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何以席卷中國？
作者：榮譽叫做忠誠
時間：2009年9月5日
今年是CCP建政60周年，國內歌舞升平之時，作此文借以闡述心中觀點，以正人心。向毛澤東同誌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革命曆程“獻禮”。
本文將作為筆者最後一篇有關國共內容的拙作，以後將以民國初年曆史為主。
【原創】共產主義何以席卷中國
共產主義何以席卷中國？這是49年以來史學界最富有爭議的話題，也是最能引發爭議的話題。當年閻錫山一篇《共產黨何以席卷中國大陸——對<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的觀感》，頗具見解的提出了一係列的新觀點，對史學界無疑是一枚震撼彈。對於一直以來普遍的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說法，是一個有力的回擊。
人類曆史，是物質發展的曆史，尤以近代以來，物質對於人類曆史的發展有著無與倫比的導向作用。戰爭勝負、政權更迭，歸根結底是物質起著決定性作用。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說法，在近代以來，已完全淪為技術政治的粉飾之詞，更沒有冷兵器戰爭時期的作用巨大。
即便是冷兵器占主導的時代，政權更迭，軍事鬥爭的成敗，也不是所謂“民心決定論”。蒙元、滿清其為得民心者？怕是腰際上的馬刀更具有“說服力”。近代以降納粹德國幾乎攻占了整個歐洲、法西斯日本侵占了大半個中國，如若沒有列強幹涉，怕他們也要永遠的“得民心”下去了。
所以，先得民心，再得天下的觀點，可休矣。人類曆史始終印證了一個真理：先得天下，而後得民心。
曆史之所以為曆史，因為其並非一人、一事、一物而成，而為世間萬物，共同運作而成。所以筆者會就掌握的一點資料，提一點淺顯的觀點，與諸君共探討，曆史如何就為曆史也？
觀點一：國府失敗，是冷戰初期對中國的影響。
題語：近代以降，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世界在影響中國，中國也在影響世界，實力決定如何影響和影響大小。近代以降的中國政治勢力，大凡脫離了國際列強，就玩不轉了，看看那些民國初期的軍閥，看看他們對外國際勢力的抉擇，就知道他們為什麽會失敗。
雖然不情願，但筆者還是認為，國共內戰，是美蘇，或者說是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戰後對抗的一個延續，無論國共都是國際勢力在華的代理人或者說是棋子。國共內戰時美蘇戰後代理人戰爭的第一次預演。至於後來中 共當政大陸扮演的角色如何，應該明白一句話：實力就是籌碼，沒有實力，隻能成為別人的籌碼，自己如果握有實力，那麽就不用做籌碼。近代以降的國人，最急切的就是要擺脫做棋子的尷尬。
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泛濫著三種思潮，即：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為英、美等西方國家秉持的思維方式，以自由市場經濟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共產主義則是以列寧蘇聯為代表的一批國家，寄望通過剝奪個人資產集中發展國家資產，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德意日法西斯國家則奉行對外戰爭掠奪資源，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二戰最大程度的摧毀了法西斯主義在人類社會的存在，但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人類社會的對立，也愈發尖銳。
二戰後，自由世界幾乎除美國外，都遭到了嚴重削弱，尤其是西、中歐都遭到的重創。而蘇聯雖然也遭到重創，但共產主義跨出了一國的界限，共產主義在中南歐、亞洲進行了全麵的滲透。
戰後的自由世界，雖然是美國一家獨大，但是美國要擔負供給整個西、中歐，還要應付局部武裝衝突，加之美國的戰時經濟向平時經濟轉型，大量軍隊裁撤，都嚴重削弱了美國戰後的總體軍事實力。麵對戰後蘇聯咄咄逼人的戰略攻勢時，美國在戰後的策略，還是延續二戰時期的總戰略，即“重歐輕亞”戰略。美國戰後的主要金援和軍援目標就是西、中歐，其次是西亞之以色列。在西、中歐麵對麵對蘇聯挑釁，可以動員史龐大軍力來與之對抗；在希臘、土耳其以及埃及，西方國家可以進行武裝幹涉。
美國Z.F“重歐輕亞”如何輕？
美國在二戰後對亞洲的策略，最好的概括就是“大撒把”。因為戰後軍事實力的削弱，包括在中國問題的“中立”與不幹涉，包括縮小盟國的遠東勢力範圍，將韓國排除在外等（這也是誘發朝鮮戰爭的一個因素）。
在二戰期間，通過《租借法案》，美國提供給英國總計290億美元的援助，而提供給蘇聯為90億，提供給國府卻隻有8億6千萬。美國原本預計提供給國府的60個美械輕裝師裝備，因為蘇聯出兵，二戰迅速結束，隻完成了第一期一共39個師的裝備，而國府卻用這39個師的裝備，裝備了64個師的部隊！
除了駐印度的新一軍、新六軍為全美械師外，其他則為三分之二美械、半美械、四分之一等三類美械師。其中國軍所謂王牌部隊，如74軍、5軍、18軍等五大主力部隊，都是三個師分配兩個師的美械；半美械部隊，則是用國產82mm迫擊炮代替了美械81mm迫擊炮，用日製75mm野炮代替了美製105mm榴彈炮；最可笑的是青年軍，用戰防槍替代戰防炮，用迫擊炮替代山炮、榴彈炮，其火力甚至不如半美械師。
號稱五大主力之首的74軍，也是美、日、國械混裝的部隊。因為彈藥、零部件等原因，其在赴孟良崮前，更是換裝了國械“中正式”步槍。即便是號稱全美械、三分之二美械的王牌部隊，也隻是美械輕裝師，與真正的美械相比，缺少最關鍵的重裝備——大編製的重榴彈炮和坦克部隊。美國Z.F承諾在國共和談結束後，提供給國府十個美械重裝師的裝備，那才是標準火力的美械師。這個也是朝鮮戰爭中，誌願軍以打國內美械師的經驗，去打朝鮮的真正美械師，結果吃了大虧的原因。
美國Z.F在戰後償還了拖欠國府的戰時墊付款五億美元後，迫於蘇聯的壓力，對國府實行了軍事禁運。
美國對華的軍事援助，究竟對國軍戰力有多大的提高？對比可以知曉，40年代的美械輕裝師比30年代國軍核心德械輕裝師在重火力上，差距究竟有多少？美械輕裝師師屬炮兵為105榴彈炮一個營、75山炮一個營，而德械輕裝師師屬炮兵一個75山炮營。但是考，慮到30年代國軍將原本德械師應該列裝的150榴彈炮合並位若幹的重型炮兵團，對比起來的重型火力差距並不巨大。那麽對比可以發現，除了半自動輕武器的提升外，美械輕裝師比德械輕裝師的總體火力，沒有顯著的提升。
換一句話說，就是40年代盟國對國府的軍援，對國軍戰力的提升，隻能是有限的量變，而非重要的質變。
戰後，蘇聯雖然遭到重創，但西方世界遭到的打擊更重，戰後共產主義開始了全球性的滲透，包括在歐洲、西亞、東亞。筆者認為，蘇聯在戰後的策略是，在不觸發全麵戰爭的前提下，積極擴展戰略空間，擠壓西方的戰略空間。例如：幹涉土耳其、希臘東南歐，意大利、法國的政治問題，培植中、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最突出的為第一次“柏林危機”，蘇聯利用戰後優勢陸軍和柏林的特殊地理位置，對西方盟國施加了巨大壓力，美國能與之對抗的隻有全世界最龐大的空軍。
在亞洲，則以積極的共產主義滲透，對盟國施壓，以期調動盟國的軍事力量東移，其中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就是例子，其後的越南戰爭也有此背景。
蘇聯對CCP的援助，是由來已久的，早期的CCP活動資金，完全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這種單純的資金為主的援助，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到了戰後，因為CCP有了和蘇聯的路上直接聯係的通道，才開啟了大規模軍事援助的序幕。
蘇聯的軍援，主要以繳獲日本關東軍武器裝備為主，兼以少量歐洲戰場繳獲之德國造武器。東北繳獲日製武器，不能也不必提供給蘇軍，更不可能交還給戰後的日本Z.F。處理方法就隻有運貨蘇聯，用熔煉成鋼鐵再供工業使用，但是運輸成本卻高於武器價值本身（美國在許多局部戰爭後都是就地處理部分武器，和運輸成本有關），那麽做順水人情提供給“自己人”CCP同誌就順理成章了。日製武器對於CCP武裝戰力有什麽影響？
蘇聯先後以各種渠道、各種名目向CCP提供過其在東北繳獲的百萬關東軍武器裝備，還有就是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日本在北朝鮮的軍火物資。四平潰敗後，林彪給蘇聯方麵開的第一個單子，張口就要100個團的裝備，劉統的書中還提到，即便是1947年，有力交涉下，蘇聯又給予東野30個步兵團和2個山炮營的裝備。這些武器，裝備了林彪東北野戰軍近百萬人，在遼沈戰役發起前，就為林彪裝備了炮兵縱隊和若幹獨立炮兵部隊，其數量與實力大體上和東北國軍相當。其戰鬥力並不比半吊子美械、國械、日械混裝的國軍差，最重要的是成建製的列裝火炮、少量坦克，讓CCP武裝在發起暴動後的近二十年後，第一次擁有大規模城市攻堅能力。
更重要的援助，是技術上的支持，CCP在東北取得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武器裝備，而是大連兵工廠。在蘇聯人的控製區，利用日本技術人員和遺留設備，CCP建立了全國最大的兵工企業，大連兵工廠通過海路運輸幾乎提供了粟裕華野全部的炮彈需要。抗戰中相當長的一段間，華北CCP武裝對待日軍據點，就是三發炮彈打上去，拿下就拿下，拿不下就隻有撤退，這種實力不濟的悲劇，再也不會發生了。大連兵工廠的炮彈，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中隻打碾莊黃百韜兵團的攻堅戰中就發射了七萬發炮彈，幾乎是人均一發。
東北的大量武器裝備，通過海路，繞道朝鮮，再往山東俚島，一天一夜的航程，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幾乎無法被破壞的軍火運輸通道。楊奎鬆的文章引用了1946年5月20日東北局曾致中央的電文，內說明蘇軍堅決支持東北野戰軍死守四平，並已經指示駐朝蘇軍立即提供彈藥應急，並勸中 共在關內另辟戰場以減輕東北壓力，為此希望中 共能夠組. 織海上運輸，從東北向山東運送武器彈藥，說要多少給多少。隨後駐朝蘇軍即向中 共東北野戰軍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彈藥。5月28日，第一批82挺輕機槍，32挺重機槍，43萬發子彈和一萬箱炸藥及大量電器材料等即由海路運往山東。至6月下旬初即已運送三批。以後運送則更為頻繁，數量也更大。到8月間，步槍已達數萬支，機槍達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鮮蘇軍即提供了上百車皮武器彈藥。
蘇聯的技術人員幫助修複的東北鐵路網，對林彪百萬大軍的開進和後勤都是至關重要的保障。日本技術人員組成的技術部隊，保障了東北CCP武裝的坦克可以正常運轉，甚至戰後第一批CCP飛行員也出自日本教官之手。還有就是東北CCP的後勤醫院，林彪擁有全軍最完善的野戰醫院，確實讓其他野戰軍司令員羨慕不已。
可以說CCP的武裝，因為蘇聯的大批軍援，完全從量變而為質變。從江西時期革命暴動的小打小鬧，變為了一支完全有能力奪取政權的武裝力量。
國府的失敗，是冷戰初期對中國的切實影響。是戰後盟國軍事戰略收縮，蘇聯共產主義全球滲透的表現。作為戰後的第一場代理人戰爭，和以後的所有代理人戰爭一樣。其後台老板的態度和投入的大小，對於前台的其代理人，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借用閻錫山向美國Z.F的兩點聲明：
第一、如果認共產主義是國際侵略性的，則凡CCP發動的戰爭，都是國際性的戰爭。凡艾其遜國務卿既認CCP革命是蘇聯策動，我們中國今天進行的戰爭，不是中國的內戰，而是世界反侵略的前哨戰。凡反侵略的國家，對我們反侵略的前哨戰有利害一致的關係，應當有同情的表示。
第二、反侵略的國家憑工業與飛機為惟一的武器，CCP是以廣大之土地與鐵幕內組. 織之人民為他應付物質的方法。赤化了中國，一定會赤化東南亞及印度；赤化了東南亞及印度，則地球上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皆入共產主義之手，彼時欲再反攻，實無把握！
觀點二：中共擊敗國府，是一個革命威權政黨，戰勝準社會性政黨的過程。
題語：二十世紀的中國，已經不是幾個兄弟齊心外出就能打天下的時代了，在這個時代要想有所作為，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組織——政黨。
革命黨，早年是形容清末為了推翻滿清專製Z.F的革命團體，後為指代那些，組織結構嚴密、行暴力手段、以推翻Z.F為目的的政黨。
社會性政黨，是指那些組. 織結構社會性，運行方法社會性，達成推動社會進步目的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中國同盟會，其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也為一個革命黨。滿清傾覆，返璞歸真，經過宋教仁之改組國民黨，種成為第一大社會政黨。然袁氏當國，戕害忠良、複辟帝製，孫文遠赴日本，另立新黨——中華革命黨，其打指模、向個人宣誓效忠之組. 織形式，更似洪門會黨。後孫文改組中國國民黨，使本黨重為國民革命之革命黨。至北伐勝利，蔣中正“清黨”，軍隊、行業間各級黨組. 織逐為淡化，至民國三十七年憲政開啟，國民黨近乎於革命黨與社會性政黨之間。
中國國民黨從來不是一個標準的民主社會政黨，但也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性威權政黨。其黨的性質，是反複變換的，概因中國近代走向憲政曆程之反複。所以筆者稱她為一個舊式革命威權政黨，向近代文明社會政黨轉型的一個“準社會性政黨”。
中共作為近代以來最堅定的革命黨，是毋庸置疑的，其組織結構、運用方法手段、終極目的，都是為推翻現有人類社會的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政治製度，建立共產主義的人類社會而創建的。毛澤東在談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經驗時，第一條就是：黨的建設。正是CCP作為最堅定革命黨的自身黨建工作，做到了無懈可擊的地步，才有了CCP的最終勝利。
如果了解以上的注解，那麽就能夠理解筆者所說1920年代末以來，中國兩次內戰的本質，是一個革命威權政黨，戰勝準社會性政黨的過程。了解到這個本質後，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從以下幾個角度出發，去分析曆史之所以為曆史的現象了。
在黨的人員管理上:
中國國民黨的人員構成，是極其複雜的，此和這個黨的曆史有關，同盟會早年和會黨有一定關係，在黨後來的曆史上，也多多少少表現出來。國民黨對於參與人員，是機會沒有什麽嚴格規定的，來去自由的特點多少和今天民主社會性政黨相似，各級黨部也沒有嚴密的監視、審查機構。國民黨對成員管理的鬆散，最誇張表現在北伐後，對各路軍閥，本著善意的吸納，相當多的地方軍閥何他的部屬，都通過集體入黨的方式，加入了國民黨，這樣才構成了那個號稱百萬黨員的大黨。其實早年宋教仁改組國民黨時就是如此，隻求主義相同，不管何等人物都可以加入國民黨，結果發生了國民黨理事趙秉鈞殺害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十個國民黨的都督卻沒人聽指揮的事…………
眾所周知的是CCP最早是作為蘇俄共產國際的一個中國支部存在的，其組. 織結構、人員吸納與審查的革命政黨模式，也是完全脫胎於蘇俄共產國際。在最早期的CCP建立時，就提出“嚴格黨員審查”、“淨化黨的隊伍”，對黨員加入，有著嚴格的加入、審查、審核程序。這些對於黨成員的來源是一個強有力的保證，對於CCP黨組. 織的嚴密性、可靠性都有著重要意義。
除去審核程序外，更重要的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整肅運動，來達到“淨化革命隊伍”的目的。江西時期的反AB團、肅托、42年的整風運動等，奪取政權前的一係列運動，雖然很多都被賦予了清除政治對手的目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些列運動對於淨化CCP隊伍的重要作用。
早在紅軍時期，為了對抗國民Z.F圍剿紅軍“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1931年11月27日，成立不久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Z.F舉行了第一次執委會，決定在共和國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中設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新組. 織，以鏟除特務、搜集情報、肅清匪患、保衛首長等特殊工作為己任。隨後，又在蘇維埃Z.F各級的行政單位，和紅軍各級指揮機關中，建立直接隸屬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從事防奸保衛工作的各級領導機關——政治保衛處和特派員。因為這些單位的人員的領章，是與其他紅軍紅色領章截然不同的綠色領章，因此他們被稱為“綠領章部隊”。“綠領章部隊”的成員，絕大部分出身於工農家庭，全部是共X產X黨員，每個人入選之前都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不僅要詳細審閱個人曆史檔案，而且要當麵審查考核，從家庭情況、個人曆史、社會關係到參加革命動機都要查個一清二楚。
很多參加過革命的老人講了很多關於“內部清理”的事情。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一些被特派員找去談話就沒影了，也不知為的什麽。當過特派員的老人，講起來也直搖頭歎氣。
林彪部隊四平潰敗後，發生了作戰科長王繼芳叛逃事件後，東北局在《關於準備粉碎敵人進攻的指示》中說：必須立即嚴格審查幹部戰士的成份，堅決清洗壞人。
某學者80年代采訪某軍副政委劉學友老人，就回憶到：畢業後到哈爾濱，還沒分配工作，先搞“內部清理”。會幾句日本話的，不是“漢奸”，就是“特務”，關起來先打一頓。一個區隊抓了1/10的人，最後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來了。
要打仗了，被關押的“敵人”都要求上戰場經受“考驗”。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敵人手裏——死在自己人手裏是什麽滋味？還落個“叛徒罪名”命大的，沒死成，回來再吊起來拷打，審問……
采訪的陳世勳老人說，37年微山湖西“肅托”，殺了300多人。哪來那麽多“托派”啊！就用電話線把大拇指和大腳指捆上，搖電話機上電刑。受不了就招，招誰抓誰，招了就殺。大都是些參軍不久的男女學生，平時敢說話，愛發點牢騷的。為了節省子彈，就用刺刀紮，女的朝陰道裏紮……
到“文化大革命”就翻來覆去問你留在革命隊伍裏想幹什麽？有個石子亮，是山西決死隊的，暴動負責人之一，在廣州一個區公安分局當局長，活活給打死了。留在部隊的幾個挺幸運，去農場喂豬養雞種地。
不同的人員管理方式，造成了不同組. 織程度的政黨，CCP戰勝國府，恰恰驗證了毛 澤 東同誌肯定——“黨的建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經驗。”
在政權的構建上：
早在二十年代中期，蘇俄援助下的孫文籌組的廣東革命Z.F，後改組為國民Z.F，就初步具有蘇俄黨政一體化的特點。但隨著定都南京，蔣中正清黨，幾乎讓國民黨的基層黨部機構虛無化。自三十年代開始國民黨的地方Z.F運作，就完全依靠地方當地Z.F、士紳賢達來運作。地方的經濟建設、醫療衛生、教育推行，多仰仗地方上的士紳賢達來推動。除中央Z.F以外，地方黨部與地方Z.F分別自成係統，自上而下，雙軌並行，互不統屬。黨管黨，政管政，黨政分離。形式上，黨政之間分工明確，平等製衡，互相監督，甚至可以作為一種較理想的地方政製。在地方層級中，黨的機關不能直接幹預行政，更不能直接將他們的指令傳達給Z.F部門去執行。黨隻管黨，黨的機關隻負責提倡及促進新生活運動，促進地方自治，黨義宣傳。而且行政機關的黨員幹部往往不受黨組. 織的約束，由此一來，黨部無法透過從政黨員貫徹黨的指示。黨治在地方層級逐漸淪為一種虛擬狀態。國民黨中央傾向於將地方政治交給地方Z.F主控，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黨。地方黨部被置於次要和無足輕重的地位，最終淪為地方Z.F的附庸。
一方麵，客觀上，因為國民黨在清黨後，大批原先由CCP份子掌握的地方黨組. 織被削弱；另一方麵，主觀上，因為蔣作為孫文的代表赴蘇聯考察後，心中產生的對蘇俄體製的厭惡，所以其為首的國府執政者對於蘇俄黨政一體的模式不感冒。外因方麵，還有諸如民國時期的社會人士，認同憲政政治者較多，社會上對於黨派幹政多有詬病。如此多方麵的因素，導致了國府在大陸二十多年中，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黨國體製，反而是在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全民普選，開啟了憲政的大門。
中共因為其實共產國際的支部，與蘇俄共黨為一線單傳，故在政權構建上，也多模仿、繼承之。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黨權真正高於一切。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對地方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之間在體製上應建立一種什麽樣的關係，亦曾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試驗。在取得政權之初，蘇維埃政權網絡幾乎取代了黨的組. 織網絡，黨機器一度趨於衰退。但1919年後，俄共重新調整地方黨政關係體製，決定在地方一級，黨對Z.F處於指導和監督地位。到1921年，地方黨委會的書記已替代蘇維埃主席成為地方上的最主要官員。從此，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黨權對政權均處於絕對領導地位。CCP從蘇俄學習、繼承了這種黨政一體的模式，自江西瑞金起，就在不斷完善中。抗戰後，CCP在全國各根據地建立起了係統的黨政合一政權。中央、各軍分區自不必說，單從CCP控製區最基層行政單位自然村來說，就足以看出其控製力之強大。每一個村都有黨支部、村委會、民兵武委會、婦女救國會和兒童團。即有Z.F機關，也有黨的機關，還有民兵武委會控製全部青壯年，婦女會、兒童會控製全村的婦女與兒童。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權有什麽不同的作用那個？還是舉那個很有名的例子。
1945年10月，為了完成中央的擴軍政策，新四軍根據地，蘇中解放區一個人口不到40人小村落，在村裏五大組織的“動員”下，一個月就出了14人，參加CCP武裝或者承當各種形式的勞役。
安徽省北部20餘縣自1943年-1945年每年繳給湯恩伯部隊的軍糧，1年12個月，要抽4千萬斤。每個縣，一年都應繳出近200萬斤糧食。
而蘇中靖江縣的縣誌記載，1949年2月-4月，剛剛被解放的靖江縣人民，沉浸在喜悅中，解放大軍在兩個月以內，連續兩次進行公糧征借，兩個月之內，征發公糧650萬斤，一次350萬斤，一次300萬斤。
靖江縣委書記“動員群眾”：“華野官兵，有我們蘇中的子弟兵，他們熱愛家鄉，想吃家鄉的大米，要用家鄉的稻草打鋪。所以，老鄉們， 要學習陝北人民自己吃山芋野草將糧食獻作軍糧的精神拆家支前！”
當然，這是德政，是“誌願參軍”，絕對不是拉壯丁，雖然拉到最後引起大量認識不清的貧農與本地幹部發動反革命暴動反抗征兵。
50年後，靖江縣在修編縣誌時，“情滿千帆”一詞，感性地回顧了這段靖江縣史上空前的征借曆史。當然，老百姓為了打內戰吃野草，這是擁軍的表現，是認識了階級鬥爭，是與積極參加新社會，是毛主席的好子民…………
兩種不同的政權構架，發揮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動員能力，此對戰爭的影響之深，並非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
在軍隊的構建上：
古語有雲：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大意就是說軍隊的構架一般是不會變換的，改變的隻是一代代軍人。一支軍隊的根本特性，在她創立的時，就已經深深的刻在他們的骨頭裏。
那麽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是怎麽來的？西元1924年，李宗仁接受廣州革命Z.F任命，督辦廣西，並且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紘集體加入國民黨，廣西桂係軍隊與廣東粵軍，加上黃埔係黨軍集體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唐生智的湘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此為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基本力量。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國民Z.F定都南京，張學良東北易幟，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張學良的東北軍也先後加入。這種聯合體說明，國民革命軍就是一支黃埔係中央軍與地方軍閥武裝的聯合體，即便是蔣中正的中央軍也要分數個派係。
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閥性的本源，導致了這支軍隊的構建上，就是軍閥性的模式。軍隊的構成與指揮，脫胎於清末以來的軍閥，如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更早，諸如漢末的曹操、袁紹諸路軍閥。軍隊內部的關係，大多為親友、師生、朋友、同僚、舊部屬等關係。這種軍閥性質的軍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依靠組. 織結構的內凝力和貫徹力較差，而且通常依靠部隊的最高長官的作用體現，即所謂的強將手下無弱兵、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個等傳統說法的體現。
中共武裝力量的前身也為軍閥武裝，民國十六年，西元1927年，CCP組織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東暴動等一些列暴動失敗後，殘餘武裝逃至湘贛邊境，南京Z.F所部能控製之邊緣地區。其中毛澤東帶領的秋收暴動殘部，在三灣地區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連級機關建立基層黨組織，設立政治委員，實行黨軍二元指揮體係，政委在軍事問題上擁有對軍事指揮人員的否定權和監督權。
同時，也因為CCP黨的武裝最初也是脫胎於舊式軍閥，加上CCP內部的權利爭鬥，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各國軍隊都存在的顯現——山頭主義。毛澤東曾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要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與對付軍內山頭主義相同，首先是對付政治上的山頭主義，最突出的手段，一為前麵提及的以“整風運動”為代表的整肅運動，二為政治動員。粟裕在出任華野司令員時，華野各縱隊甚至各師的指揮員人員有情緒，所以特地在河南駐地召開政治動員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要讓全體政委、指導員向士兵傳達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即不管是誰的部隊，是哪個方麵軍衍生出的部隊，都是共產黨的部隊，要聽黨的指揮，要執行黨的命令。
政治動員會議對於穩定人心，頗為有效，東北早年四平潰敗後，大量部隊出現逃亡和叛逃，為此CCP東北局第一個做的就是要求各級黨組. 織進行政治動員。再配合上文所說，各級機關的“保衛處”加強對軍隊的監督和控製。
其實從另外一個側麵就可以看出CCP武裝中的政委作用。
不同的軍隊構架，會發揮出不同的組. 織力、控製力和貫徹力，軍事鬥爭特別依靠這些能力，所以軍隊在上戰場之前，就已經在某些方麵決出了勝利。
閑聊一下，拉壯丁
拉壯丁，俗稱拉夫，是Z.F組織或者軍事集團通過強征方式，強迫民眾參加武裝的一種方式。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近代，又因連年的戰亂，導致人口大量的遷移，使得以往專製王朝最突出的統治特色——戶籍製度，變的支離破碎。戶籍製度的不健全，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國家在戰爭期間，無法實行有效的兵役製度，而隻能采取雇傭軍與強行征兵的方式相結合的辦法。
這種現象，一直且廣泛的存在於清末民初各個時期的戰爭中。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南京國民Z.F或者CCP，都必須，也隻有這種辦法，才能活著足夠的兵源，來從事戰爭。關鍵問題，是如何的使用政治動員力，來獲得更多的壯丁參軍？
在大陸反映國府抓壯丁的影視作品，不甚枚舉，具體情況、真假與否，在此不做議論了。
單獨敘述下，CCP方麵，不太多為民眾熟知的拉壯丁情況。
感覺到人從本性上來說不願意打仗的，農民更是如此。看紀錄片《人民的勝利》，宣傳翻了身的東北農民在土改中獲得了土地，他們誌願參軍保衛勝利果實，騎馬戴花參軍了。後來想還是不對，農民都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嗎？從個人角度來說是不會願意的。
後來看到一個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給東北局一個指示，要東北局在半年之內組建100個團的二線兵團補充東北野戰軍。而在遼沈戰役之前東北沒有打過很大的勝仗，沒有俘虜過很多的國民黨兵，組織100個團的新兵，隻有從翻身農民中來。
林彪在成為東北黨政軍一把手後，曾經在東北發布過動員，號召全體黨政工作者，要做“革命的兵販子”，並且說有“覺悟的共產黨員要自覺的當兵販子，當革命的兵販子是光榮的事”。同樣意思的話，在當年東北局和“東總”一些文件中也有的，其他領導也講過，也都講得理直氣壯。不過倒黴的是，發生林彪“叛國投敵”事件後，這段曆史，成了“批林批孔”的好“材料”。
征兵的指標下到各縣、各村，具體到每個村多少名額都有。其中最有名的被劉統和張正隆都引用過的“村支書燒炕拉壯丁”的事件。大意是說某個村的支書和村長把適齡青年叫到一間大房裏“教育”，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說話、也不表態，支書派人一個勁兒燒炕，炕上熱的坐不住了，終於有一個跳了起來。村支書說：好，這個算報名了！結果一個一個都跳起來了，集體當兵去了。
1948年10月21日，東北軍區給“軍委並總政”的報告中，談到擴軍問題時，說：動員時間短促……動員方式簡單（強迫命令方式，相當普遍）。⑹《沈陽軍區曆史資料選編》，167頁。
同年9月7日，“林羅劉譚”給毛主席的電報中，有這樣一段：使用強製中農當兵，照數攤派的方法。南滿新兵入伍後，已開始發現有利用偽滿時期躲勞工的方法來躲避參軍的（用巴豆使生殖器發腫，偽裝梅毒，及假裝其他疾病或自傷等）。
同年6月30 日，東北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軍區並報軍委”的電報”中說：中農在新戰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誤鬥者，占參軍中農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與農會對立，對參軍不滿，有的企圖向農會報複，並說貧雇農為自己保果實，他們參軍是革自己的命。
……………………
兵源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就是抗戰後大量接受“偽軍”，國府戰後立刻製定了整軍計劃，國軍總數從450萬減少到350萬，而受降的百萬“偽軍”自然也在裁撤之列，這些部隊裏大多都是職業軍人，除去當兵，什麽都不會。沒有門道的隻有自找活路，還釀成了大批將領“中山陵哭靈事件”。
9月16日，CCP中央在《我東北現況通報》中這樣寫道：
“曾克林部隊現已發展二萬餘人全為新式裝備，從山海關到沈陽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個連到沈陽一星期，即發展成四千人，並收編保安隊萬餘人。冀熱遼軍區出關時三個分區：1萬3千餘人，兩個月左右就發展到10萬餘人。…………擴乒極容易，每一號召有數百人，並有大批偽組. 織武裝均待改編。”
冀熱遼軍區出關時三個分區：1萬3千餘人，兩個月左右就發展到10萬餘人…………
12月初，東北局給中央的一封電報，談到進入東北後兵員、裝備迅速擴大、發展時，挺有趣地使用了一個很準確，但通常都帶有貶意的名詞：“暴發戶”。
強行征兵的最大的弊端，就是軍隊會出現大量逃兵。而這種大規模逃兵，正是發生在CCP戰後擴軍初期，“政治動員”尚未發生作用之間的那段時期。
某學者在80年代采訪黑龍江省軍區綏化軍分區原司令員趙斌，解放前為林彪部1師3團2營副營長。老人說：在諸城還未動身，一些人就跑了。師裏挑了10多個可靠的幹部，由個外號叫“哇啦哇啦”的敵工幹事領著，去動員那些人歸隊。轉了一個多星期，動員回來30多，有的還是營連幹部，指導員，教導員。主要是動員幹部，戰士不怎麽管。沒功夫管那麽多。死頑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諸城，部隊已經出發了。軍區讓我們從海上走。白天行軍，晚上還得看著這些人。哪裏看得住呀，到龍口就剩兩個了。
黑龍江省軍區原副政委趙熙敏，時任冀中71團6連指導員。老人說：團裏要求黨小組長和排長站崗，班長、指導員帶班。有的站崗和帶班的都跑了。…………從安國出發時，一個老團一個新兵團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個村子參軍幾十人，說跑都跑，村幹部領著跑。過北寧路時，一個有名的戰鬥英雄，連長馬義都跑了…………
9月7日，萬毅在給軍委的電報中說：部隊采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僅昨夜即逃副排長以下幹部八十餘。
11月15日，黃克誠在給“軍委並林彭的電報”中說：三師由蘇北出發共三萬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後勤機關及一地方團掩護尚在途中 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隊陳病號約三千人外，到達冀東者共約二萬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轉致“中央軍委的7師楊國夫師長的電報”中說：戰士帶槍逃跑者甚多（僅昨夜連胞二十八人帶槍九支）。所有闖關東部隊中，唯曾克林的16軍分區未 聽說有逃亡現象。
對於士兵逃亡，自然有對應的處置。
9月25日，還在赴東北路上的林彪簫勁光一道發出一封電報：關於處理逃兵………動員方式不可僅限於首長講話，而要開班、排小會，使戰士人員講話，通過自覺與互相動員，…………
某學者在80年代采訪的某軍原副軍長鄭紹華，時任新四軍3師獨立旅1團警衛連戰士，他回憶：平時不行軍打仗的時候，抓回逃兵要關3天禁閉。然後開個“鬥爭會”，批評幫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檢討反省表個決心，全班同誌再開個歡迎會，就算走過程序了。但戰鬥期間，就全免了。戰爭年代有“四個槍斃”：其中一個就是“投敵槍斃”，而帶槍開小差（逃亡）一般都是投敵槍斃。（部隊）從蘇北出發那天，全團集合，槍斃3個逃兵。後來光他親手槍斃的逃兵就達3個…………
某軍原副軍長瞿文清回憶：那時當幹部，特別是當連長、指導員的，平時最操心，最頭痛，壓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發動群眾，主要是幫助教育重點人。黨員，正副班長，戰鬥小組長，一般都有個“鞏固對象”。站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覺也挨著，醒了摸一把。“鞏固對象”要上廁所，責任人馬上跟去。…………如果誰不高興了，誰發牢騷了，誰想家了，都是“思想苗頭”，要隨時掌握。發現異常，立即報告。一仗下來，特別是打了敗仗，更要瞪大眼睛。
一般地說，行軍打仗路過誰家，誰就成了“鞏固對象”。
大都是宿營後趁機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崗哨外，還在村外放幾處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來，用根繩悄悄把自己和“鞏固對象”拴在一起，一動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對付勞工的辦法，晚上睡覺把褲子都收到連部去。據說，有的還把手榴彈弦接得老長，像絆馬索一樣橫拉在路口上。一響就報警了。
對於病患的處置，原63野戰醫院院長吳振淮，時任獨立旅醫政幹事回憶道：再選些身強力壯的戰士，排成一路縱隊，每人中間夾個病患，用繩子捆在腰上聯成一串。一手拄著棍子，一手抓著繩子，連拖帶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電影上國民黨抓的一串串壯丁。
同樣是抓來的壯丁，被國府抓了壯丁，尤可以跑，在CCP武裝裏，怕是不那麽容易了，即便跑的了，能回家嗎？這邊脫離隊伍，那邊家裏的地方黨組織就開始“動員”家人，“促其迅速歸隊”。
在經濟問題上：
國民Z.F因為其政治製度固有的特性，所以一直沒有建立過一套完善的戰時經濟體製，即便在抗戰期間也是如此，沒有建立完整的配給製度，資源分配製度。原因之一，國府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以貨幣改革為主的一係列經濟改革，雖然力圖建立起現代化的經濟體係，但卻因為社會轉型期，而成為一個半市場化，半封閉農業的社會經濟體。即一方麵經濟金融領域是自由的，而Z.F又無法對經濟的總體進行完全掌控。這種深層次本質，是國府經濟在連續經曆抗日戰爭和戡亂戰爭導致經濟崩潰的本因。
抗戰導致國府收入大減，而開支大增，國府的經濟對策即增發貨幣量，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飲鴆止渴。究其本源是國府無法進行戰時經濟動員。民國26年（1937年）法幣發行總量為16億，國家經濟平穩，國府的法幣，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堅挺度超過日元。如果以此年的物價為基準物價，那麽到了民國33年（1944年）法幣發行總量2880億，增加了180倍，但物價卻飛漲了2100倍。對比這個數據，可以了解到，Z.F增印法幣並非抗戰期間嚴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抗戰期間經濟金融崩潰根本原因就是戰爭，日軍在華的物資掠奪、金融破壞、經濟封鎖。加之英、法等國在美國參戰前，對日本的綏靖政策，對華進行經濟封鎖，也是導致戰時經濟崩潰的原因。
抗戰期間，遷徙去西南大後方的人口約為五千萬，使得大後方的人口總數達到了兩億三千萬。而戰爭進入1938年後，國府控製區的工廠，卻隻有全國工廠的13%，其中以布料產量為例，大後方的布料產量僅為全國的5%。由此而言，戰爭和外部封鎖，對國內經濟的最大影響，就是物資匱乏，所謂物以稀為貴，老百姓的生活物資奇缺，價格自然會飛漲。抗戰大後方商界流傳著一句話：工不如商，尚不如屯。
抗戰後，戡亂戰爭，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大中城市民生凋敝，這種物資緊缺導致的通貨膨脹，依然在惡化。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一直都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其最大特點就是農村社會的自給自足。所以CCP占領區，以物物交換為主，以發行邊區貨幣為主，形成了一個與國統區完全隔離的獨立經濟體。這個經濟體下，配合CCP的政治體製，進行戰略總動員，這才有了前文所敘述的，以靖江縣為代表的，農民“破家支前”。
CCP的革命運動中，除去吃大戶，變有產階級的財產，為革命的財源外，與傳統農民戰爭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就是經濟上的戰爭。
對國統區的農業產品封鎖和經濟破壞也是重要的鬥爭手段，有兩點，一為直接金融擾亂，二為間接經濟破壞。前者金融擾亂，例如相當多的老人回憶的那樣，曾經從香港進口過國府法幣專用紙張，大量印刷法幣，一方麵供“在國統區同誌使用”，另一方麵就是加重國統區的惡性通貨膨脹，加速經濟崩潰。
最重要的經濟破壞戰法戰法，就是周恩來為首的CCP諜報機關，安插了以冀朝鼎為代表的大量經濟學者在國府經濟部門。他們頭頂著名經濟學者的光環，甚至通過共產國際美國支部安插在美國財政部的人員，推薦給國府財政部門任職，讓他們“建議”國民Z.F以飲鴆止渴的方式管理經濟，製造嚴重的惡性通脹，發行金圓券與民爭利，以此方法，讓國統區中產階級破產，讓金融基礎全麵動搖，最終導致國府經濟全麵崩壞。
當然，CCP占領區的戰爭經濟總動員，是建立在土改基礎上，有著占領區農民的支持，不支持的也最後“動員”為支持。同時，我也認為這種涸澤而漁的方法，對經濟的戕害，也不容忽視。
張在他的書中引用：1948年5月10日，“中 共東北軍區後勤黨委會出版”的《目前後勤運輸狀況任務組. 織和運輸力的統一與使用》中，說：“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況雖不大清楚，但過去東北糧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幾百萬噸，高粱小米不但夠東北吃，而且還運到關裏去，徐州及連雲港以南很多糧食都是東北運去的。”“去年我們的收成不好，先旱後澇，今年我們黨注意努力領導與組. 織生產，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話，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於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後大農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地分給農民，而農民組. 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可能減產，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點毛病，打擊麵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之生產情緒可能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夠，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工具），影響了這些人的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其次是馬匹數量大大的減少生產力水平退回了‘少帥’那個年代。”
在經濟上，毛澤東早就認定了：“國民黨比我們的困難大的多，他們有那麽多的城市要接收，那麽多的饑民要養活，城市的政治、經濟組. 織要恢複…………”
在社會動員上：
國府方麵因為Z.F和黨的組. 織結構鬆散，無法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動員鄉間士紳，對國府政策進行宣傳。但因其處於社會轉型期，而在民主、憲政問題上，飽受社會各界民主人士指責、質疑。而對社會媒體，也無法控製，即不能全麵查封持異議報刊、媒體，也不能殺害那些單純的民主人士，麵對量似大海般磅礴的學生運動，也表現的無能為力。
CCP則通過各級政權，對社會進行動員，最突出的動員方式，就煽動階級仇恨。例如軍隊中的“訴苦會”，通常由連指導員帶頭上台，講訴在家鄉，被地主階級的剝削等。在鄉村的“批鬥會”，製造紅色恐怖。
千百年曆史上的農民起義，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劫大戶之財，以作軍資。土改自然是社會動員的一個重要手段，無償奪取地主、富農、中農等各利益團體的資產，作為反國府戰爭的資產，作為動員農村社會的最重要物質刺激。張正隆就認為：土改中的過熱行為是全國性的。而土改使生產力倒退的後果，不知是否為東北地所獨有。但是，無論破壞了生產力，還是解放了生產力，共產黨人已經喚起農民千百萬………………
再者就是使用CCP在國統區的各種媒體組. 織，如《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CCP背景的報紙。其間，大肆攻擊國府不立刻實行民主，著名的文章如《沒有民主，一切隻是粉飾》、《民主第一》、《中國要求的隻是民主》等。另外，在CCP背景的報紙中，也極力把CCP塑造成熱愛民主，為民主而革命的政黨，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如：《CCP徹底實踐堅持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的諾言》、《論英美的民主精神》、《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美國獨立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紀念傑斐遜先生》…………這些宣傳對社會輿論起到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即便是40年代的美國也被這點蒙蔽。
總言之，中共擊敗國民Z.F，是一個革命威權政黨，戰勝準社會性政黨的過程。這種勝利，首先是政治團體組. 織上的勝利，因為CCP這個黨的自身特點，而產生的驚人組. 織固化能力；他們構建的政權有著超越以往任何政權的動員力；他們的軍隊也有著遠高於軍閥武裝的執行力和控製力；優秀的黨建工作和壁壘森嚴的政權，有著無與倫比的經濟動員和社會動員的掌握能力。對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強有力控製，才得以將一切資源都最大限度的集中於奪取政權的軍事鬥爭中。這樣的政治團體，就好似一部武裝到牙齒的機器，無人可擋。形成了一種全方麵的、壓倒性的、有別於傳統的、非對稱技術優勢。
觀點三：中共擊敗國府，是技術政治戰勝道德政治的必然。
題語：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舞台上最顯著的轉變，就是道德政治向技術政治的轉型，技術政治操有者最終戰勝道德政治操有者。
自英國人打開中國大門以來，中國的傳統政治趨於解體，而西方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理念，愈發融入中國政治生活。其最顯著的影響，就是讓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開啟了道德政治向技術政治的轉型的曆程。
何謂道德政治？即政治人物，在做政治考量，做政治決策時，道德教化發揮了重大作用。而非單純的追求政治效能最大化。
剛剛跨入近代世界的中國，任然是一個傳統道德國家。千百年來道德教化，隨同傳統儒家教育，深入每一位政治人物的心中，或多或少的產生了道德作用。宋襄公“半渡不擊”的典故，諸葛亮輔佐後主，明成祖朱棣拒改史書等，古代政治人物部分出於道德因素的考量而做的道德決定，皆為道德政治的表現。
近代以降，古典道德政治急速向現代技術政治轉型，道德在政治人物決策中的成分越來越少，但尚未絕跡。清末鎮壓農民起義而壯大的第一批軍閥，居然沒有任何推翻滿清而自立的願望，反而是心甘情願的放棄兵權。民初第二代軍閥，如張作霖、吳佩孚等人對於外國勢力直接幹預中國政治的反感，或出於對自身權力的頑固把持，導致了他們無法做出逾越內心道德底線的政治決定。
黃興作為同盟會中當然不讓的二號人物，在孫文曆經的數次信任危機中，沒有絲毫取而代之的遺願，而是力挺孫文，維護同盟會的團結，甘心做管仲、孔明之類的輔助人物，其光明磊落可見一斑。蔡鍔為袁氏稱帝而起兵，然袁氏退位，即為蔡鍔辭去督軍之時，絲毫沒有留念權位的考慮。
技術政治者，在做政治考量、做政治決策時，以效果為第一出發點，奉行馬基雅維利的的政治理念。
中國近代曆史上，第一技術政治操作者，可以說非孫文莫屬。孫文對於技術政治的駕馭，在近代也可以算做前無古人的。孫文在道德政治與技術政治間轉型，亦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孫文的轉型，和孫文年輕的時期，在西方社會養成，有很大的關係，且孫文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接觸和理解都不是十分深厚，這客觀上促進了孫文現代政治思想的成型。
孫文早期的革命曆程，交織了大量的現代政治因素，如借助西方或者日本等外國因素，促成中國革命，與複興會爭奪革命領導權等行為，都是其技術政治的表現。而孫文或出於實力的考慮，或出於客觀政治環境的考慮，在辛亥後，一段時間內，表現出相當的道德政治意味，禪讓總統職務，放棄改組後國民黨的實際領導權，轉而成為精神領袖等做法，表明孫文在這個時期內，又不脫於道德政治的範疇。
在二次革命後，新生共和國幾乎被殘害殆盡，這個曆史現象，是對孫文的重大打擊，也正是以此為契機，孫文才真正開啟了其徹底轉型為技術政治人物的曆程。為了對抗北方軍閥，孫文采取拉攏南方軍閥的方法；為了對付袁世凱，孫文轉而向日本國內的親孫文勢力，尋求合作；在尋求國外政治勢力介入的問題上，孫文或出於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或出於技術政治上的權益考量，至少表達出了以土地換援助的意願。
與孫文同時代的民國軍閥們，或多或少的表現出其道德政治的意味。如袁世凱即便被罵做賣國賊，其對於日本的二十一條，也有所保留；直係軍閥吳佩孚，堅決反對以蘇俄勢力介入為代價的援助，最終兵敗下野，也不願入日租界避難，原因就是不願成為傀儡；奉係軍閥張作霖，對於日本以勢力滲透為代表的全麵援助，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最終讓日本人惱怒，也埋下了張作霖最終下場的伏筆…………
這些軍閥，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他們不願意外國勢力直接插手中國內部事務的態度，固然可以成為道德政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和軍閥自身的軍事實力，抱有對權力不可侵犯的態度的兩點，有著必然聯係的。
為了對抗袁世凱，孫文提出過類似的二十一條，但是日本人也清楚，孫文無兵無權，隻能做空頭承諾；為了對抗吳佩孚，孫文接受了蘇俄的軍事援助，代價就是接受了蘇俄的意識形態的全麵入侵，蘇俄的民族主義理論部分成為了中國近代的亂源；為了對抗直係軍閥，孫文可以倡導與奉係的聯盟，而不顧及外界的惡評；早對記者談及希望美國介入中國軍閥混戰的觀點，被社會各界批判時，又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迎合國內的民族主義潮流…………
為什麽孫文會如此？因為在全麵向技術政治轉型後，孫文深刻的明白，要想有所作為，必須全國政權，統一全國成了一切問題的總前提。而孫文缺乏的就是軍事力量，才會有了向外尋求援助的行為。
孫文戰勝北洋軍閥，原因有很多，但就廣義上而言，可以看做近代政治舞台上，技術政治全麵戰勝道德政治的第一次預演。孫文與直係吳佩孚不願合作的蘇俄合作，以口頭承諾外蒙古部分權益的條件，取得了蘇俄的軍援，引進了黨國一體的政治權利構架，社會組. 織動員能力。推動了廣州國民Z.F，最終擊敗北洋軍閥，完成國家統一，期間固然有軍閥的荒淫無道，也有技術政治戰勝道德政治的客觀事實。
如果說孫文戰勝北洋軍閥，是近代政治舞台上，技術政治全麵戰勝道德政治的第一次預演。那麽CCP戰勝國府的過程，就是這一曆史轉型大戲的高潮。
民國十六年、西元1927年，蔣中正發動的清黨運動，是國民Z.F於國民黨內政治變化的一道分水嶺。之前，在國民黨內，以孫文為代表建立起了一套強大的黨政機器，雖然這個黨政機器的很大一部分基層組織，不在國民黨手中控製，而在中共手中。國民Z.F正是憑借這個強大機器，擊敗了北洋軍閥。在之後，就像筆者前麵所述，蔣因為主觀和客觀原因，以及外界因素，最終蔣在南京成立的國民Z.F成為了一個繼承清末以來傳統官僚政治的Z.F。
這種選擇，正是蔣無法完全理解和認同現代政治的表征之一。也為蔣和國民Z.F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南京國民Z.F的實際掌權者蔣中正，因為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熏陶下養成，故與孫文相比，雖同為處在社會轉型期之政治人物，卻更偏向認同傳統道德文化。蔣中正在其主政國民Z.F的二十餘年中，都在極力倡導傳統道德宗旨。因為其認為，中國近代的社會動亂，與人心不古，散失道德底線，有很大關係。其倡導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四維八德，時至今日，也有一定的曆史意義。
同時，蔣中正是大孝的，不但是對自己的父母，對他人父母也是如此，抗戰期間，親赴李宗仁老家，看望李宗仁的母親，白崇禧老母做壽時，蔣更是親率黨政高官前往白的老家拜賀，以示勉勵，換來的卻是李、白在政治上多年的掣肘。
蔣中正和他的國民Z.F，因為主觀上，有道德的約束，客觀上，沒有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保障，對於內部的政治對手，無法進行肉體消滅。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陳濟棠等各路軍閥，一再搗亂，蔣也能不做深究，可以節節升官。這裏麵非技術上的不能，而為道德上的不可。即便是被蔣最不待見的張學良、胡漢民、孫立人等，也隻能是軟禁了事。唯有私通CCP之楊虎城、吉鴻昌者，叛國投敵汪精衛者，才下殺機。
蔣的行事有道德基礎，對內無法痛下殺手，對外行事，也大多有所顧忌，如重慶和談，黨內多方人士勸諫，直接誅殺毛一幹人等，卻被拒絕。國府地方行政依靠當地Z.F、士紳賢達來運作的根本原因，是蔣中正為首的國府執政者，過度的依靠道德約束。在經濟上，也無法像CCP一般，行霹靂手段。對商人也多寄望於其自身的道德約束，寄希望他們不要使用囤積居奇之類惡劣做法。在社會問題上，無法下吃人果決之心，更不會進行血腥之土改。
最後提一個小事，曾經看過陳恭澍先生在寫作的回憶錄性質書籍《英雄無名》。作者自述在寫到執行河內刺殺汪精衛未果的那段曆史時，取名為“河內辱命”，後來好友建議，易如稱為“河內刺汪”或“刺汪辱命”，而陳恭澍卻認為這兩個書名固然不錯，也很醒目，惟獨其中那個「刺」字，實在難以接受。按「刺」字的釋義，是乘人不備而殺之，不但有背於光明磊落，而且旨義含混，這與我們的伸張正義、執行國法者，大相徑庭，故而不取。
小小的一個曆史回憶的標題，都要如此計較，可見國府那些書生“誤國”之盛。
反觀CCP的運作方式，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最“革命”之一黨。從黨員、行政人員的監管上來看，CCP的黨建是前無古人的，時至今日也無來者。反AB團、肅托、整風、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革、批孔批孔等一係列的政治運動，保證了黨的絕對純潔，保證了黨員對領袖的絕對忠誠，通過黨政雙軌政治體製，黨軍雙軌軍隊體製，就牢牢掌控政權和軍隊。對經濟之控製，對國府操經濟擾亂，經濟毒害之戰法。在社會動員方麵，可以無顧忌的戕害地主、士紳、富農、中農利益團體，以達到取財革命的目的。更有甚者，釀成長春那樣的人禍慘劇，可謂是民族之悲矣。
國民Z.F，即便被敘述的再昏暗、腐敗，但關閉批判言論的報關，禁止學者民主演說，施行新聞封鎖，總可以辦到；解散工會組. 織，鎮壓工人罷工，總該有這個能力；槍斃學運領袖，屠殺、鎮壓學生抗議運動，亦不是什麽難事。可我們隻能看到在國民Z.F治下，報關可以天天公開批判Z.F，甚至咒罵；學者可以無顧忌的發表民主演說，舉辦民主遊行集會；學生可以中午在Z.F公費食堂吃的飽飽的，下午參加CCP地下黨舉辦的反饑餓遊行運動。
難道國民Z.F隻有水槍和警棍，卻沒有坦克車與機槍嗎？
為什麽在國民Z.F治下，各民主黨派可以生存，異議人士還可以被高薪聘請到國民黨的大學任教？而到了延安，因言獲罪，因為持異議言論被整的死去活來的比比皆是？
說到底，他們二者的道德底線不同，這種道德底線的差別，是道德政治與技術政治的根本差別，也是技術政治最終能夠戰勝道德政治的原因。
通過以上筆者的分析，大致有一點頭緒，即民國十六、西元1927年開始的兩次內戰，是國際共運與自由世界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1945年開始的戡亂戰爭，是世界範圍內，戰後反對共運的第一次大規模前哨戰。美蘇在戰後遠東問題的上的戰略決策，是導致了中國淪陷與朝鮮戰爭的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作為革命黨的CCP憑借著革命黨對準社會性政黨的優勢，在黨的組. 織，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都有著驚人的控製力，才得以全麵戰勝了國民Z.F。而國府和中 共的這種差別，根源在於其二者對於政治道德尺度的把握上的差別。最終演義出一幕中國近代政治生活轉型的大戲。
筆者在這裏洋洋灑灑一大篇，對於很多人來說，隻是他們無需關心的曆史而已。然而筆者卻認為，往者雖已逝，來者猶可追。恰逢CCP建政六十周年之際，一定要寫點什麽。為何？六十年一甲子，彈指一揮間，今日十三億國人，有多少不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之“新社會人民群眾”？1957年，全國開始取消公民憲法課，改為思想政治課，延續至今！大凡65歲以下之人，盡為黨國思想荼毒深矣。
今日國人被荼毒之深，乃亙古未有之奇觀。隻知黨團與Z.F，而不知社會與民族；隻知人民與群眾，而不知公民與國民。隻知主義與領袖，而不知道德與良知。然而，改變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把曆史還給曆史！
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於南京家中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