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遺囑當廢紙，豐子胡以攻為守誣告

        上海啊，上海！我生長的地方，爸爸，媽媽不在了，上海沒了親人，變得那麽冰冷遙遠。一切來的那麽突然，與我們小時候的家鄉天壤之別！家被人搶占了，媽媽被阿無害了，豐子胡參與搶遺產，事端變得更加錯綜複雜。他躲在暗處謀劃萬全，我們全家被蒙在鼓裏，一次次被騙，媽媽的骨灰究竟要葬在哪裏？媽媽的遺願究竟是什麽？律師逼迫我們簽字放棄遺產訴訟，阿無和豐子胡已經逃之夭夭，我們姐妹各自回到美國。 
         我第一次看到了媽媽寫的遺囑，打字體寫著：所有遺產由四個女兒平均分配。在空白之處，還特地親筆添加了幾個字，要分給我一些，感謝我給她的幫助。我看著媽媽親筆的字跡，不知道要說什麽。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媽媽是那麽特別的愛我！懂我！可是我卻沒有保護好她。我無言，無淚，隻有後悔！
         以前每次媽媽遇到危機，總是我衝在最前麵。媽媽丟了錢包，我把自己的工資全給了她；媽媽被戴欺負，我極力抗爭不顧一切地保護她；媽媽住院開刀，我在醫院陪夜；我出國後，媽媽搬進我的房子裏好幾年……。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而媽媽卻記在心裏，她認為我做的最多，最真，她寫在了遺囑裏！所有的人都看到，隻有我一個人沒有看過。媽媽幾次電話裏告訴我，她已經寫了遺囑，還說“不會忘記你的！我心裏很清楚的。”。 我從來沒有要求看看她寫的什麽，那是媽媽的隱私，我們無權過問。
阿無卻早就騙到手，把它藏起來說：“千萬不能給老三看到！”。她和豐子胡一起騙取樂媽媽的密碼存折身份證，說是“替媽媽保管遺產”，控製了媽媽的所有開銷。已至媽媽沒錢請護工而摔倒在醫院，我心裏是痛恨她們的！
      無論如何。我們姐妹還是要商量媽媽下葬的事情，阿無說媽媽的骨灰已經被帶到洛杉磯，她在玫瑰崗買了一塊墓地。她告訴老大千萬不要讓我知道，下葬以後再告我。在洛杉磯媽媽有兩個女兒啊！她憑什麽不讓我知道！不讓我參加媽媽的葬禮？她和豐子胡為什麽不敢見我？我們同住在一個城市裏，他們躲在哪裏我完全不知。這不是媽媽想要看到的！
        我打電話給阿無，她不接，給她發郵件，她不回。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裏，隻知道她和豐子胡住在一起。豐媽媽在鐵路小學食堂工作，據她說豐爸是抗戰英雄，一個人殺親手死了三百個日本鬼子，文革豐媽當上學校革委會主任，率領外地大串聯來的紅衛兵天天在食堂鬥爭老師，學校停課鬧革命。
我以為豐子胡是被阿無騙了，他不知道阿無風流，還撒謊成性，他把阿無當作新發現的純潔的“白雪公主”，他為自己遇上了中國名人，女飛行員而榮耀，拋棄自己的兩個未成年女兒和２０年的妻子，義無反顧地跟阿無躲起來，還絞盡腦汁協助阿無搶走母親３００萬遺產。
我給豐子胡發了郵件，希望他能幫助阿無回心轉意，姐妹們共同完成媽媽最後的遺願。我發的第一份郵件，就得到了豐子胡的回複，是殺氣騰騰的英文版：“你不準用任何方式聯絡我！否則我就要用美國法律保護。”
我們就這樣溝通了三個郵件來回。意外又發生了：媽媽的在遺產案還訴訟，我一分錢也沒有拿過，姐妹們還沒交涉，我卻成了豐子胡的被告。

                                                                 天上掉下個訴訟狀

       在安大略的一個小房子裏，我和女兒平平安安地生活了3年。女兒找到工作比較遠，家裏平時就我一個人住。和往日一樣，下班回家，準備給門前那一小片自留地上的玫瑰澆點水再進屋。車開剛轉進車庫，就見一輛白色的小車緊跟進來，“嘎——”一聲逼在我的Camry後停下，裏麵鑽出一個禿頂白人老頭，兩團銀色的卷發掛在光腦殼的兩邊 ，厚厚的玻璃眼鏡架在鼻梁上，有點愛因斯坦的味道。“你是瀟瀟？”
        我納悶地望著他，心裏有點緊張，這陌生的男人為什麽跟著我進來？他要幹什麽？
        “我來送法庭文件。”老頭拿著一堆紙，走上來。
        我一看文件：豐子胡？這是阿無新換的男友，據說是個醫生。我在兩年前見過他，是請家人一起吃飯，他坐陪。兩年沒有見麵了，隻聽說他離家和阿無同居，他怎麽告我？
　　哦，前幾天因為阿無搶遺產和母親下葬的事，我給豐子胡打過電話，可是他沒有接，一句話也沒有講上。憑什麽來告我呢？這樣的家醜，怎麽弄到法庭上去，難道阿無真的不怕丟臉嗎？為了“家醜不可外揚”我們替阿無的偷盜遺產的罪惡，被著沉重的“家醜黑鍋”，一直沒有起訴，因為媽媽不想見到我們姐妹在法庭相逢。現在阿無的“假丈夫”，卻把我們的“家醜”先弄上美國法庭，我們家的“家醜”本來隻是中文版的，現在飄洋過海還要翻成英文版。
         盡管在美國上過好多次法庭，也從來沒有輸過，但上法庭對我來說總是有壓力的，因為我的英語不夠法庭辯論。望著那厚厚一疊法庭文件，猶如當頭一棒！這也許就是豐子胡需要的效果，他這第一步是絕對成功的。
  當我轉身一看，那愛因斯坦老人和那白色的小車已經無影無蹤，隻留下那堆厚厚的蓋著法庭圖章的文件，擋著我進家門。
       天色漸漸全黑，玫瑰花忘了澆水，我的小鳥兒們在“嘰嘰喳喳”待食。我饑腸轆轆，無心做事，燈也沒開，坐在沙發上捧著那14張紙的法庭文件，心情沉重。媽媽不幸去世的傷痛還沒有撫平，卻又要麵對那陌生的法庭，和一群語言不通的陌生人，我這膽卻登場的中國女人，被久經沙場的UCLA男醫生控告“騷擾”，這雙重打擊讓人精神即將崩潰。
         豐子胡，我一生中隻見過一次麵。那是兩年前，在羅蘭崗的中餐館，我請家人和他一起吃飯。這第二次見麵竟是在法庭？阿無搶遺產害死了媽媽，不敢麵對我們家人。而豐子胡怕什麽，躲什麽？他“愛”我的親妹妹，卻仇恨她從未交往過的親姐姐？
         兩年前，阿無通過同學介紹認識了他，隻是介紹個漂泊海外的上海老鄉，不知道他們怎麽就飛快同居起來，阿無曾經說過，她可以讓任何一個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豐子胡是她的獵物？還是豐子胡有其他企圖？
         我莫名地翻閱著這天上掉下來的訴狀，坐在沙發上努力懂這一疊法律文件，英語水平因此而大大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