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揭延安時期毛澤東江青所享特供
文章來自：《炎黃春秋》2014年第4期，作者：畢苑，原標題：讀蕭軍《延安日記》
1940年6月15日，蕭軍來到延安，這是他第二次來延安。第一次是兩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暫停留，而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蕭軍一家隨“魯藝”前往東北解放區，告別了延安和中共中央。這六年時間對蕭軍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時期；對中共曆史而言，是中共發展史上的關鍵時期。蕭軍在此期間寫下了內容豐富的日記（蕭軍著：《延安日記（1940—1945）》（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以下簡稱《日記》，引用隻注明上下卷和頁碼）。《日記》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夠新鮮，對於通視中共政治文化傳統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作為一個作家，蕭軍的心靈是非常細膩的。他剛到延安就發現，這裏開始製造“諂上”的傳統：“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來，然後慢慢地爬”，蕭軍認為這是“新興的官僚主義”（上卷頁1）。
有一次他開會回來：“忽然一輛汽車嗚嗚地叫著從人群後麵衝過來了，從人群中衝開了一條路……去了。當時使我感覺到好像從我的心上這樣衝開了一條路，我和這坐汽車的人有了區別。我知道這是毛澤東的，但我不知道這車裏坐的什麽人？”（卷上頁162）還有一次，蕭軍到河西山穀玩，“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著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他不禁聯想，“這裏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裏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上卷頁175）。
蕭軍看望住院的愛人王德芬的時候，聽到在他看來是“很多醜惡的事情”：“李伯釗注1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幹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蕭軍慨歎“卑汙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上卷頁200）。
蕭軍對延安日益明顯的個人崇拜現象非常不以為然。他某天“去馬列學院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隻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中國也正在進行這現象，這是奴性的表現，我反對它”（上卷頁115）。他看到個人崇拜的結果是：“一般黨員當然要以支書的意見為意見，所謂‘正義’‘公理’在這裏是行不通的。在這裏還要說‘群眾意見’這是騙人”（上卷頁318）。
首長們享有特權，老百姓們自然有看法：“看見我們同誌把很多吃不了的飯全喂了雞，他們心疼死了，他們說‘我們在家裏落下一粒飯也要拾起吃了啊！這裏卻喂雞！”（上卷頁538）蕭軍有一段時間自願離開延安到二十幾裏路外的農村生活，深切感受到那裏的居民隻有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沒有權利的享受，更談不上文化、衛生、教育等。一天晚飯後他到借住的村長家，村長小兒子問他：“你又來要什麽來了啊？”蕭軍被這孩子的話震動了：“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與——這給與了孩子這印象”（下卷頁277）。此後他“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出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個吃公糧的人！”（下卷頁288）。
蕭軍看到延安周邊地區居民文化生活狀況之差，出乎想象。一位劉姓老人談起光緒年間的事：“那時候有主子，有地的納糧，無地的納稅，官兵全有餉，饃隻有六個麻錢一個……今刻……”（下卷頁317）這位老人留戀著自己的時代，左肩上還垂留著一條小辮子。蕭軍明白他對目前社會的不滿和不解。他感覺到，“這裏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隻感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的義務”（下卷頁293）。對於中共當時力捧的勞動模範吳滿有，當地老百姓也不買賬，他們說，“他並不勞動啊……公家卻還給他一頭牛，一頭馬，還有種地的刈……”（下卷頁339）如此可反映邊區人民的政治文化觀念如秧歌詞中所唱：“革命工作做得好，毛主席請你把官封……”（下卷頁331）。
延安的不平等還表現在女性地位方麵。
蕭軍初到延安就非常看不慣毛澤東和王明兩位夫人的作風。他寫道，延安的一些高級幹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喪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崗位，隨丈夫“光榮”去了。蕭軍把她們比作“月亮”，自身沒有熱力，借重丈夫的光輝，“藍蘋，孟慶樹，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他甚至毫無保留地寫下，“這些卑賤的東西們比外麵社會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換得舒服的女人們還要自嬌自傲，是沒有什麽兩樣的”（上卷頁8）。在蕭軍看來，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點虛榮、意誌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們則利用自己的地位等優越條件、利用女人還不夠強健的弱點占有女人。他很打算寫一些小說暴露這類“革命的流氓”（上卷頁74）！
還有一種蕭軍看不慣的現象是外國專家在延安的表現。有朋友告訴蕭軍“中央醫院一個蘇聯外科大夫要找一個臨時愛人的事，他是有老婆在本國的”（上卷頁68）。蕭軍也曾親見中央醫院一位蘇聯外科醫生把一隻老百姓的狗隨便用手槍射殺了，翻譯還大叫讓路人拖去吃狗肉；幾天後又見這位醫生騎馬追著幾個女孩子說笑，有點流氓性（下卷頁106）。
延安的法製狀況也遠不能讓蕭軍滿意。他在一次參議會上聽主席高崗報告，一位名叫李景林的參議員，因為槍支走火打死了人，主席團決定開除他的議員名額。這時蕭軍提出反對。他認為，根據“外麵”的刑法總則，這個議員的罪名尚未確定，因此不能先行“褫奪公權”。他主張先停止其議員職務，交由檢察機關調查；待審判庭判明罪行，再來決定處分。這件事讓蕭軍對主席、政府和法律教授生出一種無知的可憐（上卷頁333）。蕭軍還聽過延安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的經濟狀況，包括製作鴉片煙膏，他很難過。廳長說，“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以外，幾乎什麽方法全做過了！”（上卷頁399）這讓蕭軍不禁感慨：革命的花是從最卑汙的糞壤裏開出來的。
蕭軍之所以不滿這些現象，是因為他從心底裏認為，這些不良現象如果發生在“外麵”，那是沒有什麽的；但這是在延安，就分外令他惋惜和憐憫。他在日記中記下這些不滿純粹是從共產黨利益出發，希望幫助共產黨人建立德性，改變各種官僚主義習氣和不良作風。
蕭軍眼中的“整風”
從曆史研究角度說，“整風”和“搶救”運動一起，都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部分注2。蕭軍作為一個旁觀者和參與者，比較深入地觀察了中下層幹部整風情況和“搶救”運動狀況，《日記》中這兩部分內容著墨較多，這裏分開來談。
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整風運動正式開始。蕭軍對於整風運動在落實中的表現，總的講是持批評態度的。《日記》記載：3月某天，蕭軍“在中央研究院看他們‘整頓三風’的壁報”，看到“有些人被罵了：羅邁注3，歐陽山等，但那些文章卻是粗糙的”（上卷頁426）。6月2日，蕭軍參加了題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整頓三風討論會。他的觀感是：“他們全是在那裏瞪著眼睛扯謊”（上卷頁486）。
蕭軍對於整風運動的看法，從他對王實味事件的態度足可呈現。
蕭軍和王實味並無太多交往，在他眼中，王實味不過是一個搖搖晃晃高個子，白麵孔，半瘋狂的神經質的人。後來王實味找蕭軍時，他還有避嫌之意，不願理會。
雖然中共對王實味的批判已經開始，但蕭軍在1942年5月23日楊家嶺召開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直陳自己對於王實味的觀點：“我仍然承認他主觀上是站在革命立場上”，“對於王實味批評的態度是不對的”（上卷頁476）。某天他聽說王實味自動脫黨，他認為，如果有此說，“這是黨內一些無知的人以批評為打擊的結果”，“這是不能作為叛徒看的……隻能說是革命逃兵”。他甚至專門為此去見毛澤東，毛“似乎很困疲和懊惱的樣子，也許在煩厭我又去多事”，但蕭軍嚴正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耐心解釋，他覺得毛“似乎也明白
6月4日，蕭軍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對王實味鬥爭會。開頭兩個發言的就從思想、政治、組織上用各種證據證明王實味是“托派”，有計劃、有陰謀地破壞黨、侮辱黨。當王實味站起來辯解時，立刻就有人打斷他的話。蕭軍感覺他們“像一群惡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圍攻……而主席還縱容著不管，這簡直是一種陰謀！”這場會議給蕭軍以強烈刺激，《日記》中不少筆墨寫下了他的憤怒和痛恨，以至於他說“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更確定我和這黨的關係”（上卷頁490）。幾天後他見到王震，王震說王實味“簡直不夠一個文化人”，蕭軍繼續解釋說：這是對思想戰鬥問題，不是對人的問題（上卷頁493）。
蕭軍對王實味的仗義執言遭到中央研究院等八大團體的反對，他竟然收到108人簽名抗議書，信中寫道：“我們這次座談會是清算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黨活動……因此不僅黨員應該積極擁護，而且一切黨外人士也應抱同情的態度，給與積極的幫助”雲雲（上卷頁501）。有朋友善意提醒蕭軍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實味第二”（上卷頁595）。
但是在日後有機會的場合，蕭軍照樣毫不妥協，堅定認為王實味不是托派，尤其反對“誣良為盜”的鬥爭辦法（下卷頁86）。直到1944年，蕭軍檢點舊刊物，細心重讀王實味發表在《中國文化》第六期上的文章《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他說“實在還尋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務’主張在哪裏”，如果一定要說王實味是“反革命”，那麽“隻是這作者對於共產黨兩位愚蠢、武斷、機械論者的‘理論家’——陳伯達，艾思奇——做了批評”，而且蕭軍認為這批評是應當的。因此蕭軍認為，政治上需要這樣一個“犧牲者”，這是一種可憐的“政治戲法”（下卷頁346）。
總的來講，蕭軍對中共提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十分不以為然，他覺得“他們口頭上說不怕批評，不怕輿論，實際是外強中幹，比方‘輕騎隊’現在就不敢出來了，報上也再見不到一篇批評性的文章”（上卷頁527）。
整風運動的結果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上更不能讓蕭軍滿意。年輕的作家柳青告訴蕭軍：“第一個感到負擔重……地主與貧農苦，中農好……下級幹部貪汙腐化……軍隊的紀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並不如報上所說‘母送兒子去當兵’……這是僅有的偶然現象……人民對兩個政權全是冷漠的，對於共產黨本希望能好些，如果和國民黨一樣，他們就失望了……對法律不滿……他們不樂意被選舉，選舉上是認為倒黴的事……人民不信任邊幣……”（上卷頁600）。
“歇斯底裏”的“搶救運動”
《日記》中關於“搶救運動”的筆墨較多且較為集中，讓人看後觸目驚心。蕭軍在這個過程中，經曆了從讚同到懷疑、反對和憤怒的心理轉變。這正讓人看到“搶救運動”的“歇斯底裏性質”注4。
蕭軍在這年4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近年來，在延安處刑的案件好像特別多起來”（下卷頁77）。他開始參加楊家嶺的特務反省大會，此後他的日記中越來越多記載某某因為是國民黨特務被保安處捕去，聽說某某也是特務，某個“小鬼”也參加了特務工作，聽說招待所又發現兩個特務，等等。
蕭軍對國民黨的下流政治手段充滿了憤恨和鄙視，對於利用“特務自白”方式昭告和教育延安軍民，他非常讚同。之後各種坦白大會密集進行，蕭軍越來越多耳聞各種自殺和企圖自殺事件：6月28日，“招待所幾天來幾乎每天開會到深夜，已經發現了日本和國民黨的特務五六個”，“今天早晨芬告訴我有一個人跳井”（下卷頁156）。6月29日，“晚間去旁聽鬥爭特務趙××”（下卷頁159）。7月1日晚間“是五個人坦白運動的報告”（下卷頁162）。7月15日，“現在邊區已經進入緊張情緒中……康生根據了一些材料報告進攻邊區及大後方人民情形，主要還是限十天內特務自首，否則即按戰時法令懲辦——不經法庭審判即可槍決。”報告中開始動員、組織自衛隊，並宣布“自由主義即為反革命”。蕭軍認為這一運動是基本正當的，應該以此促進自首（下卷頁197）。
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此後“搶救運動”進入了一個高潮。
康生報告第二天，即7月16日，“他們幾乎一夜沒有睡，在開會，在鬥爭……這是為了響應大會的號召在搶救‘特務’”（下卷頁181）。“因為一個叫趙文林的不肯承認他特務的關係，他們對他說服了一個月”，“進行過三日夜的說服，他還不能清楚自首，於是群眾要求槍斃他，結果綁起來”（下卷頁182）。7月17日，“晚飯後，因為散步，由王玉清向我提出警告了，希望我遵守十天約定的紀律，不散步，不會客，不到河邊大便……”（下卷頁183）。7月18日，“晚間又開坦白大會……已經肅出了五十個人……肅殺空氣充滿著每個人……那個趙文林也坦白了”，會議最後還宣布了“兩條心”人們的名字，蕭軍也感到心跳（下卷頁184）。7月19日，“夜間開大會，一個‘軍事密探’被保安營綁去了”（下卷頁186）。7月20日，“和艾思奇同居的一個女人姓王的，也成了特務”；“這招待所幾乎成了個‘內奸’世界，這裏住了150—200人，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特務或有政治問題的”（下卷頁187）。7月25日，“那個叫黃××的，被綁吊起來敲著耳光”（下卷頁190）。7月27日，“去楊家嶺參加搶救結束大會”，“由李富春報告直屬十餘機關於十二天搶救中，共搶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醫院（八十一名）”（下卷頁192）。
蕭軍感到，“如今每個人全在考驗著人，每個人也全被考驗著”（下卷頁188），招待所的政治工作人員們“幾乎不眠不休勸說著那些內奸、暗探……”，“我一想到他們那陷害別人的罪行便毫無憐惜”（下卷頁190）。是的，在“搶救運動”進行相當長時間，蕭軍一直都持擁護態度，他表示：“我一定要為保護這個黨，這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而戰”（下卷頁187），“從這考驗中人才能獲得真理，獲得人”（下卷頁188）。
來看看“群眾運動”的場景吧：在搶救結束大會上，十個單位代表聯合宣誓“燃燒起了人底感情，掌聲呼聲開始爆炸了！……群眾似成了燒起來的火焰……所謂‘人聲鼎沸’這可以說明這時的聲音。每個人的心全要跳出胸膛的樣子……由台上下來的人被舉在空中……國際歌聲響起了！我流下了淚！罪人們得救了！”在這個機會中，竟然有三百六十人交上自願坦白的條子。這種火山噴發般猛烈的場麵讓蕭軍十分歡喜：“他們得救了，共產黨勝利了”；然而又使他恐懼：“這一千多共產黨人中懷著兩條心、三條心、半條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一旦危機一到，這是不堪想象的啊！”（下卷頁193）
一段時間後，“招待所肅殺的氣氛漸漸衝淡下來”，逐漸有人批評“搶救運動”中捆綁、打等過失行動。蕭軍的情緒開始冷靜下來，逐漸有了反思。
9月14日晚，劉力果來找蕭軍，“他說他痛苦，因為他沒有特務行為，而組織方麵非讓他坦白不可，不然就把他放在這裏不管”，蕭軍感覺到，“招待所類乎這樣人還很多，這樣長期壓抑一個人的精神和感情，將是不妥的”（下卷頁227）。9月16日，“如今我對於一般政治上的宣傳感到了普遍的不信任……對於共產黨的一些宣傳我雖相信，但不是十分”（下卷頁229）。
陸陸續續各種“申冤”座談會、甄別討論會——“那些被‘搶救’過的人，全有憤不欲生、哭、恐懼的經曆，落頭發、死底恐懼準備等”（下卷頁436），蕭軍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有了懷疑——聽了很多發言材料，“對證著自己對於一些人和事底看法和推測，大致全是對的。”什麽樣的看法和推測呢？——“這次‘搶救’大部分是靠嚇詐、株連等辦法，很少靠證據解決問題，而且應用的是報複主義，巫神主義，形式邏輯，打手主義，立功主義，而決不是唯物主義——從現實出發，以至為了一條鮮魚——真正特務——弄得滿鍋腥”（下卷頁439）。
蕭軍開始越來越多地記下搶救運動中的悲劇。“艾青要自殺，自己恐懼，搶了兩頂帽子”（下卷頁442）。平劇院的阿甲告訴蕭軍一些搶救運動中的過火行動，“平劇院一個唱花臉的，吊死了自己”。蕭軍還得知青年劇院有兩個人也自殺死了（下卷頁511）。張仃對蕭軍說，經過此次“搶救”，他的精神和共產黨遠了，本想在整風中要改造自己，如今已灰了心。直到幾個月後張仃還在陰影中，感歎這次搶救運動使“一般知識分子脫了一層皮”（下卷頁592）。一個徐悲鴻的得意學生，為了追求真理來到延安，卻以“政治嫌疑”為名，頭臉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處，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無人照顧醫治最終死亡（下卷頁542）。蕭軍的好友李又然來找蕭軍，談魯藝搶救的情形：“周揚底凶惡，嚴文井、周立波等卑劣，假公濟私”，“搶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繩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過井……”（下卷頁667）。高陽告訴蕭軍：王××在搶救時，如何逼死了一個彈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後帶氣活埋；一個青年用手槍自殺；一個女人打落了褲子，逼著女人和他戀愛，坐在他腿上寫供狀……（下卷頁725）直到1945年9月初，蕭軍見到在保安處囚禁了三年的高陽，後者講說了“那裏麵”無法無天的悲慘情形：一個東北女人“十五分鍾”回答羅邁的“有問必答，言必對題，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羅邁還說他是“死特務”……（下卷頁756）蕭軍某天深夜遭遇一個瘋了的青年，一個“搶救”中的犧牲者——唱歌、踢他的門、答非所問，讓他心裏充滿了心酸（下卷頁767）。某天蕭軍的好友李又然來向他懺悔，說在搶救中因為周揚欺騙他，逼迫他要招供蕭軍是“日本特務”，而且由保安處派來一個叫馬林的說蕭軍是日本特務正坦白、被捕、已招供了。後來李又然知道這是欺騙找過周揚，後者堅持否認（下卷頁720）。“搶救”中甚至連蕭軍也躲不過“漢奸”嫌疑，支部要求他談談自己的曆史情況。
運動的結果是人人自危：“人們開始在懺悔，自我批評、承認黨是對的、掩護搶救者底‘得當’”（下卷頁467）。“人們傳說共產黨如果國民黨進攻，就要殺特務分子”，“一般共產黨員養成了謹小慎微、顛倒是非，裝腔作勢的作風，說假話”（下卷頁448）。蕭軍朋友李又然的感受是：“此次共產黨的信譽，在知識分子中降落得甚為可悲，離心離德已經成了每一個知識分子黨員——除開那些投機拍馬者——心中的暗礁……”（下卷頁657）他還說，“對於毛……我早先是無條件五體投地的敬和愛……如今我有些怕和距離了……”（下卷頁667）。
1943年11月3日，傳達毛澤東關於搶救時所犯的錯誤的報告。其中講到，在國民黨調統局登記領薪水的特務在邊區有六百七十餘人。錯誤在於搶救運動中缺乏調查研究和個別對待，以至犯了“左”的錯誤，但是“政治路線是無錯的”（下卷頁542）。
蕭軍則有自己的結論——“他們打著，罵著，甚至用手扼著人底喉嚨，向人們要‘反革命’的口供、證據、關係……向那些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來的青年們要無產階級底‘立場’……這就是這些‘革命者’底‘革命工作’！他們如今竟一點沒有良心上的愧悔，他們殺了人，卻用無恥的笑臉‘道歉’來報償……”（下卷頁724）他一向秉持一種認識：“一個政黨正當鬥爭的路，那是應該以宣傳、組織、軍事、理論、政治等光明手段來鬥爭”（下卷頁86），但是“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逼迫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奸細、墮落、無恥的行為等——這也是墮落了它自己的尊嚴，以至於對它蔑視和冷淡，因為它對構成自己的份子蔑視，也就輕賤蔑視降低了它本身！”（下卷頁681）。
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永發先生曾說，整風運動“雖然蹂躪西方人所謂人權，並製造出許多冤錯假案，但是表麵上沒有一個人人頭落地。”注5他意指與30年代蘇區肅反的殺戮相比較，中共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統一思想、實現一元化領導的方法。但是，這種“表麵上沒有一個人人頭落地”，而實際上很多人被迫自戕、自己結束肉體和思想生命的後果更可怕。延安經驗在中共建政後延續下來，尤其到文革中登峰造極，戕害了更多人的生命。
革命者的革命觀
蕭軍初到延安時心情十分舒暢，常到延河邊引吭高歌，無拘無束，他那嘹亮的歌聲震蕩著兩旁的山穀，天長日久人們也就熟悉了——那是蕭軍在歌唱注6！蕭軍思想有非常陽光、陽剛的一麵。他終生都鍾情於一個獨立的文藝出版社，讓作家自由發聲。他的競爭英雄主義個性始終強烈存在。他對民主的渴望遠超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他曾作為參議員參加延安第二屆參議會的開幕式，他對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隻有和各黨派人士合作的義務，並沒有權利……邊區是共產黨的，也不全是共產黨的”等等感到喜悅，他起來呼應說自己到邊區就是“來追求民主的”，因為“民主是世界上、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製度”，他認為他“看到的這參議會就是真民主”（上卷頁323）。他的心充滿了希望。
蕭軍思想與中共文藝政策又相契合又相矛盾。他曾設想在文壇上施行“集體批判製”（上卷頁33），反諷的是他後半生中卻被“集體批判”搞了個死去活來。他在文化範圍內主張“以協同一致為基底”（上卷頁53），但從延安到文革他被排斥和打擊的罪名都是和黨有“二心”。他曾論斷中國文藝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作品將會走下坡路，正向純藝術的路上邁進（上卷頁114），但他想不到這是自己一廂情願、最不靠譜的結論——他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並引以為傲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結論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蕭軍與之宗旨完全相悖。他雄心勃勃想“把延安的文藝運動開導和整理出一個規模來”（上卷頁135），最終卻被組織“清算”注7。他閱讀《聯共黨史》，說“這書使我喜歡讀，它使我感情興奮，偉大，並增強我戰鬥的意誌”（下卷頁25），“增加了對於真理的全麵認識性，也更堅定了自己的腳跟和方向”（下卷頁65），他把它比作“共產主義者的《聖經》”（下卷頁38）。他這樣一個強烈要求自由的人卻被這樣一部泯滅個人、強調服從和集體主義、塑造個人崇拜的著作所迷倒，這是他那一代人的集體悲劇。
其實，蕭軍對延安的根本問題也有隱約認識——他對“黨”和“政府”的關係、“革命”的未來等都有所思考。
他發現“這裏人民和政府並不是統一的，政府在觀念上還把人民看成一種陪襯者”（上卷頁334）。他說，“這裏隻有組織力量，行政力量，毫沒有個人力量，所謂‘民主’，‘三三製’全是廢話”（上卷頁181）。他預見，“一旦有了正式政權，有了‘所爭’的時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恥、可卑、可醜的現象出現著。總之中國革命是長期性的，更是心靈的革命”（上卷頁188）。
他預見，“不獨中國，世界政治也要由武裝鬥爭進步到議會鬥爭，由‘革命’到‘改良’”（上卷頁516）。他把延安“三三製”的說法搬用過來，認為將來世界上也要存在一個“三三製”的國際機構，革命將以改良、競爭、合作、漸進等避免暴力的形式來進步（下卷頁126）。他預判，抗戰後“到議會競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那是有著一個大小被洗刷的危機的”（上卷頁359）。
對共產黨的“愛”和疏離感從延安時期開始糾結了蕭軍一生。他從心底裏對共產黨充滿了信任和“愛”，但卻“因為‘愛’竟受了他們之中的各樣損害侮辱”（上卷頁54）。“傷害”、“侮辱”等詞成為《日記》中使用頻率很高的詞，他毫無保留地憤怒咆哮：
“這裏給與我的侮辱與損害是別處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我還不能發聲！我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我寧可到外麵去住國民黨的監獄！因為他是我的敵人！我不願再在這裏受‘優待’了！”（上卷頁28）。
在“整風”過程中，剛烈的蕭軍看到了太多他無法承受的東西，一種距離感越來越強，“甚至對於到毛澤東那裏去串門全沒了興致”（上卷頁495）。所幸毛澤東那時的耐心寬容、“黨外人士”、“魯迅大弟子”和優秀左翼作家等的身份讓他沒有遭受更多壓力，尚能“全身而退”。到文革時期，蕭軍可就沒有這個“優待”了。
蕭軍常說，“我和黨幾乎是在靠理性結合著”（上卷頁495），“隻是一段路的同行者”（上卷頁507）。所謂“理性”正是蕭軍和“黨”之間相悖的根源。筆者理解，關鍵正在於他這一句話——“這延安對於我自己是不愉快的，但他對於大多數貧苦的人確是有好處的。那麽我自己一些小不舒服算得了什麽呢？整個的革命也是如此”（下卷頁102）。所以最終，他隻能“以‘坐牢’的心情來忍受一切”（下卷頁8）——“忍受著，我將忍受地爬上十字架，我不想向他們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吐露半個字”（上卷頁35）。蕭軍的“十字架”不是宗教或哲學意義上的，而是良心的十字架。當他設想的、也是他幫助建設的製度吞噬著他自己，“在我喂養起來的人，他們總要回頭咬我的喉嚨”，他還是鐵了心忍受這種苦痛：“雖然我痛苦，但這卻是我力量的源泉”（上卷頁429）。他感歎“革命對工農帶來的是利益，是愉快，對於智識分子卻是生活降低，不自由”，他的結論是：智識分子應該克服這雙重困難（下卷頁119）。他想不到，這種忍受和克服本質上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被束縛與泯滅，不論是政治、戰爭原因還是以國家、民族的名義。
著名的中共黨史研究大家、老革命者何方先生曾說，“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製、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麵，包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注8蕭軍《日記》恰是從一個個點對這個結論的呼應和具體細致的補充。讀者要感謝蕭軍先生真實的記錄，唯其“腹誹”，方顯“真實”。也應該感謝蕭軍先生後人呈現先輩坦蕩的勇氣和胸懷。此前，雖然蕭軍夫人王德芬曾寫有一部《我和蕭軍風雨50年》（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其中所述大致與《日記》相符，可見是參照了當時家屬尚未公開的《日記》加上王女士的回憶而就，但是回憶的細致、深入及史料價值遠不能與這部厚重的《日記》相比擬。筆者認為，就近代中國研究的價值而言，蕭軍這部《日記》超過了他那些在文學史上聲名卓著的長篇巨著。
注釋：
注1楊尚昆夫人。
注2關於“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的提法及時限問題，何方先生作為“老革命家”、中共革命（包括延安搶救運動）的親曆者和研究者，他的分析最為合理。據他親身經曆和見聞，“搶救運動”即是延安整風的一個部分，把他們分開來談是為了掩蓋整風運動中的錯誤和延安的光輝形象，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什麽“審幹運動”。蕭軍《日記》中的記載可印證何先生的分析。見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316。
注3即李維漢。
注4陳永發著：《延安的陰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發行，1990，頁93。
注5陳永發著：《延安的陰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發行，1990，序。
注6王德芬著：《我和蕭軍風雨50年》，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99。
注71948年，中共中央東北局對蕭軍做出了的《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把蕭軍定性為“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並決定在黨內外開展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反動思想的批判，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麵的幫助。從此蕭軍被排除於文藝界外長達32年之久。見劉芝明著：《清算蕭軍的反動思想》，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發行，1949年11月。
注8何方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210。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