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九死一生 第三章：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蘇聯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艦隊訪問中國，泊留地在上海。新華總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財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誌們完成這一報道任務。我的任務是寫好最後的兩篇稿件——我軍“南昌”艦到長江口外迎接蘇聯艦隊和蘇聯艦隊進入黃浦江駛達南京路外灘的拋錨地。
這時候，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早已外露，世界範圍內正湧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濁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動蕩中。在這困難的緊要關頭，鞏固與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大支柱——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團結，其意義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不是官樣文章而是別開生麵地搞好蘇聯艦隊友好來訪的報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價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與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達上海的快車。我們幾乎兩耳不聞窗外的隆隆聲，悉心研究隨身攜帶的上海一帶海域的水文氣象圖、訪問活動的細節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國艦隊互訪的新聞資料。一到上海，就住進臨時作為接待蘇聯艦隊的指揮中心的外灘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廈，也幾乎閉門不出，構思我方軍艦到長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艦隊的第一篇報道的藍圖。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廈，準備向北京編發我將從軍艦上發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則身著淺灰色英國凡爾丁西裝，內村白色印度綢大翻領襯衫，與來自全國各大報的幾十名記者以及塔斯社駐華記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號護衛艦，向長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兩國軍艦在海上遙遙相遇。我與塔斯社記者，首先跟隨我們的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彭德清海軍少將，共乘一艘銀灰色魚雷快艇，登上了訪華艦隊的旗艦“德米特裏·波日阿爾斯基”號巡洋艦。
這是蘇聯太平洋艦隊的主力艦，排水量達1．3萬噸。在我們這些從未見過偌大軍艦的人看來，它顯得寬大雄偉，也很長，從艦頭到艦尾執行勤務的軍官們，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車來回奔忙著。
不一會，那艘魚雷快艇又陸續把“南昌”艦上的幾十名中國記者，分別送上了客方旗艦和後麵的兩艘雷擊艦。我與來到旗艦的中國記者及塔斯社記者，被邀進艦中的客廳。廳內隻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氣。但裏麵的布置莊重而豪華：厚實而柔軟的紅地毯，四邊釘得牢牢的新綠色壁毯，一大圈擰著地腳螺絲的沙發，當中擺著油光鋥亮的核桃木長方桌，桌上鋪著潔白的厚台布。桌麵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著鮮豔的紅白相間的玫瑰花，散發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們注意到，廳內的正壁上，隻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像而沒有斯大林的像。這變化的原因，是無須多嘴多舌的。離開北京時，我們就被告誡過：與蘇聯艦隊任何同誌的交談中，不得涉及赫魯曉夫的報告與斯大林事件這類十分敏感的問題；就是中國同誌相互交談，如有蘇聯同誌在場，也不得談論這類問題。這作為一條紀律。
我嚴格遵守了這條紀律。在登上幾層樓高的艦橋，向艦隊司令切庫羅夫海軍中將的采訪中，在與艦隊參謀長彼得羅夫海軍少將的交談中，在和隨艦的蘇聯海軍報紙的一位中校記者的接觸中，我都專心致誌地本著鞏固與加強中蘇團結的宗旨，搞好自己的報道，避口不談任何富有“敏感性”的問題。
不一會，我就借用蘇方巡洋艦的巨型報話台，請隨行的東海艦隊機要科長向“南昌”號傳發第一篇稿件——“新華社上海20日電：新華社記者八時半從蘇聯巡洋艦‘德米特裏·波日阿爾斯基’號發出的報道：來自北太平洋的蘇聯水兵們已經看到了長江口兩邊綠色的海岸線。在蘇聯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安·切庫羅夫海軍中將指揮下的蘇聯友好訪華艦隊，現在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海艦隊派來迎接的護衛艦“南昌”號的引導下，向長江口進發……”
稿件經“南昌”號電台傳發到臨時架設在和平大廈樓頂上的東海艦隊小電台，坐守其下一個房間裏的李耐因隨收隨編，並隨時用長途電話傳向北京新華總社編輯部。
這篇稿件正在傳發中，我又一次來到艦橋上，一邊關注著彭德清與切庫羅夫的親切交談，一邊觀察艦隊進入黃浦江的情景，為第二篇報道打腹稿。客方艦隊在外灘一拋錨，我立即換乘我們自己的海軍遊艇登岸，用了大約40分鍾，寫出了一篇約700字的報道，李耐因接過一頁稿紙就編發一頁，很快又傳到了北京。
當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蘇友好大廈舉行的盛大歡迎宴會上，主客們就已在當地的《新民晚報》上看到了這兩篇報道，據說評價不錯。其後的報道，諸如外灘的歡迎儀式，客主雙方的相互禮節拜會，歡迎宴會與答謝宴會，上海人民與客方官兵的公園聯歡等等的報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誌們的差事了，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鬆了一口氣。我個人則利用這一難得的時機，認真觀察了一下隨處可見的真實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蘇聯艦隊返航海參崴前夕，外灘舉行盛大聯歡會。無盡的人流，從各條馬路向外灘湧去。一輛輛小汽車，開到了和平大廈門口。首長們的夫人們、孩子們和保姆們，喜笑顏開地下了車，在門口警衛人員們的躬迎下，走向了電梯。
當時這裏仍然是接待蘇方艦隊的工作委員會會址，蘇方艦隊的將軍們也還仍然住在這裏。按規定，非委員會工作人員和飯店人員，一律不準入內。但是對於這樣一些人，不僅不受到查問，而且被恭恭敬敬地護送到九樓的寬大樓頂平台上，一覽無餘地靜靜俯瞰壯麗歡騰的夜景。
然而這個賞心說目的“觀禮台”，並非隻有少數首長及其親屬和保姆們才有資格光臨。接待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也帶著他的一位女友來到。或許一眼就能認準他們都是些小幹部，守門人朝他們歪著腦袋斜眨著眼，陰陽怪氣地問：“你是哪個等級的，也想帶著女朋友來？”
這把那位男性小幹部氣得老大一會兒說不出話來。最後，他才結結巴巴地進出了這麽一句話：“你們，你們為什麽不講平等？”
“平等？”守門人冷笑了一聲，反問道：“‘平等’幾個銅鈿一斤？”
艦隊走後，接待委員會和上海市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在中蘇友好大廈聯歡，北京的記者們也應邀參加。看電影時，記者們在劇場後區第一排選下了自己的座位。他們的後麵，是海軍的將軍和軍官們。
坐下不久，來了一個斜披著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幹部，喝令記者們及其後兩排的將軍和軍官們立即離座，說這三排是專給首長留的。《解放軍報》的一位少校記者對他說：“這是聯歡會，人人權利均等，還分什麽‘首長’不‘首長’的！”
誰知這位二大流子式的幹部立刻露出一臉凶相，扯住這位少校記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來。而這位少校記者，從小就是常鑽槍林彈雨的老八路，能吃這一套？他怒吼一聲：“你算個什麽東西？！”驚動了整個劇場，把這個二大流子式的幹部喝斥得張口結舌，不得不在眾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這個人是不是你們海軍的？”少校記者轉身問背後的一位海軍將軍。
“是華東局的。”將軍不屑地答道，“是柯老①他們那裏的。”
①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
電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門外傳來了男女老幼混雜的歡笑聲。那個二大流子式的幹部慌忙迎上前去。結果並沒有什麽“首長”，而隻是幾十位濃妝豔抹的婦女帶著一大幫孩子在門口出現了，他們的身後跟著一群護士和保姆。原來二大流子式的幹部口口聲聲所說的“首長”，竟是這樣一個內中不乏穿開襠褲的五花八門的“首長大隊”。跟在這個“隊伍”後麵的，隻有一個派頭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個貨真價實的首長。這位首長翹著下巴頦，問那個二大流子式的幹部：“為什麽沒搞到好座位，嗯？”見二大流子式的幹部嘟嘟囔囔地說不清，這位首長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飯桶！”
目睹這場活報劇，記者和將軍、軍官們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蘇聯艦隊的那幾天中，宴會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後，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時有多種冷飲供應。按規定，中國同誌哪怕隻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須掏錢。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氣使頤指的“首長”們，往往不由分說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賣部的男女服務員們大氣也不敢出，隻能畢恭畢敬地看著他們一邊評論節目的好壞，一邊品評著汽水解不解渴，最後又看著他們扔下空汽水瓶揚長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問過一位女服務員：“你們怎麽不向這些人要汽水錢？”
“他們不自覺，我們哪敢要啊！”她不無氣惱地回答。
嗬，“首長”！
“首長”本是身負革命重任的領導者的敬愛之稱。可是在這一類“首長”們的身上，這稱呼似乎成了他們權威與顯貴的象征。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色，都在力圖向大眾顯示他們是非同凡響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製成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偶爾也能夠與普通人混雜在一起，拉手說笑，但那並非想使人們感到他們原也是“赤條條而來亦將赤條條而去”的群眾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現出他們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與民同樂。
這種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氣淩人，飛揚跋扈。似乎他們隻有把自己的“首長”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權勢。
中蘇友好大廈的最後一次盛宴，是在蘇聯艦隊離開上海兩天後舉行的。赴宴的當然都是我們中國人。舉行這次盛宴的原因，據說是因為大家在接待蘇聯艦隊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經費又有富餘，“首長”指示犒勞大家一番，以示關懷。
這就是說，預算的經費沒用完，用不著再繳回國庫，倒可以拿來大吃大喝。
我雖然沒有參加這接待蘇聯艦隊名義下的“最後的晚餐”，但同樣為了觀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誌事後告訴我，這“最後的晚餐”氣氛之歡騰和菜肴之豐盛，也堪稱可載入“史冊”：海參、對蝦、鮑魚、幹貝、猴頭、鰣魚、珍珠雞、鹵鴿，一盤盤、一碗碗，目不暇接。許多人都已撐得打飽嗝了，又有人大聲宣布：
“諸位請注意，請注意：請大家把各自的寶肚留點兒空，後麵還有更精彩的吃頭！”這立即引起又一陣歡聲雷動。歡聲未了，結隊成群的男女服務員們，就端來了一大盤一大盤的油光光醬紅色的玩藝兒。許多人興奮得睜大了眼睛大聲驚叫——
“啊哈——看：烤乳豬，烤乳豬……”
誰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天上飛的，地上跑的，山裏跳的，水裏遊的，幾乎都“兼”遍了！這“共產”主義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兩千多年，不然他不會說那句多餘的話！
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時胡誌明主席對我說過的一席話——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請我隨他去看望水利鐵路建設工地的工農群眾和兵營的戰士們，向他們拜年。中午，在一個路邊的小林中，他請我共進野餐，隻有很少的幾樣菜。他說，凡是到過中國的越南同誌回去後幾乎都向他說，中國招待外國貴賓的酒菜都極其豐盛。盡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還是大盤大碗地往上端，然後又原封不動地撤了下去，這豈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費麽？我說：“禮儀之邦，賓至如歸嘛！”他搖搖頭說：“不能這麽說。這都是公家的錢啊！如果個人掏腰包，那又會怎樣呢？”
是啊，“如果個人掏腰包，那又會怎樣呢？”
我們這“最後的晚餐”可好，外國的貴賓一個也沒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國人對中國人，幾乎又全都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竟也如此這般地海吃海喝起來，長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醫院割瘤子。深蒙照顧，我被送進了一般人難得一進的位於延安西路的華東醫院。據說，過去蔣介石這樣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這家醫院裏。醫院的大門口沒掛牌子。我所見到的病友，不是高級老幹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員。病員們都可以點菜吃小灶，上下頓之間或夜晚納涼時，自己的肚子餓了或來了探親的親屬與好友，一按電鈴，值班護士馬上就會送來冷飲和小點心。醫院裏的醫生和醫療設備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健身健腦房，單杠、雙杠、乒乓台、彈子台、撲克牌、麻將牌、牌九、擴胸器，翻跟頭、拿大頂、起臥練腹肌的彈簧墊，等等，都應有盡有，真可謂病人的大樂園。怪不得有些首長和他們的夫人們小有頭疼腦熱、傷風感冒，常常到這兒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這家醫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醫院的門口，人們卻扶老攜幼，擁擠不堪。這種過分懸殊的差別，難道也是我們應該為之奮鬥的理想之一？！
當我對此發表感慨時，給我打針換藥的女護士對我說，這種懸殊和區分何止是醫院。她說在百老匯大廈裏，還有一家不掛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幹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可以從那裏低價買到外麵市場上根本見不著的高檔商品，而普通幹部和老百姓連那大門也休想進！
的確，這類特殊現象遠不是一時一地“極個別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種特別遊泳證。普通市民、學生、幹部在遊泳池門外忍受著毒太陽的烘烤，排長隊購買遊泳票的時候，持有這種特別遊泳證的人們則坐著小汽車，從另一個門自由進出，既不掏錢，更不排隊，還擁有特設的遊泳池。
在北京，許多神秘的處所經常開舞會、放電影。有資格“光臨”者不但不掏錢，還可以免費享受茶水、糖果、水果與糕點。同樣，這些特殊人物不僅可以得到普通人無緣問津的各種各樣優惠物品的供應，而且他們的老婆孩子和親朋好友，也“理所當然”地隨時使用他們的高級小轎車。冬天發烤火費，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來發，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幹部和低薪者則是“鐵骨頭”。
總之，官越大越悠遊闊綽，一錢能當仨錢兒使。這既無法律根據，也從未有人公開闡明過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隻能偷偷摸摸、見不得人地幹。這不知出自哪家的“經典”！我實在不能再在這家不掛牌子的醫院呆下去而決定回北京，再順便回蘇北老家看看，雖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