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韜、恭城暴動及金庸、梁羽生之父之死
——以此紀念我所尊敬的謝老
作者：羊羽
初看此題，讀者會一頭霧水，怎麽會把幾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事件聯係一起?看完全文你會得到答案。
2010年8月28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由祝華新寫的一條消息：“一個大寫的人走了。”摘錄如下：
---中國人民大學官方網站發布訃聞：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謝韜教授8月25日逝世，享年89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的網友發帖哀悼：“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學者去了，他才是一個正氣浩然、鐵骨錚錚的真正共產黨人，一個大寫的人。”
謝韜在解放初以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的身份，為胡風撰寫“萬言書”查證資料，被定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高參”，判處有期徒刑10年，“監督勞 動”13年;“文革”後作為常務副校長，為中國人民大學成為80年代學術重鎮“起了關鍵性作用”;2007年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引起廣 泛關注和嚴肅討論。 在“人大校友社區”裏，眾校友發帖：“向先知先覺而且敢想敢為的老校長致敬”，“向越活越明白的老校長致敬”。---
新華網等紛紛轉載這條消息。
一個大學前副校長的正常逝世(謝老已89歲)竟引起媒體如此關注，是少有的。這離不開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的網友說的謝韜的“大寫”---《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
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謝韜提出一些大膽的“出格”觀點，吳越在《呼喚民主社會主義》一文中把它歸納為幾條，現選錄如下：
“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而中國所一直執行的是左傾路線”。
“社會民主黨人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製度與資本主義製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
“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
“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我們曾經奉行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思路高超百倍”。
顯然，《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反思和否定了暴力革命。而擬寫此文的謝韜沒有被封殺，官方也沒對此文表態，退休的謝韜在人大一切正常。隻有左派網站“烏有之鄉”說謝韜是“搞社會主義國家和平顛覆運動集大成者。”
作為廣西桂林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對暴力革命的否定使我想起“恭城暴動”。“恭城暴動”是廣西當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事件後 有人寫成小說《山村複仇記》。電視連續劇《烏龍山剿匪記續集》就是根據《山村複仇記〉改編的。恭城縣原屬桂林專區，現屬桂林市管轄。
在廣西恭城縣烈士陵園內，並列著兩座各均高1.8米，直徑5米的圓形大墓，左邊的是“1.25保衛戰男烈士墓”，右邊的是“1.25保衛戰女烈士墓”.。
關於男女烈士雙墓的來曆，2005年4月4日新桂網披露當代生活報記者田桂營、實習生林娜4月3日采訪恭城瑤族自治縣民政局貝玉璋副局長時，貝局長如此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950年元月，土匪發動了“恭城暴動”，3000餘名土匪瘋狂圍攻縣城，為了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駐守恭城的解放軍和 工作隊與20倍於己的敵人英勇戰鬥了數日，直至大部隊趕至將土匪殲滅。在此戰役中，有176名解放軍戰士和工作隊幹部壯烈犧牲。恭城烈士陵園的男女烈士雙 墓就是為他們而建。
這可代表官方對“恭城暴動”的說法。
對“恭城暴動”的經過事實，對官方說法有異議的不多。但引起“暴動”的具體原因，民間有另一種說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某恭城人士在網路發布的《廣西剿匪之恭城傳略》。摘錄如下：
----本人廣西桂林恭城人士，雖不曾親曆50年前那場大運動，但多年來聽老一輩述說多哉，耳 濡目染。今說出來與大家同好共享。林彪四野在衡寶一役擊潰小諸葛(注：白崇禧)桂軍主力，挺進廣西，桂北再無大仗可打，於是急速前進與包抄廣西南路的陳賡 圍殲桂軍殘部去了，放心留下少量地方武裝和土改工作隊到鄉下開展土改。現在就單說說桂林地區一個偏遠山區小縣恭城的故事。
工作隊下鄉一看，沒想到李白經營廣西多年，群眾基礎極好，工作開展極不順利，群眾發動不起來，地脊民貧，基本上無地主土豪可打，土地改革就無從做起了，但是前麵部隊在打仗，這後方支援工作還得跟上，於是繳槍收糧拉壯丁，著實做得有點過火。恭城素為 蠻夷之地，以大山瑤民為主，百姓剽悍是出了名了的，可不是好惹的。一時間，政府和人民之間彌漫著硝煙味的緊張空氣，仿佛一顆火星就能炸響驚天之雷。
而這方窮山卻隱居著一個埋名英豪，名叫鍾祖培。他世居恭城，住在離縣城不遠的茶江邊上的對河村。他早年從軍，當李宗仁還是營長拉部隊上十萬大山的時候他就是手下連長了，後來在桂係中他無役不與，戰功赫赫，升為中將師長，在北伐又是他在援湘中帶領 部隊從恭城衝出龍虎關，強渡黃沙河，下衡陽，克長沙，轉戰江西，破武漢三鎮，打出了桂七軍的“鋼軍”，赫赫威名。上世紀20年代北伐軍在武漢，桂係擴軍， 第七軍軍長夏威接任，組18軍胡宗鐸當了軍長。組13軍白崇禧自己當了軍長，組19軍時，鍾祖培想當軍長眼睛都紅了，算來算去，該輪到自己了，結果人算不如天算，在小諸葛力挺和鄂人製鄂的口號下，他手下的一個小團長湖北人陶均居然做了軍長，鍾祖培氣的五竅生煙，憤而辭職，回到恭城老家種田。30年彈指一揮 間，1949年小諸葛白崇禧兵敗黃土鋪，倉皇退回廣西，途經龍虎關，彷徨中想起這裏還有自己一個老部下，兩人雖素來不和，但危難當頭，有根稻草也是好的，遂去拜訪了鍾祖培，留下40根金條。著他組織“反共救國軍”，與解放軍在大山中進行遊擊戰。鍾祖培本不願意。但危廈將傾，安有完卵?自己不對付共產黨，共 產黨也不會放過他的。便答應下來。
老謀深算的鍾祖培並沒有馬上行動，他一邊靜靜觀察局勢變化，一邊修橋修路，施粥濟貧，在民間培養自己的威信。並暗暗購買槍械，囤積糧食，各鄉各村設好聯絡人，為暴動做好準備。1949年底，土改工作隊進駐鍾祖培所在的平安鄉，開始派查地主惡霸，統計田產，鍾祖培雖不是大富，倒也頗有田產，在恭城這個窮山溝，也算派的上號的拉，自然而然也統計到了他家頭上了。 水急魚跳，鍾祖培再也難以安坐釣魚台了，我不犯人，人亦要犯我。倒也激起了隱藏多年的凶厲本性，“媽拉個掰，殺頭不過碗大的的疤!怕我條卵!”反亦死，不反亦死，壓抑多年的軍旅衝動又在他心中蠢蠢欲動起來。 鍾祖培決不肯坐以待斃，他決定遵照白崇禧的指示，發動先發製人行動，利用百姓對土改工作的不滿，組織全縣暴動，圍攻縣城。---
1951年2月27日，廣西省人民法院桂北分院判處鍾祖培死刑，將其處決於桂林。“恭城暴動”平複不久，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恭城把清查參與“恭城暴動”的人作為鎮反重點，一些人被殺，一些人被捕，其後人變成“狗崽子”。
按照此公說法，“恭城暴動”屬於社會轉型變革過程中一次“武裝動亂”。
不可思議的是，被判死刑的“匪首鍾祖培”的故居竟成了當今旅遊景點。創建於1959年10月20日，距今已有50年曆史的桂林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居然推出“去對河村看鍾祖培的舊居”的旅遊路線 。在該公司網站上，
2007-10-03由《桂林晚報》記者周昱麟著文寫道：
----“ 鍾祖培曾是攪動整個恭城的人物。 猴年初五我來到恭城平安鄉大嶺村對河屯，天色已近黃昏，一片片枇杷柚子柑橙桃樹依傍盤匝著山村高低錯落的屋舍門牆院落，村邊婆娑的香竹撐篙竹和古楓樹樟樹的枝葉掩蔽了朦朧的天日，頭頂像有許多龍蛇在天空中飛舞。68歲的山民倪吉升大伯陪我走在村中鵝卵石小徑上，一個頭發花白的老漢走過來對我悄悄說，這兒是鍾祖培的老家，你知道嗎，就是打汀泗橋和賀勝橋的那個北伐猛將鍾祖培!”
“作為北伐戰爭中戰功卓著的名將鍾祖培，是為恭城和桂林乃至廣西這一方土地爭過臉麵的。悵然地看著這春寒寂寥的村野，落葉蕭蕭，濃雲纏繞了崗壑間的叢林瓦舍，我想，他總算是這地方生養的特殊人物罷。去對河村看鍾祖培的舊居。”---
天哪，人們記住的是那個“北伐猛將鍾祖培”，而不是殺害176名解放軍戰士和土改工作隊幹部的“匪首鍾祖培”!
桂林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哪來的狗膽，居然敢推出“去對河村看匪首鍾祖培的舊居”的旅遊路線?這是因為在恭城和廣西，官方早已公正評價鍾祖培一生功過。
1992年版的《恭城縣誌》在“人物”一章如此為其立傳：“鍾祖培(1890--1951)，和平對河村人。清光緒三十四年冬考入廣西陸軍小 學，與李宗仁同窗……民國十五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第八旅旅長，其後升任副軍長兼第三師師長，參加北伐。5月，率所屬兩個團往衡陽增援唐生智，驅逐吳佩孚 部趙恒惕……”而1998年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的《廣西史稿》一書記錄更詳實：“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發布北伐動員令，7月9日，國 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但是在5月12日，鍾祖培第八旅的第十五團已開抵衡陽，並迅速幫助唐生智軍擊退進攻之敵，保住衡山。5月下旬，第八旅其他部隊在鍾 祖培率領下趕到衡陽，將敵軍趕到漣水北岸……桂軍第八旅和第四軍獨立團的援湘作戰，穩定了湖南戰局，北伐戰爭的序幕由此揭開。” 鍾祖培竟是北伐戰爭的開戰功臣。
我想這就是鄧小平主動與金庸談起他父親被殺的事情時，說的“團結起來向前看”吧。
金庸其父叫查樞卿。金庸出生時，查家有3600畝田地，租戶有上百戶，因此查樞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但查樞卿不是那種土地主，他受過西洋 教育，與徐誌摩、張愛玲父親一樣，屬於那種過渡時代的中西混雜的人物。關於這一點，在所有介紹金庸的書籍和文章中都絕少提到。這是因為，在1951年的土 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金庸的父親、大地主查樞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處死刑槍決了。這對金庸來說當然是難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劇。他說：“逃往台灣的絕大部 分人，血債累累，而今回到祖國卻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歡迎?抗日戰爭結束後，日本在中國犯下滔天大罪，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戰犯，從蘇聯押 解回中國撫順，不僅一個沒處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羈押錯一個老百姓都要賠償，而父親的壯舉，難道都不如這些罪惡累累的劊子手?那是一條寶貴的生 命啊!就這樣被輕易的奪去了，難道就這樣不了了之嗎?”
30年之後，1981年7 月18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長金庸，並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談話中，鄧小平主動與金庸談起他父親被殺的事情，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複生，算了吧! ”這次接見之後，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與嘉興市委統戰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了複查，發現是件錯案冤案，遂由海寧縣人民 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給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後，專門寫信給海寧縣委的領導，信中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恭城暴動”本質是國共兩黨武裝鬥爭在共產黨新政權剛成立時的延續，是國民黨殘餘地方武裝力量用暴力抗暴力、對共產黨用暴力建立的新政權的一次 抵抗。金庸父親土改被冤殺，則是上世紀50年代初用暴力方式鞏固新生政權的一場常見事件。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全國被鎮壓的地主不 少。中國武俠小說三大宗師中的另一個宗師---梁羽生的父親也在其中。
2010年1月12日 廣州《南方都市報》劉原所寫“去國懷鄉,一世萍蹤如鴻羽”一文，對梁羽生的父親被鎮壓的事如此詳細回顧：
---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1924年出生於廣西蒙山縣文圩鄉,家中是當地望族。我曾聽父母聊過,說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學彭榮康,彭告訴他: “你父親剛被鎮壓,你回家無異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時還叫陳文統)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後,《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榮康回憶文章,與我 父母所言大體相符,隻是細節上稍有差池。據彭榮康說,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鄰縣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說自己父親被人誣告而遭羈押,家人寫信喚他回 鄉救人。彭榮康說:“現在農村到處都在開展剿匪反霸群眾運動,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親,隻怕自身都難保。”梁羽生聽從勸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親陳信玉被 殺。多年以後,梁羽生對彭榮康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陳信玉本是和善鄉紳,抗戰期間,日寇入侵蒙山,陳信玉曾組織鄉團抗日保鄉,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一批到蒙山避難的文化名人。當時，中國著名太平天 國史專家、曾任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廣州市社會局局長的簡又文舉家逃亡蒙山,便是陳信玉接濟。簡又文在回憶錄《宦海飄流二十年》中寫道:“想起陳家的大 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沒齒難忘。我們一家遇到大難,流落在異鄉為異客,正在途窮忘絕、不知死所之際,忽有愛徒體念師生之誼。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養、庇蔭、 護衛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歸來。”
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地主紳士又何止陳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親,也是在1951年被殺。我少年時讀梁羽生,讀金庸,總覺納悶:為何許多故事都從身負殺父之仇開始?後來,讀懂了。
土改之後,梁羽生幾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屬之身,他無法歸來。他終究是熟知內地政治生態的。1978年,鄧小平南下廣州調研經濟特區一事,國務院向香港一些機構送來請柬,邀請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時叫侄子陳強中從廣西赴廣州見他。梁羽生與鄧小平、廖承誌等在一個大廳宴畢,出來就把請 柬交給了侄子,原來侄子在故鄉被人懷疑私通海外特務,梁羽生叮囑他把請柬拿回去當護身符用。陳強中回鄉之後,別人看到請柬上有國務院印章,嚇得不再敢騷 擾。
所謂故鄉,多是勢利之鄉。上世紀80年代,蒙山縣重修文筆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達人遊子化緣,梁羽生捐了幾百元,頗被當地不少人非議,認為他孤寒吝嗇。其實梁羽生捐幾百元已經算很給麵子了,把別人的父親殺掉了,別人還捐錢給你,你還不滿足麽。
梁羽生對父親之死始終有深重心結。上世紀80年代中期,廣西要員反複邀請梁羽生回鄉省親,梁羽生要求對父親一案重新甄別,隱然有不平反則不回鄉 之意。經查,陳信玉屬錯殺,蒙山縣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給縣政府複信:“先父一事終獲平反,埋於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彼時之梁羽生,隻怕心中亦 有無限蒼茫,他若非以一支禿筆打出天下,也不會成為統戰對象,老父的荒墳也許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後第一次返回蒙山,時值蒙山文筆塔竣工,他題藏頭詞一首:“蒙豁慮消天地廣,山環水繞見雄奇;文人騷客登臨處,筆健詩豪立誌時。”字裏行間,還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實的內心,隻有天知道。
1987年起,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亞,在異鄉終老一生。幾十年間,不知道他想起這個故鄉、這片土地時,會不會好淒涼。正如《七劍下天山》劈頭的那一句:把劍淒然望,無處招歸舟。---
《南方都市報》並非市井小報，而是隸屬南方報業集團的大報，是廣州四大報之一(其它三報是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和廣州日報。)南方報業集團是由廣 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為首組建的報業集團。由這麽一家大報如此詳細回顧梁羽生的父親被鎮壓的事，並說“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地主 紳士又何止陳信玉一人。”令人深思。
地主，古語中多指當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後雖也被用來指田地的主人，但向無貶義。近代以來，隨著階級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詞逐漸成為英文術語“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漢譯政治名詞，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為生的人。依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創造一切，全部利 潤、利息、地租，都單純是對勞動者的剝削”，靠收取地租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釘在了剝削者的恥辱柱上。
關於1951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也有學者開始討論，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楊奎鬆是其一。在《建國後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一文中楊奎鬆寫道：
--“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運用暴力手段，剝奪地主的土地財產，以滿足貧苦農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來解決農村中生產資料占有和貧富不均的問題，發源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並逐漸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在革命中和革命勝利後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認的是，這種大刀闊斧，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對於根本改革農村社會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幾乎都極大地便利了各國共產黨人為迅速創立和發展本國現代工業攫取原始積累。不過，經過幾十年之後，特別是鑒於台灣土改的經驗，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 主、富農並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裏講的那樣緊張;他們的財產也並不都是憑藉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中還有相當一 部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台灣的不少地主，被迫轉向工商業後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陸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剝奪了土地財產的家庭，如今改革開放，許多人， 哪怕是他們的子女，都再度展現了他們的才能，重又成了農業生產經營的“大戶”。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促使許多研究者對當年的土改運動及其方法，展開深刻的反思。”---
楊奎鬆忽視了一點：土地改革運動劃了那麽多地主，在土改後這些地主的子女，戴著“狗崽子”帽子，度過了27年辛酸人生!直到1979年鄧公下令全部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狗崽子”們才和其父輩得到政治解放。
我想，如果在20世紀上半葉，主導世界和中國革命的是謝韜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所指的“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 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不是“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話，一代北伐名將鍾祖培、千千萬萬個查樞卿、陳信玉這樣的和善開明鄉紳的人生悲劇 絕不會發生。鍾祖培有北伐名將背景為恭城爭了臉麵，查樞卿、陳信玉有金庸、梁羽生這樣的著名統戰對象兒子，所以後來得以公正評價功過或平反。而那些如《南 方都市報》所說的“半個多世紀前的土改中,一生良善卻橫遭殺戮的一般地主紳士”呢?“團結起來向前看”，不會隻是團結北伐名將的後人和金庸、梁羽生這樣的 統戰對象吧!
(轉載本文請注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