是說中國在未來很可能麵臨與當年蘇聯所遇到的相似的技術進步停滯的局麵。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事實上也麵臨著西方嚴格的技術輸入管製。技術一旦停滯，而資源投入無法再進一步擴大將帶來像蘇聯在80年代相似的局麵。即財富增長已經基本停滯，過去投資形成的巨額資產存量的折舊同樣巨大，經濟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淵，而重工業部門，仍然拒絕降低其福利，政府也不敢得罪這樣的強勢部門，無力進行根本改革，於是形成了嚴重滯脹的局麵，造成全社會實際福利的持續下降。　　


蘇聯的例子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虛榮是非常昂貴的產品。當國家還處於上升時期時，這種虛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政府而言是寶貴的財富，可以為他贏得民眾的支持，但是當國家走向下坡路時，過去的虛榮就會成為沉重的負累。蘇聯崩潰之時，它的境況乃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國而言事實上還是好不少的。但是蘇聯的過去太輝煌了，這種輝煌使得不管它的人民還是上層精英都無法接受那種境況的（要知道直接推動蘇聯發生劇變的不是下層百姓，而恰恰是蘇共高層）。中國盡管貧困很多，但是由於過去的更加赤貧，沒有蘇聯那樣的虛榮的負擔，而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趨勢還是向上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中國挺過了那段時間，而蘇聯卻崩潰了。虛榮的破滅，在蘇聯的崩潰進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當西方事實上的繁榮進步不斷為蘇聯老百姓所知，而自身的期望與現實的落差不斷加大，對社會體製的信心就逐漸動搖。在精英階層也同樣如此，像蓋達爾這樣後來的改革者，其實大多都是享有特權的高幹子弟，他們事實上也備受帝國虛榮的毒害，所以他們會對現狀不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以發展來解決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為口號，回避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以經濟發展來贏得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麵訴諸於民族主義，國家自豪感來凝聚民眾（政府高層也未嚐不知諸如航天工程之類純屬麵子工程，浪費巨大，並無太多實際收益，但心理脆弱的中國民眾還是需要這樣的昂貴的精神春藥支撐），另一方麵則更直接的這是通過經濟利益的畸形分配（特別是對政府公務員，壟斷國企員工等）來收買到足夠維持穩定的支持。這兩者都存在巨大的問題：前者是這種虛榮一旦無法再推進，虛榮與事實的落差逐漸為民眾知曉，過去的虛榮則成為負累；而後者由於需要收買的階層和所需的平均福利不斷擴大，越來越難以負擔，特別是一旦經濟發展停滯，要實現這種收買舊更加困難。隻要平均福利不能維持，過去為收買的忠誠的支出都將付之東流，換來嚴重的怨恨和不滿。而且如果要維持這些特殊利益階層的福利，就意味著對已經處於困境中的廣大其他階層福利更大剝奪，這同樣會引起嚴重不滿。這兩條道路，事實上都是危險的不歸路。但是，在經濟條件寬鬆的條件下政府都沒有足夠的動力來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在經濟條件緊張的時刻，政府又沒有信心來做這樣的改革，因為這樣很容易失去強勢集團的支持，提前導致其合法性的喪失。所以有句話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精辟地勾勒出了這一局麵的輪廓。　　


由此可知，中國嚴重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體製性的宿命，已經在既往的經濟發展進程中逐步積累和釋放，而一旦經濟停滯，它將更凶猛地爆發出來。我們更應當憂慮是未來，由於現今貧富差距過大，未來可能出現要求“均貧富”的民粹主義浪潮。全民福利脫離實際的擴大，數目龐大的人口享受與其生產率貢獻水平不相稱的福利增長，這一通脹將不再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緩衝，從而將導致嚴重的“顯式”結構性通貨膨脹。　　 總而言之，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前景是悲觀的，中國的大通脹似乎是難以擺脫的曆史宿命。在本文中，我們一再強調似是而非的表象或者對表現的解釋與事實的區別。 筆者也希望今後的事實不會像文中所描述的那麽嚴重，而事實如何，我們隻有等著見證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