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旁證：我在語言班的時候，有一個來自廣西的同學，崔姓，軍屬。一次聊天之間，具體忘了，可能是扯到與“餓死人、吃人”相關話題了吧，他神秘而又不無得意地說過，“我奶奶鬥過地主，吃過地主肉”……從他的年齡推斷其祖母年齡，必是“解放”以後的事情。】
/ 曉明
一、緒言
日曆像落葉飄零似的飛去，文革中的1968年發生在廣西的那場大屠殺，轉瞬間四十年過去了。望著這飛逝的日子，盡管時代的列車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紀，世事變遷，逝者長已矣；但，存者今猶在，四十年前那場大屠殺的種種慘狀永遠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慘的曆史成了人們永難磨滅的血腥記憶。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到底有多少無辜的生靈死於非命？僅據官方統計的數字，被非法殺害者為八萬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間估計可達十萬之眾），這已是一個足以令人心驚膽寒的數字了。近九萬鮮活的生命數月之間就從人世間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樣的慘烈，確是令當今的人們（特別是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難以相信和難以理解的。但，這是血淋淋的無可爭辯的鐵一般的事實，可以說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殺外的又一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而且是對自己同胞的屠殺，這是人性的大毀滅，是獸性的猖狂大表演。殺人數量之多，殺人手段的殘忍，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筆者是當年的幸存者之一，每當回想起當時的慘烈情景，內心裏都會感到萬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經常會冥想著那些慘死的冤魂，他（她）們也似乎在向當年的幸存者和後人昭示：不要遺忘那段悲慘的曆史，不應忘掉那無數慘死的冤魂；對那些濫殺無辜的幕後指揮者和眾多的殺人凶手，應該把他們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讓世人唾罵；更應該為死難者們申冤雪恨，洗刷奇恥大辱。每當想到這些，我的心裏總是久久地難以平靜，一股悲慟欲絕而又憤恨無比的心情總會驟然而生。
今天，我們在祭奠那無數死難者的時候，有責任、有義務來恢複那段曆史的本來麵目，以使後來的人們懂得這段曆史，並牢記這段曆史，反思這段曆史，以便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使這樣的曆史永遠不會在神州大地重演。同時，我們更應該努力地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科學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意識，批判吃人的毛澤東的種種歪理邪說，才能構建今天民主憲政的和諧社會。二、文革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有其曆史和現實諸多原因的。1968年廣西那場大屠殺發生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中，了解文革運動的時代背景及其它的產生，就會有助於我們認識廣西的這場大屠殺了。
1949年10月，毛澤東領導的奪權鬥爭取得了勝利，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趕到一群海島上去了，毛成了新的最高統治者。
麵對連年戰禍所造成百孔千瘡的中國社會，假如毛能順應曆史潮流，醫治戰爭創傷，努力發展經濟，實現他在與蔣介石爭鬥時給人民的種種許諾，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給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那麽毛澤東的曆史就會要改寫了。然而，取得政權後的毛澤東，把他在與蔣介石爭鬥時給人民的種種許諾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執政後的一係列所為，諸如暴力土改、鎮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農業合作化等一係列的政治運動，都是有悖於社會發展的，特別是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直接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饑荒，使數千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成了中華民族最悲慘的一段曆史。
麵對毛澤東的如此胡作非為，必然會遭到廣大人民和有良知的共產黨官員的抵製和反對，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開展反對毛的獨裁統治的鬥爭。如1959年彭德懷的上書，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會上有人敢於對毛提出批評，社會上出現要求“退田”單幹，要求“平冤獄”的呼聲，一些文學藝術作品、哲學、史學等社會科學出現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和一些新的論點，出現了一些針貶時弊的雜文，如“合二而一論”、“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道路廣闊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海瑞罷官》、《李慧娘》、《劉誌丹》、《藝海拾貝》、《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等等，都是這一時期對毛的胡作非為的不同鬥爭手段的表現。
這些種種不同的鬥爭手段，顯得是溫和、微弱與不足的，它不能觸動毛的絲毫。然而僅就如此的溫和與微弱之聲，毛都不能容忍，他立即發起反擊，號召全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各級領導“把階級鬥爭作為一門主課來抓”，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警惕“地、富、反、壞、右”的翻案，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這一切無不對社會和國人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國際上，1953年3月5日蘇共的獨裁者斯大林去世後，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蘇共召開22大，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作了一個長達7個小時的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其後不久又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這一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極大的挑戰，使國際共運麵臨著巨大的困難。此時的毛澤東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關注著蘇聯，關注著東歐共產國家的變化，他越來越覺得這一切都是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結果。他極力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反對大反斯大林，由此而引發了中蘇兩個共產黨及世界各共產黨之間的長期公開論戰。
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的所為背叛了馬列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毛為了登上國際共運領袖的寶座，在國際上他要大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他和他的鼓吹者們聲稱“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的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隻有由他來領導才能“解放全人類”，由他來主宰整個世界。為此，在國際上他要高舉“反帝、反修”的大旗，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國內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對不忠於他的幹部進行清洗。對廣大人民則是加強奴化教育，大搞“靈魂深處鬧革命”，“鬥私批修”，使人民成為他忠實的奴隸，以維持他的封建法西斯式的獨裁統治。
正是在國內、國際錯綜複雜的背景下，毛澤東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他要尋找一種方式，這就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打擊和清除異己，同時使他的思想成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枷鎖。這種方式他終於在他長期的深思熟慮中找到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革運動正是在國內、國際的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三、文革運動的全麵爆發
在毛澤東的組織和策劃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文革運動的輿論動員，是毛澤東下令射向長空的一顆耀眼的信號彈。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借批判中國新文化運動創始人之一的胡適，不點名地批判了翦伯讚、吳晗的曆史觀。在“南姚”、“北戚”文章的衝擊下，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產生了巨大震動，出現了不同的爭論。但毛澤東支持和讚賞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並指出文章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由此。在1965年底和1966年初，在全國出現了批判吳晗和他的《海瑞罷官》的高潮。
隨著批判運動的深入，到1966年的春天，文學藝術界、學術界、高等學校中的文化人、學者、教授等一大批知識精英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大批判的高潮在全國出現了。
4月16日至2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的“反黨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攤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決定立案審查，同時決定改組北京市委，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
《5.16通知》的發出，標誌著文革運動的全麵爆發。
此時的毛澤東不在北京，他時而在上海，時而又現身杭州、韶山、武漢，在這些地方靜觀北京和各地事態的發展變化。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主持，一切情況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他匯報。
5月25日，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聯名寫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什麽？》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黨委。
給黨委寫大字報，造黨委的反，這在當時的中國人心裏，無疑產生巨大的振動。很多人對1957年的反右運動尚記憶猶新，對點名尖銳批評黨委成員當然難以接受。因而許多人批評並反對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使聶元梓等人陷入了困境，難以支持了。
康生等人把聶元梓的大字報底稿轉給了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支持這張大字報，並下令向全國、全世界公布這張大字報。
6月1日晚8時正，在各地廣播電台聯播節目裏，廣播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接著《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告誡人們要抓意識形態、上層建築領域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號召人們“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北京的所有大專院校和部分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都掀起了批鬥黨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學校的領導機構癱瘓了，同學們成了運動的主宰，各種事件不斷出現。
麵對此種情況，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決定，於6月初首先向北京大學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組，接著又向其他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那裏的文化革命運動。
工作組進到學校後，按劉、鄧等人製定的“中央八條”來指導運動，規定“大字報不要上街”，要“內外有別”，“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在街上開”，“不要上街，不要遊行示威”，“不要搞大規模的聲討會”，……
“中央八條”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學部分師生的反對和抵製。他們認為“八條”是“框框”，是“壓製革命”的，因而出現了反工作組的勢頭。接著許多學校都相繼出現了反工作組的情況，一些學校並出現了趕工作組的行動。
工作組是按黨中央的“八條”工作的，自中共執政以來，特別是反右運動中的邏輯，“反工作組就是反黨”已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時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有了這些指示，工作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確了，他們的所為變成了第二次反右運動，一些帶頭反工作組的師生被打成了“右派”或“現行反革命”，受到了批判鬥爭，有的甚至被抓捕投入監獄。
北京的一切情況，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時，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還十分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了起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的尖刻批評，劉少奇是未及防備的，使他摸不清頭腦。按照傳統的方式主持工作，過去土改及早兩年開始的“四清”運動，都是采用派工作組這種傳統方式的，這一次派工作組又有什麽錯呢？
原來毛澤東這一次發動的文革運動，他的目的是要清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認為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是赫魯曉夫那樣的陰謀家和野心家”。毛所指的這些人物為首者正是指劉少奇自己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這是劉少奇睡夢也未曾想到的。
在毛澤東的幹預下，中央決定撤出文革工作組，同時毛和中央文革小組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支持反工作組一派學生，並為被打成“右派”或“現行反革命”的師生平反，使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工作組，這些反工作組的師生也就成了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但此時他們仍然是少數派。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京召開，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8月18日，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文革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0月1日，林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接著《紅旗》雜誌在13、14、15期上連續發表社論，全國掀起了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為此，文革工作組和各級黨委都被指責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受到批判和衝擊。工作組和各級黨委為了保自己，紛紛組織起各種群眾組織來對付這些造反派，使各種事件不繼出現。由於毛澤東支持全國學生的大串聯，並連續八次接見全國各地學生和紅衛兵，各級黨委領導被衝垮了，使全國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自1966年的8月至1968年的8月，是文革中最為混亂不堪的時期，各種批鬥會，派性之爭，武鬥，打人，以至逼人致死、亂殺人事件層出不窮，使國家和人民都陷入巨大的災難之中。然而這一切都被毛澤東認為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是“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是何等的荒唐之言啊！一場荒唐的運動在全國上演著，反反複複延續竟十年之久，震驚了神州大地，震憾了整個世界。
四、廣西大屠殺產生的經過
文革之在廣西，開始時與全國各地是大致相同的。1966年春夏之交是開展對文學、戲劇、史學、哲學等領域中的所謂“毒草”的批判；其後工作組進到學校，6、7月間出現反工作組的行動；8、9月間是破“四舊”、“抄家”（主要是在城市），省、市級黨政機關受到衝擊；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原始的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在相持著、鬥爭著……
1967年1月上海爆發奪權鬥爭，時稱“1月革命”。毛澤東支持上海的“1月革命”，號召各地從“走資派”手裏奪權，要求領導幹部站出來“亮相”，要求部隊出來“支持左派”。號召各地建立新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使文革運動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更為複雜的階段。
在這種形勢下，由於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原始的保守組織垮掉了，各級領導幹部紛紛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部隊出來支左也是支持造反派，一時間造反派似乎成了勝利者（主要是在桂林、南寧、柳州這樣的城市地區）。
1967年2月19日，廣西區黨委和政府領導人賀希明、霍泛等12名領導幹部聯名發表《革命造反聲明》（習稱“2.19聲明” ），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但廣西軍區沒有表態支持他們，卻在群眾中做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從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
1967年3月1日，廣西軍區在做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同時，又以南寧造反派“工總”的組織不純為由，砸了“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是在全國一些地方出現打壓造反派之風影響的結果。同時，在3月間軍區以“實現班級聯合”之名，解散了南寧市中學生的造反派組織。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和反對。
軍區要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並在原來的保守派組織中做工作，動員他們支持韋國清；造反派則以韋國清並未檢查和認識錯誤為由極力反對。支持與反對韋國清的兩派開始出現。
4月16日，南寧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開大會，《新工總》的旗號重新打了出來，造反派並要求軍管小組撤出《廣西日報》。
與此同時，在軍區的支持下，原來已垮掉的保守組織在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旗幟下重新集結起來，六萬多人在朝陽廣場召開大會，支持韋國清站出來，並聲援軍管《廣西日報》。
4月19日，廣西區黨委及區政府領導人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聯名發表聲明（習稱“4.19聲明” ），支持造反派的行動。
造反派支持伍晉南等人的“4.19聲明”，反對韋國清；而保守派支持韋國清，反對伍晉南等人的“4.19聲明”，兩派出現了激烈的鬥爭。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線指揮部”，到《廣西日報》前靜坐示威。廣西“4.22”派之名便由此而來。
5月11日，支持韋國清的一派成立“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後來演變成了廣西“聯指”。
5月29日，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公開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4.22派”）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以警司的名義公開指責“4.22”派，這是極不正常的，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震動和極壞的影響。
6月2日，“4.22”派召開“聲討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鎮壓造反派的罪行大會”，與此同時，“聯指”派則召開大會，擁護警司的決定。
自此兩派的鬥爭全麵展開，焦點是支持還是打倒韋國清，影響遍及整個廣西。
隨著兩派鬥爭的深入發展，自6月中旬南寧首次出現武鬥，很快武鬥遍及廣西的許多地方，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的安定，嚴重地影響到生產和人民的生活。
麵對廣西的形勢，中央從1967年5月初開始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領導幹部、軍隊幹部到北京學習，周恩來總理從6月1日起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及黨政軍領導幹部，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在接見中，周恩來總理對“4.22”派，特別是桂林的造反派“老多”有所讚揚，對廣西軍區和“聯指”一派則有所批評，經過中央數月的工作，廣西軍區和韋國清終於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砸“工總”，逮捕“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給造反派發忠告、警告書施加政治壓力，對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沒有做好工作，這些都是錯誤的。向造反派表示賠禮道歉，向毛主席請罪，決心改正錯誤。
在中央的主持下，兩派代表經過多次討論，達成了《關於廣西兩派促進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並同時達成了停止武鬥，拆除武鬥工事，上交武器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決定成立由黨政軍領導幹部韋國清、歐治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誌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習稱“區革籌” ）。至此，廣西的形勢應該變好了，人民盼望的平靜生活將會實現了。
然而形勢的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意料，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壞，並且最終出現更大規模的武鬥和亂殺人的慘劇，是人們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早在1967年的10月，在桂北一些地區就出現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非法組織，亂抓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加以殺害。最典型的是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的殺人事件，在大隊民兵營長黃天輝的直接指揮下，10月2日晚至4日，兩天之內就集體坑殺了76名地富分子及他們的子女，拉開廣西的大屠殺序幕。
1967年11月，容縣“聯指”派就殺害地富分子及“4.22”派成員69人。12月5日，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容縣“聯指”派400多名武裝人員攻打黎村“支多陣線”（“ 4.22”派），打死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聯指”進攻福棉公社“4.22”派據點，曆時4天，“4.22”派多人被殺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聯指”圍剿修仁“農總”（“4.22”派），當場打死“農總”多人。7日下午，“聯指”公然在修仁召開所謂“荔浦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權勝利大會”，會上當眾殺害“農總”成員11人，是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典型殺人慘案。
麵對這幾起典型的殺人慘案，所在地的政權機關（武裝部就是當地最高執法機關，公、檢、法都是由他們軍管的），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就是當時廣西最高的權力機關和執法機關，如果他們能出麵調查這些事件，並依法處理，懲辦殺人凶手，後來的大屠殺就不可能發生。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因為事情就是在他們的支持或者縱容下發生的，被殺的是“四類分子”和造反派，他們是心中暗喜的，不可能作出任何處理，終於導致新的殺人事件不斷出現。
從1967年的11月起，廣西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聯指”派進攻“4.22”派並抓人、殺人的事件。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縣的“4.22”派成立“反屠殺控訴團”赴南寧，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製止武鬥，依法嚴懲殺人凶手。同時，各縣“4.22”派“反屠殺控訴團”向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製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對“4.22”派的圍攻；2、立即派野戰部隊到武鬥地區製止武鬥，收繳武器；3、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最高法庭”一類非法組織；4、立即解決各地因受迫害而逃到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難的“4.22”派人員生活問題；5、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要到群眾中公開檢討改正錯誤。
這些要求不論在什麽時候、從什麽角度看，都是誠懇的合理要求，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是大權的執掌者，對這些要求是理應做到，也是不難做到的。
在各地“4.22”派反迫害、反屠殺鬥爭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也曾發出通告要“製止武鬥”，嚴禁“亂抓人、殺人”，但這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的說說而已，並未見采取什麽強有力的措施，也未對殺人事件作出任何調查處理。實際上他們的所謂“製止”、“禁止”隻是表麵文章，後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武鬥和大屠殺實際上都是在各地武裝部的直接操縱指揮下進行的，也是在韋國清和軍區某些負責人縱容下所為的，完全是執政者利用派性進行報複，利用國家權力介於派性之爭以消滅異己的政府行為。
文革之初韋國清這樣的當權者受到過衝擊，他們懼怕學生而東躲西藏，1967年1月在南寧、桂林又被造反派押上汽車遊街示眾，在他們的內心裏充滿了對造反派的刻骨仇恨。1967年11月他們被迫交出檢討，承認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向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承認錯誤，賠禮道歉，事實證明這是假的，是他們玩弄兩麵派的一種手段而已。
1967年11月以來各地一些圍攻和屠殺“4.22”派成員的事件尚未得到處理的情況下，自1968年1月開始，各地圍攻和屠殺“4.22”派的事件又有了新的發展，真是老帳未了又添新帳，使大屠殺之風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事件如：
1968年1月28日，欽州“聯指”在武裝部的指揮下，調動各公社武裝民兵進城武鬥，圍攻“4.22”派據點。由於“4.22”派未掌握什麽武器，29日據點很快被攻破，“4.22”派成員多人被槍殺，就連支持“4.22”派的縣委書記王劍東，縣總工會主席馮懷忠，副縣長周中權，農業局長張石英，百貨公司領導幹部蔣斌等人，在“4.22”派據點被攻破後，手拿白旗出來“投降”，也當即被“聯指”武裝人員槍殺，這是光天化日之下又一起血腥的屠殺事件。把“4.22”派殲滅後，“聯指”派勝利了，召開慶功會，武裝部和縣領導人劉玉柱、盧壽凱、董文、任勇憲等人親自參加會議，這說明了什麽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全付武裝攻打玉林“4.22”派州配據點，包圍兩天後，據點被攻破，抓獲“4.22”派13人，全部槍殺。
2月11日至20日，靈山縣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竟敢公開槍殺“4.22”派成員3人，並陳屍示眾。大會公開號召要對階級敵人實行鎮壓，布置會後各公社、大隊回去立即執行。會後，新圩公社即按會議的布置殺了5人，四海公社則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數百人幾乎全部殺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
2月16日，在柳州“聯指”的支持下，融安縣“聯指”攻打融安“4.22”派據點，“4.22”派有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即有15有被槍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各公社、大隊“抓促”領導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縣武裝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會議。周永山在會議閉幕時講話說：“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後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後，立即按照會議的布置殺人，在17天的時間裏全縣就殺了439人。
除上述圍攻和屠殺事件而外，從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平桂礦務局、巴馬、宜山、鳳山、天等、崇左、北海、上思、寧明、臨桂、羅城、武鳴、陸川……等許多地方，都先後發生“聯指”派圍攻“4.22”派的武鬥事件，都伴隨有殺人慘案的發生。據有關的統計資料表明，在此期間被殺害“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4.22”派成員約3萬人左右。
由於各地“4.22”派遭到“聯指”的圍剿，許多人為了逃命，不是下鄉上山躲藏，就是逃到“4.22”派力量較強大的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謀生。此時的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領導人，麵對如此嚴峻的武鬥和大屠殺事件，不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製止，不是依法嚴懲那些殺人凶手；而是大造輿論攻擊支持“4.22”派的那幾位領導幹部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誣稱他們是“牛鬼蛇神的總後台”，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托派、反革命”，誣稱“4.22”派中混進了“反共救國團”、“反革命”，號召“聯指”派要“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對“階級敵人”要大刮“十二級台風”。“聯指”派控製的《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積極配合，報導各地“群眾專政”亂殺人的經驗，對武鬥和殺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消滅“4.22”建立革委會是韋國清及“聯指”高參們早就定下的計謀。在各地“聯指”圍剿“4.22”並殘殺無辜的時候，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又設計縱容“聯指”在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搶先占據點，構築工事，搶奪軍隊的武器，製造武鬥的緊張形勢，以刺激這三座城市的“4.22”派被迫自衛從而發生武鬥，這樣他們就可以利用權勢向中央謊報軍情，誣稱是“4.22”派在“挑動武鬥”，在“殺人放火”，他們就可堂而皇之的出麵鎮壓。
6月17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果然向全廣西公布了《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公告》（習稱“6.17”公告），這完全是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為了消滅“4.22”派而搞的政治陷害。這個公告的下達，對全廣西的大屠殺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另一方麵，由於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得了獨裁者毛澤東以及周恩來等人的相信，中央對廣西問題發出了《七.三布告》，使韋國清等人的陰謀詭計得以實現，他們就可以據此明正言順的調動部隊公開出麵消滅“4.22”派了。1968年7月底和8月初，南寧和柳州的“4.22”派就是在部隊的公開鎮壓下被殲滅的，桂林“老多”（“4.22”派）則是在他們主動上交武器後，由桂林地、市革委會、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名發出“8.20公告”後，由桂林軍分區、各縣武裝部帶領“聯指”武鬥人員打著“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糾察隊”的旗號，全副武裝開入市區，對此時已是手無寸鐵的“老多”人員實行抓捕，傾刻之間，“老多”派被全部殲滅。
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都是大屠殺的動員令，中央的“7.3布告”又被韋國清和“聯指”高參們歪曲和利用，對大屠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大屠殺達到了最高潮。7、8、9三個月是廣西最血腥恐怖的時期，是大屠殺最瘋狂的時期，僅這三個月全廣西非法殺害了約6萬人，加上之前所殺的，總計約9萬人左右，實乃有史以來少有的大屠殺慘案。
五、慘不忍睹的血腥屠殺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不但殺人數量之多居全國之首，殺人手段之殘忍也是全國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殺人慘案幾乎遍及廣西各地，那種種的殺人場麵令人毛骨悚然，慘不忍睹，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曆史也是極為罕見的。
關於慘不忍睹的種種殺人手段，1983年廣西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名曰“處遺”），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員主持下，在“處遺”報告中對種種殺人手段作了事實求是的記述，現摘錄如下：
武宣縣：殺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槍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殺父奸女、殺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縱觀曆史，原始社會生產力極不發達，有吃人肉的現象，此後這一現象已絕跡。但文革中武宣縣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喪失人性、愚昧無知的“返古”人吃人的離奇行為……，在武宣縣，黨員幹部因吃人肉受到開除黨籍或清除出黨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們……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在那個“偉大”的革命時代，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國法不複存在，公理不複存在，整人、害人、殺人者不但無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黨、當了官。挨整、挨害、挨殺的人不但背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連他的家屬、親屬都受到歧視……
崇左市：……（殺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腸掛在樹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殺夫奸妻、殺父奸女的，有殺人後抄家搶劫財物的……
柳江市：（殺人手段）有拳打、腳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槍殺、粉槍殺、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後砍頭示眾、火燒死、活活甩死、活埋、丟下水潭或河裏淹死等等。
在巴馬縣更有用五馬分屍來殺死一名小學教師的。
筆者早些年在《廣西文革列傳》和《不應遺忘的曆史——論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兩篇文章中對廣西的大屠殺已有較詳盡的記述。下麵擬再通過武宣縣和融安縣兩縣的大屠殺慘案來看看種種殺人手段的運用，便可知廣西各地殺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縣：在1968年的大屠殺中，全縣有526人被非法殺害，其中竟有75名死難者被凶手們割肉、挖肝煮食，是廣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個縣。凶手們使用的殺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陳漢考、臧世賞、蒙誌高、覃家瓊、黃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聯指”武裝民兵押到通挽圩遊鬥，行至郵電所門前時，均被凶手們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嶺圩日，桐嶺區新龍大隊龔培民、龔培衛二人出於泄私憤，以龔姝穎是頑固地主分子為由，將其捆綁遊鬥，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嶺中學批鬥黃家憑，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會議，批鬥中主持者煽動人把黃敲死。黃在建國前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縱隊第一支隊第一中隊政治指導員，桂中支隊十八大隊長，解放後任過蒼梧縣副縣長，桐嶺中學副校長，可說是一個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裏區上江鄉開群眾大會，批鬥廖天龍、廖全福、鍾振權、鍾少廷等4人，在批鬥中被亂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鬥中據點被攻破後突圍，泅遊渡江到南岸時，被“聯指”派的韋玉錦、李炳龍等人抓捕後，用鐵線捆住手腳丟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祿鄉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筍、黃天桃等人抓覃太煥等三人上街遊鬥，被毒打後，捆綁手腳丟下水塘中淹死。
槍殺：1968年3月19日是三裏圩日，陳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裏街遊鬥，“聯指”民兵陳立生、何才興開槍將陳北福打死，“聯指”小頭目陳友權隨後又用手槍補打兩槍。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長劉誌遠，被“聯指”非法抓捕關押，後被梁春林等人從關押處拖到縣城十字街槍殺。劉是一位經過南征北戰的老幹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偉、李春會、李光仁、李樹興、張興昌等人被集體槍殺於二塘街果園內。
1968年6月15日，李讚龍、李錦良、劉業龍、陳天掌等在三裏車縫社遊鬥後被槍殺。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區在縣城街上圩亭召開批鬥會，“聯指”人員王春榮押送被批鬥的周忠等十多人入會場，在批鬥會上譚啟歐被活活打死，黃振基被打休克，醒來後向王春榮求饒說：“同誌，原諒我嘛”，王春榮搖晃著閃閃發光的五寸刀，氣焰囂張的說：“嘻！嘻！原諒你五分鍾”，隨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達中山亭時，王即令停下，同時手持五寸刀，一腳踏上黃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開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裏區台村大隊開會批鬥陳漢寧、陳承雲、陳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陳思庭主持會議並講話，材料員陳竟明宣讀被鬥對象的所謂“罪狀”後，群眾批鬥了約半個小時，陳思庭問群眾：“這些人怎麽辦？”群眾中有人喊“殺！”民兵即將被批鬥者推出會場，“聯指”人員陳誌明用大板刀將三人砍死，並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聯指”派劉傑等8人在東鄉李樹崗村第二生產隊劉世貴家開會，研究對陳平的處理時，梁樹明、劉傑提出把陳平殺掉，會後交雷保英、劉達耀、蒙惠強等人押陳平到後山鬆樹林槍殺未死，次日陳爬回村邊，被劉國謀用繩套住陳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慘叫的呻吟聲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縣圩日，“聯指”人員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押湯晨輝上街遊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時，龍用步槍將湯擊傷倒地未死，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圍觀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湯命絕身亡。當時在場的縣革委副主任、生產組長、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目睹這一殘忍暴行的全過程，而一言不發。
1968年7月×日，通挽區大團村第七生產隊甘克星在附近田邊組織批鬥甘大作的會議，甘業偉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鬥中甘業偉一棍打在甘大作的頭上，甘大作倒地後尚未死，甘祖揚即動手脫下甘大作的褲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們再割”。甘祖揚無動於衷，慘無人道的繼續割甘大作的陰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慘叫聲中掙紮，令人毛骨悚然。甘維形等人則爭著割大腿肉，甘德柳則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擁而上將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殘忍至極，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東鄉區上棉村黃培剛與該鄉雷國保組織召開的的批判張富展（當時18歲，係武宣中學應屆畢業生）的大會，批鬥會開始後不久，黃海軍（當時12歲）用木棍敲打張富展的頭部使其昏倒在地，黃培剛即將張富展拖到一裏多遠的那凰嶺放下，用五寸刀朝張的胸部捅一刀，張掙紮著扭動身子，黃培剛又在旁邊持一塊石頭砸張的頭部，接著又連捅了兩三刀，從胸部直割到肚臍處，取出心肝，接著廖水光割去張的下陰，其他人即蜂擁而上把張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從廣東海康縣堂兄江毅生處避亂返回桐嶺老家，被桐嶺區糾察隊捆綁押進區公社所院內，綁在樹下，此後三次對其輪番刑訊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關押的房內自縊身亡。
殺父奸女，殺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祿新區大榕鄉黨支部書記石朝保等人，在橋鞏村召開批鬥王德歡、王開華大會，批鬥會上王德歡遭亂棍打死，王開華被拖到會場外捅死，隨後，覃錦必夥同潘新德、覃漢民、覃世鬆等人到王德歡家，輪奸正處豆蔻年華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約中午時分，武宣鎮對河生產隊李炳龍等人用鐵線把黎明啟、黎中元、黎中傑等人的腳扣住，用繩子捆頸綁手。李炳龍帶領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鬥者到縣城區進行遊鬥，遊到菜市場時，即令黎明啟等人跪下，李炳龍當場宣布這三人的所謂“罪狀”，宣讀完後高喊“該不該殺”，圍觀者中有人答“該殺！”李炳龍等人即將黎明啟等三人活活敲死，後將屍體拖至河邊，黃啟煥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棄屍於江中。
同日夜間，李炳龍夥同韋炳文、左伯洪、韋誌華到黎明啟家，輪奸黎的妻子，並抄家把財物洗劫一空。
圍捕殺害：1968年6月29日，三裏區“工農總部”（“聯指”派）常委周勝鬆對三裏鄉治保主任陳必洪觀點傾向“4.22”派，以其有駁殼槍為由，調集一百多“聯指”武裝人員包圍陳必洪家院，9時左右，陳爬上房頂被“聯指”人員用槍擊傷，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東鄉區武裝部長兼糾察隊長覃忠蘭，革委副主任兼糾察隊副指導員李華天，授命糾察隊副隊長覃振權率領糾察隊8個班，並有金崗鄉加強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縣交界的駕馬山，以剿匪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瑤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時被打死，刁其瑤墜洞身亡，隻有刁其洲死裏逃生。
融安縣：該縣在1968年的大屠殺中共殺害了1416人，絕大多數是在8月殺害的，有用槍殺的，更多的則是用木棍、石頭、磚頭、大刀活活虐殺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縣成了人間地獄。“聯指”派在縣革委會、縣武裝部的支持和主導下，開始了對“4.22”派、“四類分子”、“21種人”等的大屠殺。
6月16日，融安縣武裝部政委劉彬、副部長張子義和縣委副書記楊仲林、曾竟軍在長隆公社召開全縣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有一千多人參加會議。
劉彬和張子義在會上布置全縣刮“12級台風”，大搞遊鬥、戴高帽、掛黑牌，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劉、張二人在會上肯定並積極推廣潭頭公社新寨大隊屠殺“4.22”派人員取得了偉大成績。
長隆會議結束後，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亂抓亂殺人的高潮。從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殺害了304人。
7月24日，劉彬和韋宗芳（縣長）決定由潘續祥、劉新安、黃光明、楊青、蘇玉福等公社武裝部長和“聯指”頭頭，帶領融安縣、三江侗族自治縣“聯指”武裝人員和融安縣武裝部99分隊包圍雅瑤東平大隊平頂山“造反大軍”據點，“造反大軍”被打死2人，燒死2人。
7月上旬，板橋公社革委主任張樹生主持召開大會，號召向“階級敵人”刮“12級台風”。張樹生親臨濫礦、梁老、江邊三個片指導“刮台風”，共殺害“4.22”派人員21人，繼之，全公社又殺75人。
8月10日融安縣革委會成立，李樹春任主任，劉彬、韋宗芬、楊仲林任副主任。
為了慶祝縣革委會的成立，需要殺一批“階級敵人”來為新生的紅色政權祭旗，於是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8月13日上午縣革委會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劉彬（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副主任）在會上號召：“立即緊急行動起來，向階級敵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級台風！要抓一批人，殺一批人，堅決鎮壓他們，毫不留情，毫不手軟”。會後立即組織民兵糾察隊，收集捆人的繩子。
8月14日早上，戴著“糾察隊”袖章的武裝民兵（“聯指”成員），滿臉殺氣的挨家挨戶按“黑名單”抓人。抓到後即五花大綁，一陣毒打，個個都被打得半死。縣水電局幹部羅美和被抓時據理責問：“你們抓人有逮捕證嗎？”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著佩戴的紅袖章說：“這就是逮捕證”。
被抓的人有幹部、學校師生、街道居民、工人和農民，凡有人參加過“4.22”派的家庭，家家戶戶都嚇得魂不附體，噤若寒蟬。有的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發指的暴行，紛紛上吊，或者割喉自殺。如建設街第九組居民唐毅與妻子盧金梅把尚讀小學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後雙雙上吊自盡。
8月15日，長安鎮革委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等人研究決定，在長安鎮大刮“12級台風”。
8月16日上午，長安鎮革委會五人領導小組討論通過殺人名單，然後指揮糾察隊把人押去遊街，再假暴民之手實施殺戮。
16日是長安圩日，先槍殺了貧農周老關，縣教育局幹部莫海明和教師曾漫濤。中午時分糾察隊按革委會的安排，押著26人遊街示眾，當即有21人被木棍、鐵棍、磚頭、石塊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4名領導成員再次開會討論通過次日的殺人名單，醞釀更大規模的殺人，並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時起殺人帶頭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長安圩日，快到中午時，隻見糾察隊押著一隊隊被捆綁著的“4.22”派成員從百貨大樓（臨時監獄）押出來，共計235人，經幾條大街遊街示眾，一路批鬥，一路打罵。
在遊鬥中，糾察隊員宣布被遊鬥者的“罪狀”：某某是現行反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然後高聲向圍觀的群眾：“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對這些死不悔改的階級敵人，大家說怎麽辦？”早已安排好的打手發出一聲吼：“殺！”，便一擁而上，暴徒們揮舞著大棒呼呼地朝被遊鬥者打去，刹那間，隻見木棒翻飛，磚頭、石塊如雨點般砸下，“嘭、嘭、嘭……”地響著，被打者有的當場倒下，滿身血汙；有的則掙紮著趔趄地亂跑，怎奈雙手被捆綁著，哪裏跑得了，被隨即飛來的木棒、石塊擊倒。
暴民們與這些被遊鬥者有的素不相識，此時卻成了不共戴天仇敵，非置被遊鬥者於死地而後快。而有些則是街坊鄰居，或者是單位同事、車間工友、同校師生，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此時都“六親不認”，非把對方打死才能解恨。滿街的哭聲、饒命聲、追打聲、漫罵聲、喊殺聲、狂笑聲，聲聲撕心裂肺。滿街濺灑著鮮紅的人血，匯聚成一條條的血溝。沾滿鮮血的磚頭、石塊、木棒，橫七豎八的屍體，令人觸目驚心。8月21日的遊鬥有財政局幹部公靖波、鍾維瓊、嶽朗，縣工作隊成員周富雲，長安稅務所職工黎繼昌，教育局職工莫海明，縣工商聯主任米伯初，郵電局職工殷遠芳，長安糧所幹部覃美榮，教師戴景培，服裝廠工人張德堯，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陳漢英、龍誌安、餘壽鬆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傷痕累累，留下遍體殘疾。
在當天的縣革委會議上，劉彬、韋宗芬在講話中肯定長安鎮8月16日和8月21日遊街打死人的行動，並要總結經驗以在全縣推廣。使全縣各公社、大隊殺人高潮不斷湧現。
直到9月1日，長安鎮革委會又殺了10個“四類分子”和“21種人”，他們是羅傑、羅毅兄弟，覃梅枝（女）、吳仁富、潘炳戰等。
在9月1日的屠殺中，五十多歲的楊大伯就挨家挨戶通知：“今天敲四類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歲的陳家阿婆從街上殺人回來，兩手都是鮮血，笑嗬嗬地去河邊洗手。
老大爺、老大娘也如此這般的去殺人，可見毛澤東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麽深啊！
這就是震驚世人的融安大屠殺。
上述種種的殺人手段，除挖肝割肉這種極端殘忍的手段僅發生在武宣、貴縣、賓陽、邕寧、合浦、靈山、武鳴等幾個縣外，其餘的殺人手段在廣西各地都普遍存在。這些殘忍的殺人手段與當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殺相比，與後來波爾布特製造的“紅色高棉風暴”和霍梅尼奪權後的“伊斯蘭革命”的殺人相比，真乃有過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淪喪，是獸性的瘋狂，是反人類的屠殺。
六、對文革和廣西大屠殺應有的認識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還曆曆在目；回顧當年廣西的大屠殺，那殘忍悲慘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膽戰心驚，悲慟欲絕。
大屠殺血腥殘暴的曆史已永遠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世人永遠也不應該遺忘它。然而這一段曆史又似乎被湮沒了，因為到目前為止大屠殺的有關史料還被塵封著，包藏在秘密檔案中，廣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對這一段史實是一片空白；就是現今仍在世的當年的見證人，他們也隻是知道身邊的一些事件，除此而外的許多重大事件他們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無從知道的，特別是在一些人的頭腦中以為事件過去多年了，沒有必要再談他了，也沒有必要再糾纏舊帳了，這實在是一種胡塗的認識。當年參與殺人的人，特別是一些殺人的指揮者和凶殘的暴徒，他們當然不希望再談當年的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屬和許許多多當年耳聞目睹過殺人慘狀的人，那種種恐怖殘忍的情景定會在他們的腦海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血腥記憶，今天他們應該有責任、有義務站出來揭露當年的事實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受難者，也才能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即使是當年的殺人凶手，現在40多年過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著的人，現在也不是追究什麽凶手的時候了，你們應該受到良心的責備，站出來反思自己的罪行，說出事實真相，這對自己、對曆史才是負責的態度。總之，不論是什麽樣的人，都應該站在曆史的高度去認識問題，去總結經驗教訓，才是正確的態度。
而今大屠殺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幸存者和許多尚在世的見證人，你們對這一段曆史有何認識和反思呢？大屠殺後出生的人，當你們了解這一事件的真相以後，又有何想法，會受到何種啟迪和教訓呢？
筆者以為，從下列幾方麵來認識和反思這段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罪過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決議指出：文革是“由毛澤東錯誤發動和領導，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民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是“否定文革”，並認為“毛澤東要負主要要責任”的官方正式表態。這個表態當然是中共的一大進步。
毛澤東的一生可以說是作惡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蘇區時他就搞了一場大規模的恐怖風暴——“肅AB團”，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1942年的延安整風他又把大批的黨員幹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務、托派、反革命”，使許多人被抓捕關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慘遭殺害。共產黨員作家王實味就是因為發表了某些批評意見而被砍了腦袋的。取得政權後的毛澤東更是沒有幹什麽好事，從土改、鎮反、思想改造、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反右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惡的記錄，文革則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縮影。
與他一起從事革命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一批開國元勳都被迫害致死，無數的老幹部、老黨員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學者、專家等知識精英慘遭迫害，一批有作為的優秀青年如林昭、遇羅克、張誌新、李久蓮、鍾海源、黎蓮……等慘遭殺害，更有千千萬萬的普通群眾、“四類分子”死於非命。有學者估計文革期間約有七百萬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連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無計其數。經濟建設處於崩潰的邊緣，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創傷更是幾代人都難以彌補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導仇恨與暴行，與人為敵。如此彌天大罪都是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打著“革命”的 旗號，利用國家權力所造成的，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澤東至死都不承認文革是錯誤的，帶著他的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了，他對發動文革這件事的觀點都沒有改變。這從他在去世前的說話中即可看出。毛澤東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毛在死前的這些話。沒有絲毫的憂慮與不安，相反是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至死不變，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認識和反思的。
對於毛澤東在去世前的這段談話，“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幾個海島去了”，對此事的是非功過，我們暫且不論；“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卻並非毛的功績。抗戰中的毛澤東有意保存實力，批評八路軍的將領搞“百團大戰”是“暴露了我軍的實力”，是“為蔣介石打日本”。八路軍、新四軍的廣大將士是積極抗日的，而毛是不積極的。至於打敗日本，那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全國人民積極抗戰的結果，是國軍擔任正麵戰場作戰起了主導的作用；更有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美國戰機轟炸日本本土，並投下了兩顆原子彈，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條件。假如沒有美軍的勝利，抗日戰爭雖然最終的勝利會屬於中國，但那決不是八年也許還要過多少年才能勝利就很難說了。至於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確是真實的。因為文革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是太大了。所以我們要牢記文革的曆史，恢複曆史的真實麵目，千萬不能使文革的曆史成為一筆糊塗賬。想當年文革中的人們，許多人是滿懷熱情投入其中，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而陷入瘋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殺人，並且在這些暴行中，總是伴隨著不斷地高呼“毛萬歲”、“××黨萬歲”、“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的狂呼聲，這一切不是特別值得我們反思的麽。唯有這樣，才能充分認識毛澤東的本質，認識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毀滅性災難。
2、廣西大屠殺是韋園清一手造成的
發生在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當然是與毛澤東有關的。因為文革是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之初為達到清除異己的目的，他煽動學生們起來造反，向走資派手裏奪權。局勢混亂了他又派軍隊介於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這一切的結果，在群眾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爭，派性的進一步發展終釀成大規模的武鬥。其後他又拋棄造反派，派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清理階級隊伍，鬥批改……，而這一切都是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專政是 群眾的專政”等歪理邪說指導下進行的，由此產生的大災難毛澤東當然是難逃其責的。
這是就全國而論，文革的種種罪惡自然要算到毛澤東的頭上。然而在廣西，大屠殺之事除了毛澤東應承擔的責任而外，直接的責任人應該是韋園清和當時廣西軍區的負責人，他們是這場大屠殺的始作俑者。
從1967年11月以來，韋園清和“聯指”高參們實施的計劃步驟是先圍剿殲滅除南寧、桂林、柳州以外廣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後再集中力量最後殲滅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縣“聯指”武裝人員進攻容縣“支多陣線”（“4.22”派）並將其殲滅，是在縣武裝部的組織下進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馬縣武裝部部長李彥智、羌圩公社武裝部部長盧金珊、副部長黃正業等的領導指揮下。“聯指”武裝人員圍殲“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隊下乙屯的據點被燒光，槍殺俘虜，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縣革委會、武裝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鳳梧、黎明、海城等區的武裝民兵數百人，於5月23日至24日在縣武裝部政工科長指揮下，進攻“4.22”派據點並予以全殲；
1968年5月28日，武鳴縣革委會和武裝部指揮調動城廂、陸斡、兩江、羅波、雙橋等公社的武裝民兵270多人圍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縣武裝部副部長廖秀峰率領“聯指”武裝人員300多名圍殲“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李錢榮、副參謀長李玉濤在賀縣革委會委員張仁義、繆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礦務局實地觀察，參與決策組織圍攻平桂“井岡山”（“4.22”派），“井岡山”據點被攻破，數十人被槍殺；
……
類似這樣的事例，在廣西許多地方都是如此發生的。
事實清楚地說明，從1967年11月以來，廣西各地所有“聯指”派圍剿“4.22”派行動，所有各地發生的屠殺，都是在各地軍分區、縣武裝部、革委會的部署指導下進行的，他們或者親臨組織指揮，或者暗中支持、縱容下級的公社、大隊所為。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有步驟實施的圍剿和屠殺。這些地方政權機關和他的領導人敢於如此膽大妄為地圍剿另一派群眾組織，可以隨意抓人以至殺人，沒有廣西的最高權力機關區革籌和他的領導人韋國清以及廣西軍區領導人的縱容或者默許，他們是絕不敢於輕舉妄為的。
為了配合各地對“4.22派的圍剿和屠殺，為了最後一舉殲滅南寧、桂林和柳州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們一方麵通過其控製的喉舌《廣西日報》大造輿論，誣稱“4.22”派在各地“挑動武鬥”，“殺人放火”，並以此多次上報中央，謊報軍情；一方麵又謊稱“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就在“‘4.22’派的組織中”，並為此以政府的名義發出《6.17公告》，動員各地狠抓“反共救國團”，矛頭直接指向“4.22”，必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
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偏聽偏信，根據韋國清們的謊報軍情，中央於1968年7月3日發出發解決廣西問題的《7.3布告》。其後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軍領導幹部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溫玉成等人在會上無端指責“4.22”派，把一切罪過都算到了“4.22 ”頭上，並不允許“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們據理申辯，和1967年的接見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那時的接見能如實的聽取意見，讚揚 “4.22”和桂林“老多”，對軍區和“聯指”有所批評；現在則把事非完全被顛倒了，周恩來等人的醜惡嘴臉也暴露無遺。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見中央領導們的講話，韋國清們抓到根據、有借口了，他們可以明正言順、明目張膽地調動部隊圍殲“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寧、柳州的“4.22”就是這麽被全殲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雖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鬥工事，此時手無寸鐵被全部殲滅就輕而易舉了。
8月26日，廣西區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廣西實現了“聯指”派的一片紅，韋國清成了當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個月是廣西大屠殺的最高潮，這完全是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組織領導的結果，絕非是無政府狀態下的群眾自發所為，而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為，是一種國家罪錯，是韋國清一手製造的紅色恐怖下反人類的大屠殺。
四、大屠殺之事為什麽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雖是在“文革”的特定時期所發生的事，但，事後依法進行處理，對殺人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殺人凶手依法懲處，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國家和政府所應該做的事。然而在廣西，這些殺人的策劃者、指揮者及殺人凶手們不但未受到法律懲處，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衛紅色政權”、“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幹部韋國清”、“鎮壓階級敵人”的積極分子而入黨、提幹，或者參軍、升學，一些人並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權的領導幹部。這又是一件叫人無法理解和無法容忍的怪事。
如南寧“聯指”的頭目廖煒雄、顏景堂、潘玉臣，因指揮武鬥、指揮殺人、迫害幹部有功，廖、顏都當上區革委副主任，廖並當上了區黨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九大代表，潘也當上了區革委常委、公安廳副廳長；憑祥“聯指”頭目黃日南當上了市委副書記、市長；來賓縣“聯指”頭目唐彪當上縣委書記；興安縣“聯指”頭目唐廷國當上了縣委書記；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領導幹部；其他許多地方的“聯指”頭目和殺人凶手如臨桂的胥明德、韋英豪、淩雲的王德堂，賓陽的王建勳、韋善強，陽朔的呂明忠、蔣彬，上思的段振邦，羅城的段誌英等等，因鎮壓群眾或殺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桂林開槍連殺5人的興安中學生蔣孝生（時年20歲）事後也參軍、入黨、當上了大隊黨支書和大隊長。像這樣的人和事。在廣西是太多了，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聞。
原來這一切皆因有韋國清的關係，“文革”中韋國清一直是廣西的一把手，他大權在握，背後又有黃永勝和林彪在支持。黃、林垮台後又有毛澤東的支持，廣西各地、各級的當權者又都是他的親信、黨羽，無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雲覆雨，誰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麵，韋國清所控製的輿論陣地廣西日報，更是成了韋國清的喉舌，一直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搖旗呐喊；鼓吹“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為韋國清塗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個階段，廣西日報都成了韋國清發號施令、胡作非為的傳聲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動亂期間，1968年的大屠殺期間，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無須重複了；就是在其後的清查“5·16”運動、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係列的所謂運動中，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極不光彩、令人作嘔的。對報上的語言，那種低能的水平，筆者當年（1968~1978年）讀廣西日報，往往會發出會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廣西開始全麵清查“5·16”運動，廣西日報勁頭十足，一馬當先，把在1968年鎮壓“4·22”和“桂林老多”所說厭了的話又搬出來鼓噪一番。什麽“廣西有一條‘5·16’黑線”，他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黨亂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壓人的空話、廢話。筆者當年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對廣西的問題十分清楚，廣西根本就不存在什麽“5·16”集團。可是韋國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還是通過廣西日報在拚命的喧嚷，還是在裝腔作勢的在搞清查，隻不過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級大小負責人（大屠殺的幸存者）又抓來軟禁明曰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實在是可笑而又可惡之舉。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來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動鎮壓“老多”和人民群眾之事。“8·20”行動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近萬人喪命，是一起驚天的大慘案。這些人站出來揭露“8·20”，揭露韋國清、陳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無不拍手稱快。但此舉卻惹惱了韋國清等殺人的幕後策劃者，他們當即布署鎮壓，把敢於揭露殺人之事的張雄飛、許瑞林、龔誌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並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時在全市各單位強製群眾表態，要說“8·20”是“革命行動”，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為，是強盜行為。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說什麽“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企圖翻天”，以壓製人民起來揭露韋國清等人的罪行而在製造歪理邪說。
到了1976年春、夏時節，“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韋國清又通過廣西日報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幫”倒台後，他們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此時則把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的別動隊。1977年廣西區黨委發出的3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在桂林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廣西日報上連續刊登批判文章。對於韋國清和廣西日報這種“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筆者當年就覺得可笑、可恥。韋國清和廣西日報所做的一切，全是欲蓋彌彰的可恥伎倆。
1968年廣西大屠殺之事，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原因就是因為韋國清和他的黨羽一直在把持著廣西的黨、政大權。大屠殺、大鎮壓本來就是他們搞起來的，他們怎麽能自己起來清查自己、處理自己呢？他們千方百計地壓製群眾，不準談論“文革”中廣西殺人之事，更不準揭露；誰敢於揭露，他們就會利用權力來封鎖、鎮壓，免使他們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韋國清調到廣州，其後又調到北京升遷，可謂“一路順風”。雖然“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但安平生、喬曉光依次在廣西執政，執行的仍是一條沒有韋國清的韋國清路線，他的餘黨仍在把持廣西各地的大權。當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時，廣西卻依然不動，使廣西的“處遺”工作比全國晚了六年多，其原因皆在於韋國清的緣故。
五、廣西的“文革處遺”及其給世人留下的遺憾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在韋國清當政時期不可能得到任何處理，這是在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韋國清及各地的當權者們策劃、指揮的，他們不可能自己處理自己。但，在韋國清調離廣西後，特別是在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後也仍然長期得不到處理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幫”的垮台，“文革”的結束，全國到處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處都在平反冤假錯案，追究“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殺人凶手，對他們依法嚴懲，這是廣大人民正義的要求，是時代的呼聲。然而在廣西，卻是景物依舊，人事依然；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可急壞了無數受難者的家屬們和無數受迫害的人們。他（她）們無不心急如魂，對那些殺人凶手和現在仍在保護殺人凶手的執政者充滿了無比的憤恨。
對於廣西的大屠殺，廣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頓地在揭露的。現在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台了，許許多多受難者家屬及受迫害的人們更是勇敢地站出來揭露韋國清及那些殺人指揮者和殺人凶手們的滔天罪行了。到了1982年，在全國各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名曰“處遺”）基本結束之後多年，在全國形勢的影響之下，在廣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廣西的“文革”處遺工作也終將開始了。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廣西。中央領導人批評了廣西當時的執政者喬曉光，指出他在處理“文革”遺留這個問題犯了錯誤，其後喬檢查了錯誤。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區黨委成立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領導小組，區黨委先後發出了[1983]54、55、59號文件，以指導廣西各地的“處遺”工作。文件中所規定的“處遺”方針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對打死人問題和對殺人凶手的處理，要本著“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原則行事。某些領導人甚至說“文革”中殺人問題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幹，石頭不能現”，“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要看當時的曆史情況”，現在如果“再殺一批人怎麽了得”。
根據區黨委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廣西各地、市、縣都成立了“文革處遺”領導小組，抽調一批幹部從事“處遺”工作。首先是調查核實各地的冤假錯案和打死人的情況，然後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別否定了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對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共救國團”、“暗殺團”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複名譽；對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給予平反昭雪，強加於他們頭上的一切不實這詞一律推倒。對農村中被殺害的人，每個受難者發給喪葬費100元，撫恤費120元；如果是國家幹部和單位職工被殺害的，除單位給予喪葬費和撫恤費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單位撫養至18歲，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業，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者給予定期的生活補助。這樣的處理無疑是一大進步，也是最起碼應該做到之事。
然而，對那些嚴重的違法亂紀者，特別是那些殘殺無辜的殺人凶手和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們的處理，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處遺”中，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87個縣、市、柳州鐵路局被非法殺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計89810人（民間估計應超過十萬），而在“處遺”中受到判處死刑的僅10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14人，判處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竟達47617人。這樣的處理結果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社會輿論也普遍不滿。
人們的不滿，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殺中殺了89810人，現在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了，卻隻有10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緩，判有期徒刑的也隻有1841人，這怎麽能使人滿意呢？
當然，當年殺了近9萬人，現在不可能再殺這麽多人，這是人們的常識所能理解的。雖然當年的亂殺人是在“文革”的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事，但，特定的曆史條件並不等於可以亂殺人，而殺了人並不等於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少殺是對的，但那些殺人手段殘忍、殺人數量多的凶手（連小孩也殺，全家殺絕）每個縣、市至少應有數名被判死刑，全廣西至少應有100至數百名凶手被處死才能足以平民憤，才能還法律的尊嚴與公正。
其次，人們的不滿是以黨紀、政紀的處分來代替法律的懲處。黨紀、政紀處分怎麽能與法律的懲處混為一談呢？“文革”中的殺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廣西47671人隻受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太叫人難以接受了。這近5萬名殺人凶手（或與殺人有關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才是令人滿意的結果。
另外，一些幕後指揮者或者負有領導責任人的一些人，他們根本未受到任何處分。如韋國清就調離提升了；賓陽縣殺了三千多人，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勳調到廣州升官去了；平樂縣武裝部負責人李嵋山對平樂縣的亂殺人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也調到南寧軍分區升官了。類似這樣有罪（起碼是過錯）未受到任何處分就調到異地升官的還大有人在，這怎麽能使人信服呢？
大屠殺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當時的革委會、武裝部、軍分區以至區革籌、廣西軍區，都是當時執掌大權的領導機關，他們發《通告》，鼓吹殺人理論，鼓動殺人，帶隊圍剿造反派，這不是政府行為又是什麽？個別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麵對亂殺人他們看到了、聽到了，都不出麵製止（或製止不力），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個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麵做的，政府的負責人站到了殺人凶手一邊。直到處遺的時候，也未見哪一級政府和哪一位負責人站出向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說一句道歉的話，他們哪裏還有一點人性和自責之心呢？
特別是在那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裏，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殺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至今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殘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談論“文革”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暴露出許多認識上的錯誤，這是十分令人憂慮的。一些人當年雖未參與殺人、打人，但他們在旁邊圍觀，有的還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內心有愧和自責，認識沒有提高，更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
“文革處遺”是一大進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給世人的遺憾也是永存人間的。
六、廣西“文革”給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認的了。“文革”在廣西，更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滅絕人性的獸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廣西的“文革”與全國各地大致是相同的，隻是受毛路線的挑動而產生的派性之爭而已。但從1967年的夏季以後，特別在1968年及以後的漫長時間，廣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們反思廣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麵兩個方麵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
一是關於韋國清的問題。“文革”的罪責當然首推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挑起的“文革”，全國人民就不會有十年的大災難。然而在廣西，除了要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以外，更主要的是應追究韋國清的罪責。因為廣西的幾乎一切問題和事件，都是因為韋國清而引發的。正是他利用職權，指揮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支一派、壓一派；製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國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中央下達《7·3布告》；公開動用軍隊鎮壓“4·22”和“桂林老多”及廣大人民群眾，終於導致廣西大屠殺的發生，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那種種殘酷的殺人手段，那種殺人如麻的驚天慘案，乃是曆史罕見的。這是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比起當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就是現代的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反人類的大屠殺、南聯盟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反人類的大屠殺，與韋國清的大屠殺相比也是遠遠不及的。
就是這麽一個韋國清，大屠殺發生之後，他一直壓製廣西人民，不準人們談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揭露他就要利用權勢來鎮壓誰，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韋國清的霸道和獨裁者的本質。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錯案。然而在廣西，大屠殺這人命關天的大事卻是仍在被壓製不準揭露，受難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談不上平反昭雪，這一切皆因韋國清及他的勢力仍在控製著廣西的緣故。
“文革”中韋國清對廣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論從什麽角度來看，在廣西人民麵前他都是一個罪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審判。然而大屠殺之後十多年了，從未見他對廣西人民有一絲一毫的檢討，從未見他對受難者和受迫害的人們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國各地“文革處遺”結束6年之後，在廣西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才開始了“文革處遺”。而直到此時，韋國清才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言說，“對錯誤認識不足，思想轉不過彎來”，仍未見有一句對廣西人民的檢討和道歉的話。所謂“思想轉不過彎來”，是他一直認為“‘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他自己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是一貫“正確”的，這種錯誤的思想一直在阻礙著廣西處遺工作的開展。
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絕非一般的錯誤），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清算和處理，反而一路升遷，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紀的90年代以至本世紀的初期，仍有人在睜著眼睛說瞎話，還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這說明韋國清的餘毒、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思考。
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廣西新四軍人物》一書，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億人景仰》是專門寫韋國清的；2000年6月，《南寧晚報》連續刊載了何紹榜寫的《韋國清上將主政廣西二十年》（下稱《兩篇文章》）。《兩篇文章》都是極盡能事吹捧和美化韋國清的，看了使人覺得肉麻，空話、套話使人生厭。
韋國清何許人也，他主政廣西到底幹了些什麽，廣西人民是最清楚不過的，任何歌功頌德和吹捧的不實之詞都是廣西人民所絕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韋國清出生在廣西東蘭縣東院區板梅鄉弄英屯一個壯族農家。1925年夏天，韋國清的父親韋宗典因參加共產革命反對地主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團防局的伏擊而喪命；翌年春祖父韋廷繁也因參加共產革命而遭殺害。父親及祖父的死，給了韋國清巨大的打擊與影響，他決心為父親和祖父報仇，對國民黨和地主豪紳充滿了仇恨。1929年韋國清終於跟隨韋拔群參加農民運動，參加共產革命了。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百色起義，而後轉戰到了井崗山，成為正式中共黨員。在其後的漫長歲月中，韋國清從井崗山的反圍剿、到轉戰至延安、然後參加八年抗戰、到國共3年內戰向國民黨奪權，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個普通戰士而成為共產黨的將軍，就他的個人奮鬥來說是收獲頗豐的。他作戰勇敢，是深得共產黨領導人稱讚的。
客觀來說，韋國清參加了八年抗戰打日本，是為中國人民做了好事的。至於他參加共產革命，參加了兩次國共內戰，為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戰功，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卻未必有什麽功績可言。
就算他過去有功，也隻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韋國清從1955年至1975年主政廣西20年究竟幹了什麽呢？
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此時的韋國清雖是廣西的第二把手（區黨委書記劉建勳是第一把手），這些胡作非為、殘害人民的所謂運動，韋國清也是負有責任的。1960年的反瞞產，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廣西有數十萬人餓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整幹部、整群眾、割資本主義尾巴，此時的韋國清是廣西的一把手了，他該負什麽責任不是很清楚的嗎？至於十年“文革”給廣西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人所共知的，就無須再重複了。
而所有這些韋國清所犯下的罪行，《兩篇文章》皆隻字不提，不知這是無心還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兩篇文章》最後都說：“1989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製止動亂和平息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極為關注，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赤誠之心，他的不朽功績將永載史冊”。至死都不忘獨裁專製，至死都不忘壓製人民、鎮壓民主運動；和他在廣西的一係列胡作非為，和他在廣西所製造的大屠殺一樣，他的罪行才是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的。
《兩篇文章》都在不顧事實地吹捧和美化韋國清，其目的在於掩蓋和抹去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的今天，還有人把韋國清這個獨裁者和儈子手搬出來胡吹，隻能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人民更應該反思“文革”，更應該深入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
其次，廣西的造反派與民主運動問題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廣西兩派的基本群眾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指引下參加運動的，誰都標榜自己要“保衛毛的思想和路線”，“保衛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兩派之間的派性之爭，全都冠以“革命”的名義在進行鬥爭。這是“文革”初期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通現象。
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們會發現，最初參加所謂“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實、本分、聽話”的人，多是一些平時表現“積極”和“先進”的人；而參加“造反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謂“不太聽話”、“思想活躍”、“調皮”的人。筆者當年參加“桂林老多”這個“老造反派”組織，就是筆者一個人帶著幾名學生在毛路線的推動下，經過數月的鬥爭，最後全校90%以上的教師和學生都參加我們的組織中來了。其實我們當時敢於站起來“造反”，正是平時我們對領導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不民主的不滿，我們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澤東號召“造反”的言論指導下，很巧合的與我們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結合的結果。後來的發展，社會上的一般群眾，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觀點，這與他們長期受壓製、受迫害、沒有民主、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有是關係的。
全國造反派的先進典型，東北的張誌新，湖南的劉鳳翔、楊曉愷，江西的李九蓮、鍾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們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是令人敬佩的，她們最終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們廣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為反政治歧視，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而受到殘酷鎮壓和屠殺，而且是集體的屠殺。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場大屠殺，正是這種屠殺和反屠殺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反獨裁、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一方是失敗了。這是因為獨裁者一方他們動用國家機器，動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騙那些愚昧無知的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謊言，以“革命”的命義挑動起一些人的凶殘和獸性，草菅人命、大開殺戒而上演了一場20世紀人世間的大慘劇、大醜劇的結果。
其實，廣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之所以遭到失敗，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我們這個社會製度的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劣根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國家的社會製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獨裁專製的製度。過去的封建統治者如此，其後的北洋軍閥政府如此，國民黨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更是如此。毛的獨裁專製更是要遠遠超過了曆代的政府。毛氏的共產邪教理論深深地毒害了幾代的中國人民，他教導人們一切隻為黨、一切隻為領袖而存在，從不給人民以人權、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視人權、民主為異端。1900年的拳匪暴亂、殺人放火被他視為“反帝反封建”的“偉大農民運動”；“文革”之初在北京這樣的文明城市就出現了“紅色恐怖”大屠殺，一千多人喪命，毛氏卻在鼓吹殺人凶手們是“勇敢的闖將”，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為“要武”。這種毛氏的狼奶喂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國產生，他們在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主義”等等的名義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廣西“文革”中的殺人凶手們正是這樣的狼群，在儈子手韋國清指揮下一群凶惡的狼群。
中華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人類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我們這個民族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們愚昧無知、凶狠殘忍，這在每個時代都是存在的，隻不過到了毛氏當權的共產時代，喝了毛氏的共產邪教狼奶，表現得更為遇昧和凶殘罷了。
假如沒有獨裁者們鼓吹的“階級鬥爭”、“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假如沒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這些邪說的鼓動，大屠殺之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文革”中要反思的問題是很多的，要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體製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要取消一黨的獨裁專製，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惟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才能與世界接軌。否則，“文革”之類的大災難說不定哪天還會在中國再現。
今年是“文革”運動暴發的40周年紀念日。在紀念“文革”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使無數的受難者再被隱瞞、不要再被遺忘。要牢記“文革”的慘痛教訓，牢記“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要使“文革”中的慘痛教訓、要使那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成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這樣，才能使仁愛、友善、不害人、抵製暴力、尊重人、保護家庭、講禮儀道德、重知識等等這些社會生存的基礎得以實現，才能促進這個社會真正的和諧。這是今天的人們所要追求的和實現的目標。
（全文完）
( 紅色暴政下的血淚與冤魂——廣西大屠殺四十周年祭 全文完)
（2012/10/13 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