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年：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高達95%
作者：王彬彬 (文史學者、南京大學教授）
《共產黨人自首法》的頒行和“反省院”之設立，效用是非常明顯的。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裏，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叛變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
幾年前，我到台灣開會。主辦方安排大陸與會者去了趟台北市著名的誠品書店。時間短促，我隻挑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萬亞剛的《國共鬥爭的見聞》，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從李敖所作的序中可知，作者萬亞剛本名萬大鋐，1928年19歲時，即進入陳立夫的“中統”，直到59歲退休，凡40年。在“中統”，萬氏曆任科長、晉陝豫邊區專員、調查局主任秘書等職。抗戰期間，曾潛入“紅色聖地”延安，並安插特務到抗大“潛伏”。這種經曆，使得他對國共兩黨的恩怨所知頗深。《國共鬥爭的見聞》是萬氏相關文章的結集。從集中一些文章看，晚年萬氏，堅決反對“台獨”，是鐵杆的“統派”。這且不談。集中有一篇《謎，還是謎》，談的是瞿秋白之死。文中有這樣一段：
瞿秋白之死，在我心中成謎，起因於我對國民黨對待共產黨政策的了解。在政治鬥爭場合，凡是占上風者，對待敵人往往寬大，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中統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專職對付共黨的地下活動。由於共黨的地下組織非常嚴密，所以工作很吃力，成績亦不好。一九三年建議對共黨分子采寬大政策，由政府頒行“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以後就按照這個辦法，對付共黨分子以爭取“轉變”為主。在抗戰以前，國民黨的聲譽，和共黨在建國初期一樣，如日中天，全民愛戴，所以爭取共黨分子轉變並不困難。即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而論，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後轉變，成為中統的成員。這些從共黨過來的人，熟悉共黨的地下活動，由於他們的指引，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底，將共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總部和其他重要機關，全部破獲。追源溯因，都是寬大政策之功。
萬氏的意思是說，瞿秋白被捕時，國民黨已對捕獲的共產黨實行“寬大政策”。依常理，瞿秋白不應該被處死，這個問題也姑且不論。我感興趣的是萬氏所說的這“寬大政策”本身，以及這政策產生的效用。
要說清這政策如何產生，還得從國共合作的破裂說起。
【鮑羅廷依靠的“革命先鋒”】
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黨”，不僅是要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還要斬盡殺絕。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占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鬆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讚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隻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準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準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
【蔣介石的煩心事：前線拚殺與後援不繼】
在農村，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麵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裏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鬥、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穀”，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穀”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遊鄉時，還會剪掉他的胡須，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穀、遊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誌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隻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製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係。”北伐軍在那裏拚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麵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穀、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淩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淩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1927～1928：國共激烈對抗】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借助青洪幫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當工人遊行示威時，白崇禧下令軍隊向工人隊伍開槍。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破裂的公開化，也意味著國民黨“清黨”的實際開始。廣州其時也是中共的根據地。4月15日，在李濟深的主導下，廣州也開始了“清黨”，對中共黨員大肆捕殺。國共“合作”了數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清黨”持續數月，這其中濫捕濫殺現象嚴重存在。當初，有人指責農民運動“過火”，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為農民辯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並且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現在，國民黨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國民黨的大開殺戒，是指望能將真的共黨殺光。即便殺不光，也讓那些漏網者膽寒心驚，從此脫盡紅色。但這實在是小看了共產黨人。麵對國民黨的屠殺，共產黨人決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的策劃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南昌發動兵變，意味著國共武裝對抗的開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緊急開會，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上，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決策者。此後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導下，中共奉行後來被稱為“左傾盲動主義”的政策，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大玩“血的遊戲”。當時，瞿秋白中央幻想著立即“武裝奪取政權”。他們的想法是分兩步走：第一步，在全國各地分散地發動暴動，奪取一城一地的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礎上，舉行全國總暴動，奪取全國政權。其時中共成立不過六七年，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是異想天開。從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共在全國一百多處城鄉發動了武裝暴動。這些暴動，大部分當場就失敗了。一部分地方，當時取得了“勝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但都很短暫，迅即被摧毀。後來，連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這是“玩弄暴動”。在“玩弄暴動”的過程中，中共也曾以濫殺報複國民黨的濫殺。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動中應毫不顧惜的沒收地主土地，殺土豪劣紳，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盡量施行紅色恐怖”。1927年11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兩湖省委，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兩湖工農大暴動，奪取政權，在政策上，則實行“紅色恐怖”。 （姚守中等編著《瞿秋白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235頁）可見，“紅色恐怖”，其時是瞿秋白主導中共的一個“政治關鍵詞”。
中共的以殺抗殺，又使得國民黨以更殘酷的屠殺來鎮壓。所以，這幾年的中國曆史，就這樣反複著……
【《自首法》：中共的心腹大患】
國民黨開始“清黨”後，中共便轉入地下。一定意義上，陳立夫的“中統”就是為對付中共地下黨而產生並壯大的。在一段時間的濫殺之後，國民黨方麵開始改變策略。濫殺並不能收斬盡殺絕之效，相反，於“黨國”形象頗有損害。1927年後，國民黨已是執政黨。一個執政黨，老是胡亂殺人，首先是不成熟的表現。所以，對付共產黨人，決定采用懷柔政策，不再一經抓獲，即行處決，而是想方設法軟化之，於是，有了《共產黨人自首法》的出台。
萬亞剛說，國民黨1930年才開始對共產黨“采寬大政策”，這應該是記憶有誤。《共產黨人自首法》，實際上1928年下半年就出現了。關於這個“自首法”公布的具體日期，我手頭的幾種資料說法不一。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紀事》，說1928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凡九條。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大事典》，則說1928年10月12日國民黨中政會通過《共產黨自首法》。楊奎鬆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依據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檔案，說《共產黨人自首法》是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見楊著268頁的注釋部分），這應該是最可信的。萬亞剛說，1930年頒行了“處理共黨分子自首自新辦法”，應該就是指修正後的《共產黨人自首法》。幾乎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又公布了“反省院條例”，決定在各地設立反省院，專供犯有“反革命罪”者反省、悔改。所以，《共產黨人自首法》與“反省院條例”，是相輔而行的兩個舉措。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規定：凡是犯有“反革命罪”而在被查獲前主動自首者，從寬處理，減去應處刑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檢舉其他共產黨人，而被檢舉者亦被查證捕獲，則可免除檢舉者刑罰；雖加入了共產黨但卻並無現實的“反革命行為”，自首後亦得免除刑罰。同時規定：凡屬自首的“反革命犯”，刑期過半而表現良好，確有悔悟之心者，可得保釋出獄。
《共產黨人自首法》的頒行和“反省院”之設立，效用是非常明顯的。張學繼、張雅蕙所著的《陳立夫大傳》中說，這之後，“幹部黨員犧牲的不計其數，自首叛變的情況也到處發生。在城市，情況更為嚴重。”（張學繼、張雅蕙《陳立夫大傳》，團結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頁）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亦說：1932年10月至11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破獲了十幾處中共組織，逮捕中共各路負責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為“自首法”使得“破獲一處，得到一批供詞；再破獲一處，再得到一批供詞，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楊奎鬆依據台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史稿》說，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時間裏，國民黨在全國捕獲的共產黨員是4505人，而自首叛變者則達到4213人，“自首叛變率”竟達95％，“這足以證明國民黨這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的共產黨人影響極大”。
《共產黨人自首法》頒行後，中共許多重要機關相繼被破獲。當然，被破獲後，中共又會重建。而重建後又難免再被破獲。一些重要機關，如此反複者多達數次。範小方所著《蔣家天下陳家黨》，引述了中統要人徐恩曾在《暗鬥》一書中披露的數字：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陝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幹部則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領袖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幹部829人，縣市級幹部8000多人。（範小方《蔣家天下陳家黨》，團結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頁）。
國民黨的這個《共產黨人自首法》，對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實際上，自這個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題為《集會、結社自由的實現》的社論，要求國民政府明令廢止《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共產黨人自首法》、《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等法令。社論強調：“所講《共產黨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黨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時的產物，和民主原則根本違背，當然應該廢除。至於別的十三種法令，也都是對於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嚴格的束縛。所以的確是非廢除不可的。”接著，社論指出了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幾點內容”：
其一，“這些法令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加上了極嚴格的特許製度的束縛”。社論認為，這是對基本人權的嚴重侵犯。社論強調：“在英、美民主國家的人民集會、結社”是無須事前“請求警察許可，亦無須報告警察的”，而“在我國……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給行政機關控製，人民要集會、結社，必須去請求‘恩準’，反之，就構成‘犯法’行為”。（哈哈哈～）
其二，“這些法令又賦予軍警憲兵及行政機關以任意幹涉和解散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力”。社論同樣拿英美做參照，強調“我國”這樣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廣泛的權力交給官署，便是給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權力”。（寫得太特麽好啊）
其三，這些法令規定，各民眾團體領導人，必須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極其荒謬的。“人民集會、結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誌來決定組織的形式，選舉與任用一切負責人員，而不應該遭受外力之牽製與幹涉。可是，我國過去就不是這樣的，政府硬要指定職位，派遣人員……這一來，縱然除指派職員外，民眾團體另外還選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還是沒有用處，因為已給政府指派的‘書記’一攬大權，全都包辦了，這還說得上什麽人民團體呢？這種製度當然也不是應該可保留的”。 （作者係文史學者、南京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