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蒯大富口述歲月流沙
采寫：米鶴都張琦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於江蘇省濱海縣。1966年，他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3年級讀書，6月初因率先發表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被開除團籍並關押，在毛澤東回到北京批評了派工作組的做法後被釋放。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親自到清華了解情況，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相關材料，隨後親自為蒯大富平反。從此，蒯大富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為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的主要負責人，也是中國造反派的標誌性人物，與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並稱“五大學生領袖”。1967年4月，蒯大富當上了上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蒯在文革中參與並指揮了眾多批鬥劉鄧和老幹部的活動，挑起了清華大學的大規模武鬥，並與工人宣傳隊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多人死亡的不良後果。1968年7月毛澤東召見並批評了“五大學生領袖”，蒯大富從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0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四人幫倒台後，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底，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不久調到山東蓬萊任職。現在深圳的一家電器公司任總經理。（引自電子辭典）
我的家庭、老師和清華夢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輩還是比較殷實富有的，他在海船上當老大，掙了一大筆錢，後來就回家鄉買了幾十畝地。江蘇那地方，幾十畝地就很大了，也算比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媽他們小時候都讀過書，那時能夠把孩子送去讀書的話，肯定還是有點實力的。到我祖父一輩就不行了，他有個毛病，好賭博，而且逢賭必輸，很快就把家產全輸光了。沒地也沒錢了，他就開始販鹽。鹽城出的那個鹽，不是海鹽，是硝鹽，含氯化鎂，比較苦。那時販鹽呢，一斤賺一分錢，那幾噸鹽也能賺百十塊，利潤也很大。那已經是抗日戰爭時期了，我祖父從鹽城販鹽到上海那邊，在路上連人帶船被國民黨的部隊抓了兵。結果，剛當兵就跟新四軍打仗，第一仗我祖父就當了俘虜，從此參加了新四軍。
到解放的時候，我們家的地早就被爺爺輸光了，所以成份劃的是貧農。我爺爺1950年複員的，算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他那個複員證上還是陳毅的簽字，有陳毅的大印。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我母親1945年加入共產黨。我父親的黨齡比我歲數還大，也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當年鹽城是新四軍總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據地。我父親沒有到部隊當兵，因為識字，就在村裏當錢糧員，管錢糧啊，先是給新四軍、後是給解放軍做事。但是他一輩子沒有當過掙工資的幹部，他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到城裏去，就是因為我家裏孩子比較多，他走不開。所以一直呆在鄉下，當過大隊長、大隊會計什麽的，後來老了就不幹了。正經說起來我父親資格也比較老，他去年去世的時候86歲，黨齡60多年了，全縣也沒幾個這麽高黨齡的。
那樣一種家庭對我個人的成長的影響，就是從小培養了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這是肯定的。當然我們家沒有什麽資產，生活完全靠勞動，像我父親那是一個勞動能手，什麽農活都能幹。我從小也幹農活，我幹農活的時候都快人民公社了，當時我們家人口比較多，掙工分比較難，我每次放假回來，都是整個夏天放一頭牛，掙好幾分。水牛幹活的時候你就割草給喂它。牛是比較聽使喚的，你讓它把頭低下來，然後就可以蹬在牛角上騎上去了，牛還是比較乖的。
我上中學不是在縣城，是幾個鎮聯合辦的中學，其中一個鎮叫八灘鎮，所以叫八灘中學。這個中學是1952年成立的，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傾之後，就把一批“犯了錯誤”的老師下放到我們學校來了。我得益於他們的太多了，當時教我的6個老師中，4個老師是“犯了錯誤”下來的，是右派或者右傾，但是這些老師的水平真不一般，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們的化學老師，原來是南京的，不知道怎麽就把他下放到我們這個窮地方來了。跟這種優秀的老師學習起來很輕鬆。我高考那年，他給我們準備了很多高考複習題，真正高考的試題可以說幾乎一題不拉，我等於在考前全部做過一遍。這種老師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華工程化學係，化學考了一百分。從1963年開始，我是第一個。接著連續三年，我們那個中學有4個學生考上清華了，特別是工程化學係，一年考上一個，都是這個老師培養的。
等我學了化工專業以後，依然覺得這個老師水平絕對是非常高，在全國的中學化學老師裏那也是往前排的。一個人中學遇到這麽厲害的老師，那真是一大幸事。農村的孩子並不笨，有好老師帶就容易成功了。當時我們的語文老師，外語老師也非常非常厲害。不然，像我們那個偏僻農村的中學，怎麽可能沾清華的邊啊，想都不敢想。後來這些好老師退休了，好老師人家也不去我們那個地方了。以後啊，真就沒有人考上清華了。
當時中學的數理化啊，我考試基本每次都是滿分啊。偶爾一次不是滿分，會懊惱半天。我在老師的鼓勵下，報考清華大學的時候很有信心，而且我當時很狂，第一誌願清華，第二誌願南大，這兩個誌願考不上就不去了。考清華還有比較湊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和一個同學因為一個物理現象,和老師爭執起來。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兩個人抬筐，這個動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們認為是，老師說不是，我們堅信自己是對的，老師錯了。爭執不下，我們就給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寫信，讓他們評判誰對。物理係就把信交給一個大學同學，這個同學真給回信了，解釋得非常詳細。看來還是我們對。從這以後我們就認識了，這個同學是南京的，姓蘇，後來他就對我特別感興趣。從初二到高三，我們一直通信，他就鼓勵我考清華，還把清華的情況詳細介紹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勵下考了清華。其實我考的並不高，那年清華錄取線是450分，6門課平均75分，我考了482還是多少，就是稍微過一點。我們班還有考540分的，很厲害的。
我從來是班裏最小的，沒怎麽打過架，也打不過人家，但是我學習特別好，群眾威信應該說相當好了。因為成績好、學習好，老師寵著，就不讓別人欺侮你。考試你考不過，那力氣再大那也沒用。我從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麵發展，數理化很棒嘛，文科也很棒，到現在我們中學的作文範文裏，還有我的作文。
我們兄弟幾個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個弟弟，分別叫富、貴、榮、華、萬、年。幾個弟弟在班上都是最優秀的，因為我上大學，家裏負擔不起了，兩個大弟弟就沒能繼續讀書，幹農活了。再小的弟弟連高中都沒趕。幾個弟弟下棋都很厲害，有個弟弟在我們那個縣下棋是前幾名，公社那一片沒人下得過他，他下盲棋你都下不過他。因為我，幾個弟弟後來沒怎麽好好念書，也是我欠的賬啊。後來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們撫養。我出來後一直想法彌補。
在中學時，我有點被神話了，一提蒯大富就什麽天才，怎麽怎麽著……。其實我天資嘛，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一心想考上大學啊，當時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別了。當時我經常都是半夜2點多就起來，用個煤油燈看書，複習化學啊、數學啊，把所有的題整個做一遍。考上清華以後，我回到中學去，同學座談嘛，當時教導主任說：有人說蒯大富是什麽天才，不看書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書是非常努力的。他夜裏開夜車，我就曾經逮過他多少次。我當時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學嘛，所以很刻苦。一個是條件比較好，另一個肯努力的話，那肯定成績很好了。
不過高考考完了，我就覺得肯定能考上。然後放假休息了，我就跑到親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剛從親戚家回來，我三舅住在郵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個通知書，他一路跑過來，說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華了！當時大家都很高興的。去北京的時候，正趕上華北那年發大水，德州那邊全淹了。我坐火車走到濟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後轉到煙台坐船走渤海過來，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學之前，我沒坐過火車，甚至沒見過電燈，那個年代很落後的。這次出門一切都很新鮮。
熱衷社會政治
我小時候有點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說話，而且很討厭說假話的人。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對政治上的事情挺感興趣。1958年我大約十二、三歲，當時宣傳什麽高產多少多少斤，十幾萬斤！後來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結果是：這樣一畝地連麥粒都要堆快一尺高，就是光麥粒子堆起來，這樣才能畝產十幾萬斤。我就認為這不可能，當時就給老師提出來。當時這事情鬧得挺大，讓人感覺我在反對三麵紅旗，或者說攻擊大躍進。對辦公共食堂啊，我也提過意見。我說集中起來吃，家家去食堂打飯，我說還不如分開吃好呢。我自己也去打過飯，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飯給打散了，把盆也摔壞了，我說這有什麽好處，還不如各家自己做呢，我就提了意見。因為這些事，學校要找我算帳。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別喜歡我，就保護我，護著我。最後折衷一下，給我的操行上寫了一個評語，說我：“有時問題考慮不全麵，亂發言”。
中學時代對將來幹什麽沒怎麽想，不像別人從小立誌做科學家、醫生、將軍什麽的，沒想過要具體幹什麽。但是對自己的實力還是有比較有信心嘛，想做出一番事業的。高中畢業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團。入團就是要求進步的政治表現，那個時候的思想教育是誰靠組織最近、誰靠黨團最近，誰就是先進分子啊。
我進清華後是在工程化學係。那時工化係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邊，一個專業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煉鈾235，把鈾提純；一個是高分子；還有一個同位素。這幾個專業都算尖端化工。我的專業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彈、原子能、核潛艇、原子反應堆這些，算是絕密專業。當時絕密專業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調查的非常嚴，政治上要求也嚴，32個同學，到文革前都是團員,是團員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為搞核工業，可能會影響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學以後，我還是對社會上的事情很熱衷。大一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份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個信現在XXX那還有，他就特別佩服我，說你當時那麽小就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反映問題，很堅決也很深刻。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
文革前我參加的社會活動也比較多。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參加軍訓，基幹民兵還經常可以打槍。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清華的校廣播台啊，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後來當了廣播台的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裏各種事情都好出頭露麵，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還是比較左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比如清華學生吃飯的飯廳啊，吃完飯後桌子上就落了很多飯。浪費太大了，半個饅頭就扔了，米飯剩一口咣磯就倒桌上了。我這從農村來的孩子確實看不慣，後來我就收集那些，每次吃完飯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飯啊。我就把這些剩飯放到食堂門口，貼張大字報，說這浪費多不應該，多少農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我們就給扔了，是資產階級思想。當時學校和黨支部的全部支持我，說我做得對。後來也有人貼了大字報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費的現象杜絕了。
這件事倒不一定是左了，但再進一步就顯得左了。什麽事呢，就是吃紅薯的時候，我的同學要剝皮，剝得幹幹淨淨的才吃。我就看不慣，因為我祖父從小教育我，吃紅薯不但不能剝皮，就是皮上坑坑窪窪的地方沒洗幹淨帶點泥，也不能扒皮，要整個吃下去。我也這麽要求人家這樣帶皮吃，因此就跟班裏同學吵架，後來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
“九評”出來以後，我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在《新清華》頭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麽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麽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文革中畢業的時候，好多班因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處一室。而我們班畢業還照了個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關係還是不錯的。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麵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麽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給你灌輸這些。
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6月3號、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那旗幟多鮮明啊。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麽辦？應該抱著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化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是反校黨委的。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怎麽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係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的。
6月13號吧，上邊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就差得比較遠了。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當上了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裏去？”。這張大字報貼出去的時候，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正好那天薄一波來清華，走到我那張大字報跟前站住了。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隻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其實我也在旁邊。他就問我，你叫什麽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麽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麽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麽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麽派嗎？我說，自己怎麽能給自己劃定？他說，別謙虛嗎，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著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就是這個意思。我覺得，文革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的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裏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王光美未到會引發的大辯論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誌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誌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後來我就發動同學趕快把屋子掃幹淨，準備些水。但是下午會議正式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麽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誌來嗎，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誌，這是怎麽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嘛。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他就根本沒法領導了。到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麽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著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文革臨時籌委會的主任賀鵬飛（清華大學學生，賀龍元帥之子）。當時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寫了大字報等這麽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就很心虛嘛，他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他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下麵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麽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采，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過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楊莉芳、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但他們上來講那個話，特別沒水平。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麽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說那場辯論會我們是全麵勝利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著辯論怎麽樣？後來我也同意了。當時實際上我就應該堅持下去，堅持下去讓他們徹底下不了台。後來我還是相信他了。我就宣布：賀鵬飛同誌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明天可以再接著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著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騙人的工作作風的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其實不是那種很倔的人，脾氣比較好的，思想上也不是比較固執。比如一開始對蔣南翔、對校黨委的態度，感覺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樣了，很快就轉過來了，時間不長也就一個星期。反過來，我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會堅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麵匯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就到孟家駒家裏呆著。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從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裏他們都跟著，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麽決定的，也沒有什麽書麵決定或通知，說給你戴什麽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麽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劉濤（劉少奇之女）在揭發劉少奇時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匯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4號,工作組開始限製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裏，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就開始絕食了。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後來老有人來探訪。於是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他們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的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麵子上又下不來。後來誰救了我一命，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麽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鬥什麽？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麵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有的材料說我曾經想臥軌什麽的，那是胡說，我是不可能自殺的。不過當時的確很蠢，年輕不懂事。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麽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底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就是他們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後來，我實在的說是絕望了。當時我寫信跟我的姑媽和舅舅借錢，我說可能出趟遠門，希望能借點錢。後來我舅舅真給我寄了錢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你無論怎麽著，他肯定都要處理你。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個下場。肯定會被送到那些地方，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
那時候我在班裏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後，班裏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麽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同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麽書麵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在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多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根本不考慮了。
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裏的、係裏的、還有外係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批判的內容完全沒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論斷章取義，胡亂理解，完了把明顯的錯誤強加到你頭上，然後進行批判。我當時就想，共產黨反右的時候可能就是這樣，還要更厲害，根本不講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批鬥還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還坐著，批鬥當中不讓發言，讓你說話就是回答他的什麽問題。文革初期，大家還比較收斂，沒有後來批鬥會那麽野蠻，也還沒有形成後來那股打人的風氣。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風氣，那時我已經平反了，躲過去了。後來掌權了，還打了別人；到文化革命後期我又挨整的時候，打人的風也過去了。我逃過了這一劫，要不肯定會很慘。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我聽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後，劉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麽來頭，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19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起來十八天。我們班的團書記就到我那裏，告訴我說：唉，蒯大富，你回到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裏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馬上就想賴帳。我被放出來以後，當時還懷疑他們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繞清華的圍牆走啊，四麵圍牆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圍牆，我看後麵確實沒人跟蹤，才放心了。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當時我已經放出來了。他們倆穿著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文革小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麽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的講了一下，後來我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完了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工作組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校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由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毛主席了。
從7月19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5號左右，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王任重（湖北省委書記）的女兒，雷蓉是雷英夫（副總參謀長）的女兒，那他們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幹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算賬去，葉林在8月3號吧，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這樣就算了。
與共和國總理長談
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7月29號，或者是30號，反正是在建軍節之前。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力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著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麽事？賀鵬飛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著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說你就等著吧。這個會客室裏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著，後來困了，堅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麵汽車停下來的聲音，又聽見車門的聲音，接著走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麽來了？總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且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幾，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嶽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麽地方？我說，我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大三讀書，老家是江蘇的，濱遠縣，屬於鹽城地區的。父親母親都是農民。周恩來問的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十三歲以後到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麽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麵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的所在地。
周恩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那個擺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著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六月一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的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他一開始就這麽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說，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麵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麵就開始講了。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嶽同誌就在旁邊記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他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叫周伯伯。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出去了。過來二十來分鍾，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著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麽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麽了。周恩來當然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說就根本不讓他們進來。
其他就沒什麽幹擾了，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二十來天，所以對外麵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隻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七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鍾吧，周恩來就到了，還帶著兩個人來。見麵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誌，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誌，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說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匯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誌不知道外麵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匯報。我們從七點多講到十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是七月三十號晚上的事情，離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隻剩兩天了。現在看起來就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上麵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我想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麽整我們，怎麽把我們都關起來，然後大會鬥、小會鬥的情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那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隻是聽。總理就問了工作組怎麽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跟著沒幾天，8月5號嘛，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五十多天的。。，中央少數同誌參加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鎮壓革命派，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何其毒也。聯係1964年的形左實右，豈不發人深省。（核對）那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啊，這些和我前麵向周恩來的匯報，關係很直接，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來在那個會上，宣布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最後怎麽出那麽大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布平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平反也不管用。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即便周總理宣布平反的時候，會場上就有些人公開提問題和喊口號，說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應當平反，會場上就那樣。後來，很多人就退一步說，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麽好東西。當然，學校裏也有不少反工作組的同學，不同意工作組壓製不同意見的做法，我平反後，就是這些同學也不太願意跟我來往。在很長一段時間，沒多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後來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幹，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裏可以說沒有什麽影響力。
所以平反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麽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幫當時各個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他們聯合起來成立的。三司是1966年9月6號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那一派，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也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6號到16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誌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麽行?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裏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還是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布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的，我們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質學院來了幾百人，從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十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隻是緊跟形勢，關鍵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不過我們籌備大會的時候，給中央領導，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啊，都發了邀請信。我們的邀請信是油印的，他們都收到了，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言。這次會上呢，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誌，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麽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名聲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裏麵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麽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麵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
我們在校內逐漸得勢。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裏，就等於“死狗”啊，他也沒什麽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鬥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裏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著好多的人麵說過這個話。
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麽介入。我和這些老幹部沒有什麽關係，我們隻是和劉少奇和王光美有關係。“百醜圖”其實不是我們搞的。百醜圖的作者不是清華的，那個作者好像是北京戲曲學校的。但是百醜圖在清華的報紙發表的，《新清華》上發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們那去了，或者說他是在我們學校參加運動的。那時期也亂，各校學生混在一起。但是我當時還挺欣賞的，覺得他畫得挺生動。當時怎麽界定的，畫誰不畫誰，這個我沒參與。大概凡是報紙點過名的、打倒的都畫進去了。
11月份，我還到上海去了一次，當時全國不是到處串聯嘛，我在北京太忙，還哪都沒去過，就想乘中央沒有下令停止串聯之前出去一趟。後來，我叫了幾個同學坐火車到上海去，當時火車擠得要命。大約總共也就十幾天。
當時，全國都鬧得很紅火，大家也串來串去的，但是我還沒有想過要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因為我知道中央反對成立全國性組織。有個什麽“全紅總”嘛，工會係統的，當時就給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嚴厲批判。這方麵，我們沒有什麽想法。
騙鬥王光美
1966年1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鬥王光美的事。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麵對麵做檢查，要背靠背的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隻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鬥王光美具體的策劃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係大二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劃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呢，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麽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抓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製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著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這時大字報還沒有點劉少奇的名），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著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以後，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麽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主席台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同學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11月6號多冷啊，那麽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批鬥會還沒開始呢，孫嶽秘書就來了，他就是周恩來第一次找我談話時做記錄的那個秘書。我認識他嘛。他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他來找我。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後來我就問孫嶽同誌，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鬥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在會場用大喇叭上宣布了，說總理同意我們鬥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鬥完帶走我沒有宣布。
11月6號這次鬥王光美有好多周折。因為沒準備嗎，有些同學問什麽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鬥不下去嘛，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當時在清華的辦公室，逼著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鬥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麽……，反正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就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裏了。那個時候孫嶽秘書就在旁邊催著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過程中間，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打電話來，字斟句酌地說，你們鬥完了沒有？我說鬥完了。他說：鬥完了就讓孫嶽同誌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嶽同誌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剛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我說她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裏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準打啊，不準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麵。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王光美根本不認識我，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鬥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誌。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麽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基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嶽秘書一起走了。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注：七機部的一派組織）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他說，清華的同誌把王光美騙鬥了一下，如何如何。有些小報說我當時講過一句話：“為革命造謠是光榮的”，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時我連“懷疑一切”這種話都沒說過。什麽“懷疑一切萬歲”的大字報，是我一個同學叫李康群寫的，我從來不同意這個，這在理論上很難站住腳嘛。那時也傳說是我的話。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是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的頭頭講話的時候說，在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誌。少奇同誌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我筆記本上有很詳細的記錄，後來都被法院收走了。
總理對批劉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麽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呢，我認為時機變了。
張春橋對我一直還是不錯的，他對我特別關心。1966年的9月份，張春橋等在中宣部小禮堂接見了我們四次。接見完以後，他給我們打氣，說：現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還很深，還有不少學校的同誌仍然受壓製……，表示對我們特別同情。後來也是他帶我去見的江青嘛。
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我當時很激動嘛，我說，首長對我這麽信任，話說得這麽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後來在審判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不是讓我上去揭發張春橋嗎？我揭發的這件事確確實實是真事。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當時為什麽張春橋隻找我談這件事，我可以說還沒細想過。當時就是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他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在對劉少奇的事情上，我們內部也有反對的。清華井岡山總部開會的時候，我們總部的二把手唐偉就提出來，說中央沒同意公開呢，你這樣上街合適不合適啊？他還是基於總理講話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報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批鬥。因為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行動推遲了幾天。我當時很堅決，認為打倒劉少奇這肯定不會錯的，何況還有張春橋的鼓動。所以到了12月25號，不管有沒有不同意見，我一個人就獨斷專行，拍板決定上街。我們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我意見比較大，比如唐偉就辭職不幹了。
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12月北京刮起了所謂的12月黑風，“聯動”，也是高幹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黑風複辟！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2月25號那天，我們在天安門集合，然後就分五路，到天安門、王府井、大柵欄、西單這些地方遊行宣傳。那天風很大，天氣很冷。我們準備了很多大字報，很多傳單，到處散發，到處刷大標語。這次行動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角度提出來的，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剛剛見過麵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江青說的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不能斷定就是毛主席這次確實讓她帶話的。反正她經常這樣說：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她走了以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裏去了。這是他們最想幹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誌到清華接見我們。12月30號，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報紙有篇文章，題目叫“清華園春來早”，專門記載江青接見我們的經過。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後來我就廣播請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他們講了什麽，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後，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麽做，點了名以後，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你劉濤，你必須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她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麽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後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誌要做檢查。
後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後，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複製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一直到死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鬥爭高於階級鬥爭、階級感情高於家庭親情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裏，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後，我上去發言，我說劉濤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除此之外，我們一直沒有批鬥過劉濤和賀鵬飛。直到現在的各種回憶文章，也沒人說我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事實上肯定也沒有。這個也是貫徹江青的指示。
1967年在中南海門口搞的“揪劉火線”，其實和我們沒什麽關係。那次是輕工業學院兩個女將，因為劉少奇也到他們學校去了看大字報。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揪劉火線”，要求批鬥劉少奇。他們自己內部還不太一致，互相比誰的調子更高。這事其實不是我做的，我們很晚才去。我當時覺得他們是想搶功，要說打倒劉少奇，肯定清華是第一功嘛，所以對他們這個不感興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派形成很晚了，當時就根本沒有自覺地要形成什麽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個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見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見了另一批人。於是，頭一天被接見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見的叫地派。我們當了那麽長時間的“天派”，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見完了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為其中為首的是北航和清華，航空嘛為天；地派以地質學院和北師大為首，地質嘛為地。關於研究這期間天派、地派的文章啊還沒看到，還都說不清楚。在這兩次接見以後，其實天派和地派關係也都很好，也沒有大分歧。後來，我和韓愛晶曾經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聯合起來，但是沒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基本包括各個大學的東方紅的，以地院王大賓為首，譚厚蘭也算地派。聶元梓肯定是天派，不過聶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寫了一個大字報，後來工作組入校整我們的時候，她根本沒發言啊，也沒保護我們，也沒發表反對工作組的意見，這跟我們的經曆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她那個造反還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後來當了大學紅代會核心組的組長。那時覺得，我們是自己幹出來的，根本瞧不上聶元梓，我們對她根本不以為然。
我們跟譚厚蘭關係不算好，我們和她在政治觀點上並沒什麽對立的，但是挺討厭她，她個人為人也很糟糕。1967年9月7號，我和韓愛晶策劃搞了一個“九七事件”。譚厚蘭他們學校有一個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頭頭也是個女的，姓王，是譚厚蘭的對立麵。現在我都弄不清楚他們兩邊有什麽政治上的不同見解或者反對誰、保誰。那天，我們就拉來好多人支持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處都造反，然後就是把譚厚蘭的革委會給衝垮了。結果，當天江青、陳伯達就接見我們，把我和韓愛晶臭罵一頓，說我們倆不聽話，胡搞，罵的非常厲害。我們嚇壞了，從北師大撤出來了。結果，譚厚蘭的權威又恢複起來了。
我在三司主持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就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時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學中專部，誰隻要同意我們的觀點就可以參加，是很鬆散的、也就是無政府狀態的。當時中學生影響不是很大，而大學影響是全國性的。我們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也叫“老兵”，卜大華、駱小海他們也有過衝突。主要是我們成立井岡山後，附中的劉剛他們也成立了個井岡山。清華附中井岡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幹部子弟，幹部子弟和這個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們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慣劉剛他們，劉剛們也看不慣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們當然是支持附中井岡山的了。他們也跟著大學的起哄，後來在中學裏頭屬於四三派。
談到四三派，就會聯想起遇羅克。他寫的《出身論》我看過，但我當時也沒有太多感覺，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說的有道理，總體覺得講得對。但是他影響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論》目的是給出身不好的張目嘛，不過我也沒想到遇羅克最後被槍斃了。這個就太過分了。他那麽寫，跟譚立夫的講話正好相對了。譚立夫講話我看了，覺得這個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說家，但是他的觀點我當時就不同意。照他那樣子搞，革命隊伍純之又純，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覺得這個路線會推走很多人，那最後就成孤家寡人路線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紅五類嘛，但是我在清華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副對聯的觀點。反過來說，對聯代表的那個思潮對我們也有影響，像我們總部的主要領導人，出身都是很純潔的，不敢讓出身不好的同學做負責人什麽的。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曾經在清華也貼出來了。賀鵬飛他們也在
清華開了大會，宣傳這個東西。但是他們在清華不可能成氣候，因為清華出身不好的太多了。當時清華1萬1千多學生，學生成份裏工農子弟占少數，處級以上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大約1000多人，幹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識分子子弟占大多數，還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勞動家庭的子弟。幹部子弟在清華學生比例中不大，推行血統論沒有太大市場，但是他們的影響很大。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幾次關鍵時刻都是由他們來決定方向。他們的大字報一出來，所有同學都當回事，大家就以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說開始反蔣南翔，是劉濤、賀鵬飛他們，至少有七八個吧，給蔣南翔貼了大字報。那大字報一貼，大家就以為是中央的意思。後來就是反工作組的時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報，起到了分水嶺的作用。影響最大就這兩次，這就等於決定了清華運動的方向了。所以，他們一出來表態，清華就很當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華去過。王洪文第一次見中央領導人還是我帶去的。那是“一月風暴”以後，他到北京找中央匯報情況，住在清華，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領導他都沒見過，他也沒辦法聯絡。我當時在北京比他名氣大，後來我就說，王洪文同誌，我經常有機會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我帶你去吧。當時北京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個什麽會議，我就讓王洪文坐我的車一起去了。我的車可以開到主席台後頭，到了體育場的休息室，過了一會總理、江青都來了。我就上去介紹說：總理，這是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王洪文同誌。總理當時特別的熱情，因為當時剛好是一月風暴以後，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江青在後麵，我再給江青介紹。王洪文趕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團的袖章給總理和江青帶上。後來總理把王洪文叫過去談話。我對這個人也談不出什麽好壞。怎麽說呢，從個人能力看，講的話，很有水平，寫文章、組織能力都好。但是和他後來的中央副主席的職務還是不相稱，太快了太高了。
二次批鬥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四月十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項鏈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麽關係呢，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項鏈的事她沒說。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這是在接見我們前後的閑扯時候說的，戚本禹在旁邊。戴項鏈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裏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容易就把那個箱子打開，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裏麵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鏈呢，原來就是普通的項鏈，太小了，下麵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那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
1967年4月10號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劉源不知道去了沒有，劉平平和劉婷婷都去了。她們兩個我認識，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號時也喊得響著呢。這些，其實我們都需要放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看待的。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誌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對於和劉少奇、王光美的關係，這裏分幾個層次來說：一個從好的方麵來說，我和劉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種雙方的誤會。但是，他們代表了一種共產黨基本的思維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維定式。他們認為，派工作組是共產黨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體決定的。一般情況都是這樣的嘛，土改時這樣做，1957年也這麽幹的嘛，四清就不用說了。我估計劉少奇當時的想法啊，他認為毛澤東肯定會支持他，至少不應當反對。那麽，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黨派的工作組，你能說反對就反對？挑戰黨的領導，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純，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王光美不管當時跳出來的是誰，是你蒯大富跳出來，還是任何其他人跳出來，那樣的條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他們不會管你死活的。
反過來講呢，我這麽理解，我們當時反對的都是有根有據的，充其量也就是給你工作組提提意見。而且我們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澤東講話為依據的，怎麽就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了？從這點上講也覺得不可理解。你到清華來不分青紅皂白，就跟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你們平白無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壞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所以雙方鬥爭就是根本沒有交流的，互相也沒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實質上就是由於當時工作組工作作風問題，做工作不細致造成的這種誤會。
從壞的方麵講，換句話講，不僅是文化革命，從四清開始，王光美就有鎮壓群眾的傳統啊。再往遠說，就是劉少奇在土改、在延安的時候，他們整反對派和整群眾，不僅不擇手段，而且下手特別狠。文化革命又是一場新的鬥爭啊，所以他們這麽做呢，也不奇怪。據說劉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鬥的時候，他拿出《憲法》來保護自己，說我是國家主席，有什麽什麽公民權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時候，你怎麽不把憲法拿出來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這麽回事。說起來，毛澤東是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製啊就是個霸道體製，你沒辦法說。所以當時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準備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當時毛澤東晚點回來，結果就會是這樣的。我不覺得應當對他們說對不起，怎麽說呢，如果都作為平等的身份，那麽我們都彼此傷害過。文革初期，他們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後來毛澤東給我平反，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他們也從未對此表示過任何歉意，所以我沒必要給他們道歉。
有人問過我：你是從農村來的，父親又是基層幹部，你對對毛澤東搞的人民公社、大鍋飯等造成的後果應該有個體會啊，三年困難時期應該記事了，當時如果沒有劉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農村當時很難度過難關啊。你對那種情況應當非常了解。所以從道理上講，樸素的感情首先應當是讚同劉少奇的，怎麽你反而反對劉少奇，支持毛澤東這個路線。
我當時這樣覺得，這個問題很難說當時劉少奇反對了毛澤東那一套錯誤做法，實際上他們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這麽說，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差不多劉、鄧很多人都有份。就說這個“三自一包”啊，其實在分地的時候我還幫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確實特別好。但是到後來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認為雖然它可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肯定會造成貧富分化，就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了。當時把社會主義理解得很狹隘，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會主義。劉少奇怎麽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涉及理論的問題當時就是一股腦兒聽毛澤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套。誰反這個我們就跟誰幹，崇拜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倒誰我們就打倒誰。當然，我個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作用。所以認為對劉少奇肯定是要打倒的。
團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後來，我們清華的學生就分成了團派和四一四。我認為，這有淺層的原因，也有深層的原因。淺層的原因就是對幹部的態度不一樣，我們團派對幹部的態度是比較左的，主張批倒、批臭，再看幹部們亮相怎麽樣。四一四主張就是教育結合，大麵積解放幹部。開始就為這事情有分歧。深層次的矛盾呢，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基本態度。在1968年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私下議論過。四一四的基本立場，是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就是說幹部沒有那麽多壞人，這打擊一大片是不是錯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們後麵的一些幹部，私下議論的時候就更公開地對文化革命不滿了，對毛澤東啊，尤其對江青、對林彪表示不滿，當時這都是掉腦袋的事啊。
當時中央公布一個《公安六條》作為文革的執法依據，規定不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準攻擊毛主席、林彪等。當時我們就抓住這條，從四一四少數幾個人展開，當時就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這是我給定的，你反蒯大富無所謂，你後來再搞的就是反對文革了。周泉纓當時寫了一個《4.14思潮必勝》的大字報，跟著他又寫了“炮打陳伯達”，然後再寫“二次炮打陳伯達”。我就認為，你們的目的就不一樣了，就是對著毛澤東來了。這個深層原因，就是說他們反毛澤東，反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當時肯定也不認賬，不承認。反過來，四一四抓住我們的幹部政策，說你們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幹部。他們也確確實實保護了清華校內的幹部。
這是一個理論分歧。我們專門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對四一四思潮進行大規模批判。也像當年中央反蘇修的“九評”一樣，陸續發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勝”，二批……，三批……什麽的。毛主席當時這些小報都看的，對我們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賞。他也同意我們的意見，對四一四也有過好多批評意見。所以，當時陳伯達、江青、謝富治、戚本禹，都說過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中央文革都是公開幫我忙的，因為他們了解主席的態度，主席傾向於井岡山團派嘛。但四一四他們根本不在乎，當耳旁風。最後，在1968年召見我們那一次的會上，毛澤東自己也直接講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那次批評得相當厲害了，但後來這部分沒傳達。
所謂兩派鬥爭呢，當時就是要引導對手犯錯誤。一般講，掌權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單位亂，我們畢竟是掌權的嘛，打起武鬥來肯定要負責的。所以，起初我總的方向是反對武鬥的，開始有武鬥苗頭我就製止了。那時北京，像北大、北師大武鬥已經打得很厲害了。謝富治還表揚我們說：好多學校都在武鬥，清華不武鬥，這就很好。但是後來，我還是沒有經得住誘惑。
文革那時候，怎麽說呢，我就是太年輕，而且一切都太順利了。我們1966年9月成立清華，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後迅速發展，從幾百人一下就到了幾千人。接著，周恩來讓唐偉他們和我聯合，賀鵬飛他們知道後自我罷官而去，清華就成為我們一派的天下了，幾乎全校大多數同學都參加了井岡山。那時，整個清華就在我手下了。從我個人能力、資曆來講，或者說與當時同齡人比較，可能比一般同學稍微強一點，但和我處的地位來講太不相稱了。一下子在這麽大的清華大學掌權後，我就有點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我的“全身浮腫，頭腦膨脹”。
那種自我膨脹，那個時期都難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門上，楊成武把許世友帶過來，介紹給我和韓愛晶，他說這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同誌。我是第一次看到許世友，黑黑的，有一個金牙，個子矮矮的。而許世友見到我們，一個立正，給我們敬禮啊！我們都感到很震驚啊！我說，許世友司令員，我們知道您。那時作為身經百戰、忠於毛主席的老將軍，他在我們心目裏威望還是很高的。許世友說什麽呢？他說：“我是你們的士兵啊，你們是政府首長……”。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也就有點飄飄然，以為自己不得了了。當時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都是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常委一共22個吧。北京市革委會經常開常委會，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這個會上決定的。我們這些常委權利也太大了，但實際上這和我們當時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對稱，應當說沒有參與決策的資格，但實際上卻參與了。
那膨脹的速度簡直快得不得了，就導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華大學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5月29號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謝富治已經批準，而且已經宣布明天要開成立大會慶祝了。他說，你今天晚上就決定，若清華明天成立革委會，我明天就出席你們的會議。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見，我們去說服他。他就一夜沒睡覺，跟我們在一起，等我做決定。我也一夜沒睡覺，當時我真是矛盾死了。後來就想，說不定緩一下更好一點。謝富治說，如果你這樣子考慮的話，說明條件還不太成熟，我們要進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這一下子宣布推遲以後，就完全不可收拾了，兩派越鬧越僵。我恨懊悔，這個決定是我做的嘛。
清華的武鬥也是當時太年輕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動，一激一怒就起來了，而一旦決定就不可收拾，想回頭都回不來了。最早的武鬥是我們的責任，一個呢，我們團派當時的力量比四一四強得多；另外一個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爭取中央的明確支持。清華武鬥之前呢，北大３月２９號也打了一場武鬥。這武鬥實際上就等於是聶元梓挑起來的，武鬥當時，中央就明確表態支持了聶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們也想學這樣做。這之前，雖然毛主席沒有公開講，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啊，都講了很多話批評四一四。當時我有這麽個心態，認為清華打起來對我更有利，中央領導會發表嚴厲的講話，就是讓四一四垮台，結束兩派紛爭的局麵。
清華武鬥比較晚了，1968年4月23號開始的。武鬥的導火索是四一四那邊抓了我們團派保護的一個幹部陶X，我們把這個看的很重，認為你太過了。於是我們就去攻數學館，把四一四的人都趕出來了，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說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之後，（何時發表的？）我們就更極端了，把四一四說成是代表國民黨的。武鬥表麵上似乎也就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這樣，大家武鬥的時候特別勇敢，當時喊衝的時候，同學們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衝啊。當時我們攻一個樓，是二層的，地麵距樓頂有8、9米高。我們用雲梯強攻，兩個梯子綁起來有十幾米長，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貼著那個樓頂的邊上焊起來鐵欄杆，你梯子搭上，一個人往上衝，人家三四個人，你還沒爬上去呢就被挑下來了。就這樣連續硬被挑下了十幾個人，有兩個人當場死了，可後麵的還繼續往上衝！戰爭期間黃繼光堵槍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這些英雄行為我就特別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種心態，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們同時也為自己的“高尚行為”而自我激勵，感覺在為崇高的事業奮鬥。我特別不能接受把文革武鬥中這些被打死的孩子，說成像瘋子一樣死得活該。當時留在校內的同學大概一千人吧，沒有任何補助，都是自己掏錢吃飯。也沒有命令說必須參加，純粹是自願的。這些人的絕大多數當時確實是抱著崇高的目的，在共產黨的領袖號召下，為那種理想主義戰鬥。
武鬥死人以後，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來是一種投機心理，利用武鬥獲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結果中央根本不表態，我們失算了。所以當時說實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鬥。這時候，北京市革委會做我的工作停止武鬥，也讓四一四停止武鬥。韓愛晶他們也找四一四談了，但是四一四的頭兒沈榮槐堅決不同意。當時四一四說，堅決不能停止武鬥，要把蒯大富拖死。他們當時是這麽說的。我真是騎虎難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不僅有社會壓力，有同學壓力，自己也體會到，清華武鬥責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這兒。我當時很清楚，武鬥會死人啊，清華哪怕死一個人，賬都會記到我頭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讓解放軍把兩邊隔開，但也沒能實施。
四一四最後的主要據點是科學館，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們占領，他們想從角上挖地道通往外邊，運吃的東西什麽的。後來就像地道戰電影裏演的一樣，我們在周邊埋上大缸，就知道他們在挖地道。發現後就弄來炸藥，一炸就給他封死了。當時我們把科學館斷電了，但沒斷水。因為那裏麵還有我們的人質啊，幾個很重要的人。當時不攻其中也有這個顧慮。而且那個樓非常結實，你要攻打的話除非你死很多人，我們下不了這決心。
這場武鬥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從不同意武鬥到同意武鬥，後來這幾十年都懊悔不已！清華團派當中主張武鬥堅決的，就是總部的任城中，劉傑長，陳繼發這幾個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張武鬥。我沒能沒抵製住誘惑，懊悔的很。清華的武鬥我肯定要付很大責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來了。
武鬥逐步升級
7月17（27？）日那天早上，沒有任何與往日不同的征兆。我們總部的一個委員陳濟方去沈陽探親，說那天要回來。我和同學開了個吉普車到北京站接他，但是沒接著，就回來了。回到清華大學快十一點了，就看見學校周圍那麽多人，車子也開不動了，我們就下車徒步走進清華。開始，清華廣播台的廣播還是熱烈歡迎首都工人階級來清華製止武鬥，後來呢就不一樣了。工人宣傳隊進入清華後，很快就把各樓分割包圍了。那時我們團派和四一四的武鬥已經持續了好長時間了，我們在科學館把四一四包圍得像鐵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後把科學館的包圍圈打開了，把裏麵不到一百人都放出來了。好多同學都著急了，腦子就跟我想法一樣，怎麽回事啊？
後來呢，我就跑到總部那個樓裏頭去看。路上，我看到來清華的工人組織基本都是天派的，他們還打著造反組織的旗子，和我們是一派的。這些“天派”的組織，我以前跟他們打過交道，當時跟他們一起組織籌建北京市革委會的。當時有第二機床廠的魯文革，他也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他是帶隊的。我看到他，認為不會有什麽事，根本沒想到可能會和工人打起來。但是，當時工人來那麽多啊，我當時估計有十萬人呢，後來毛澤東告訴我有三萬多。參加的有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工廠，主要是工人。還有就是八三四一部隊（中央警衛團），八三四一是負責指揮的，有楊德中、張耀祠，主要是楊德中指揮的。
結果發現，工人逐漸把我們包圍起來了，非常有組織有計劃地分割包圍，這很恐怖啊。後來我們有同學就出去理論，一個同學對工人講，你們工人不在工廠抓革命促生產，跑到我們學校幹嗎？還把我們包圍起來。工人和你有什麽可講的，不由分說，把他一架往卡車上一扔，就嗚的開走了。出去一個逮一個，出去一個逮一個，當時我們看了感覺非常恐怖。當時抓了至少有十幾個吧，我看見把我們團派的二把手鮑長安抓走了，還看見我們另一個總部委員高繼紅也被抓走了。他們都是出去講理時給抓的。後來聽說，工人們執行的命令是這樣的，進校把所有的學生包圍起來，如果有學生和他們辯論，就幾個人一架往車上一扔，拉到平穀縣辦學習班去了。當時感到不可理解，你這麽包圍幹嗎嘛？
我們當時就打電話問市革委會，工宣隊來清華大學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麵都不給回答，就說，你反映的情況我們知道了。下次再報告時，又說這兩天休息開會幹嘛的，反正不答複你吧。我們也有中央文革辦公室的電話，他們的答複就說我們已經知道你們情況，首長正在工作，正在開會，我們把情況響他們匯報。江青等領導人的電話我們沒有。其他這些電話我們都打過，但是沒有答複。
我們在被包圍起來，看到抓人、打人以後，就很害怕。我當時真是感覺到是滅頂之災啊！以為北京市的工人宣傳隊會像王洪文在上海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那樣做，當時活活炸死二十來個人呢。那麽，結局就是，“上柴聯司”（加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的十萬工人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武鬥曆時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傷，之後“上柴聯司”663人被關押）的下場就是我們的下場了。這時我們手裏還有武器，怎麽能讓人家輕鬆消滅掉了，那不可能嘛。
我們商量了一下，後來一致意見就是守住樓，如果工人攻樓的話我們就抵抗反擊。後來，下午三點的時候吧，我們有個常委，武鬥的副總指揮。他就帶人衝出去，反過來把工人包圍起來，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樓裏拖。反過來抓工人了，抓解放軍，我們也抓了好多個工人和解放軍。那些工人看你這麽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當時正門出不去了，是從西南門翻牆出去的。當時我們學校的小車都在北京體院，我就跑到體院要了一輛車，就直奔市革委會去了。我到了市革委會，強烈要求見謝富治，見吳德。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吳德來了，見麵就說，你們學校打死人了。我離開的時候，兩邊還基本上沒開打呢，但是走了以後這段時間說打死人了。我一聽打死人了就發毛了。我衝著吳德喊：是誰派的工人？為什麽要把我們學校包圍起來，就這樣抓人？他說工人宣傳製止武鬥有什麽錯？我說，你們真要把我們當“上柴聯司”抓的話，我們肯定就寧死一拚。吳德說，你這樣就把北京幾百萬工人階級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沒有立足之地。
後來他把我帶進辦公室，他打電話找那個工宣隊的指揮。那時開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隊，叫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以解放軍為核心。他後來就把八三四一部隊的遲群、謝靜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會，在會議室開始談判。他們說製止武鬥，撤出工事，什麽什麽的，我全接受了。後來遲群提出來交出殺人凶手，我說什麽殺人凶手？他說你們打死我們人了。我說怎麽打死的，誰打死的，還不知道怎麽回事。這條我接受不了。
這樣，我們就一起回清華了。遲群這個家夥壞的很，又生枝節，說工人怎麽氣炸了，非要交出殺人凶手。回到清華後，他又要談判，清華園門口有個中學，叫清華園中學。當時就找個教室，談判就在那舉行。談判就為了交不交凶手的問題。我說，凶手肯定沒法交，我說今天製止武鬥、交出武器、撤出工事，這肯定沒有問題，我說我到現場就肯定能解決。後來遲群不堅持了，我們就達成協議。工人宣傳隊還有幾個地方沒有攻進去，如清華廣播台、化學館等地方，我就到我們還占據的地方去做工作。
當時的武鬥現場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麵把我們的人抓了，我們把他們的人抓進裏頭，然後工人衝進樓裏救他們的人。工人進來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就帶幾個鎬什麽的，準備拆工事來的，還有女的穿裙子呢，根本不是為了打仗來的嘛。但是後來看氣氛不對，好多同學被抓了之後，大家就毛了，當時決定的策略就是誰進來就打誰，進樓我們就堅決抵抗。因為工人是進攻，而且大多空手來的，所以他們肯定吃虧，傷亡多。
後來我到廣播台去，好多頭頭都在那。我召集會議說，我們闖了天大的禍，工人已經被我們打死了，十萬工人已經把我們清華圍的像鐵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們可能就是滅頂之災，會有更多的工人把清華包圍起來。我說我們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來，或者扔了，然後人呢，全部撤空。清華我們不要了，跑到外麵去，跑到大街上去。當時吵得一鍋粥，有的不同意，說拚了，一拚到底。後來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全打死了，你占樓還有什麽用？我說趕快跑，跑出去以後，這麽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隻要我們這些人都活著，中央知道了就肯定會救我們的。
後來大家就聽從了我的意見。這時候工人在正門、南門、西門都有包圍，就北邊的沒有人把守。我們半夜像逃難一樣，都從北邊、體院啊，夜裏一、兩點我們全部撤光了。當時清華參加武鬥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遙派，總共一兩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見了毛澤東格外親
我從清華再次跑出來，還是先到體院。到體院我要了一輛車，直奔六部口的電報大樓。和我在一起的有陳育延，是個高幹子弟，也是我們總部委員；還有一個是段永基，當時是我秘書。我們到了電報大樓，給中央發了一份加急電報，內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楊餘傅”黑手派了十萬工人包圍洗劫清華園！清華井岡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黨中央呼救！”電報就這樣發出去了。我們花了五十塊錢，當時給不同的人，發了好多份。發完電報就四、五點了，也沒地方去。轉了一圈，我說還是去北航吧。剛到北航，他們的保衛組長告訴我：老蒯，你怎麽還不去啊？我說，什麽？他說，韓愛晶早去了，中央找你們呢，走人大會堂西門。噢，我到處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聽說在人大會堂西門，我當時還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會堂接見從來不走西門，一般接見我們都是進東門、南門，北門是宴會廳的地方，西門沒有走過。聽說在人民大會堂西門，感覺有點特殊，但也不及細想。我就趕快請司機開車，到人民大會堂天已經快亮了。我跑出來時，還要了一把手槍帶在身上。這時我把手槍拿出來，放在汽車座的底下。後來我就走上台階，有兩個解放軍已經出來，問，你是誰？我說，我是蒯大富。他們問，幹什麽？我說，中央首長找接見。他說，你等會兒，我進去通報一下。他就問我帶武器沒有？我說沒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褲腳都卷起來，光著腳丫子，穿個塑料鞋，非常狼狽。一會兒，謝富治出來了。我看見謝富治就哭了，當時就像孩子在外麵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後，看見父親那麽一種心情。謝富治說，別哭別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給我把褲腳放下來。後來我就跟著走，一邊走一邊抽泣，直流眼淚。
我們走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後來知道這是湖南廳，門很寬。進門我一看，一屋子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襯衫，白花花的一片。進門後，韓愛晶就在右手邊，他說：老蒯，主席在呢！我這時就看見主席了，平常接見老遠打個招呼，再就是見麵握握手，沒有其他的。這一次是空前絕後。毛澤東看見我就站起來了，我一頭撲到毛澤東懷裏，嚎啕大哭，就是那個男人發自肺腑的哭聲啊！毛澤東也哭了，嘩嘩直流眼淚啊，江青也哭了，在場的好多人都被這種氣氛感染了。我說，主席救我！就說不出話來了。後來江青就說，蒯大富安靜點，安靜點，別激動。服務員拿來一個痰盂，一把鉛筆，還有什麽筆記本，還有一遝紙。江青說，你說說怎麽回事？
然後，我就開始匯報情況了，那真正是告禦狀了。我說：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楊餘傅”黑手幹的，派了十萬工人把我們清華完全包圍起來了，進了各樓分割包圍，把我們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雙手平伸出來，上下翻了一下，說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當時我見毛澤東就好像孫子見爺爺似的，有那麽種感覺，所以我根本不發怵。我說：主席，那不可能！你平時製止武鬥的時候就是把雙方隔開，是不帶槍、不開槍、不打人、不罵人、不動氣，“五不”嘛，這我都記得。可他們進學校就分割包圍，一包圍就抓人，就打人。當時，主席衝著謝富治、溫玉成就喊：唉，誰叫你們抓人啦？誰叫你們打人啊？誰被抓走了？我說鮑長安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說，統統放了，一個都不能留，把鮑長安直接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來，讓蒯大富看見。謝富治趕快站起來到旁邊去打電話。當會議結束後，鮑長安就在門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時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沒怎麽受傷。
那個會從三點開始的，我去的時候很晚了，大概七點差不多。會一直開到八點半結束，用五個半小時。你想談了多少話啊，實際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後來他們已經是在聊天，主席並且兩次問我為何還沒來。我聽謝富治講，毛澤東開始發了很大的火。他隻說主席今天發了大火呀，但是這火是會議開始時對中央領導講話時發的，衝誰發的我也不知道。聶元梓、韓愛晶他們到的時候，主席已經不發火了。當時中央領導人除了張春橋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姚文元，汪東興，中央的全體領導人都在。我是七點左右過去的，前頭已經談了四個小時，實際呢等我呢。
我來以後呢，這個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批評我：他說你們是頭腦膨脹，全身浮腫，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就是搞武鬥。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說武鬥不能再搞了。完了又讓我回去，說打工人無論如何是臭了，要挨門逐戶向工人階級賠禮道歉。主席說，工人氣很大，你們要給工人消氣。不過也說：“我把你們找來是護著你們的”。看來，毛澤東當時心情也很矛盾，他本來隻想把我們從舞台中央趕到旁邊去，但是沒想到以這麽慘烈的方式實現。因為當時我們是跟著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澤東離開會場之後，很快又回來了，他對在座的中央領導說：“我不放心，你們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沒有毛澤東死保啊，我當時可能就完了。
後來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共同整理了一個傳達要點，根據謝富治要求把一些稱讚我們的話刪掉，包括批評四一四的話，然後五個人簽字作為文件傳達全國。韓愛晶後來整理出一個文件，比較全麵真實。
我當時還沒想通呢，怎麽我們就都錯了？你們外麵來了那麽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為什麽？我後來覺得，毛澤東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結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讓學生退出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們不自覺，還想賴在舞台中央，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毛澤東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把我們趕下台，派工人宣傳隊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沒想到這麽激化，犧牲這麽大。我後來幾次批評當時的組織者，你們為什麽不和我們打招呼啊？那次實際上是楊德中指揮的，吳德、謝富治他們都應該知道啊，但是他們為什麽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終沒弄清楚他們的動機是什麽？
現在分析當時他們為什麽封鎖消息、沒有說出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當時不要說是毛主席派的，隻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們打起了。其實不用說那麽多，那怕透露幾個字，我也不會抵抗的。他們的目的，是想讓我犯個更大的錯誤，最後消滅掉造反派。這應該不是毛澤東的想法，毛澤東自己當時還問呢，怎麽不打招呼啊？還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個毛澤東當時的表現，我看不出毛澤東有這個陰謀。
在我沒到會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問了幾次，蒯大富為什麽不來啊？韓愛晶的會議記錄裏記載，謝富治兩次回答說，蒯大富他不敢來，或者說他不肯來。毛澤東又問，蒯大富為什麽不肯來啊？韓愛晶回答：蒯大富不會不肯來的，他要知道一定會來見主席。謝富治在那個會上還說：昨天我約蒯大富談了一次，他不聽我的。這根本就不是事實。我也弄不明白，從對我的一貫態度來講，謝富治應該說對我很好，而這些話又明顯對我很不利，很難解釋。我沒有什麽證據證明什麽，我就感覺他們對我們那麽狠，等於逼著我們跟工人武鬥。一打以後，我們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會基礎。我感覺是遲群他們搞的鬼，包括吳德他們。
7.28會後，我就到各個工廠挨門逐戶地去賠禮道歉，還包括善後處理。事後統計，工人死了5個，有槍打死的，有手榴彈砸死的，有長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個，傷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為烈士處理，善後還包括各個工廠被打傷的、住院的工人。後麵的事情我沒有參加。學生死了2個，傷了一百多。工人打死學生的，沒有再處理。所有打死工人的學生全都找到並抓起來了，沒有判死刑，後來都判了十五年。
後來在判我罪的時候，一個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還有一個是誣陷罪，誣陷罪就是整幹部，就是說我整了很多幹部。但是武鬥這一條沒算進來，當時要是以武鬥判我罪的話，我還比較服氣。確實這樣。我對這場武鬥非常後悔，這也是無可奈何，在劫難逃。
毛澤東那次講話以後，一周之內，形勢就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講話基本宣告了學生運動、紅衛兵運動整個結束了。學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學校，辦了一段時間學習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寧夏。
查無實據整肅“五一六”
1970年，準備開四屆人大的時候，我是當選為北京市選區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麵通知我參加北京市的人大會議。北京提名我當四屆人大代表時，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對，後來毛主席做工作，謝富治做工作，才通過。王力告訴我，說中央給我保留了一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位子。當時我去北京的時候，我們廠都以為我去開四屆人大的嘛。寧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飛機去的，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到機場後，北京市革委會派車接我，並在市革委會吃的晚飯。飯後，清華就來人了，說找我有點事，把我接到清華去了。我到了清華大學工字廳，在黨委辦公室旁邊的一個房間，遲群、謝靜宜、劉冰等，大概五六個常委都在等著我。
遲群開門見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待，清華黨委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說，組織上對我審查，我完全服從，我保證積極配合，但是我嚴正聲明，我沒有隱瞞任何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待，所有問題我都已經在辦學習班的時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後來我才知道，抓我是因為所謂的“五一六”問題。其實，真正有組織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他們搞了個小組織，取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是根據中央《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約有幾十個人。他們在1967年5月開始攻擊周恩來。同年9月，毛澤東批示：“五一六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此後，全國都開始清查“五一六”，這時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發了我。
文革時，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都在揪這個揪那個，有搞康生的、搞陳伯達的、搞總理的，搞……的各種專案組。那時，我確實反過康生。毛澤東把我們從盒子裏放出來造反，他是要把我們放在他能控製的範圍內，或者說他讓你反誰，你反就可以。而我們造反，卻就沒止境了。我們當時懷疑的範圍非常大，隻要我懷疑你反毛澤東，我們就敢反你。大約是1967年1月的時候，我們反康生是非常公開的，是以清華井岡山總部名義起草一個公告，叫做“調查康生同誌問題聯絡委員會公報”，由中央高級黨校，還有體院、礦院，我們四家聯合發表的調查康生問題的報告。後來，陳伯達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把我們臭罵了一通，說你們跟我們不打招呼，這麽胡搞，你們會把自己搞垮台的。我們嚇得夠嗆，檢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過最後對我們沒再追究。
1967年9月，有人反陳伯達的時候，我們當時也準備參與。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訓，然後我們就請示江青。我給江青秘書打電話說，我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誌匯報。江青知道我們要反陳伯達後一頓臭罵，說我們胡思亂想。後來我們就沒有跳出來，如果當時反了，可能會搞得很厲害，因為我們搜集了好多陳伯達的材料。當時，鑒於這些事，我下了一條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這幾個人，對誰都不能搞材料。誰要違反紀律搞材料被揪出來，我第一個站上台把你們抓起來。當時主要是害怕出問題，後來清華就真沒人敢搞。所以我們和五一六根本不沾邊。
那段時間，我一直關在清華工字廳第一個院子裏邊靠北邊的房子，現在大概是校辦的房子。他們沒有打人，隻是不斷施加精神壓力。揭發我的都是我們井岡山總部的幾個委員，揭發的內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給他們發了表，發展他們參加了五一六；還有就是說我們所有幹的壞事都是我指揮辦的。當時，遲群到我這兒來核對，說揭發我的這些人都是我發展的。我說：你肯定搞錯了。別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沒發展過五一六。而且據我所知，清華也沒有五一六。他們也沒搞對質，那幾個揭發我是五一六的人，實際沒人敢跟我對質，因為確實沒有的事。怎麽對質？
我當時心裏有那麽一種倚仗。我對遲群說：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劉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時候，我是清華一個普通學生，申訴無門。當時誰也不知道我，他們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都沒辦法。現在，你遲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沒有確鑿的證據，你不敢往上報。我不是那個時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證據來讓毛主席、周總理相信，行嗎？但你拿不出來！
後來，遲群他們下了很大決心，施加了多大壓力，我最後也沒有違心承認，也沒有亂說去揭發別人。遲群氣得說：“難道那麽些人做夢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說揭發我的這些人交代的口徑都一致。當時遲群給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勁對他拍桌子。我說，你還拍什麽桌子，你們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說八道。
從那時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沒有任何聯係，甚至都沒過帶過話。包括遲群，謝靜宜都沒有說過什麽。但是你說這事江青能不知道嗎，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嗎？當時我呼救啊，寫信啊，寫了很多信，沒有反應，遲群他們還是為所欲為。
遲群當時很想在清華搞出一個很大的五一六集團來表功，也算報“7.17”的一箭之仇，但最後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後，遲群跟我說：有些事他不能說，實際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過幾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沒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讓我去東煉（東方紅煉油廠）勞動改造。
當時，抓“五一六”搞得那麽大聲勢，涉及到全國幾乎所有的造反派，應該涉及有上千萬人。清華也抓了好幾百呢，事後證明完全是假的，清華一個“五一六”也沒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整五一六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麽背景，也沒看到太多證據，但是我自己感覺上應該是周恩來，因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來嘛。那會兒他是要打掉一撥人，搞了那麽大的運動，把造反派就整個打下去了。
全國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蘇，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給掃蕩了。據說逼死搞死了一萬多人，反響太大。江蘇後來有個寡婦上告團，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來告。江蘇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後中央有專門一個文件給江蘇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國其他地方都沒有像江蘇那樣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沒給個什麽說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國所有的造反派頭頭，一股腦兒的，包括天派、地派都在內，全部都是在五一六這個名義審查挨整的，最後就這麽不了了之了。
後來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實際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為例，我分配後去了青銅峽，1970年就把我當五一六逮回來了，然後從1970年審查直到1978年。在清華三年，在東煉五年，這八年期間，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負責審查我們的人都走了，我這五一六問題案子還沒完。鄧小平上台以後，說文化大革命這筆賬還要算，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邊去了。這就不是單位審查了，而把我抓到監獄去了。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時，我正被關起來審查五一六的事。開始審查我的時候，還有關於我們反林彪的什麽罪，後來有一段就不問了。大概1971年10月27號，遲群、謝靜宜一起來見我，他們才告訴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對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驚。文革當中，我們認為有兩個人是最忠於毛澤東的，一個是江青，一個就是林彪。那時對林彪的信任還是不可動搖的，很崇拜的。當時這對我震動很大，如果說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沒什麽可信的了，好像簡直太不可理解了。不過這時候我被關起來很封閉，另外思想也很封閉。所以還沒有能夠從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慮問題。
我和林彪接觸很少，對他沒很深的印象。我記得1967年7.20事件以後，北京召開大會歡迎王力、謝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個大會。那次我和林彪近距離接觸過一次，當然不是單獨見麵了。林彪在天安門中間的休息室，坐在沙發上，我們一圈人圍著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說：從前，我們要做文章，可惜沒有找到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這個講話我都記下來了，這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軍內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唄。我回學校就傳達了，當時別的學校也都提出反對軍內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就是要解決軍隊的問題。後來周恩來跟著就接見我們，告訴我們不要搞串聯，不能參與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後來我就不弄了。
後來發生的一係列衝擊軍隊的問題，其實也是起源於五一六通知，那時已經提出黨內、政府內和軍隊的走資本主義道理當權派。1967年《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也提到打倒軍隊走資本主義道理當權派。王力曾跟我談過，說毛澤東受武漢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絕望，好像軍隊已經亂了，對軍隊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後，毛澤東在巡視大江南北時，一路上走到哪就講到哪，對各地軍政首長不斷發表講話。然後，這些講話再被傳到北京。中央文革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澤東的講話都感到很吃驚，覺得非常之激烈。講什麽要武裝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這些人在傳達毛澤東講話時，就絞盡腦汁想辦法把毛澤東的話說得不那麽激烈，把講話的棱角磨掉。江青當時講什麽文攻武衛，本質上都是毛澤東那段時間的想法，她說的那些話完全在毛澤東這些講話的範圍之內，所以江青後來不服呢。
我以前講過一些對江青的看法，網上反對意見不少。我一點不回避這個問題。我認為，江青22－23歲的年紀，她舍棄上海那個環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機的，因為共產黨當時處在最低潮的時候，就剩了兩三萬人，窮的缺吃少穿，沒有彈藥。如果不是張學良、楊虎城的話，那共產黨很可能就被剿沒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時候你說到那地方去投機？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以為共產黨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堅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邊，很了不起，她這個行動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當時有日本人問我，我說：江青在當時的女同胞中，她的馬列水平，她的演說能力，文字能力，指揮能力，都是全國一流的。文革當中甚至可以說是最好的，沒人能超過她。江青吃透了毛澤東的理論，而且照章執行。毛澤東當然也欣賞她，直到最後毛澤東也想把江山傳給江青，不想傳給華國鋒，毛澤東最信任的人裏頭還屬江青啊。
江青在文革當中的問題是她個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沒什麽太大的錯誤，基本上執行的都是毛澤東那些東西。江青自己個人發揮方麵有些什麽也有可能，但是沒有太大的出入，沒有什麽太多偏離毛澤東的。所以，四人幫的錯誤基本上就等於是毛澤東的錯誤，當然不可能說完完全全符合，不過可以說基本上是毛澤東的思想。當然，江青在被審判過程中，其實沒有必要那麽表現。
對中央文革其他幾個人，就我的接觸，我對張春橋印象還是很好的。張春橋當時跟我講反劉少奇的時候，把我們當成特別信任的禦林軍看待。我當時特別高興，等於說中央這麽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決心嘛，讓我們來領頭落實部署，那是莫大的榮耀。文革後揭發張春橋，也是由於我的私心。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來人，給我講得很大了，說你揭發嘛，你立功表現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當時在秦城監獄，那個檢察長簡直是在說，表現好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種感覺。我當時立功心切，把揭發材料寫完，然後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來導演，讓我反複背，背得一個字不差，以及什麽時候做什麽手勢，都給導演了多少次。後來審判張春橋時我上去揭發。這件事的事實也確實是那麽回事，我說的也毫無捏造誇張之處，揭發張春橋也可能給我免了點罪責。但是，後來我很懊悔，這事其實大家都知道，用不著去揭發，尤其不必要由我去當麵揭發。我覺得很對不起張春橋。他那時對我非常信任，現在讓我作為一個敵人和對手去揭發人家，來討好當局洗刷自己。這種行為很低級的，好像小醜一樣，顯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對這個心裏很懊悔。
張春橋絕對是個人物，他當時聽了我的揭發之後，什麽表情也沒有，眼睛都沒抬。我感覺他上來一句話不說，等於說你們很可笑。一個是我認為你們沒資格審判我；一個是我蔑視你，不需要和你們說話，你們要怎麽樣怎麽樣，曆史永遠記得這個場麵。順便說一句，就是審判四人幫的案子，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
文革中，總理是比較複雜的。我還是非常佩服周恩來，他一直給我的感覺是宏大的氣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拚命想追隨毛澤東，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澤東的想法來執行，維護毛澤東。毛澤東的指示假如錯了，或者不理解，他經常會想辦法緩解毛澤東指示帶來的後果。我們當時都能直接感受到。我們後來私下議論這個，認為總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說總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幹部，如果總理不想保誰了，那這個人肯定完蛋了。後來對彭德懷，他就保不住了，因為毛澤東的態度太堅決了，太明顯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時間清華也鬥過彭德懷，幾十個單位輪流鬥，幾乎天天鬥。
文革當中，謝富治是一個非常正派嚴謹的共產黨員。他唯一的錯誤就是緊跟毛澤東，他不管怎麽樣，反正就是毛澤東、總理、江青怎麽指示，毛澤東怎麽指示，他都堅決執行，沒有任何價錢可講，哪怕不理解的也堅決執行。他很忠誠，從戰士一直幹到副總理，而且特別廉潔，文化革命中，他工資的大部分都交黨費了。那個時候一雙布鞋，一身軍裝，沒有任何腐化墮落的各種傳聞。今天，這樣的幹部已經非常難找了。
東煉和服刑
1973年，我28歲，被下放到東煉勞動改造。不過，去東煉和我的專業毫無關係。在工廠，工人群眾和幹部對我都很好，有好多我們現在還保持聯係呢。工人對我非常寬鬆，基本沒有人迫害我。而且我還能談戀愛，有時還到山上約會。
廠裏有一個女工，叫劉X，她和我認識後，要和我交朋友。她還是那種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結，她感覺我了不起，把我還看作是“英雄”。而且我當時那套道理還是比較唬人的，後來她就一心想嫁給我。我說我不敢同意，我的頭上還懸著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麽時候還會坐牢呢。當時，我對形勢的估計，也覺得確實不大安全。她說，沒關係，你要坐牢我給你送飯。當然這也就是小丫頭這麽一說。最後我們也沒成。後來，她到日本去了，在那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來的時候又找到我，我們見了個麵。還有韓愛晶等，大概十來個人吧，一起吃飯。她還說呢，我和老蒯有那麽一段情，其實我們還有個孩子呢。那是1975年，當時她懷了這個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現在也30多歲了。這種事情當時算是很嚴重的事，要讓組織上知道那還不把我們鬥死。所以，我們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來去世，接著毛澤東去世。這兩個人的死，都讓我很傷心，我的感覺是心裏的依靠一下就沒有了。我當時也估計到是在劫難逃了，不會再有人護著我，也沒有人會給我說話了。毛澤東、周恩來有一個在，四人幫就不會被抓起來，我肯定也不會被抓起來。他們都死了，四人幫再一抓，我心裏的支柱完全沒有了。不久，一輛吉普車來到東煉，把我再度帶回到清華，北京市公安局在那裏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當時宣布的反革命罪行裏，還有反康生這一條。
再次被抓後，也有領導人講話提到我。一個是汪東興，當時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講過，關於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科學地、曆史地、實事求是地看待當時的曆史問題。比如講蒯大富，他就那點名嘛，而且過去十多年了，處理他的問題，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曆史情況，否則我們就不能讓人家心服口服。這是在我被抓起來以後，汪東興講的，這話本身是正確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沒有分量。接著審判四人幫以後，又要準備審判我們的時候，胡耀邦有一次對清華的一個同學說起我。他說，對待蒯大富，從前我不讚成把他捧得那麽高，現在我也不讚成把他整得這麽狠。這些是比較有利於我的，但是沒有分量。
我對我的錯誤，從什麽層麵講呢，就是想想別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損失，判我刑並不冤。比起那些老幹部，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種各樣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麽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麽多苦，何況他們的行為本身就沒什麽大錯誤，而卻被迫害、被批鬥、挨打。他們更冤！所以說，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蒯大富無冤可喊。從另一個層麵講，我覺得冤枉在哪裏呢？我辯論就主要強調這一點，就是我沒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當時說我罪在武鬥，或者說整了老幹部，那我比較服氣。我辯護的不是這些，我是說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對。我當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劉少奇這件事，都是在毛澤東指導下做的。我當時舉許多例子，來論證我的行為是完全是符合毛澤東的教導，當時不僅不是錯誤，而且是正確的。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談不上了。
在這件事上是鄧小平說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麽重判，都是他決定的。鄧小平這個同誌報複性很強，你要整過他，那你就倒黴了。另一方麵，鄧小平也還算比較寬大，或者說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說把蒯大富拉出去殺了，一百個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沒人敢給蒯大富說話。在押期間，我給外邊寫過不少求救信，已經忘記了給誰寫的了。當時對我的第一份起訴書列了六條罪，比江青多一條，比張春橋還多一條。這六條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計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絕望，就想通過一切途徑，獲得某種支援。初次見審判長的時候，我第一句話就問他：審判長，是不是準備判我死刑了？審判長說，那怎麽可能呢，你最多是從犯嘛，江青、王洪文他們都沒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麽也比他們輕嘛，怎麽會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開始判的，間隔比較長。他把我定性為從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計死不了了。
審判我的時候，也為我請了律師。我的辯護律師就是曾經給江青辯論的傅誌人律師。開始，他派了下麵一個律師來，那位律師很和善，但根本沒有做過法庭辯論。後來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辯護詞進行辯論，他說我請示一下。後來傅誌人律師就親自來了，我和他進行了模擬的法庭辯論。我們辯論了三個小時，他辯不過我。起訴書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動機啊。我說，你怎麽證明我有反革命動機呀？我反劉少奇那是反革命動機？我當時聽毛主席的指示，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毛主席啊。後來我反問他，我說：1966年的時候，你當時發現毛主席犯錯誤了嘛？你和我一樣沒發現。你當時發現林彪、江青是壞人嗎？你也不可能發現林彪江青是壞人。你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嗎？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劉少奇。你怎麽能說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師後來說，你的辯論在邏輯上是站得住的，對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確的。現在我們不談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聰明人……。我說，你什麽意思呢？他說，審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不判你蒯大富怎麽得了，全國至少要放一萬人。律師的意思是指1978年後各地的造反派頭子被都抓起來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們會說，北京的蒯大富什麽壞事沒幹過，他要沒事，那我們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說，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還必須重判！
後來，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擬時那麽辯護的，法庭上四台攝像機錄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錄像檔案拿出來看看，挺生動的。當時我父親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時候，他們問那些旁聽的政法大學的師生：蒯大富辯護得怎麽樣？那些人回答：蒯大富每句話都是站得住腳的。我法庭辯護的時候非常認真，也非常有力，審判長就跟檢察院商量，說這個起訴是不是太重了？檢察院可能也覺得有點過了，就把起訴書收回去了。我高興死了，還以為不起訴了，可馬上又給我發來了第二份起訴書。事來，審判我的審判長，私下裏跟我講，所有四人幫案子的審判中，你的辯護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駁倒歸駁倒，判還是要判的。因為共產黨比法大，製定法律的都違法。最後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當時已經被關押了十多年了，還是有盼頭。我出獄的時候42歲。
塵埃落定看文革
關於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動因是什麽？一個就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經把持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那麽大的權力，他們有時候反對毛澤東的決策主張也是很堅決，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說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罷官》，北京一個字不許發，那一個字不許發就是不許發。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於，當時毛澤東提出來，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理論，以後呢，又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實際認為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這與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思想的精華就是這個，所以就死追這個。我大一的時候就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所以對此深有體會。我自認為對毛澤東的這條吃得很透了，堅決相信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產黨搞成清正廉潔的政府。
今天用“全盤否定文革”這一句簡單的話來總結文革，這顯然是不夠科學的。這樣一個偉大領袖發動領導的，八億人口參加的，搞了十年的運動，一句話就全盤否定不符合事實。應該采取一種科學的態度，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揚棄的態度，應該否定的否定，不應該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還是很真誠的，毛澤東的意思是想動員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不腐敗。但是這個方式錯了，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製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果要麽就是暴政，要麽就是暴民。這兩個極端，都不能長治久安。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製監督，那麽人民就失去了監督政府的手段，像現在的情況，那就放任當官的腐敗下去。為什麽總會有突發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監督的權利。
沒有力量能把共產黨打垮，如果共產黨將來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內部腐爛透頂，導致自己的滅亡。而當前這種嚴重的大麵積腐敗，恰恰就是不科學地全盤否定文化革命的後果，這是我的一個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呢，文革中很多東西可以經過科學的改造加以利用，八億人口，這麽大的黨，這麽偉大的領袖，搞了十年時間，說這裏麵沒有一點好東西，那是不對的。好多人懷念毛澤東，實際是懷念那個時代幹部的廉潔，人民有說話的機會。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最後導致鄧玉嬌把幹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鋼廠的工人把一個領導打死了，這是很惡性的。由於缺乏渠道，要不就沒地方說話，要不就惡性爆發。怎麽能搞出一套讓人民充分實行當家作主權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參加的，能監督公仆們讓他沒有可能腐敗，而且讓他腐敗了以後能受到嚴厲懲罰，以至於他不敢腐敗。這樣一套製度的建立，就應當吸取文革正反兩方麵的東西，那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路。這是總結文革教訓需要真正認識到的。
現在的領導人思維啊，有些不可理解，怎麽就讓目前這種狀況維持下去呢？胡溫基本態度就是拖，想把這些問題矛盾往後推，挪到下一屆讓他們解決。有的東西就是害怕亂，但是真的要害怕亂，就要把亂的根源解決掉。亂的根源沒解決掉，那將來還是要亂的。好比簡單的，六四平反的問題。有人會操作的話，得分會很高的，而且並不是很困難。但是也不動，這事拖到什麽時候，拖多久也得平反，全世界人民麵前也說不過去啊。北京人民是記得很牢的，說北洋軍閥、蔣介石全部加起來殺的老百姓，什麽“3.18”慘案、什麽“12.9”啊，整個加起來也沒有六四殺的多。你怎麽能想象共產黨軍隊向老百姓開槍呢，這沒法解釋啊。完全用一種實用主義取代了共產黨人的理想。
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領袖，他為了實現他的理想王國，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當。他這個人，無論無何，我說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國人鬥，敢和蘇聯人鬥，敢於硬碰硬。美國之所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或者對中國友好，實際上和兩場戰爭非常有關係，一場是韓戰，一場是越戰，好多人都講什麽韓戰打錯了，怎麽怎麽的，你要脫離當時曆史情況就不理解這個。美國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會買你的帳；在越南戰場上你不把美國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鬆不會到中國來的，而且見到毛澤東的時候畢恭畢敬。中國這些年有這樣的國際地位，離開毛澤東根本不可能。
毛澤東另一方麵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勢群體，同情草根階層，所以現在的弱勢群體呢，工人呢，農民呢，還懷念毛澤東。那時是強調工人掌權，工農掌權，當然實際上那是不完全真實的，但那個時候工人農民說話還是有機會的，不像現在這樣。我非常欣賞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當時堅定地跟著毛澤東，就因為一個看毛澤東確實反腐敗，另一個看毛澤東比較能維護弱勢群體。
毛澤東當年就想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長期的讓政府不腐敗的辦法，就是能創造這麽一種製度。但是，毛澤東理論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論，他想創造這種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會製度，而這種社會卻維係在他的領導之下，一旦沒有他的領導，這個製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這個製度下麵是極端的大民主，上層卻是極端的集權專製，這兩個極端存在於一個共同體當中。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有時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說覺得毛澤東的做法有道理嗎？因為毛澤東的理論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論是一種很不徹底的理論。比如說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為標準，那誰的反都應該可以造的啊。但我們那時反康生，後來也反陳伯達，他都不答應，更別說反林彪、反他本人了。這就是個悖論，就是對有的人可以造反，對有的人不能造反。他這個劃分是以他自己為標準，而不是以客觀為標準。結果呢，真理是對別人的，而不是對自己的。當時我也很難理解這一點。
文革當中群眾蜂擁而起，這個發動的深度廣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這點上又有一大失誤。你把群眾從基層發動起來攻擊政府，攻擊黨的各級幹部，如果不在一個很嚴密的法製範圍來控製的話，那肯定就會出現暴民政治。這實際上就和武鬥一樣，他搞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問題也就在這上麵。
再者，毛澤東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當時，我們也感到很恐懼。心裏也在想，主席怎麽打倒這麽多幹部呀？幾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縣都沒什麽好人了，簡直太厲害了。如果這些人團結起來，向你反撲，你肯定擋不住。我們也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順著他的這個路子走的。幾乎毛澤東指到哪，我們就打到哪；我們打到哪，哪就垮了。為此我們曾經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們覺得全國這個力量對比，基本上我們這邊的人，屬於我這個觀點和立場的，也就是比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們是光榮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們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勢力對比；另外兩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遙派，就基本不參加運動了。當時我們也真感到心虛，有可能會失敗。就是覺得我們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盡管如此，我當時認為，即使毛主席領導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也會跟著毛主席一起上山打遊擊。當時就有心理準備，覺得文革可能失敗。當時在我們很猖狂的時候，心裏也覺得沒底。毛澤東當時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們這樣的，應該說是他比較信任的，最後在其他勢力的壓迫下，他也不得不拋棄我們。我從1968年開始就這麽理解，我們下台雖然是犧牲品，但是在右派壓迫下，毛澤東沒有辦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樣，毛澤東其實很欣賞他們，但是為了平息右派的憤怒，就把他們拿下了了。回頭看自己這一生，是一種什麽心境？我不為自己在那個曆史環境下曾積極參與了文革這個“試驗過程”而後悔，但是也深有懺悔，特別對於由於個人錯誤導致的損失而內疚不已。
我的懺悔
對於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義，要在當時的那個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來打人的是高幹子弟，包括八一八後的破四舊，這樹立一個很壞的榜樣。後來在大學生揪鬥幹部的時候，也動手打人，好像是從第一次在工人體育館鬥彭真那次開始的。那時是所謂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講什麽人道主義，尤其後來毛澤東發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認為這場政治大革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那麽我們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場戰爭的繼續，打人、武鬥、暴力這個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沒有法製約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變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麽群眾專政。群眾沒有法律約束，就叫無法無天啊，誰想怎麽幹就怎麽幹。
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專政，那時的群眾專政絕對是暴民專政，完全不講理的。就是什麽程序都沒有了，抓過來就算。比如說當時清華井岡山下麵有個專政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令的，我下命令抓誰那肯定跑不了。打人的事我也管過，給專政組強調過，不準打人。但是下麵也偷著打，後來我們有過三次檢查，都被掩蓋過去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直到後來出現把羅征啟的弟弟打死的事件。
羅征啟老師是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們這一派曾把他抓起來，整得很厲害。結果他逃跑了，我們怎麽也抓不住他。他有個弟弟，是北京儀器廠的普通工人，我們就想通過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後來就下令把他弟弟抓起來。抓人的時候，他弟弟就喊，去抓他的三個人就用棉絲塞他的嘴，結果塞得太緊了，他弟弟窒息死了。我知道後就說：打人是不容許的，你們趕快自首去。後來這三個同學立刻去自首了，當場就給關起來了，後來各判了15年。清華大學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鬥，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學生，或者打死幹部的都判刑了，基本都是15年。
羅老師是一個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後，胡耀邦總書記曾看中了羅征啟，準備提拔他當團中央書記。但是，羅老師這時卻提了一個常人看來很不合時宜的意見，他針對當時一位準備提拔到中央的領導人子女提意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還是應當先放到基層鍛煉鍛煉。他還以為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會支持他的意見，結果反而是他自己沒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時候，他當時是深圳大學的校長。他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並在香港發表聲明支持學生運動，反對鄧小平垂簾聽政。事後整肅的時候，他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甚至荒唐到被開除了深圳戶口。他對我說：蒯大富，你當時整我的時候，大喇叭一廣播就召來幾千人參加。而深圳大學決定開除我黨籍的時候，要有個支部大會的程序通過，但這個支部大會就是召集不起來，大家都找借口不參加。後來黨委開除他黨籍隻能是違章處理的。我看過他寫給中組部的信，那麽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因為得罪了中國最有勢力的兩個人，那麽忠於黨也沒用啊。他黨籍被開除了，也沒有了收入，他就自己開了一個公司。不過他堅決不離開深圳，深圳的戶口後來總算給恢複了。
現在每年逢年過節，我都要去看望羅老師，真誠地向他表示賠罪和道歉。羅老師等於說是原諒我了，他說你們當時是小孩嘛。我們有些活動也請他參加，他也給麵子。我感到羅老師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境界高尚的人，為人楷模。我們把他弟弟整死了，還把他差點整死，他還能寬恕我們這些人。
我對武鬥這個事，對清華武鬥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懺悔。我們當時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進行比較深入的談話，去了解他們的想法，以建立共識。當年由於不了解對方，最後就想象他們如何如何，實際上不是這麽回事。事後雖有些溝通，但很晚了，後果已經造成了。由於我的錯誤導致的損失太大了，最嚴重的是武鬥。清華搞武鬥，那肯定是我的罪過啊。當時我完全可以控製局勢，要是我堅持不打，實際上清華武鬥打不起來。因為當時我那派還是比較聽我話的。後來因為我變了，就煽動打起來了。後來雖然知道這步走錯了，又不願意認錯，就堅持著。再到後來，想停止也停止不下來了。
因為我的錯，有太多的問題，太多的內疚。武鬥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和我自己相關的人就死掉十幾人吧。我的一個同學，和我不是一個係，他跟我私人關係非常好，叫謝晉澄。他就是武鬥期間被汽車軋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當時堅決支持我，在我大字報上寫批語：你是好樣的！堅決支持！人在困難的時候，有人支持是很難忘的。但是分成兩派以後，他參加了四一四。武鬥中雙方搶糧食，我們這邊的汽車過來，他擋在汽車前麵不讓走。當時汽車上的人就說衝，他不躲，一下撞上就當場軋死了，純粹就死於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學，我非常難過。
文化革命期間，我也整過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層和清華的幹部，或者對立麵的群眾都有。但我可以說，我沒有因任何私利去做這些事，都是當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下造成的，認為他們是毛主席的敵人，是公敵。學校有個饒慰慈老師，她當時教我們黨史，她講毛澤東四渡赤水的故事，講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關鍵是他們私下議論的時候，議論到江青、林彪啊，就說了些當時被認為很反動的話。她最後被我們團派的專政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傷比較厲害，被打殘了。前幾年，我通過她的朋友向饒老師表示對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認罪的意思。她不想見我，我也理解她不願再回憶起這段曆史的痛苦。
文革是一種曆史的“試錯”，它完全脫離了實際。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道路，也造成了許多無法挽回的損失。我現在還是特別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模式，我就想知道中央領導人關心不關心這個。中國人民是很聰明的，你隻要讓專家、讓明白人研究的話，肯定能找出條路來。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而既要保證社會平穩的發展，人民過上好日子，又能監督共產黨不腐敗，或者是不那麽腐敗。否則文化大革命的學費就白交了。
采寫：米鶴都張琦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於江蘇省濱海縣。1966年，他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3年級讀書，6月初因率先發表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被開除團籍並關押，在毛澤東回到北京批評了派工作組的做法後被釋放。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親自到清華了解情況，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相關材料，隨後親自為蒯大富平反。從此，蒯大富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為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的主要負責人，也是中國造反派的標誌性人物，與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並稱“五大學生領袖”。1967年4月，蒯大富當上了上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蒯在文革中參與並指揮了眾多批鬥劉鄧和老幹部的活動，挑起了清華大學的大規模武鬥，並與工人宣傳隊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多人死亡的不良後果。1968年7月毛澤東召見並批評了“五大學生領袖”，蒯大富從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0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四人幫倒台後，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底，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不久調到山東蓬萊任職。現在深圳的一家電器公司任總經理。（引自電子辭典）
我的家庭、老師和清華夢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輩還是比較殷實富有的，他在海船上當老大，掙了一大筆錢，後來就回家鄉買了幾十畝地。江蘇那地方，幾十畝地就很大了，也算比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媽他們小時候都讀過書，那時能夠把孩子送去讀書的話，肯定還是有點實力的。到我祖父一輩就不行了，他有個毛病，好賭博，而且逢賭必輸，很快就把家產全輸光了。沒地也沒錢了，他就開始販鹽。鹽城出的那個鹽，不是海鹽，是硝鹽，含氯化鎂，比較苦。那時販鹽呢，一斤賺一分錢，那幾噸鹽也能賺百十塊，利潤也很大。那已經是抗日戰爭時期了，我祖父從鹽城販鹽到上海那邊，在路上連人帶船被國民黨的部隊抓了兵。結果，剛當兵就跟新四軍打仗，第一仗我祖父就當了俘虜，從此參加了新四軍。
到解放的時候，我們家的地早就被爺爺輸光了，所以成份劃的是貧農。我爺爺1950年複員的，算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他那個複員證上還是陳毅的簽字，有陳毅的大印。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我母親1945年加入共產黨。我父親的黨齡比我歲數還大，也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當年鹽城是新四軍總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據地。我父親沒有到部隊當兵，因為識字，就在村裏當錢糧員，管錢糧啊，先是給新四軍、後是給解放軍做事。但是他一輩子沒有當過掙工資的幹部，他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到城裏去，就是因為我家裏孩子比較多，他走不開。所以一直呆在鄉下，當過大隊長、大隊會計什麽的，後來老了就不幹了。正經說起來我父親資格也比較老，他去年去世的時候86歲，黨齡60多年了，全縣也沒幾個這麽高黨齡的。
那樣一種家庭對我個人的成長的影響，就是從小培養了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這是肯定的。當然我們家沒有什麽資產，生活完全靠勞動，像我父親那是一個勞動能手，什麽農活都能幹。我從小也幹農活，我幹農活的時候都快人民公社了，當時我們家人口比較多，掙工分比較難，我每次放假回來，都是整個夏天放一頭牛，掙好幾分。水牛幹活的時候你就割草給喂它。牛是比較聽使喚的，你讓它把頭低下來，然後就可以蹬在牛角上騎上去了，牛還是比較乖的。
我上中學不是在縣城，是幾個鎮聯合辦的中學，其中一個鎮叫八灘鎮，所以叫八灘中學。這個中學是1952年成立的，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傾之後，就把一批“犯了錯誤”的老師下放到我們學校來了。我得益於他們的太多了，當時教我的6個老師中，4個老師是“犯了錯誤”下來的，是右派或者右傾，但是這些老師的水平真不一般，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們的化學老師，原來是南京的，不知道怎麽就把他下放到我們這個窮地方來了。跟這種優秀的老師學習起來很輕鬆。我高考那年，他給我們準備了很多高考複習題，真正高考的試題可以說幾乎一題不拉，我等於在考前全部做過一遍。這種老師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華工程化學係，化學考了一百分。從1963年開始，我是第一個。接著連續三年，我們那個中學有4個學生考上清華了，特別是工程化學係，一年考上一個，都是這個老師培養的。
等我學了化工專業以後，依然覺得這個老師水平絕對是非常高，在全國的中學化學老師裏那也是往前排的。一個人中學遇到這麽厲害的老師，那真是一大幸事。農村的孩子並不笨，有好老師帶就容易成功了。當時我們的語文老師，外語老師也非常非常厲害。不然，像我們那個偏僻農村的中學，怎麽可能沾清華的邊啊，想都不敢想。後來這些好老師退休了，好老師人家也不去我們那個地方了。以後啊，真就沒有人考上清華了。
當時中學的數理化啊，我考試基本每次都是滿分啊。偶爾一次不是滿分，會懊惱半天。我在老師的鼓勵下，報考清華大學的時候很有信心，而且我當時很狂，第一誌願清華，第二誌願南大，這兩個誌願考不上就不去了。考清華還有比較湊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和一個同學因為一個物理現象,和老師爭執起來。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兩個人抬筐，這個動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們認為是，老師說不是，我們堅信自己是對的，老師錯了。爭執不下，我們就給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寫信，讓他們評判誰對。物理係就把信交給一個大學同學，這個同學真給回信了，解釋得非常詳細。看來還是我們對。從這以後我們就認識了，這個同學是南京的，姓蘇，後來他就對我特別感興趣。從初二到高三，我們一直通信，他就鼓勵我考清華，還把清華的情況詳細介紹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勵下考了清華。其實我考的並不高，那年清華錄取線是450分，6門課平均75分，我考了482還是多少，就是稍微過一點。我們班還有考540分的，很厲害的。
我從來是班裏最小的，沒怎麽打過架，也打不過人家，但是我學習特別好，群眾威信應該說相當好了。因為成績好、學習好，老師寵著，就不讓別人欺侮你。考試你考不過，那力氣再大那也沒用。我從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麵發展，數理化很棒嘛，文科也很棒，到現在我們中學的作文範文裏，還有我的作文。
我們兄弟幾個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個弟弟，分別叫富、貴、榮、華、萬、年。幾個弟弟在班上都是最優秀的，因為我上大學，家裏負擔不起了，兩個大弟弟就沒能繼續讀書，幹農活了。再小的弟弟連高中都沒趕。幾個弟弟下棋都很厲害，有個弟弟在我們那個縣下棋是前幾名，公社那一片沒人下得過他，他下盲棋你都下不過他。因為我，幾個弟弟後來沒怎麽好好念書，也是我欠的賬啊。後來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們撫養。我出來後一直想法彌補。
在中學時，我有點被神話了，一提蒯大富就什麽天才，怎麽怎麽著……。其實我天資嘛，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一心想考上大學啊，當時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別了。當時我經常都是半夜2點多就起來，用個煤油燈看書，複習化學啊、數學啊，把所有的題整個做一遍。考上清華以後，我回到中學去，同學座談嘛，當時教導主任說：有人說蒯大富是什麽天才，不看書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書是非常努力的。他夜裏開夜車，我就曾經逮過他多少次。我當時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學嘛，所以很刻苦。一個是條件比較好，另一個肯努力的話，那肯定成績很好了。
不過高考考完了，我就覺得肯定能考上。然後放假休息了，我就跑到親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剛從親戚家回來，我三舅住在郵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個通知書，他一路跑過來，說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華了！當時大家都很高興的。去北京的時候，正趕上華北那年發大水，德州那邊全淹了。我坐火車走到濟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後轉到煙台坐船走渤海過來，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學之前，我沒坐過火車，甚至沒見過電燈，那個年代很落後的。這次出門一切都很新鮮。
熱衷社會政治
我小時候有點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說話，而且很討厭說假話的人。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對政治上的事情挺感興趣。1958年我大約十二、三歲，當時宣傳什麽高產多少多少斤，十幾萬斤！後來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結果是：這樣一畝地連麥粒都要堆快一尺高，就是光麥粒子堆起來，這樣才能畝產十幾萬斤。我就認為這不可能，當時就給老師提出來。當時這事情鬧得挺大，讓人感覺我在反對三麵紅旗，或者說攻擊大躍進。對辦公共食堂啊，我也提過意見。我說集中起來吃，家家去食堂打飯，我說還不如分開吃好呢。我自己也去打過飯，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飯給打散了，把盆也摔壞了，我說這有什麽好處，還不如各家自己做呢，我就提了意見。因為這些事，學校要找我算帳。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別喜歡我，就保護我，護著我。最後折衷一下，給我的操行上寫了一個評語，說我：“有時問題考慮不全麵，亂發言”。
中學時代對將來幹什麽沒怎麽想，不像別人從小立誌做科學家、醫生、將軍什麽的，沒想過要具體幹什麽。但是對自己的實力還是有比較有信心嘛，想做出一番事業的。高中畢業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團。入團就是要求進步的政治表現，那個時候的思想教育是誰靠組織最近、誰靠黨團最近，誰就是先進分子啊。
我進清華後是在工程化學係。那時工化係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邊，一個專業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煉鈾235，把鈾提純；一個是高分子；還有一個同位素。這幾個專業都算尖端化工。我的專業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彈、原子能、核潛艇、原子反應堆這些，算是絕密專業。當時絕密專業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調查的非常嚴，政治上要求也嚴，32個同學，到文革前都是團員,是團員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為搞核工業，可能會影響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學以後，我還是對社會上的事情很熱衷。大一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份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個信現在XXX那還有，他就特別佩服我，說你當時那麽小就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反映問題，很堅決也很深刻。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
文革前我參加的社會活動也比較多。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參加軍訓，基幹民兵還經常可以打槍。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清華的校廣播台啊，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後來當了廣播台的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裏各種事情都好出頭露麵，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還是比較左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比如清華學生吃飯的飯廳啊，吃完飯後桌子上就落了很多飯。浪費太大了，半個饅頭就扔了，米飯剩一口咣磯就倒桌上了。我這從農村來的孩子確實看不慣，後來我就收集那些，每次吃完飯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飯啊。我就把這些剩飯放到食堂門口，貼張大字報，說這浪費多不應該，多少農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我們就給扔了，是資產階級思想。當時學校和黨支部的全部支持我，說我做得對。後來也有人貼了大字報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費的現象杜絕了。
這件事倒不一定是左了，但再進一步就顯得左了。什麽事呢，就是吃紅薯的時候，我的同學要剝皮，剝得幹幹淨淨的才吃。我就看不慣，因為我祖父從小教育我，吃紅薯不但不能剝皮，就是皮上坑坑窪窪的地方沒洗幹淨帶點泥，也不能扒皮，要整個吃下去。我也這麽要求人家這樣帶皮吃，因此就跟班裏同學吵架，後來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
“九評”出來以後，我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在《新清華》頭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麽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麽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文革中畢業的時候，好多班因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處一室。而我們班畢業還照了個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關係還是不錯的。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麵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麽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給你灌輸這些。
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6月3號、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那旗幟多鮮明啊。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複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麽辦？應該抱著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化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是反校黨委的。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怎麽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係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的。
6月13號吧，上邊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就差得比較遠了。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當上了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裏去？”。這張大字報貼出去的時候，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正好那天薄一波來清華，走到我那張大字報跟前站住了。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隻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其實我也在旁邊。他就問我，你叫什麽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麽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麽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麽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麽派嗎？我說，自己怎麽能給自己劃定？他說，別謙虛嗎，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著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就是這個意思。我覺得，文革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的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裏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王光美未到會引發的大辯論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誌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誌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後來我就發動同學趕快把屋子掃幹淨，準備些水。但是下午會議正式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麽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誌來嗎，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誌，這是怎麽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嘛。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他就根本沒法領導了。到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麽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著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文革臨時籌委會的主任賀鵬飛（清華大學學生，賀龍元帥之子）。當時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寫了大字報等這麽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就很心虛嘛，他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他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下麵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麽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采，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過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楊莉芳、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但他們上來講那個話，特別沒水平。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麽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說那場辯論會我們是全麵勝利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著辯論怎麽樣？後來我也同意了。當時實際上我就應該堅持下去，堅持下去讓他們徹底下不了台。後來我還是相信他了。我就宣布：賀鵬飛同誌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明天可以再接著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著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騙人的工作作風的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其實不是那種很倔的人，脾氣比較好的，思想上也不是比較固執。比如一開始對蔣南翔、對校黨委的態度，感覺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樣了，很快就轉過來了，時間不長也就一個星期。反過來，我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會堅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麵匯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就到孟家駒家裏呆著。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從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裏他們都跟著，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麽決定的，也沒有什麽書麵決定或通知，說給你戴什麽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麽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劉濤（劉少奇之女）在揭發劉少奇時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匯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4號,工作組開始限製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裏，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就開始絕食了。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後來老有人來探訪。於是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他們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的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麵子上又下不來。後來誰救了我一命，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麽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鬥什麽？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麵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有的材料說我曾經想臥軌什麽的，那是胡說，我是不可能自殺的。不過當時的確很蠢，年輕不懂事。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麽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底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就是他們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後來，我實在的說是絕望了。當時我寫信跟我的姑媽和舅舅借錢，我說可能出趟遠門，希望能借點錢。後來我舅舅真給我寄了錢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你無論怎麽著，他肯定都要處理你。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個下場。肯定會被送到那些地方，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
那時候我在班裏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後，班裏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麽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同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麽書麵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在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多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根本不考慮了。
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裏的、係裏的、還有外係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批判的內容完全沒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論斷章取義，胡亂理解，完了把明顯的錯誤強加到你頭上，然後進行批判。我當時就想，共產黨反右的時候可能就是這樣，還要更厲害，根本不講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批鬥還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還坐著，批鬥當中不讓發言，讓你說話就是回答他的什麽問題。文革初期，大家還比較收斂，沒有後來批鬥會那麽野蠻，也還沒有形成後來那股打人的風氣。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風氣，那時我已經平反了，躲過去了。後來掌權了，還打了別人；到文化革命後期我又挨整的時候，打人的風也過去了。我逃過了這一劫，要不肯定會很慘。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我聽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後，劉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麽來頭，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19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起來十八天。我們班的團書記就到我那裏，告訴我說：唉，蒯大富，你回到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裏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馬上就想賴帳。我被放出來以後，當時還懷疑他們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繞清華的圍牆走啊，四麵圍牆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圍牆，我看後麵確實沒人跟蹤，才放心了。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當時我已經放出來了。他們倆穿著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文革小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麽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的講了一下，後來我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完了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工作組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校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由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毛主席了。
從7月19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5號左右，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王任重（湖北省委書記）的女兒，雷蓉是雷英夫（副總參謀長）的女兒，那他們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幹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算賬去，葉林在8月3號吧，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這樣就算了。
與共和國總理長談
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7月29號，或者是30號，反正是在建軍節之前。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力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著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麽事？賀鵬飛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著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說你就等著吧。這個會客室裏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著，後來困了，堅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麵汽車停下來的聲音，又聽見車門的聲音，接著走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麽來了？總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且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幾，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嶽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麽地方？我說，我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係大三讀書，老家是江蘇的，濱遠縣，屬於鹽城地區的。父親母親都是農民。周恩來問的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十三歲以後到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麽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麵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的所在地。
周恩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那個擺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著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六月一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的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他一開始就這麽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說，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麵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麵就開始講了。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嶽同誌就在旁邊記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他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叫周伯伯。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出去了。過來二十來分鍾，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著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麽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麽了。周恩來當然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說就根本不讓他們進來。
其他就沒什麽幹擾了，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二十來天，所以對外麵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隻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七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鍾吧，周恩來就到了，還帶著兩個人來。見麵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誌，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誌，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說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匯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誌不知道外麵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匯報。我們從七點多講到十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是七月三十號晚上的事情，離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隻剩兩天了。現在看起來就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上麵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我想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麽整我們，怎麽把我們都關起來，然後大會鬥、小會鬥的情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那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隻是聽。總理就問了工作組怎麽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跟著沒幾天，8月5號嘛，毛澤東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五十多天的。。，中央少數同誌參加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鎮壓革命派，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何其毒也。聯係1964年的形左實右，豈不發人深省。（核對）那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啊，這些和我前麵向周恩來的匯報，關係很直接，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來在那個會上，宣布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最後怎麽出那麽大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布平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平反也不管用。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即便周總理宣布平反的時候，會場上就有些人公開提問題和喊口號，說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應當平反，會場上就那樣。後來，很多人就退一步說，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麽好東西。當然，學校裏也有不少反工作組的同學，不同意工作組壓製不同意見的做法，我平反後，就是這些同學也不太願意跟我來往。在很長一段時間，沒多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後來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幹，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裏可以說沒有什麽影響力。
所以平反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麽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幫當時各個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他們聯合起來成立的。三司是1966年9月6號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那一派，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也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6號到16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誌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麽行?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裏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還是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布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的，我們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質學院來了幾百人，從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十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隻是緊跟形勢，關鍵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不過我們籌備大會的時候，給中央領導，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啊，都發了邀請信。我們的邀請信是油印的，他們都收到了，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言。這次會上呢，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誌，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麽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名聲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裏麵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麽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麵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
我們在校內逐漸得勢。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裏，就等於“死狗”啊，他也沒什麽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鬥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裏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著好多的人麵說過這個話。
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麽介入。我和這些老幹部沒有什麽關係，我們隻是和劉少奇和王光美有關係。“百醜圖”其實不是我們搞的。百醜圖的作者不是清華的，那個作者好像是北京戲曲學校的。但是百醜圖在清華的報紙發表的，《新清華》上發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們那去了，或者說他是在我們學校參加運動的。那時期也亂，各校學生混在一起。但是我當時還挺欣賞的，覺得他畫得挺生動。當時怎麽界定的，畫誰不畫誰，這個我沒參與。大概凡是報紙點過名的、打倒的都畫進去了。
11月份，我還到上海去了一次，當時全國不是到處串聯嘛，我在北京太忙，還哪都沒去過，就想乘中央沒有下令停止串聯之前出去一趟。後來，我叫了幾個同學坐火車到上海去，當時火車擠得要命。大約總共也就十幾天。
當時，全國都鬧得很紅火，大家也串來串去的，但是我還沒有想過要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因為我知道中央反對成立全國性組織。有個什麽“全紅總”嘛，工會係統的，當時就給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嚴厲批判。這方麵，我們沒有什麽想法。
騙鬥王光美
1966年1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鬥王光美的事。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麵對麵做檢查，要背靠背的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隻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鬥王光美具體的策劃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係大二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劃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呢，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麽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抓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製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著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這時大字報還沒有點劉少奇的名），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著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以後，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麽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主席台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同學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11月6號多冷啊，那麽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批鬥會還沒開始呢，孫嶽秘書就來了，他就是周恩來第一次找我談話時做記錄的那個秘書。我認識他嘛。他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他來找我。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後來我就問孫嶽同誌，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鬥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在會場用大喇叭上宣布了，說總理同意我們鬥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鬥完帶走我沒有宣布。
11月6號這次鬥王光美有好多周折。因為沒準備嗎，有些同學問什麽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鬥不下去嘛，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當時在清華的辦公室，逼著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鬥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麽……，反正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就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裏了。那個時候孫嶽秘書就在旁邊催著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過程中間，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打電話來，字斟句酌地說，你們鬥完了沒有？我說鬥完了。他說：鬥完了就讓孫嶽同誌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嶽同誌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剛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我說她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裏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準打啊，不準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麵。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王光美根本不認識我，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鬥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誌。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麽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基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嶽秘書一起走了。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注：七機部的一派組織）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他說，清華的同誌把王光美騙鬥了一下，如何如何。有些小報說我當時講過一句話：“為革命造謠是光榮的”，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時我連“懷疑一切”這種話都沒說過。什麽“懷疑一切萬歲”的大字報，是我一個同學叫李康群寫的，我從來不同意這個，這在理論上很難站住腳嘛。那時也傳說是我的話。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是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的頭頭講話的時候說，在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誌。少奇同誌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我筆記本上有很詳細的記錄，後來都被法院收走了。
總理對批劉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麽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呢，我認為時機變了。
張春橋對我一直還是不錯的，他對我特別關心。1966年的9月份，張春橋等在中宣部小禮堂接見了我們四次。接見完以後，他給我們打氣，說：現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還很深，還有不少學校的同誌仍然受壓製……，表示對我們特別同情。後來也是他帶我去見的江青嘛。
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我當時很激動嘛，我說，首長對我這麽信任，話說得這麽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後來在審判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不是讓我上去揭發張春橋嗎？我揭發的這件事確確實實是真事。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當時為什麽張春橋隻找我談這件事，我可以說還沒細想過。當時就是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他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在對劉少奇的事情上，我們內部也有反對的。清華井岡山總部開會的時候，我們總部的二把手唐偉就提出來，說中央沒同意公開呢，你這樣上街合適不合適啊？他還是基於總理講話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報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批鬥。因為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行動推遲了幾天。我當時很堅決，認為打倒劉少奇這肯定不會錯的，何況還有張春橋的鼓動。所以到了12月25號，不管有沒有不同意見，我一個人就獨斷專行，拍板決定上街。我們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我意見比較大，比如唐偉就辭職不幹了。
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12月北京刮起了所謂的12月黑風，“聯動”，也是高幹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黑風複辟！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2月25號那天，我們在天安門集合，然後就分五路，到天安門、王府井、大柵欄、西單這些地方遊行宣傳。那天風很大，天氣很冷。我們準備了很多大字報，很多傳單，到處散發，到處刷大標語。這次行動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角度提出來的，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剛剛見過麵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江青說的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不能斷定就是毛主席這次確實讓她帶話的。反正她經常這樣說：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她走了以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裏去了。這是他們最想幹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誌到清華接見我們。12月30號，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報紙有篇文章，題目叫“清華園春來早”，專門記載江青接見我們的經過。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後來我就廣播請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他們講了什麽，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後，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麽做，點了名以後，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你劉濤，你必須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她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麽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後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誌要做檢查。
後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後，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複製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一直到死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鬥爭高於階級鬥爭、階級感情高於家庭親情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裏，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後，我上去發言，我說劉濤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除此之外，我們一直沒有批鬥過劉濤和賀鵬飛。直到現在的各種回憶文章，也沒人說我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事實上肯定也沒有。這個也是貫徹江青的指示。
1967年在中南海門口搞的“揪劉火線”，其實和我們沒什麽關係。那次是輕工業學院兩個女將，因為劉少奇也到他們學校去了看大字報。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揪劉火線”，要求批鬥劉少奇。他們自己內部還不太一致，互相比誰的調子更高。這事其實不是我做的，我們很晚才去。我當時覺得他們是想搶功，要說打倒劉少奇，肯定清華是第一功嘛，所以對他們這個不感興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派形成很晚了，當時就根本沒有自覺地要形成什麽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個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見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見了另一批人。於是，頭一天被接見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見的叫地派。我們當了那麽長時間的“天派”，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見完了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為其中為首的是北航和清華，航空嘛為天；地派以地質學院和北師大為首，地質嘛為地。關於研究這期間天派、地派的文章啊還沒看到，還都說不清楚。在這兩次接見以後，其實天派和地派關係也都很好，也沒有大分歧。後來，我和韓愛晶曾經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聯合起來，但是沒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基本包括各個大學的東方紅的，以地院王大賓為首，譚厚蘭也算地派。聶元梓肯定是天派，不過聶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寫了一個大字報，後來工作組入校整我們的時候，她根本沒發言啊，也沒保護我們，也沒發表反對工作組的意見，這跟我們的經曆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她那個造反還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後來當了大學紅代會核心組的組長。那時覺得，我們是自己幹出來的，根本瞧不上聶元梓，我們對她根本不以為然。
我們跟譚厚蘭關係不算好，我們和她在政治觀點上並沒什麽對立的，但是挺討厭她，她個人為人也很糟糕。1967年9月7號，我和韓愛晶策劃搞了一個“九七事件”。譚厚蘭他們學校有一個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頭頭也是個女的，姓王，是譚厚蘭的對立麵。現在我都弄不清楚他們兩邊有什麽政治上的不同見解或者反對誰、保誰。那天，我們就拉來好多人支持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處都造反，然後就是把譚厚蘭的革委會給衝垮了。結果，當天江青、陳伯達就接見我們，把我和韓愛晶臭罵一頓，說我們倆不聽話，胡搞，罵的非常厲害。我們嚇壞了，從北師大撤出來了。結果，譚厚蘭的權威又恢複起來了。
我在三司主持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就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時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學中專部，誰隻要同意我們的觀點就可以參加，是很鬆散的、也就是無政府狀態的。當時中學生影響不是很大，而大學影響是全國性的。我們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也叫“老兵”，卜大華、駱小海他們也有過衝突。主要是我們成立井岡山後，附中的劉剛他們也成立了個井岡山。清華附中井岡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幹部子弟，幹部子弟和這個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們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慣劉剛他們，劉剛們也看不慣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們當然是支持附中井岡山的了。他們也跟著大學的起哄，後來在中學裏頭屬於四三派。
談到四三派，就會聯想起遇羅克。他寫的《出身論》我看過，但我當時也沒有太多感覺，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說的有道理，總體覺得講得對。但是他影響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論》目的是給出身不好的張目嘛，不過我也沒想到遇羅克最後被槍斃了。這個就太過分了。他那麽寫，跟譚立夫的講話正好相對了。譚立夫講話我看了，覺得這個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說家，但是他的觀點我當時就不同意。照他那樣子搞，革命隊伍純之又純，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覺得這個路線會推走很多人，那最後就成孤家寡人路線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紅五類嘛，但是我在清華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副對聯的觀點。反過來說，對聯代表的那個思潮對我們也有影響，像我們總部的主要領導人，出身都是很純潔的，不敢讓出身不好的同學做負責人什麽的。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曾經在清華也貼出來了。賀鵬飛他們也在
清華開了大會，宣傳這個東西。但是他們在清華不可能成氣候，因為清華出身不好的太多了。當時清華1萬1千多學生，學生成份裏工農子弟占少數，處級以上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大約1000多人，幹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識分子子弟占大多數，還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勞動家庭的子弟。幹部子弟在清華學生比例中不大，推行血統論沒有太大市場，但是他們的影響很大。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幾次關鍵時刻都是由他們來決定方向。他們的大字報一出來，所有同學都當回事，大家就以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說開始反蔣南翔，是劉濤、賀鵬飛他們，至少有七八個吧，給蔣南翔貼了大字報。那大字報一貼，大家就以為是中央的意思。後來就是反工作組的時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報，起到了分水嶺的作用。影響最大就這兩次，這就等於決定了清華運動的方向了。所以，他們一出來表態，清華就很當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華去過。王洪文第一次見中央領導人還是我帶去的。那是“一月風暴”以後，他到北京找中央匯報情況，住在清華，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領導他都沒見過，他也沒辦法聯絡。我當時在北京比他名氣大，後來我就說，王洪文同誌，我經常有機會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我帶你去吧。當時北京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個什麽會議，我就讓王洪文坐我的車一起去了。我的車可以開到主席台後頭，到了體育場的休息室，過了一會總理、江青都來了。我就上去介紹說：總理，這是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王洪文同誌。總理當時特別的熱情，因為當時剛好是一月風暴以後，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江青在後麵，我再給江青介紹。王洪文趕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團的袖章給總理和江青帶上。後來總理把王洪文叫過去談話。我對這個人也談不出什麽好壞。怎麽說呢，從個人能力看，講的話，很有水平，寫文章、組織能力都好。但是和他後來的中央副主席的職務還是不相稱，太快了太高了。
二次批鬥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四月十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項鏈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麽關係呢，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項鏈的事她沒說。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這是在接見我們前後的閑扯時候說的，戚本禹在旁邊。戴項鏈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裏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容易就把那個箱子打開，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裏麵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鏈呢，原來就是普通的項鏈，太小了，下麵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那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
1967年4月10號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劉源不知道去了沒有，劉平平和劉婷婷都去了。她們兩個我認識，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號時也喊得響著呢。這些，其實我們都需要放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看待的。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誌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對於和劉少奇、王光美的關係，這裏分幾個層次來說：一個從好的方麵來說，我和劉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種雙方的誤會。但是，他們代表了一種共產黨基本的思維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維定式。他們認為，派工作組是共產黨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體決定的。一般情況都是這樣的嘛，土改時這樣做，1957年也這麽幹的嘛，四清就不用說了。我估計劉少奇當時的想法啊，他認為毛澤東肯定會支持他，至少不應當反對。那麽，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黨派的工作組，你能說反對就反對？挑戰黨的領導，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純，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王光美不管當時跳出來的是誰，是你蒯大富跳出來，還是任何其他人跳出來，那樣的條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他們不會管你死活的。
反過來講呢，我這麽理解，我們當時反對的都是有根有據的，充其量也就是給你工作組提提意見。而且我們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澤東講話為依據的，怎麽就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了？從這點上講也覺得不可理解。你到清華來不分青紅皂白，就跟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你們平白無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壞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所以雙方鬥爭就是根本沒有交流的，互相也沒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實質上就是由於當時工作組工作作風問題，做工作不細致造成的這種誤會。
從壞的方麵講，換句話講，不僅是文化革命，從四清開始，王光美就有鎮壓群眾的傳統啊。再往遠說，就是劉少奇在土改、在延安的時候，他們整反對派和整群眾，不僅不擇手段，而且下手特別狠。文化革命又是一場新的鬥爭啊，所以他們這麽做呢，也不奇怪。據說劉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鬥的時候，他拿出《憲法》來保護自己，說我是國家主席，有什麽什麽公民權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時候，你怎麽不把憲法拿出來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這麽回事。說起來，毛澤東是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製啊就是個霸道體製，你沒辦法說。所以當時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準備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當時毛澤東晚點回來，結果就會是這樣的。我不覺得應當對他們說對不起，怎麽說呢，如果都作為平等的身份，那麽我們都彼此傷害過。文革初期，他們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後來毛澤東給我平反，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他們也從未對此表示過任何歉意，所以我沒必要給他們道歉。
有人問過我：你是從農村來的，父親又是基層幹部，你對對毛澤東搞的人民公社、大鍋飯等造成的後果應該有個體會啊，三年困難時期應該記事了，當時如果沒有劉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農村當時很難度過難關啊。你對那種情況應當非常了解。所以從道理上講，樸素的感情首先應當是讚同劉少奇的，怎麽你反而反對劉少奇，支持毛澤東這個路線。
我當時這樣覺得，這個問題很難說當時劉少奇反對了毛澤東那一套錯誤做法，實際上他們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這麽說，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差不多劉、鄧很多人都有份。就說這個“三自一包”啊，其實在分地的時候我還幫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確實特別好。但是到後來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認為雖然它可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肯定會造成貧富分化，就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了。當時把社會主義理解得很狹隘，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會主義。劉少奇怎麽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涉及理論的問題當時就是一股腦兒聽毛澤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套。誰反這個我們就跟誰幹，崇拜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倒誰我們就打倒誰。當然，我個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作用。所以認為對劉少奇肯定是要打倒的。
團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後來，我們清華的學生就分成了團派和四一四。我認為，這有淺層的原因，也有深層的原因。淺層的原因就是對幹部的態度不一樣，我們團派對幹部的態度是比較左的，主張批倒、批臭，再看幹部們亮相怎麽樣。四一四主張就是教育結合，大麵積解放幹部。開始就為這事情有分歧。深層次的矛盾呢，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基本態度。在1968年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私下議論過。四一四的基本立場，是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就是說幹部沒有那麽多壞人，這打擊一大片是不是錯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們後麵的一些幹部，私下議論的時候就更公開地對文化革命不滿了，對毛澤東啊，尤其對江青、對林彪表示不滿，當時這都是掉腦袋的事啊。
當時中央公布一個《公安六條》作為文革的執法依據，規定不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準攻擊毛主席、林彪等。當時我們就抓住這條，從四一四少數幾個人展開，當時就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這是我給定的，你反蒯大富無所謂，你後來再搞的就是反對文革了。周泉纓當時寫了一個《4.14思潮必勝》的大字報，跟著他又寫了“炮打陳伯達”，然後再寫“二次炮打陳伯達”。我就認為，你們的目的就不一樣了，就是對著毛澤東來了。這個深層原因，就是說他們反毛澤東，反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當時肯定也不認賬，不承認。反過來，四一四抓住我們的幹部政策，說你們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幹部。他們也確確實實保護了清華校內的幹部。
這是一個理論分歧。我們專門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對四一四思潮進行大規模批判。也像當年中央反蘇修的“九評”一樣，陸續發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勝”，二批……，三批……什麽的。毛主席當時這些小報都看的，對我們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賞。他也同意我們的意見，對四一四也有過好多批評意見。所以，當時陳伯達、江青、謝富治、戚本禹，都說過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中央文革都是公開幫我忙的，因為他們了解主席的態度，主席傾向於井岡山團派嘛。但四一四他們根本不在乎，當耳旁風。最後，在1968年召見我們那一次的會上，毛澤東自己也直接講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那次批評得相當厲害了，但後來這部分沒傳達。
所謂兩派鬥爭呢，當時就是要引導對手犯錯誤。一般講，掌權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單位亂，我們畢竟是掌權的嘛，打起武鬥來肯定要負責的。所以，起初我總的方向是反對武鬥的，開始有武鬥苗頭我就製止了。那時北京，像北大、北師大武鬥已經打得很厲害了。謝富治還表揚我們說：好多學校都在武鬥，清華不武鬥，這就很好。但是後來，我還是沒有經得住誘惑。
文革那時候，怎麽說呢，我就是太年輕，而且一切都太順利了。我們1966年9月成立清華，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後迅速發展，從幾百人一下就到了幾千人。接著，周恩來讓唐偉他們和我聯合，賀鵬飛他們知道後自我罷官而去，清華就成為我們一派的天下了，幾乎全校大多數同學都參加了井岡山。那時，整個清華就在我手下了。從我個人能力、資曆來講，或者說與當時同齡人比較，可能比一般同學稍微強一點，但和我處的地位來講太不相稱了。一下子在這麽大的清華大學掌權後，我就有點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我的“全身浮腫，頭腦膨脹”。
那種自我膨脹，那個時期都難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門上，楊成武把許世友帶過來，介紹給我和韓愛晶，他說這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同誌。我是第一次看到許世友，黑黑的，有一個金牙，個子矮矮的。而許世友見到我們，一個立正，給我們敬禮啊！我們都感到很震驚啊！我說，許世友司令員，我們知道您。那時作為身經百戰、忠於毛主席的老將軍，他在我們心目裏威望還是很高的。許世友說什麽呢？他說：“我是你們的士兵啊，你們是政府首長……”。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也就有點飄飄然，以為自己不得了了。當時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都是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常委一共22個吧。北京市革委會經常開常委會，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這個會上決定的。我們這些常委權利也太大了，但實際上這和我們當時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對稱，應當說沒有參與決策的資格，但實際上卻參與了。
那膨脹的速度簡直快得不得了，就導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華大學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5月29號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謝富治已經批準，而且已經宣布明天要開成立大會慶祝了。他說，你今天晚上就決定，若清華明天成立革委會，我明天就出席你們的會議。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見，我們去說服他。他就一夜沒睡覺，跟我們在一起，等我做決定。我也一夜沒睡覺，當時我真是矛盾死了。後來就想，說不定緩一下更好一點。謝富治說，如果你這樣子考慮的話，說明條件還不太成熟，我們要進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這一下子宣布推遲以後，就完全不可收拾了，兩派越鬧越僵。我恨懊悔，這個決定是我做的嘛。
清華的武鬥也是當時太年輕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動，一激一怒就起來了，而一旦決定就不可收拾，想回頭都回不來了。最早的武鬥是我們的責任，一個呢，我們團派當時的力量比四一四強得多；另外一個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爭取中央的明確支持。清華武鬥之前呢，北大３月２９號也打了一場武鬥。這武鬥實際上就等於是聶元梓挑起來的，武鬥當時，中央就明確表態支持了聶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們也想學這樣做。這之前，雖然毛主席沒有公開講，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啊，都講了很多話批評四一四。當時我有這麽個心態，認為清華打起來對我更有利，中央領導會發表嚴厲的講話，就是讓四一四垮台，結束兩派紛爭的局麵。
清華武鬥比較晚了，1968年4月23號開始的。武鬥的導火索是四一四那邊抓了我們團派保護的一個幹部陶X，我們把這個看的很重，認為你太過了。於是我們就去攻數學館，把四一四的人都趕出來了，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說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之後，（何時發表的？）我們就更極端了，把四一四說成是代表國民黨的。武鬥表麵上似乎也就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這樣，大家武鬥的時候特別勇敢，當時喊衝的時候，同學們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衝啊。當時我們攻一個樓，是二層的，地麵距樓頂有8、9米高。我們用雲梯強攻，兩個梯子綁起來有十幾米長，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貼著那個樓頂的邊上焊起來鐵欄杆，你梯子搭上，一個人往上衝，人家三四個人，你還沒爬上去呢就被挑下來了。就這樣連續硬被挑下了十幾個人，有兩個人當場死了，可後麵的還繼續往上衝！戰爭期間黃繼光堵槍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這些英雄行為我就特別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種心態，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們同時也為自己的“高尚行為”而自我激勵，感覺在為崇高的事業奮鬥。我特別不能接受把文革武鬥中這些被打死的孩子，說成像瘋子一樣死得活該。當時留在校內的同學大概一千人吧，沒有任何補助，都是自己掏錢吃飯。也沒有命令說必須參加，純粹是自願的。這些人的絕大多數當時確實是抱著崇高的目的，在共產黨的領袖號召下，為那種理想主義戰鬥。
武鬥死人以後，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來是一種投機心理，利用武鬥獲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結果中央根本不表態，我們失算了。所以當時說實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鬥。這時候，北京市革委會做我的工作停止武鬥，也讓四一四停止武鬥。韓愛晶他們也找四一四談了，但是四一四的頭兒沈榮槐堅決不同意。當時四一四說，堅決不能停止武鬥，要把蒯大富拖死。他們當時是這麽說的。我真是騎虎難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不僅有社會壓力，有同學壓力，自己也體會到，清華武鬥責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這兒。我當時很清楚，武鬥會死人啊，清華哪怕死一個人，賬都會記到我頭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讓解放軍把兩邊隔開，但也沒能實施。
四一四最後的主要據點是科學館，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們占領，他們想從角上挖地道通往外邊，運吃的東西什麽的。後來就像地道戰電影裏演的一樣，我們在周邊埋上大缸，就知道他們在挖地道。發現後就弄來炸藥，一炸就給他封死了。當時我們把科學館斷電了，但沒斷水。因為那裏麵還有我們的人質啊，幾個很重要的人。當時不攻其中也有這個顧慮。而且那個樓非常結實，你要攻打的話除非你死很多人，我們下不了這決心。
這場武鬥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從不同意武鬥到同意武鬥，後來這幾十年都懊悔不已！清華團派當中主張武鬥堅決的，就是總部的任城中，劉傑長，陳繼發這幾個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張武鬥。我沒能沒抵製住誘惑，懊悔的很。清華的武鬥我肯定要付很大責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來了。
武鬥逐步升級
7月17（27？）日那天早上，沒有任何與往日不同的征兆。我們總部的一個委員陳濟方去沈陽探親，說那天要回來。我和同學開了個吉普車到北京站接他，但是沒接著，就回來了。回到清華大學快十一點了，就看見學校周圍那麽多人，車子也開不動了，我們就下車徒步走進清華。開始，清華廣播台的廣播還是熱烈歡迎首都工人階級來清華製止武鬥，後來呢就不一樣了。工人宣傳隊進入清華後，很快就把各樓分割包圍了。那時我們團派和四一四的武鬥已經持續了好長時間了，我們在科學館把四一四包圍得像鐵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後把科學館的包圍圈打開了，把裏麵不到一百人都放出來了。好多同學都著急了，腦子就跟我想法一樣，怎麽回事啊？
後來呢，我就跑到總部那個樓裏頭去看。路上，我看到來清華的工人組織基本都是天派的，他們還打著造反組織的旗子，和我們是一派的。這些“天派”的組織，我以前跟他們打過交道，當時跟他們一起組織籌建北京市革委會的。當時有第二機床廠的魯文革，他也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他是帶隊的。我看到他，認為不會有什麽事，根本沒想到可能會和工人打起來。但是，當時工人來那麽多啊，我當時估計有十萬人呢，後來毛澤東告訴我有三萬多。參加的有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工廠，主要是工人。還有就是八三四一部隊（中央警衛團），八三四一是負責指揮的，有楊德中、張耀祠，主要是楊德中指揮的。
結果發現，工人逐漸把我們包圍起來了，非常有組織有計劃地分割包圍，這很恐怖啊。後來我們有同學就出去理論，一個同學對工人講，你們工人不在工廠抓革命促生產，跑到我們學校幹嗎？還把我們包圍起來。工人和你有什麽可講的，不由分說，把他一架往卡車上一扔，就嗚的開走了。出去一個逮一個，出去一個逮一個，當時我們看了感覺非常恐怖。當時抓了至少有十幾個吧，我看見把我們團派的二把手鮑長安抓走了，還看見我們另一個總部委員高繼紅也被抓走了。他們都是出去講理時給抓的。後來聽說，工人們執行的命令是這樣的，進校把所有的學生包圍起來，如果有學生和他們辯論，就幾個人一架往車上一扔，拉到平穀縣辦學習班去了。當時感到不可理解，你這麽包圍幹嗎嘛？
我們當時就打電話問市革委會，工宣隊來清華大學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麵都不給回答，就說，你反映的情況我們知道了。下次再報告時，又說這兩天休息開會幹嘛的，反正不答複你吧。我們也有中央文革辦公室的電話，他們的答複就說我們已經知道你們情況，首長正在工作，正在開會，我們把情況響他們匯報。江青等領導人的電話我們沒有。其他這些電話我們都打過，但是沒有答複。
我們在被包圍起來，看到抓人、打人以後，就很害怕。我當時真是感覺到是滅頂之災啊！以為北京市的工人宣傳隊會像王洪文在上海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那樣做，當時活活炸死二十來個人呢。那麽，結局就是，“上柴聯司”（加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的十萬工人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武鬥曆時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傷，之後“上柴聯司”663人被關押）的下場就是我們的下場了。這時我們手裏還有武器，怎麽能讓人家輕鬆消滅掉了，那不可能嘛。
我們商量了一下，後來一致意見就是守住樓，如果工人攻樓的話我們就抵抗反擊。後來，下午三點的時候吧，我們有個常委，武鬥的副總指揮。他就帶人衝出去，反過來把工人包圍起來，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樓裏拖。反過來抓工人了，抓解放軍，我們也抓了好多個工人和解放軍。那些工人看你這麽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當時正門出不去了，是從西南門翻牆出去的。當時我們學校的小車都在北京體院，我就跑到體院要了一輛車，就直奔市革委會去了。我到了市革委會，強烈要求見謝富治，見吳德。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吳德來了，見麵就說，你們學校打死人了。我離開的時候，兩邊還基本上沒開打呢，但是走了以後這段時間說打死人了。我一聽打死人了就發毛了。我衝著吳德喊：是誰派的工人？為什麽要把我們學校包圍起來，就這樣抓人？他說工人宣傳製止武鬥有什麽錯？我說，你們真要把我們當“上柴聯司”抓的話，我們肯定就寧死一拚。吳德說，你這樣就把北京幾百萬工人階級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沒有立足之地。
後來他把我帶進辦公室，他打電話找那個工宣隊的指揮。那時開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隊，叫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以解放軍為核心。他後來就把八三四一部隊的遲群、謝靜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會，在會議室開始談判。他們說製止武鬥，撤出工事，什麽什麽的，我全接受了。後來遲群提出來交出殺人凶手，我說什麽殺人凶手？他說你們打死我們人了。我說怎麽打死的，誰打死的，還不知道怎麽回事。這條我接受不了。
這樣，我們就一起回清華了。遲群這個家夥壞的很，又生枝節，說工人怎麽氣炸了，非要交出殺人凶手。回到清華後，他又要談判，清華園門口有個中學，叫清華園中學。當時就找個教室，談判就在那舉行。談判就為了交不交凶手的問題。我說，凶手肯定沒法交，我說今天製止武鬥、交出武器、撤出工事，這肯定沒有問題，我說我到現場就肯定能解決。後來遲群不堅持了，我們就達成協議。工人宣傳隊還有幾個地方沒有攻進去，如清華廣播台、化學館等地方，我就到我們還占據的地方去做工作。
當時的武鬥現場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麵把我們的人抓了，我們把他們的人抓進裏頭，然後工人衝進樓裏救他們的人。工人進來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就帶幾個鎬什麽的，準備拆工事來的，還有女的穿裙子呢，根本不是為了打仗來的嘛。但是後來看氣氛不對，好多同學被抓了之後，大家就毛了，當時決定的策略就是誰進來就打誰，進樓我們就堅決抵抗。因為工人是進攻，而且大多空手來的，所以他們肯定吃虧，傷亡多。
後來我到廣播台去，好多頭頭都在那。我召集會議說，我們闖了天大的禍，工人已經被我們打死了，十萬工人已經把我們清華圍的像鐵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們可能就是滅頂之災，會有更多的工人把清華包圍起來。我說我們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來，或者扔了，然後人呢，全部撤空。清華我們不要了，跑到外麵去，跑到大街上去。當時吵得一鍋粥，有的不同意，說拚了，一拚到底。後來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全打死了，你占樓還有什麽用？我說趕快跑，跑出去以後，這麽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隻要我們這些人都活著，中央知道了就肯定會救我們的。
後來大家就聽從了我的意見。這時候工人在正門、南門、西門都有包圍，就北邊的沒有人把守。我們半夜像逃難一樣，都從北邊、體院啊，夜裏一、兩點我們全部撤光了。當時清華參加武鬥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遙派，總共一兩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見了毛澤東格外親
我從清華再次跑出來，還是先到體院。到體院我要了一輛車，直奔六部口的電報大樓。和我在一起的有陳育延，是個高幹子弟，也是我們總部委員；還有一個是段永基，當時是我秘書。我們到了電報大樓，給中央發了一份加急電報，內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楊餘傅”黑手派了十萬工人包圍洗劫清華園！清華井岡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黨中央呼救！”電報就這樣發出去了。我們花了五十塊錢，當時給不同的人，發了好多份。發完電報就四、五點了，也沒地方去。轉了一圈，我說還是去北航吧。剛到北航，他們的保衛組長告訴我：老蒯，你怎麽還不去啊？我說，什麽？他說，韓愛晶早去了，中央找你們呢，走人大會堂西門。噢，我到處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聽說在人大會堂西門，我當時還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會堂接見從來不走西門，一般接見我們都是進東門、南門，北門是宴會廳的地方，西門沒有走過。聽說在人民大會堂西門，感覺有點特殊，但也不及細想。我就趕快請司機開車，到人民大會堂天已經快亮了。我跑出來時，還要了一把手槍帶在身上。這時我把手槍拿出來，放在汽車座的底下。後來我就走上台階，有兩個解放軍已經出來，問，你是誰？我說，我是蒯大富。他們問，幹什麽？我說，中央首長找接見。他說，你等會兒，我進去通報一下。他就問我帶武器沒有？我說沒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褲腳都卷起來，光著腳丫子，穿個塑料鞋，非常狼狽。一會兒，謝富治出來了。我看見謝富治就哭了，當時就像孩子在外麵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後，看見父親那麽一種心情。謝富治說，別哭別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給我把褲腳放下來。後來我就跟著走，一邊走一邊抽泣，直流眼淚。
我們走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後來知道這是湖南廳，門很寬。進門我一看，一屋子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襯衫，白花花的一片。進門後，韓愛晶就在右手邊，他說：老蒯，主席在呢！我這時就看見主席了，平常接見老遠打個招呼，再就是見麵握握手，沒有其他的。這一次是空前絕後。毛澤東看見我就站起來了，我一頭撲到毛澤東懷裏，嚎啕大哭，就是那個男人發自肺腑的哭聲啊！毛澤東也哭了，嘩嘩直流眼淚啊，江青也哭了，在場的好多人都被這種氣氛感染了。我說，主席救我！就說不出話來了。後來江青就說，蒯大富安靜點，安靜點，別激動。服務員拿來一個痰盂，一把鉛筆，還有什麽筆記本，還有一遝紙。江青說，你說說怎麽回事？
然後，我就開始匯報情況了，那真正是告禦狀了。我說：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楊餘傅”黑手幹的，派了十萬工人把我們清華完全包圍起來了，進了各樓分割包圍，把我們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雙手平伸出來，上下翻了一下，說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當時我見毛澤東就好像孫子見爺爺似的，有那麽種感覺，所以我根本不發怵。我說：主席，那不可能！你平時製止武鬥的時候就是把雙方隔開，是不帶槍、不開槍、不打人、不罵人、不動氣，“五不”嘛，這我都記得。可他們進學校就分割包圍，一包圍就抓人，就打人。當時，主席衝著謝富治、溫玉成就喊：唉，誰叫你們抓人啦？誰叫你們打人啊？誰被抓走了？我說鮑長安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說，統統放了，一個都不能留，把鮑長安直接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來，讓蒯大富看見。謝富治趕快站起來到旁邊去打電話。當會議結束後，鮑長安就在門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時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沒怎麽受傷。
那個會從三點開始的，我去的時候很晚了，大概七點差不多。會一直開到八點半結束，用五個半小時。你想談了多少話啊，實際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後來他們已經是在聊天，主席並且兩次問我為何還沒來。我聽謝富治講，毛澤東開始發了很大的火。他隻說主席今天發了大火呀，但是這火是會議開始時對中央領導講話時發的，衝誰發的我也不知道。聶元梓、韓愛晶他們到的時候，主席已經不發火了。當時中央領導人除了張春橋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姚文元，汪東興，中央的全體領導人都在。我是七點左右過去的，前頭已經談了四個小時，實際呢等我呢。
我來以後呢，這個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批評我：他說你們是頭腦膨脹，全身浮腫，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就是搞武鬥。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說武鬥不能再搞了。完了又讓我回去，說打工人無論如何是臭了，要挨門逐戶向工人階級賠禮道歉。主席說，工人氣很大，你們要給工人消氣。不過也說：“我把你們找來是護著你們的”。看來，毛澤東當時心情也很矛盾，他本來隻想把我們從舞台中央趕到旁邊去，但是沒想到以這麽慘烈的方式實現。因為當時我們是跟著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澤東離開會場之後，很快又回來了，他對在座的中央領導說：“我不放心，你們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沒有毛澤東死保啊，我當時可能就完了。
後來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共同整理了一個傳達要點，根據謝富治要求把一些稱讚我們的話刪掉，包括批評四一四的話，然後五個人簽字作為文件傳達全國。韓愛晶後來整理出一個文件，比較全麵真實。
我當時還沒想通呢，怎麽我們就都錯了？你們外麵來了那麽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為什麽？我後來覺得，毛澤東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結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讓學生退出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們不自覺，還想賴在舞台中央，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毛澤東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把我們趕下台，派工人宣傳隊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沒想到這麽激化，犧牲這麽大。我後來幾次批評當時的組織者，你們為什麽不和我們打招呼啊？那次實際上是楊德中指揮的，吳德、謝富治他們都應該知道啊，但是他們為什麽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終沒弄清楚他們的動機是什麽？
現在分析當時他們為什麽封鎖消息、沒有說出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當時不要說是毛主席派的，隻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們打起了。其實不用說那麽多，那怕透露幾個字，我也不會抵抗的。他們的目的，是想讓我犯個更大的錯誤，最後消滅掉造反派。這應該不是毛澤東的想法，毛澤東自己當時還問呢，怎麽不打招呼啊？還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個毛澤東當時的表現，我看不出毛澤東有這個陰謀。
在我沒到會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問了幾次，蒯大富為什麽不來啊？韓愛晶的會議記錄裏記載，謝富治兩次回答說，蒯大富他不敢來，或者說他不肯來。毛澤東又問，蒯大富為什麽不肯來啊？韓愛晶回答：蒯大富不會不肯來的，他要知道一定會來見主席。謝富治在那個會上還說：昨天我約蒯大富談了一次，他不聽我的。這根本就不是事實。我也弄不明白，從對我的一貫態度來講，謝富治應該說對我很好，而這些話又明顯對我很不利，很難解釋。我沒有什麽證據證明什麽，我就感覺他們對我們那麽狠，等於逼著我們跟工人武鬥。一打以後，我們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會基礎。我感覺是遲群他們搞的鬼，包括吳德他們。
7.28會後，我就到各個工廠挨門逐戶地去賠禮道歉，還包括善後處理。事後統計，工人死了5個，有槍打死的，有手榴彈砸死的，有長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個，傷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為烈士處理，善後還包括各個工廠被打傷的、住院的工人。後麵的事情我沒有參加。學生死了2個，傷了一百多。工人打死學生的，沒有再處理。所有打死工人的學生全都找到並抓起來了，沒有判死刑，後來都判了十五年。
後來在判我罪的時候，一個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還有一個是誣陷罪，誣陷罪就是整幹部，就是說我整了很多幹部。但是武鬥這一條沒算進來，當時要是以武鬥判我罪的話，我還比較服氣。確實這樣。我對這場武鬥非常後悔，這也是無可奈何，在劫難逃。
毛澤東那次講話以後，一周之內，形勢就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講話基本宣告了學生運動、紅衛兵運動整個結束了。學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學校，辦了一段時間學習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寧夏。
查無實據整肅“五一六”
1970年，準備開四屆人大的時候，我是當選為北京市選區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麵通知我參加北京市的人大會議。北京提名我當四屆人大代表時，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對，後來毛主席做工作，謝富治做工作，才通過。王力告訴我，說中央給我保留了一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位子。當時我去北京的時候，我們廠都以為我去開四屆人大的嘛。寧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飛機去的，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到機場後，北京市革委會派車接我，並在市革委會吃的晚飯。飯後，清華就來人了，說找我有點事，把我接到清華去了。我到了清華大學工字廳，在黨委辦公室旁邊的一個房間，遲群、謝靜宜、劉冰等，大概五六個常委都在等著我。
遲群開門見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待，清華黨委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說，組織上對我審查，我完全服從，我保證積極配合，但是我嚴正聲明，我沒有隱瞞任何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待，所有問題我都已經在辦學習班的時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後來我才知道，抓我是因為所謂的“五一六”問題。其實，真正有組織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他們搞了個小組織，取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是根據中央《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約有幾十個人。他們在1967年5月開始攻擊周恩來。同年9月，毛澤東批示：“五一六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此後，全國都開始清查“五一六”，這時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發了我。
文革時，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都在揪這個揪那個，有搞康生的、搞陳伯達的、搞總理的，搞……的各種專案組。那時，我確實反過康生。毛澤東把我們從盒子裏放出來造反，他是要把我們放在他能控製的範圍內，或者說他讓你反誰，你反就可以。而我們造反，卻就沒止境了。我們當時懷疑的範圍非常大，隻要我懷疑你反毛澤東，我們就敢反你。大約是1967年1月的時候，我們反康生是非常公開的，是以清華井岡山總部名義起草一個公告，叫做“調查康生同誌問題聯絡委員會公報”，由中央高級黨校，還有體院、礦院，我們四家聯合發表的調查康生問題的報告。後來，陳伯達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把我們臭罵了一通，說你們跟我們不打招呼，這麽胡搞，你們會把自己搞垮台的。我們嚇得夠嗆，檢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過最後對我們沒再追究。
1967年9月，有人反陳伯達的時候，我們當時也準備參與。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訓，然後我們就請示江青。我給江青秘書打電話說，我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誌匯報。江青知道我們要反陳伯達後一頓臭罵，說我們胡思亂想。後來我們就沒有跳出來，如果當時反了，可能會搞得很厲害，因為我們搜集了好多陳伯達的材料。當時，鑒於這些事，我下了一條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這幾個人，對誰都不能搞材料。誰要違反紀律搞材料被揪出來，我第一個站上台把你們抓起來。當時主要是害怕出問題，後來清華就真沒人敢搞。所以我們和五一六根本不沾邊。
那段時間，我一直關在清華工字廳第一個院子裏邊靠北邊的房子，現在大概是校辦的房子。他們沒有打人，隻是不斷施加精神壓力。揭發我的都是我們井岡山總部的幾個委員，揭發的內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給他們發了表，發展他們參加了五一六；還有就是說我們所有幹的壞事都是我指揮辦的。當時，遲群到我這兒來核對，說揭發我的這些人都是我發展的。我說：你肯定搞錯了。別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沒發展過五一六。而且據我所知，清華也沒有五一六。他們也沒搞對質，那幾個揭發我是五一六的人，實際沒人敢跟我對質，因為確實沒有的事。怎麽對質？
我當時心裏有那麽一種倚仗。我對遲群說：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劉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時候，我是清華一個普通學生，申訴無門。當時誰也不知道我，他們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都沒辦法。現在，你遲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沒有確鑿的證據，你不敢往上報。我不是那個時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證據來讓毛主席、周總理相信，行嗎？但你拿不出來！
後來，遲群他們下了很大決心，施加了多大壓力，我最後也沒有違心承認，也沒有亂說去揭發別人。遲群氣得說：“難道那麽些人做夢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說揭發我的這些人交代的口徑都一致。當時遲群給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勁對他拍桌子。我說，你還拍什麽桌子，你們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說八道。
從那時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沒有任何聯係，甚至都沒過帶過話。包括遲群，謝靜宜都沒有說過什麽。但是你說這事江青能不知道嗎，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嗎？當時我呼救啊，寫信啊，寫了很多信，沒有反應，遲群他們還是為所欲為。
遲群當時很想在清華搞出一個很大的五一六集團來表功，也算報“7.17”的一箭之仇，但最後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後，遲群跟我說：有些事他不能說，實際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過幾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沒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讓我去東煉（東方紅煉油廠）勞動改造。
當時，抓“五一六”搞得那麽大聲勢，涉及到全國幾乎所有的造反派，應該涉及有上千萬人。清華也抓了好幾百呢，事後證明完全是假的，清華一個“五一六”也沒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整五一六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麽背景，也沒看到太多證據，但是我自己感覺上應該是周恩來，因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來嘛。那會兒他是要打掉一撥人，搞了那麽大的運動，把造反派就整個打下去了。
全國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蘇，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給掃蕩了。據說逼死搞死了一萬多人，反響太大。江蘇後來有個寡婦上告團，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來告。江蘇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後中央有專門一個文件給江蘇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國其他地方都沒有像江蘇那樣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沒給個什麽說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國所有的造反派頭頭，一股腦兒的，包括天派、地派都在內，全部都是在五一六這個名義審查挨整的，最後就這麽不了了之了。
後來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實際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為例，我分配後去了青銅峽，1970年就把我當五一六逮回來了，然後從1970年審查直到1978年。在清華三年，在東煉五年，這八年期間，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負責審查我們的人都走了，我這五一六問題案子還沒完。鄧小平上台以後，說文化大革命這筆賬還要算，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邊去了。這就不是單位審查了，而把我抓到監獄去了。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時，我正被關起來審查五一六的事。開始審查我的時候，還有關於我們反林彪的什麽罪，後來有一段就不問了。大概1971年10月27號，遲群、謝靜宜一起來見我，他們才告訴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對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驚。文革當中，我們認為有兩個人是最忠於毛澤東的，一個是江青，一個就是林彪。那時對林彪的信任還是不可動搖的，很崇拜的。當時這對我震動很大，如果說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沒什麽可信的了，好像簡直太不可理解了。不過這時候我被關起來很封閉，另外思想也很封閉。所以還沒有能夠從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慮問題。
我和林彪接觸很少，對他沒很深的印象。我記得1967年7.20事件以後，北京召開大會歡迎王力、謝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個大會。那次我和林彪近距離接觸過一次，當然不是單獨見麵了。林彪在天安門中間的休息室，坐在沙發上，我們一圈人圍著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說：從前，我們要做文章，可惜沒有找到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這個講話我都記下來了，這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軍內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唄。我回學校就傳達了，當時別的學校也都提出反對軍內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第三個階段，就是要解決軍隊的問題。後來周恩來跟著就接見我們，告訴我們不要搞串聯，不能參與軍隊的文化大革命。後來我就不弄了。
後來發生的一係列衝擊軍隊的問題，其實也是起源於五一六通知，那時已經提出黨內、政府內和軍隊的走資本主義道理當權派。1967年《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也提到打倒軍隊走資本主義道理當權派。王力曾跟我談過，說毛澤東受武漢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絕望，好像軍隊已經亂了，對軍隊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後，毛澤東在巡視大江南北時，一路上走到哪就講到哪，對各地軍政首長不斷發表講話。然後，這些講話再被傳到北京。中央文革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澤東的講話都感到很吃驚，覺得非常之激烈。講什麽要武裝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這些人在傳達毛澤東講話時，就絞盡腦汁想辦法把毛澤東的話說得不那麽激烈，把講話的棱角磨掉。江青當時講什麽文攻武衛，本質上都是毛澤東那段時間的想法，她說的那些話完全在毛澤東這些講話的範圍之內，所以江青後來不服呢。
我以前講過一些對江青的看法，網上反對意見不少。我一點不回避這個問題。我認為，江青22－23歲的年紀，她舍棄上海那個環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機的，因為共產黨當時處在最低潮的時候，就剩了兩三萬人，窮的缺吃少穿，沒有彈藥。如果不是張學良、楊虎城的話，那共產黨很可能就被剿沒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時候你說到那地方去投機？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以為共產黨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堅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邊，很了不起，她這個行動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當時有日本人問我，我說：江青在當時的女同胞中，她的馬列水平，她的演說能力，文字能力，指揮能力，都是全國一流的。文革當中甚至可以說是最好的，沒人能超過她。江青吃透了毛澤東的理論，而且照章執行。毛澤東當然也欣賞她，直到最後毛澤東也想把江山傳給江青，不想傳給華國鋒，毛澤東最信任的人裏頭還屬江青啊。
江青在文革當中的問題是她個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沒什麽太大的錯誤，基本上執行的都是毛澤東那些東西。江青自己個人發揮方麵有些什麽也有可能，但是沒有太大的出入，沒有什麽太多偏離毛澤東的。所以，四人幫的錯誤基本上就等於是毛澤東的錯誤，當然不可能說完完全全符合，不過可以說基本上是毛澤東的思想。當然，江青在被審判過程中，其實沒有必要那麽表現。
對中央文革其他幾個人，就我的接觸，我對張春橋印象還是很好的。張春橋當時跟我講反劉少奇的時候，把我們當成特別信任的禦林軍看待。我當時特別高興，等於說中央這麽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決心嘛，讓我們來領頭落實部署，那是莫大的榮耀。文革後揭發張春橋，也是由於我的私心。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來人，給我講得很大了，說你揭發嘛，你立功表現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當時在秦城監獄，那個檢察長簡直是在說，表現好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種感覺。我當時立功心切，把揭發材料寫完，然後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來導演，讓我反複背，背得一個字不差，以及什麽時候做什麽手勢，都給導演了多少次。後來審判張春橋時我上去揭發。這件事的事實也確實是那麽回事，我說的也毫無捏造誇張之處，揭發張春橋也可能給我免了點罪責。但是，後來我很懊悔，這事其實大家都知道，用不著去揭發，尤其不必要由我去當麵揭發。我覺得很對不起張春橋。他那時對我非常信任，現在讓我作為一個敵人和對手去揭發人家，來討好當局洗刷自己。這種行為很低級的，好像小醜一樣，顯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對這個心裏很懊悔。
張春橋絕對是個人物，他當時聽了我的揭發之後，什麽表情也沒有，眼睛都沒抬。我感覺他上來一句話不說，等於說你們很可笑。一個是我認為你們沒資格審判我；一個是我蔑視你，不需要和你們說話，你們要怎麽樣怎麽樣，曆史永遠記得這個場麵。順便說一句，就是審判四人幫的案子，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
文革中，總理是比較複雜的。我還是非常佩服周恩來，他一直給我的感覺是宏大的氣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拚命想追隨毛澤東，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澤東的想法來執行，維護毛澤東。毛澤東的指示假如錯了，或者不理解，他經常會想辦法緩解毛澤東指示帶來的後果。我們當時都能直接感受到。我們後來私下議論這個，認為總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說總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幹部，如果總理不想保誰了，那這個人肯定完蛋了。後來對彭德懷，他就保不住了，因為毛澤東的態度太堅決了，太明顯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時間清華也鬥過彭德懷，幾十個單位輪流鬥，幾乎天天鬥。
文革當中，謝富治是一個非常正派嚴謹的共產黨員。他唯一的錯誤就是緊跟毛澤東，他不管怎麽樣，反正就是毛澤東、總理、江青怎麽指示，毛澤東怎麽指示，他都堅決執行，沒有任何價錢可講，哪怕不理解的也堅決執行。他很忠誠，從戰士一直幹到副總理，而且特別廉潔，文化革命中，他工資的大部分都交黨費了。那個時候一雙布鞋，一身軍裝，沒有任何腐化墮落的各種傳聞。今天，這樣的幹部已經非常難找了。
東煉和服刑
1973年，我28歲，被下放到東煉勞動改造。不過，去東煉和我的專業毫無關係。在工廠，工人群眾和幹部對我都很好，有好多我們現在還保持聯係呢。工人對我非常寬鬆，基本沒有人迫害我。而且我還能談戀愛，有時還到山上約會。
廠裏有一個女工，叫劉X，她和我認識後，要和我交朋友。她還是那種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結，她感覺我了不起，把我還看作是“英雄”。而且我當時那套道理還是比較唬人的，後來她就一心想嫁給我。我說我不敢同意，我的頭上還懸著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麽時候還會坐牢呢。當時，我對形勢的估計，也覺得確實不大安全。她說，沒關係，你要坐牢我給你送飯。當然這也就是小丫頭這麽一說。最後我們也沒成。後來，她到日本去了，在那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來的時候又找到我，我們見了個麵。還有韓愛晶等，大概十來個人吧，一起吃飯。她還說呢，我和老蒯有那麽一段情，其實我們還有個孩子呢。那是1975年，當時她懷了這個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現在也30多歲了。這種事情當時算是很嚴重的事，要讓組織上知道那還不把我們鬥死。所以，我們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來去世，接著毛澤東去世。這兩個人的死，都讓我很傷心，我的感覺是心裏的依靠一下就沒有了。我當時也估計到是在劫難逃了，不會再有人護著我，也沒有人會給我說話了。毛澤東、周恩來有一個在，四人幫就不會被抓起來，我肯定也不會被抓起來。他們都死了，四人幫再一抓，我心裏的支柱完全沒有了。不久，一輛吉普車來到東煉，把我再度帶回到清華，北京市公安局在那裏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當時宣布的反革命罪行裏，還有反康生這一條。
再次被抓後，也有領導人講話提到我。一個是汪東興，當時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講過，關於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科學地、曆史地、實事求是地看待當時的曆史問題。比如講蒯大富，他就那點名嘛，而且過去十多年了，處理他的問題，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曆史情況，否則我們就不能讓人家心服口服。這是在我被抓起來以後，汪東興講的，這話本身是正確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沒有分量。接著審判四人幫以後，又要準備審判我們的時候，胡耀邦有一次對清華的一個同學說起我。他說，對待蒯大富，從前我不讚成把他捧得那麽高，現在我也不讚成把他整得這麽狠。這些是比較有利於我的，但是沒有分量。
我對我的錯誤，從什麽層麵講呢，就是想想別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損失，判我刑並不冤。比起那些老幹部，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種各樣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麽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麽多苦，何況他們的行為本身就沒什麽大錯誤，而卻被迫害、被批鬥、挨打。他們更冤！所以說，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蒯大富無冤可喊。從另一個層麵講，我覺得冤枉在哪裏呢？我辯論就主要強調這一點，就是我沒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當時說我罪在武鬥，或者說整了老幹部，那我比較服氣。我辯護的不是這些，我是說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對。我當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劉少奇這件事，都是在毛澤東指導下做的。我當時舉許多例子，來論證我的行為是完全是符合毛澤東的教導，當時不僅不是錯誤，而且是正確的。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談不上了。
在這件事上是鄧小平說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麽重判，都是他決定的。鄧小平這個同誌報複性很強，你要整過他，那你就倒黴了。另一方麵，鄧小平也還算比較寬大，或者說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說把蒯大富拉出去殺了，一百個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沒人敢給蒯大富說話。在押期間，我給外邊寫過不少求救信，已經忘記了給誰寫的了。當時對我的第一份起訴書列了六條罪，比江青多一條，比張春橋還多一條。這六條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計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絕望，就想通過一切途徑，獲得某種支援。初次見審判長的時候，我第一句話就問他：審判長，是不是準備判我死刑了？審判長說，那怎麽可能呢，你最多是從犯嘛，江青、王洪文他們都沒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麽也比他們輕嘛，怎麽會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開始判的，間隔比較長。他把我定性為從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計死不了了。
審判我的時候，也為我請了律師。我的辯護律師就是曾經給江青辯論的傅誌人律師。開始，他派了下麵一個律師來，那位律師很和善，但根本沒有做過法庭辯論。後來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辯護詞進行辯論，他說我請示一下。後來傅誌人律師就親自來了，我和他進行了模擬的法庭辯論。我們辯論了三個小時，他辯不過我。起訴書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動機啊。我說，你怎麽證明我有反革命動機呀？我反劉少奇那是反革命動機？我當時聽毛主席的指示，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毛主席啊。後來我反問他，我說：1966年的時候，你當時發現毛主席犯錯誤了嘛？你和我一樣沒發現。你當時發現林彪、江青是壞人嗎？你也不可能發現林彪江青是壞人。你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嗎？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劉少奇。你怎麽能說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師後來說，你的辯論在邏輯上是站得住的，對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確的。現在我們不談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聰明人……。我說，你什麽意思呢？他說，審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不判你蒯大富怎麽得了，全國至少要放一萬人。律師的意思是指1978年後各地的造反派頭子被都抓起來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們會說，北京的蒯大富什麽壞事沒幹過，他要沒事，那我們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說，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還必須重判！
後來，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擬時那麽辯護的，法庭上四台攝像機錄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錄像檔案拿出來看看，挺生動的。當時我父親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時候，他們問那些旁聽的政法大學的師生：蒯大富辯護得怎麽樣？那些人回答：蒯大富每句話都是站得住腳的。我法庭辯護的時候非常認真，也非常有力，審判長就跟檢察院商量，說這個起訴是不是太重了？檢察院可能也覺得有點過了，就把起訴書收回去了。我高興死了，還以為不起訴了，可馬上又給我發來了第二份起訴書。事來，審判我的審判長，私下裏跟我講，所有四人幫案子的審判中，你的辯護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駁倒歸駁倒，判還是要判的。因為共產黨比法大，製定法律的都違法。最後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當時已經被關押了十多年了，還是有盼頭。我出獄的時候42歲。
塵埃落定看文革
關於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動因是什麽？一個就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經把持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那麽大的權力，他們有時候反對毛澤東的決策主張也是很堅決，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說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罷官》，北京一個字不許發，那一個字不許發就是不許發。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於，當時毛澤東提出來，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理論，以後呢，又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實際認為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這與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思想的精華就是這個，所以就死追這個。我大一的時候就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所以對此深有體會。我自認為對毛澤東的這條吃得很透了，堅決相信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產黨搞成清正廉潔的政府。
今天用“全盤否定文革”這一句簡單的話來總結文革，這顯然是不夠科學的。這樣一個偉大領袖發動領導的，八億人口參加的，搞了十年的運動，一句話就全盤否定不符合事實。應該采取一種科學的態度，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揚棄的態度，應該否定的否定，不應該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還是很真誠的，毛澤東的意思是想動員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不腐敗。但是這個方式錯了，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製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果要麽就是暴政，要麽就是暴民。這兩個極端，都不能長治久安。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製監督，那麽人民就失去了監督政府的手段，像現在的情況，那就放任當官的腐敗下去。為什麽總會有突發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監督的權利。
沒有力量能把共產黨打垮，如果共產黨將來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內部腐爛透頂，導致自己的滅亡。而當前這種嚴重的大麵積腐敗，恰恰就是不科學地全盤否定文化革命的後果，這是我的一個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呢，文革中很多東西可以經過科學的改造加以利用，八億人口，這麽大的黨，這麽偉大的領袖，搞了十年時間，說這裏麵沒有一點好東西，那是不對的。好多人懷念毛澤東，實際是懷念那個時代幹部的廉潔，人民有說話的機會。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最後導致鄧玉嬌把幹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鋼廠的工人把一個領導打死了，這是很惡性的。由於缺乏渠道，要不就沒地方說話，要不就惡性爆發。怎麽能搞出一套讓人民充分實行當家作主權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參加的，能監督公仆們讓他沒有可能腐敗，而且讓他腐敗了以後能受到嚴厲懲罰，以至於他不敢腐敗。這樣一套製度的建立，就應當吸取文革正反兩方麵的東西，那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路。這是總結文革教訓需要真正認識到的。
現在的領導人思維啊，有些不可理解，怎麽就讓目前這種狀況維持下去呢？胡溫基本態度就是拖，想把這些問題矛盾往後推，挪到下一屆讓他們解決。有的東西就是害怕亂，但是真的要害怕亂，就要把亂的根源解決掉。亂的根源沒解決掉，那將來還是要亂的。好比簡單的，六四平反的問題。有人會操作的話，得分會很高的，而且並不是很困難。但是也不動，這事拖到什麽時候，拖多久也得平反，全世界人民麵前也說不過去啊。北京人民是記得很牢的，說北洋軍閥、蔣介石全部加起來殺的老百姓，什麽“3.18”慘案、什麽“12.9”啊，整個加起來也沒有六四殺的多。你怎麽能想象共產黨軍隊向老百姓開槍呢，這沒法解釋啊。完全用一種實用主義取代了共產黨人的理想。
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領袖，他為了實現他的理想王國，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當。他這個人，無論無何，我說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國人鬥，敢和蘇聯人鬥，敢於硬碰硬。美國之所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或者對中國友好，實際上和兩場戰爭非常有關係，一場是韓戰，一場是越戰，好多人都講什麽韓戰打錯了，怎麽怎麽的，你要脫離當時曆史情況就不理解這個。美國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會買你的帳；在越南戰場上你不把美國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鬆不會到中國來的，而且見到毛澤東的時候畢恭畢敬。中國這些年有這樣的國際地位，離開毛澤東根本不可能。
毛澤東另一方麵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勢群體，同情草根階層，所以現在的弱勢群體呢，工人呢，農民呢，還懷念毛澤東。那時是強調工人掌權，工農掌權，當然實際上那是不完全真實的，但那個時候工人農民說話還是有機會的，不像現在這樣。我非常欣賞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當時堅定地跟著毛澤東，就因為一個看毛澤東確實反腐敗，另一個看毛澤東比較能維護弱勢群體。
毛澤東當年就想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長期的讓政府不腐敗的辦法，就是能創造這麽一種製度。但是，毛澤東理論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論，他想創造這種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會製度，而這種社會卻維係在他的領導之下，一旦沒有他的領導，這個製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這個製度下麵是極端的大民主，上層卻是極端的集權專製，這兩個極端存在於一個共同體當中。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有時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說覺得毛澤東的做法有道理嗎？因為毛澤東的理論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論是一種很不徹底的理論。比如說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為標準，那誰的反都應該可以造的啊。但我們那時反康生，後來也反陳伯達，他都不答應，更別說反林彪、反他本人了。這就是個悖論，就是對有的人可以造反，對有的人不能造反。他這個劃分是以他自己為標準，而不是以客觀為標準。結果呢，真理是對別人的，而不是對自己的。當時我也很難理解這一點。
文革當中群眾蜂擁而起，這個發動的深度廣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這點上又有一大失誤。你把群眾從基層發動起來攻擊政府，攻擊黨的各級幹部，如果不在一個很嚴密的法製範圍來控製的話，那肯定就會出現暴民政治。這實際上就和武鬥一樣，他搞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問題也就在這上麵。
再者，毛澤東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當時，我們也感到很恐懼。心裏也在想，主席怎麽打倒這麽多幹部呀？幾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縣都沒什麽好人了，簡直太厲害了。如果這些人團結起來，向你反撲，你肯定擋不住。我們也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順著他的這個路子走的。幾乎毛澤東指到哪，我們就打到哪；我們打到哪，哪就垮了。為此我們曾經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們覺得全國這個力量對比，基本上我們這邊的人，屬於我這個觀點和立場的，也就是比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們是光榮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們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勢力對比；另外兩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遙派，就基本不參加運動了。當時我們也真感到心虛，有可能會失敗。就是覺得我們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盡管如此，我當時認為，即使毛主席領導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也會跟著毛主席一起上山打遊擊。當時就有心理準備，覺得文革可能失敗。當時在我們很猖狂的時候，心裏也覺得沒底。毛澤東當時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們這樣的，應該說是他比較信任的，最後在其他勢力的壓迫下，他也不得不拋棄我們。我從1968年開始就這麽理解，我們下台雖然是犧牲品，但是在右派壓迫下，毛澤東沒有辦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樣，毛澤東其實很欣賞他們，但是為了平息右派的憤怒，就把他們拿下了了。回頭看自己這一生，是一種什麽心境？我不為自己在那個曆史環境下曾積極參與了文革這個“試驗過程”而後悔，但是也深有懺悔，特別對於由於個人錯誤導致的損失而內疚不已。
我的懺悔
對於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義，要在當時的那個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來打人的是高幹子弟，包括八一八後的破四舊，這樹立一個很壞的榜樣。後來在大學生揪鬥幹部的時候，也動手打人，好像是從第一次在工人體育館鬥彭真那次開始的。那時是所謂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講什麽人道主義，尤其後來毛澤東發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認為這場政治大革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那麽我們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場戰爭的繼續，打人、武鬥、暴力這個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沒有法製約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變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麽群眾專政。群眾沒有法律約束，就叫無法無天啊，誰想怎麽幹就怎麽幹。
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專政，那時的群眾專政絕對是暴民專政，完全不講理的。就是什麽程序都沒有了，抓過來就算。比如說當時清華井岡山下麵有個專政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令的，我下命令抓誰那肯定跑不了。打人的事我也管過，給專政組強調過，不準打人。但是下麵也偷著打，後來我們有過三次檢查，都被掩蓋過去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直到後來出現把羅征啟的弟弟打死的事件。
羅征啟老師是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我們這一派曾把他抓起來，整得很厲害。結果他逃跑了，我們怎麽也抓不住他。他有個弟弟，是北京儀器廠的普通工人，我們就想通過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後來就下令把他弟弟抓起來。抓人的時候，他弟弟就喊，去抓他的三個人就用棉絲塞他的嘴，結果塞得太緊了，他弟弟窒息死了。我知道後就說：打人是不容許的，你們趕快自首去。後來這三個同學立刻去自首了，當場就給關起來了，後來各判了15年。清華大學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鬥，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學生，或者打死幹部的都判刑了，基本都是15年。
羅老師是一個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後，胡耀邦總書記曾看中了羅征啟，準備提拔他當團中央書記。但是，羅老師這時卻提了一個常人看來很不合時宜的意見，他針對當時一位準備提拔到中央的領導人子女提意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還是應當先放到基層鍛煉鍛煉。他還以為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會支持他的意見，結果反而是他自己沒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時候，他當時是深圳大學的校長。他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並在香港發表聲明支持學生運動，反對鄧小平垂簾聽政。事後整肅的時候，他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甚至荒唐到被開除了深圳戶口。他對我說：蒯大富，你當時整我的時候，大喇叭一廣播就召來幾千人參加。而深圳大學決定開除我黨籍的時候，要有個支部大會的程序通過，但這個支部大會就是召集不起來，大家都找借口不參加。後來黨委開除他黨籍隻能是違章處理的。我看過他寫給中組部的信，那麽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因為得罪了中國最有勢力的兩個人，那麽忠於黨也沒用啊。他黨籍被開除了，也沒有了收入，他就自己開了一個公司。不過他堅決不離開深圳，深圳的戶口後來總算給恢複了。
現在每年逢年過節，我都要去看望羅老師，真誠地向他表示賠罪和道歉。羅老師等於說是原諒我了，他說你們當時是小孩嘛。我們有些活動也請他參加，他也給麵子。我感到羅老師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境界高尚的人，為人楷模。我們把他弟弟整死了，還把他差點整死，他還能寬恕我們這些人。
我對武鬥這個事，對清華武鬥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懺悔。我們當時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進行比較深入的談話，去了解他們的想法，以建立共識。當年由於不了解對方，最後就想象他們如何如何，實際上不是這麽回事。事後雖有些溝通，但很晚了，後果已經造成了。由於我的錯誤導致的損失太大了，最嚴重的是武鬥。清華搞武鬥，那肯定是我的罪過啊。當時我完全可以控製局勢，要是我堅持不打，實際上清華武鬥打不起來。因為當時我那派還是比較聽我話的。後來因為我變了，就煽動打起來了。後來雖然知道這步走錯了，又不願意認錯，就堅持著。再到後來，想停止也停止不下來了。
因為我的錯，有太多的問題，太多的內疚。武鬥造成的後果非常嚴重，和我自己相關的人就死掉十幾人吧。我的一個同學，和我不是一個係，他跟我私人關係非常好，叫謝晉澄。他就是武鬥期間被汽車軋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當時堅決支持我，在我大字報上寫批語：你是好樣的！堅決支持！人在困難的時候，有人支持是很難忘的。但是分成兩派以後，他參加了四一四。武鬥中雙方搶糧食，我們這邊的汽車過來，他擋在汽車前麵不讓走。當時汽車上的人就說衝，他不躲，一下撞上就當場軋死了，純粹就死於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學，我非常難過。
文化革命期間，我也整過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層和清華的幹部，或者對立麵的群眾都有。但我可以說，我沒有因任何私利去做這些事，都是當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下造成的，認為他們是毛主席的敵人，是公敵。學校有個饒慰慈老師，她當時教我們黨史，她講毛澤東四渡赤水的故事，講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關鍵是他們私下議論的時候，議論到江青、林彪啊，就說了些當時被認為很反動的話。她最後被我們團派的專政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傷比較厲害，被打殘了。前幾年，我通過她的朋友向饒老師表示對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認罪的意思。她不想見我，我也理解她不願再回憶起這段曆史的痛苦。
文革是一種曆史的“試錯”，它完全脫離了實際。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是錯誤的思想，錯誤的道路，也造成了許多無法挽回的損失。我現在還是特別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模式，我就想知道中央領導人關心不關心這個。中國人民是很聰明的，你隻要讓專家、讓明白人研究的話，肯定能找出條路來。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而既要保證社會平穩的發展，人民過上好日子，又能監督共產黨不腐敗，或者是不那麽腐敗。否則文化大革命的學費就白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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