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姥姥所在的村莊解放了，進駐許多解放軍，有女解放軍手持大喇叭，宣傳地主惡霸的罪行、裹小腳的罪惡，姥姥望著這些鮮活的女兵，無比羨慕，說：“毛主席為什麽不早來呢，早來我早不裹腳受罪了”。姥姥家堂屋（相當於現在的客廳）的神桌（相當茶幾）上方的牆壁上掛著毛主席的頭像，供所有的人敬仰（當時家家戶戶如此）。
很快，國家進行掃盲運動，姥姥每隔一天去集市上買菜，在菜市口入口，有幾名工作人員把守，旁邊放一個小黑板，姥姥報出姓名：鄭古玲。工作人員給寫好，用小樹棍一個字一個字點著教，姥姥很興奮，50多歲的人了，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名字是這樣的，買完菜回來，報出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員給寫在黑板上，自己用手指指著一個字一個字念，算是過關，可以回家。下次買菜，教人口手，如此等等，姥姥能把在外工作舅舅的家信知道個大概齊。
50年代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姥姥很困惑，怎麽做了祖祖輩輩的飯鍋不讓有了，拿去煉鐵，鍋鏟，煉鐵，家家戶戶不許冒煙燒火，姥姥的飯菜最好十裏八鄉的找不著對手，當時村幹部下鄉住在農民家裏，姥姥家裏是常客，誰不誇呀，姥姥是家庭的靈魂，家庭主婦是精髓，養大了幾個大學生，還是驕傲。
天天吃食堂，水湯能照見人影來，人一個比一個瘦，姥姥最大的心願是要是把一兒子培養的當廚師，家裏肯定好過點。生產隊有一頭馬病死了，上級讓給埋了，生產隊幾個幹部一合計，幹脆，不怕死的分吃了，舅舅半夜拿回家一個馬腿，讓姥姥吃，姥姥舍不得吃，來到母親和小姨跟前，悄聲說：“起來，有馬肉吃 ”。姐兒倆都在睡夢之中，卻能準確無誤的聽見這句天使般的聲音，眼睛沒有睜開，同時坐起來：：“在哪？”一股誘人的香味飄入心肺，多年以後母親還說，馬肉最好吃。
姥姥一生幹淨利索，任何時候看見姥姥，頭發總是一絲不亂，身上總是一塵不染，處理事情總是有條不紊。
可是這也擋不住的餓，一天比一天餓，1960年到了，大饑餓，村口的樹皮也剝光了，榆錢樹皮、樹葉也吃光了，姥姥餓得氣息奄奄，到娘家尋活路，娘家也什麽都沒有，娘家大哥給了姥姥一袋大雁屎，我想，可能跟西藏的牛糞性質差不多吧 ，姥姥開始回家，走會兒在路邊睡會，遠遠的歪歪扭扭的走著，正在地裏挖野菜的小姨看見了，叫了聲娘，眼淚可就出來了，姥姥笑著說：“幺妮，來，娘有大雁屎。”全村的人都知道愛幹淨的姥姥都吃大雁屎了，有人吃觀音土，就會安慰自己，沒事，鄭古玲都吃大雁屎了。
60年代初，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經濟開始回暖，家裏有點稻米，姥姥用白布給包緊了，放點野菜在鍋裏熬，大人們喝野菜湯，孩子吃布裏的白米飯；姥姥把紅薯磨成麵，用手拍成巴掌型，做鍋貼，老家稱之為耳巴子；姥姥千辛萬苦的積攢兒女們寄回家的糧票、布票，過年的時候統一配給，給孩子們做新衣服。
70年代，我的一個舅舅在邊疆一個部隊當領導，舅媽生了孩子，姥姥去看孩子。當時的軍人是一個什麽概念，大概比今天的經濟學家更有地位，因為他們受到全國人民擁戴，他們是守家衛國甘於奉獻的一群人。
姥姥到了戈壁灘，立馬發現一個至關緊要的事情，這裏的男軍人說不上媳婦，像《戈壁母親》裏一樣，想想王震將軍在新疆建設兵團給急的，姥姥開始做一件大好事，給軍官說媳婦，把部隊領導給樂的，年年盼著姥姥去探親，最好的姑爺當屬我的小姨父了，人帥、有地位、品德好、業務能力強，根正苗紅，翻開檔案，全部是鮮紅的曆史，小姨父在家裏工資全交、剩飯全包，在外還是領導，自己省吃儉用，把媳婦打扮的花枝招展，現在我們這些晚輩一說找對象，就說：小姨父那樣的就行。
人們常常把改革說成春風，真是像春天到了一樣，仿佛一夜之間，家家戶戶都開始有人做生意了，有賣燒餅的、有賣糖人的、有賣糧賣菜的，有從武漢漢正街回來倒騰服裝的，已經沒有人再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了。印象最深刻的是貨郎擔，據說這個行業有些年頭了，封建時代都有，一個男勞動力，挑一擔小百貨，沿街串鄉的吆喝，大概是商品經濟的最原始形式吧，同時他手中還拿著個撥浪鼓，一邊吆喝一邊撥浪，聲音非常悠揚動聽，正午的陽光照著貨郎的腦門，一群婦女孩子圍上來，把貨郎頭上圍出一層密密麻麻的汗，姥姥會請貨郎到家裏歇腳，給貨郎倒杯水喝，買些針頭線腦的，還給我買個花卡子紅頭繩什麽的，貨郎會小聲說：大媽，我給你算便宜點。姥姥的聰明從來都是給人以尊嚴，讓人感到溫暖，做事大大方方。
姥姥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畢竟上了年紀。在姥姥的持之以恒的宣傳鼓動下，終於把一個熟人給忽悠成了廚師，廚師做菜非常好吃，在改革的春風裏乘風而去，去縣城裏開了一家飯館當老板，寒假的時候，我穿著媽媽給我買的革做的棕色皮鞋咯噔咯噔的回家看姥姥，姥姥已經臥床了，打著點滴，姥姥吃力的爬起來把著窗戶往外看，母親問姥姥看什麽，姥姥悄聲說：廚師要給我做飯，我看他是不是沒有洗手。大家都笑了，這熱愛生活的姥姥，卻真的離開了我們。
很快，國家進行掃盲運動，姥姥每隔一天去集市上買菜，在菜市口入口，有幾名工作人員把守，旁邊放一個小黑板，姥姥報出姓名：鄭古玲。工作人員給寫好，用小樹棍一個字一個字點著教，姥姥很興奮，50多歲的人了，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名字是這樣的，買完菜回來，報出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員給寫在黑板上，自己用手指指著一個字一個字念，算是過關，可以回家。下次買菜，教人口手，如此等等，姥姥能把在外工作舅舅的家信知道個大概齊。
50年代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姥姥很困惑，怎麽做了祖祖輩輩的飯鍋不讓有了，拿去煉鐵，鍋鏟，煉鐵，家家戶戶不許冒煙燒火，姥姥的飯菜最好十裏八鄉的找不著對手，當時村幹部下鄉住在農民家裏，姥姥家裏是常客，誰不誇呀，姥姥是家庭的靈魂，家庭主婦是精髓，養大了幾個大學生，還是驕傲。
天天吃食堂，水湯能照見人影來，人一個比一個瘦，姥姥最大的心願是要是把一兒子培養的當廚師，家裏肯定好過點。生產隊有一頭馬病死了，上級讓給埋了，生產隊幾個幹部一合計，幹脆，不怕死的分吃了，舅舅半夜拿回家一個馬腿，讓姥姥吃，姥姥舍不得吃，來到母親和小姨跟前，悄聲說：“起來，有馬肉吃 ”。姐兒倆都在睡夢之中，卻能準確無誤的聽見這句天使般的聲音，眼睛沒有睜開，同時坐起來：：“在哪？”一股誘人的香味飄入心肺，多年以後母親還說，馬肉最好吃。
姥姥一生幹淨利索，任何時候看見姥姥，頭發總是一絲不亂，身上總是一塵不染，處理事情總是有條不紊。
可是這也擋不住的餓，一天比一天餓，1960年到了，大饑餓，村口的樹皮也剝光了，榆錢樹皮、樹葉也吃光了，姥姥餓得氣息奄奄，到娘家尋活路，娘家也什麽都沒有，娘家大哥給了姥姥一袋大雁屎，我想，可能跟西藏的牛糞性質差不多吧 ，姥姥開始回家，走會兒在路邊睡會，遠遠的歪歪扭扭的走著，正在地裏挖野菜的小姨看見了，叫了聲娘，眼淚可就出來了，姥姥笑著說：“幺妮，來，娘有大雁屎。”全村的人都知道愛幹淨的姥姥都吃大雁屎了，有人吃觀音土，就會安慰自己，沒事，鄭古玲都吃大雁屎了。
60年代初，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經濟開始回暖，家裏有點稻米，姥姥用白布給包緊了，放點野菜在鍋裏熬，大人們喝野菜湯，孩子吃布裏的白米飯；姥姥把紅薯磨成麵，用手拍成巴掌型，做鍋貼，老家稱之為耳巴子；姥姥千辛萬苦的積攢兒女們寄回家的糧票、布票，過年的時候統一配給，給孩子們做新衣服。
70年代，我的一個舅舅在邊疆一個部隊當領導，舅媽生了孩子，姥姥去看孩子。當時的軍人是一個什麽概念，大概比今天的經濟學家更有地位，因為他們受到全國人民擁戴，他們是守家衛國甘於奉獻的一群人。
姥姥到了戈壁灘，立馬發現一個至關緊要的事情，這裏的男軍人說不上媳婦，像《戈壁母親》裏一樣，想想王震將軍在新疆建設兵團給急的，姥姥開始做一件大好事，給軍官說媳婦，把部隊領導給樂的，年年盼著姥姥去探親，最好的姑爺當屬我的小姨父了，人帥、有地位、品德好、業務能力強，根正苗紅，翻開檔案，全部是鮮紅的曆史，小姨父在家裏工資全交、剩飯全包，在外還是領導，自己省吃儉用，把媳婦打扮的花枝招展，現在我們這些晚輩一說找對象，就說：小姨父那樣的就行。
人們常常把改革說成春風，真是像春天到了一樣，仿佛一夜之間，家家戶戶都開始有人做生意了，有賣燒餅的、有賣糖人的、有賣糧賣菜的，有從武漢漢正街回來倒騰服裝的，已經沒有人再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了。印象最深刻的是貨郎擔，據說這個行業有些年頭了，封建時代都有，一個男勞動力，挑一擔小百貨，沿街串鄉的吆喝，大概是商品經濟的最原始形式吧，同時他手中還拿著個撥浪鼓，一邊吆喝一邊撥浪，聲音非常悠揚動聽，正午的陽光照著貨郎的腦門，一群婦女孩子圍上來，把貨郎頭上圍出一層密密麻麻的汗，姥姥會請貨郎到家裏歇腳，給貨郎倒杯水喝，買些針頭線腦的，還給我買個花卡子紅頭繩什麽的，貨郎會小聲說：大媽，我給你算便宜點。姥姥的聰明從來都是給人以尊嚴，讓人感到溫暖，做事大大方方。
姥姥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畢竟上了年紀。在姥姥的持之以恒的宣傳鼓動下，終於把一個熟人給忽悠成了廚師，廚師做菜非常好吃，在改革的春風裏乘風而去，去縣城裏開了一家飯館當老板，寒假的時候，我穿著媽媽給我買的革做的棕色皮鞋咯噔咯噔的回家看姥姥，姥姥已經臥床了，打著點滴，姥姥吃力的爬起來把著窗戶往外看，母親問姥姥看什麽，姥姥悄聲說：廚師要給我做飯，我看他是不是沒有洗手。大家都笑了，這熱愛生活的姥姥，卻真的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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