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調查——兩清中對崔巍的政治的和曆史的調查

引言：
    震撼世界的中國1989年學潮由於執政黨采取武力行動被結束後，中國國內在執政黨的主導下，經過將近1年的輿論宣傳和政治心理攻勢，於次年的9，10月（準確時間待查考）間在全社會掀起了一場“兩清”即清理清查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波及的主要領域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聞媒體以及政府機構。目的是甄別領導、參與、支持乃至同情這場學潮的廣大普通民眾，包括學生、學者、媒體從業人員以及政府機關和上述機構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員。

作為當時以非中共黨員身份擔任原同濟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87級衛生係政治輔導員的我，受到上級指令要求對本班學生崔巍、李傳文、袁津瑋（可能還有葉浩森，時間太久不記得了因而不能確定）等進行個案調查並向校黨委提交調查報告。這幾位同學被納入調查範圍不是我向有關部門（即校保衛處）提供的原始信息，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我從未向任何上級任何部門提供過任何有關信息。我相信是他們本人的活動早已被保衛處注意到的結果，也許是本班學生中極少數人越過我這個環節向上級舉報的結果。在那次學潮中，我既沒有鼓勵也沒有反對學生們的行動，唯一一次幹預過他們。這是由於有一天李傳文拿著話筒在宿舍樓喊著要大家罷課遊行。我當時阻止了他的行動，告訴他說，罷課不罷課遊行不遊行不能由你說了算，應該讓大家投票決定。於是，全班同學聚到了一個大教室對此進行了表決。結果是大多數同意罷課和遊行，僅極少數幾個反對。正是由於這個首例，此後本班的一切活動均以此慣例做出決定。當然，主要的發起人是李傳文等。但正是由於有了這個慣例，在此後的“兩清”運動中李傳文並未受到任何處罰。

當年在同濟醫科大學內，參與學潮最積極、規模最大和影響最廣的有三個班級和一個係，它們是86級衛生係、87級衛生係、86級第二臨床醫學係以及法醫係。其中，86級衛生係的黃穗是本校最強有力的領導者，因而也是後來遭受最嚴厲處罰的學生。本班由於每次（最初的爆發除外，那是令人無法預測的）活動都是集體投票決定，所以，顯示出良好的組織與管理。

接受調查任務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恐怖的氣氛即將來臨。當時掠過腦海的唯一想法是寧可自己承擔責任，也不能讓我的學生受到處分。理由是反正我已經畢業有工作了，而他們則可能麵對無法預測的嚴重後果。這是當年讀書期間在讀到一本關於文革時期的“傷痕文學”時（好像是張抗抗的一本小說，不確定），小說主人翁表現出的對其學生的個人情操。

當年的個案調查都是用信紙手寫的，幾易其稿，最後通過行政體係呈交給了校黨委主管部門，相信這些材料現在還在保衛處等部門存放著。記得調查任務完成後，校黨委主管學生政治工作的副書記王西明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質問道：“按你這樣的寫法你們班就沒有一個要受處分了。”並以強硬的口氣要求我重寫。我則回以同樣強硬的口氣拒絕修改。最終，87衛沒有人被處分。這使我感到欣慰。

2007年10月間，我回了一趟國內。將自己保存的一些個人筆記以及後來用計算機打印的關於個人統計方法學研究的原始文字材料等帶了回來以圖有朝一日能重新整理。今天，在整理這些材料的時候竟然意外地發現了一份保存完好的、關於崔巍的個案調查材料。讀後依然思緒萬千。這是當時作為年僅25歲的我寫下的，它反映了當時我的認知水平以及對待此事的態度。在此，我不作任何修改，原文照搬，以饗讀者。

由於這是最原始的手稿，有幾處添加塗改，最終存檔的原始文件可能在個別文字上與此略有出入，但不會有顯著的差別。

個案調查說明

    崔巍，男，安徽宣州市人，共青團員。1969年10月生於周王中學一個幹部家庭，父母均是黨員。1987年考入同濟醫科大學環境醫學係。

一、基本情況
    崔巍在其大學同學和老師的眼裏，是個為人正直、樸實、勤奮讀書、精於思考、有獨立意識、踏實肯幹的人。說他好讀書，並不是由於他對專業的熱愛所致。他喜歡讀的書主要是中西方哲學（包括馬列哲學）、宗教和中國古典文學等作品。對專業則並不感興趣，各門醫學課程的平均成績僅66.77分（百分製）。

入學後，他能積極參加班級及學校學聯的工作。因工作能力較強，不久即擔任校學聯學術部部長。在他擔任學術部長期間，曾組織過社會問題辯論賽、英語競賽等影響較大的活動，受到學生們的好評。他所在的班級經常組織政治學習、演講會、主題討論會等，崔均能積極參加，並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在班上有一定的影響力。1989年1月，他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在他看來，在馬克思的字裏行間，“作為個人，在實現人類幸福的理想時是多麽偉大，……，不同於任何過去的個人奮鬥和個人實現……中國共產黨是……個人充分實現的最佳組織”。他希望“在共產黨的組織中去作更偉大的個人奮鬥和個人實現，成為一個有益於人民、有益於國家、有益於全人類的人。”

在1989年4 ~ 6月間，崔是一個比較積極活躍並有獨立行動的人。他曾在4月下旬擬以學聯學術部的名義組織“關於北京學潮動態”的報告會，被學校發現並及時製止。隨後即在學生區和行政樓等處張貼小字報，主要內容是關於民主、人權、新聞自由等言論，是校園內較早出現的一批小字報。自從五月十六日我校學生走上街頭遊行開始，他均積極參加遊行，並被同學推舉參加“遊行協調小組”，但因北京及時戒嚴，崔在該小組中事實上未做任何工作。五月十九日晚間，他從新聞中得知北京戒嚴的消息後，於第二天淩晨貼出“我絕食”的大字報表示個人抗議。此舉在全校引起很大反響，許多同學寫大字報表示支持。後在學校、父母的關懷教育下，他撤回了絕食宣言，並經學校批準，於五月二十五日隨父母離校返鄉，此後未再參與學潮。

在事後的反思和學習中，崔變得沉默寡言，有一段時間消沉、酗酒，對時事麻木，卻對宗教、氣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專業）學習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滑坡，他的4門功課不及格全是在學潮之後的一年中出現的。

崔之所以有上述行動，是與他的人生經曆和所形成的思想基礎密切相關的。而這種經曆和思想基礎又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這一廣闊的背景之中。

二、個人經曆

崔出生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巔峰時期，在他有所認識能力時，文革剛剛結束，但那一時期人們心靈中所遺留的極左路線的傷痕、經濟的蕭條、改革開放與舊觀念的衝突以及封建社會的舊俗等，無不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抹上一層濃濃的陰影。他發現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的與他在學校中所受的教育之間的巨大差別。

他從小生長在農村的小機關裏。耳聞目睹了許多難以理解但對他幼小心靈影響極大的人和事。原以為這裏的人們都是為了一種像紙上宣傳的一樣是為了“主義”、“製度”而作貢獻，然而，他最終發現“人們生於此間，顧得最要緊的是性命和生活”。家鄉的貧窮落後和種種封建舊俗的愚昧行為使他難以忍受這種現實，但他隻是在宗教的條文中才找到了答案：“萬物萬事均歸於無常有形之中，於形體物質之間找尋衣食，便總不能脫去輪回的了。”

他對宗教的興趣，源於他所感覺的一種神聖的做人的職責和對人類命運的關注。他認為“宗教興趣很少是外在迫力使然，它實在是人內心的一種心理傾向，人的靈魂不可能無所依托。……人不能將自己的心靈完全孤立，人太需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哪怕隻是兩個人。人的本質特性純乎天然的發現實在含有宗教的意味，卻並不一定非以宗教的形式（表現，此為本人所加）罷了。”

他對個人生活及生存意義的理解，是始於童年時代的小事。他的非常喜愛的表姐放牛時掉在水裏淹死了。他很想去看看，可父母不答應。直到很久以後，他才有機會去她的墳上看看。在這一“社會環境中，由公德習俗所規定的種種行為規範，實在有時存於人們短淺的目光中，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實乎困難，人與群體的溝通更是如此，使一個個體不能循自己的意願行事。若給我一次機會去接受另外一種文化的熏陶，我一定接受，來塑造我新的生活。因為那氛圍實在太傷害任何一個純乎天性的孩童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這樣一個窒息的環境中。”

他在自述中引用了斯賓諾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簡論》第178頁的一句話就很能說明他接受的思想：“所以，當我們說某個事物是好的時候，我們隻是指它與我們對這一類事物所見有的一般觀念完全符合而已。但是，正如我們前麵早已說過事物必須與它們的特殊觀念相符合（其本質必須是一個圓滿的本質）而不是與一般［觀念］相符合，因為它們根本不會是這樣的。”這段話的意義在於告訴他不要相信已有的觀念，並用這種觀念去評價某個新生的事物，而必須把握這一新事物的本質的客觀規律，使自己的觀念與這一規律相符合，而不是與已有的一般觀念相符合。他之所以引用這句話，足以說明在他看來，他生活的時代與此相悖的情形是常有的。

他自小追求一種完美，但他對這個社會的認識卻是太多的陰暗麵。他曾在初中時代寫了一份關於家鄉的種種陰暗麵的長達十頁的報告，塞在在公社黨委任秘書的父親的辦公桌裏。可父親淡淡地一笑，把稿子還給了他。直到現在，他也沒能想清這是怎麽回事。他用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一句話表達了他所理解的完善的含義：“人能夠為他最本己的諸種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這種為他最本己的諸種可能性自由存在（籌劃）之際成為他所能是的東西。這就叫人的Perfection（完善）”（《存在與時間》，　　頁）。

在他所讀的書籍中，某些傳記無疑給了他不良的影響，倒不是說被樹傳的人有什麽問題，而是樹傳者的浮誇和想當然的文風。這種文風表現在現實社會的宣傳和教育中，則顯得蒼白無力，多空洞說教，貽誤人子。缺乏真實、缺乏對曆史的責任感使他厭惡，變得憤世嫉俗。他渴望真正地切住時代的脈搏，但各種借鑒西方的思潮和反思的文字使一個中學生的他感到茫然，變得無所適從，在思想上成了一個“無人要的孩子”，漸漸地，他對人生和社會變得意氣消沉了。

就是在這種時候，他來到了大學。這時，新的環境和美好的未來構成了他腦海中的新的理想。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義，重新以自己的心去麵對現實。他接觸了比中學時代多得多的哲學書籍，有了更廣闊的、深厚的交流人群。在他的心中，珍藏著對人類、對自然的愛。盡管人們可以無情地數落自己的過去，卻不能指責這種純真的愛心，因為它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高尚和永恒的價值，是一種激勵人前進的力量。他在自述的最後引用了羅素的一段話，來總結他到現在為止的人生：“人的生命，是短暫而虛弱的；命運早晚定會將無情和黑暗降臨在他或他的同類身上。在善惡上盲目的，對毀滅上漠不關心的全能者，在它的冷酷之途上行進著；對人類來說，今天他注定要失去他最摯愛的人，他自己明天就要經曆黑暗的門扉。在不幸早晚降臨前，能使他短暫的生命顯得高貴的高傲思想，有待珍惜；藐視命運奴隸之懦怯的恐懼，崇拜自己親手所建的靈地；不沮喪於機運的主宰，而從主宰我們外部的生活之反複無常的暴虐中，存有心靈的自由。”（《一個自由人的崇拜》， 頁）

以上我們探討了他的思想成長的軌跡。這種思想的軌跡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在現實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它離不開對中國的曆史與現實的思考以及崔作為一個個體生命在其中所感覺和行動的一切。

三、社會曆史背景

一九八九年的學潮（原稿中我仍然使用這兩個字）之前，中國社會存在著如下幾個特點。首先，她（原文如此）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曆史上，它（原文如此）第一次徹底地剝奪了私有者，摧毀了私有製，在大陸範圍內實行了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體係。其次，這樣一個新型國家是從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曆史而資本主義未經充分發展的落後的農業大國中脫胎出來的，不可避免地在全社會的各個角落帶著必然的曆史的烙印。而封建社會是專製、愚昧和落後的混合體。個體意識（即個人對自身的政治命運和經濟命運的意識）和社會意識（即個體意識的社會化）均缺乏和淡薄。在封建社會不可能產生出具有獨立意誌並將獨立意誌溶入（應為融入）社會而發揮作用的個體。由於這個曆史原因，我國社會的民主觀、法製觀與西方國家相比距離很大。個人對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都不成熟，而這一切，恰恰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對每個公民所要求的共識。第三，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一直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進行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第四，從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拋棄了極左路線，致力於國內經濟與政治改革和對外開放。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走過的曲折曆史及其經驗教訓所帶來的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也是曆史對我國提出的客觀要求，是符合人類進步與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要求的偉大社會實踐。第五，我國處在一個動蕩、發展和複雜的世界環境中。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在物質文明的建設實踐的競賽中，處於暫時落後的地位，再加我國本來就有著落後的曆史，挨打被侵的恥辱，社會各階層無不在尋找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麵貌的方法，而人類社會的各種曆史與現實的產物也無不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隨時叩擊著我國的大門，向它提出巨大的挑戰。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通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手段向我國輸入其價值觀，企圖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第六，經濟落後。這一特點在改革開放後尤顯突出。盡管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與現代世界的先進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而且這種距離有繼續擴大的趨勢。第七，改革開放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仍遲遲未能進行。當然，還有許多特點和問題，但我們認為上述特點是主要的，帶有根本性的性質，是引起近幾年國內自由化思潮泛起的主要原因。近幾年自由化思潮的主要理論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一、對黨的領導的否定，認為這是封建社會的集權製一樣的專製政權；二、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認為它不是真理，隻是一個哲學流派，不適合中國國情；三、對社會主義道路和公有製的否定，認為社會主義是空想，公有製扼殺個人積極性和創造性；四，對意識形態領域提出了“思想專製”的批評，提出了思想自由的主張；對道德領域的批判集中在“集體主義”的觀念上，認為“集體主義”是對個人的消融（應為消溶）和忽視。

自由化思潮的宣揚者主要是通過上述的批判來說明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和公有製，其所運用的武器有兩個來源：一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通過對儒學理論的批判來挖掘現代中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借古喻今。二是借鑒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諸如人權與自由論、公民觀、契約論、法製觀、理性與非理性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係等，其中的核心是人權、自由和法製。它們是構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與政治體係的理論基礎。

在經過上述討論後，有人提出了諸如“球籍”、“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衝突等現實中國社會麵臨的危機問題，並按上述理論提出了政治與經濟改革的目的和方向。

所有這一切，通過對資產階級哲學家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介紹和評論，通過書刊、廣播、電視及日常言談等各種途徑，影響著不同的人們，尤其是大學的青年師生，當然也影響了崔巍，並構成了崔的思想的主要基礎。他接受了這些，把它們作為一種信念留在自己的心裏，並準備為之付出自己的熱情。

通過上述分析和論述，我們已基本闡清了崔巍參與學潮的主要思想及社會原因。我們希望能客觀地、不帶成見地闡明事實的本來麵目。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弄清全部問題的症結所在，並采取相應的手段和方式來解決。

四、總結與建議

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這種挑戰在今後很長時期內仍將繼續存在。這種挑戰不僅在物質建設領域存在，而且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理論基礎提出的嚴峻挑戰。我們隻有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注意吸取人類進步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物資與文化成果，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才不至於在理論上顯得軟弱無力。

２．中國共產黨不能放棄改革開放的路線，更不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社會主義是有效組織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方式，但有待發展和完善。其發展和完善必須通過改革開放的道路。閉門是造不好“社會主義”之車的。如果社會主義最終不能提供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結果將是不言而喻的。

３．對自由化思潮，應采取科學的態度，批判地吸收並為我所用。采取文化的禁閉不是永久之策，而且後期的消極影響會更大。同時，應運用馬列主義教育人民，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成效教育人民。事實是最好的教育和說明。我們應當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推動社會主義的進步。這是最終戰勝自由化思潮，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陰謀的根本保證。

４．應引導青年的讀書和評論活動。各級黨政組織應關心青年的思想成長，鼓勵他們讀好書，培養健康的思想和行為。

５．改革學校政治理論課教育。目前我國的政治理論課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重複的多，空洞的多，脫離實際，枯燥無味。學生學習隻是為了應付考試。這一現狀應得到根本改變。否則，其消極影響將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