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現大麵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而糧食征購目標仍難以完成,采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饑荒大麵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製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春,時任遂平縣農業工作部副部長的陳丙寅向信陽地區提出了合並農業社的想法;查岈山鄉則發動村民,天天喊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遊行請求成立大社[1]。與此同時,中共高層也開始醞釀工農結合的基層組織單位人民公社。查岈山鄉合並大社的想法和高層設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陳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準,變成了現實[2]。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信陽地區旗幟鮮明地走到了“前列”,其中固始縣的七一公社有46161戶,,201075人,為河南省最大。
信陽遂平縣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躍進”的風潮下很快就“一鳴驚人”:虛報、高報的農業產量“衛星”很快登上了《人民日報》。衛星公社韓樓大隊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3821斤的消息很快讓信陽成為了全國標兵[1]。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當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的事實於不顧,在上海會議上決定按照1958年的標準,在全國征購糧食1350億斤,1350億斤的征購糧便成為了信陽大饑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有糧在1959年和1960年己急劇減少,從1957年的250斤減少到174斤。1959年糧食減產11%,征購數卻增加了14.7%。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各省、地區、縣、公社的各級黨組織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反瞞產私分”,級級相逼,用專政的手段強行從農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糧。
幹部好似閻王爺, 大隊好似閻王殿; 隻見活人去, 不見活人還。 ——當時民謠 |
1958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實際上隻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卻鼓吹為702億斤。而在信陽地區遂平縣(今屬駐馬店市)的糧食收成由於大煉鋼鐵等原因而誤了農時,小麥未能及時收割,導致10%左右的糧食損失。1959年的自然災害致使歉收,信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但在全國大躍進的背景下,信陽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信陽地區匯總後將產量虛報為72億斤,進而在僅有大約32億斤糧食存量的全信陽地區按照72億斤的標準來征購糧。[3]
基層幹部難以完成征購任務,就逼迫農民上繳糧食,對農民的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11月底,河南密縣已經出現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1、2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內務部、糧食部接連收到民眾來信,反映河南東部地區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縣,發生嚴重浮腫病和死人現象。[3]
1959年8月,河南省第一書記吳芝圃廬山會議後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高潮。1959年河南糧食和經濟作物繼續減產,全年糧食產量隻有210億斤,但吳芝圃仍然舉著高指標,強調估產為450億斤[4]。另一方麵,隨著反右傾的開展,黨內人人自危,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而哪個農民若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關押拘留甚至拆毀房屋。
1959年信陽地區糧食歉收,但在反右傾風氣下各縣不敢據實上報。地委辦公室將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後得到72億斤的結果,地委常委(9人)討論時,僅有專員張樹藩一人認為歉收年總產量可能隻有30多億斤,最多不超過40億。最後地委按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實際產量僅有20多億斤)。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征購任務,下麵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征購數達10億斤。
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
而與此同時,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準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信陽縣監委副書記胡修玉兩次向中共中央寫匿名信反映餓死人的狀況,兩封信均被轉到信陽縣委,胡修玉為此遭到輪番批鬥,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處以勞改[5]。
盡管當局對消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卻依然有一些信息傳到了北京。1960年2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前往信陽視察災情。被停職的張樹藩複職並陪同到息縣和淮濱視察災情。所到之處哀鴻遍野,舉目淒涼。處長向張詢問,災情嚴重,是否有死人狀況,張回答有,而且應該不少。隻是由於自己1959年9月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狀況不了解,估計餓死在20到30萬人之間。這位部長感覺事態嚴重,立即進京匯報[6]。與此同時,衛生部也受到了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發送的關於固始縣病情和災情已經致死五萬多人的電報。
內務部領導聽取報告後,立即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報告,習隨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此時,衛生部將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的電報也轉報中央監委,信陽事件由此初步揭開。4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做檢討,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被逮捕法辦,以向“中央交代”。
與此同時,董必武派李堅、李正海前往信陽調查,初步調查後有據可查的餓死人數為七十多萬。調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監委、中組部主要領導匯報。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提交了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將其呈送與毛澤東。26日,毛批示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7] 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26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河南省委負責人匯報信陽事件後,“大家十分震驚”[8]。周恩來隨後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進行進一步調查。
11月6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9]。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群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毀滅性破壞。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九十人小隊,隻剩下三十多個人了[10]。
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後,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
據初步揭發,正陽縣原報去年冬今年春死1萬8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增加到近10萬。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隻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公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600餘人,現揭發死人近4千,占總人口10%,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12個中學,有8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高中和初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學生達二十八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了極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11]
1960年12月,當時的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句子:“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複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試圖將餓死人的事件嫁禍於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和富農。
毛澤東在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後借口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分子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12]。毛在召集各級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複,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複,實行階級複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他進而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隻是程度不同。
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38萬,信陽地方誌統計的死亡人數是48.3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105萬。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顯示:全區總人口808.6526萬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0321萬人,占到總人口13.2%[13]。
1966年年8月文革開始後,鄭州大學內出現了《千刀萬剮吳芝圃》的大字報,大字報中稱,”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之後,前往四川任職的吳芝圃被革命群眾一路押回河南批鬥,最終於死於1967年。
信陽地委《關於整風整社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的作法。中央批示並肯定該個報告,並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14]。
2004年,信陽光山縣十裏公社村村民吳永寬自籌資金建成中國首個“信陽事件紀念碑”,並搜集整理了1959年全村死人名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