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 -- 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
作者：王宏任 一、1978年以前關於地主的書寫 其實，從魯迅、茅盾開始的新文學就自覺不自覺地肩負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而地主則作為封建社會的醜惡形象被當作社會阻力來書寫。魯迅塑造的趙太爺、假洋鬼子、魯四老爺都是地主，他們或者腐朽或者殘忍或者反動；後來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閉的社會形象來控訴地主的。但是，這些批判與控訴都是發自感性的認知，都是源於生活的感受，屬於道德譴責的意義，沒有上升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自覺的政治層麵。而上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興起的對地主與資本家的描寫，就有了充分的階級意識，他們對地主與資本家的描寫就與開展階級鬥爭奪取政權的政治目標緊密聯係在一起了，左翼作家葉紫的作品就有了階級鬥爭的訴求，他是有著極大的政治使命感的。這樣的文學應當屬於無產階級鬥爭文學。 到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文學當作“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於是寫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極強的階級鬥爭的政治性質，它對推動與掀起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難以達到的效果，之後，幾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參與了對地主的鞭撻與抨擊。這時，《白毛女》應運而生。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上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典型代表，是罪惡的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家夥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嬉笑聲中使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環）擊斃……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家夥。他家設有“水牢”，把才生產七天的貧農婦女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回展出，轟動一時（改革開放後還到國外展出），還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此外，建國前後，為了配合土地改革創作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和《暴風驟雨》，更是把地主當成了魔鬼一樣的東西來塑造，它對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現實教材的作用，雙雙獲了“斯大林文學獎”。其後，五十年代的長篇小說絕大多數都是把地主當成了魔鬼來塑造的，《紅旗譜》中的馮老蘭和其子馮貴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惡滔天的壞蛋。其後，為了配合階級鬥爭的擴大與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創業史》中也有對地主、富農品德醜化的篇章；浩然的《豔陽天》寫合作化運動中的馬小辮和其他地主、富農及上中農，都依財富多少表現自己的醜惡、殘酷，那時的觀念是越窮越革命、越純潔，越富越反動、越汙穢。這種為了突出階級鬥爭的擴大與深化而對於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寫，實在對幾代人的意識進行了極強的塑造。我小時就認為財富就是罪惡，越有錢就越壞，看到地主像看到惡魔一樣。使我改變看法的是毛澤東掀起的“文革”，我當時隻是因為寫點文藝作品，還都是歌頌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黨小黑幫”（想成名成家出人頭地就是罪惡），天天挨遊挨鬥，那時，村裏的紅衛兵把在城市從事工商業的地主從城市揪了回來，我與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塊勞改，開始認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經過十幾天的勞動，我就改變對這些地主的認識：他們識文斷字，知書達禮，文質彬彬，絕不是我從電影和書上看到地主，他們不像惡魔，聰明豁達機智，竟比對我們專政的地痞流氓一樣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個地主在我們閑話《白毛女》時，文雅地笑了，說：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強奸呀，這麽窮苦的丫頭送上門來能要嗎？他談到《豔陽天》中的馬小辯，說：他在自己有權勢時沒有殺死肖長春，沒有權勢了為什麽要殺死小石頭？胡編亂造而已！而許多他過去的長工對他們恭敬有加，證明他們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對他們的話相信了。這是發動“文革”的人沒有想到的吧！前幾年，我與左岸版主李雲雷的一次爭論，我認為《豔陽天》中寫馬小辮殺小石頭沒有事實根據，他說是事實。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聯主席劉樹資，他曾經陪同浩然到山東某村（《豔陽天》的模特村）住過十幾天，訪問了所有他寫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馬小辮”的家。我問他“馬小辮”有沒有殺害小石頭？他說馬小辮絕沒有殺害小石頭，那是為了附和階級鬥爭形勢誇大的。而在當年，就加劇了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使上麵知道地主如此凶殘醜惡，非狠抓階級鬥爭不可，在“狠抓”中又製造了許多新敵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災難。正像李澤厚先生所說：“政權像鐵桶一樣，還是心驚膽戰，老覺得敵人很強大。意識非常脆弱，老是神經兮兮的，以為江山立即要變顏色，結果人為地製造那麽多階級鬥爭，對那麽多不該實行專政的人實行專政。而作家也神經兮兮的，人為地膨脹階級鬥爭，把文學作為階級鬥爭教科書和土地改革的小冊子。”“這是非常古怪的現象。作家竟然呼喚人們進行無窮盡的互相殘殺，這當然是為當時的革命、鬥爭服務。於是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和人性現象，被簡化為兩種階級符號式的人物決一死戰。思想簡單，藝術粗糙。《暴風驟雨》盡管粗糙，還有片斷的真實感，而《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卻連片斷的真實感也沒有。但在當時也許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過毛澤東本人卻從不讀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們。作家真有點上當了，很可笑。”[1]由文學形象的塑造，到對現實生活真人的變本加厲，肆意誇大歪曲，誣蔑成假想敵而給予殘酷鎮壓打擊，地主就成了人間最壞的東西。
二、1978年以後對於地主的書寫
寫於1988年、完成於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實客觀的筆觸抒寫了地主白嘉軒的一生，他就是那麽自為的生活，智慧、堅韌、貪婪、義氣、親情、果敢集於一身，他隻是一個想發財過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惡觀、人生觀；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權的盲目擁護者，他的兒女成了共產黨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堅決反對；他對長工鹿三有親如手足的關係，不像我們以前書上寫的是壓迫與殘害的關係，尤其真實的是村裏兩個地主的兒女都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而貧農長工的兒子卻是土匪被共產黨鎮壓，讀過書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組織者與衝鋒陷陣者。現實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對極左觀念的極大挑戰，它評獎頗受周折，最後終於獲獎。接著，兩個“魯迅文學獎”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實呑呑吐吐地說出了對地主同情的話。“魯迅文學獎”得主周同賓在《土地夢》中說：“我們村裏有幾家地主，都是東家領著長工幹活兒，鋤地、收麥，都是東家幹在前頭；大忙時候，東家吃高粱麵花卷，給長工蒸白饃，東家吃辣椒、豆豉，長工的菜裏總有腥葷。……那幾家的地，都是三畝五畝買來的，曆經幾代才置下那份家業。……永不是我後來從小說中、電影裏、圖畫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惡形象。”[2]另一個“魯迅文學獎”得主史鐵生在《記憶與印象》中寫道：“太姥爺，一個典型的中國地主，……他有幾千畝地的時候，出門趕集，見到路旁的一脬牛糞他也要兜在衣襟裏撿回來，抖摟到自家地裏。他隻看重一種東西：地。‘周扒皮’那樣的地主一定會讓他笑話，你把長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爺比‘周扒皮’有遠見，對長工從不怠慢。……長工吃什麽他也跟長工一起吃什麽，甚至長工們剩下的東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腸胃將其釀製成自家地裏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獲很多糧食，賣很多錢，買很多地。他不想這些為什麽，他自己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裏邋遢的瘦老頭。……但是再往上數，到老老老太爺，到老老老老……太爺，總歸有一站曾經是窮人，窮得叮當響，從什麽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後如何克勤克儉，慢慢富足起來這也就是中國地主所常有的、牢記於心的家史。”[3]這應當是中國絕大多數地主的實際情況，他們克勤克儉，省吃儉用，經過幾代甚至十幾代的積累，才有了這些財富，絕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賄賂貪官、摟呑國有資產一夜暴富者那麽容易。兩位獲獎作家為地主翻案的話沒有引起主流批評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勞》就公開地近於“猖狂”地為地主翻案了。故事從被槍斃了的地主西門鬧到地獄向閻王告狀開始，被閻王輪回為驢、為豬、為狗、為猴，終於不忘申冤、報仇的宿願，而他每輪回一次，總是在他的鄉親、朋友、親人間活動，他以申冤、報仇的動物的眼光參與了人世間五十年的風雲變幻，場景更迭，莫言就此展開了從1950年至2000年中國農村的敘事，應當說他是比較準確、客觀地描述了中國農村半個世紀波譎雲詭的曆史。緊接著，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則寫了一個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給革命貢獻物資的孫姓地主，被貧農法庭槍斃，可是沒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貧農的童養媳給背回來藏在地窖裏藏了二十年，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裏的老地主幫助群眾生活、生產、救災，顯示他的才華與善良，這是公開地給某個地主翻案，這些在文壇上有很大影響的作家在為地主“翻案”，對被鎮壓（槍斃）的地主表同情，我們的主流輿論沒有對他們進行批判，沒有對他們處理，據說莫言的《生死疲勞》還曾作為評選茅盾文學獎的候選作品。而現為中國作協主席鐵凝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笨花》，寫了一個向姓的官員退休的地主，寫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對他的歌頌，而本書中成了漢奸、壞蛋的是一個收、賣雞鴨的窮人與一個底層窮人妓女。這是文學的還原現實的抒寫，是對極左的虛假編造“文學”的批判。
與此同時，專家學者開始了對那些虛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早在1999年11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劉文彩真相》一書，書中以嚴謹的材料否定了冷月英對劉文彩設置水牢、殘害貧下中農的控訴。這個因為訴苦當到大邑縣政協副主席的“冷媽媽”最後不得不說：關於劉文彩的水牢及刑訊室“都是別人讓她說的”，這兩樣最有力證明地主罪惡的證據都是不存在的。劉文彩投資三億法幣建的“文彩中學”到現在仍然是四川縣級最好的中學，劉文彩是四川個人投資辦學第一人，其侄劉湘、其弟劉文輝都是對於革命有巨大功勞的人員，解放後是革命政府的高官，而收租院中許多雕塑都是出於對地主鬥爭需要的“藝術創造”。笑蜀最近又對原書進行考證與修訂，於2008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嚴肅的史學著作《大地主劉文彩》，讀過此書的人說是“對極左的集體意識的重新解構與重建”，其顛覆作用是巨大的。看來，虛假不得人心。
最近，人們又對高玉寶被選入課本幾十年的《半夜雞叫》進行了尋根求源的質疑，靠學雞叫來欺騙長工去早起上工是多麽愚蠢的小兒科？半夜把長工趕到地裏去幹什麽？去摸黑兒到地裏去鋤苗還是鋤草？那純粹是靠紅色恐怖維護的愚民言論，竟在小學生課本中存在那麽多年，實在是對製造者的極大諷刺。今天擺脫極左壓製的青年一眼就看出那些無聊可笑的欺騙，當記者們找到作者高玉寶時，他隻能支吾其詞。最近，《先鋒國家曆史》一書記述了“周扒皮”的原型瓦房店市黃店村周春富的遭遇：周春富祖上也是闖關東過來的窮人，到了周春富這一代，他勤儉到了苛刻的程度：“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穿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舍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他把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曬幹了以後再吃。他夏天從來不穿衣服，後背曬得黑紫。他五個兒子各有分工，都非常能幹。對幾個兒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打補丁衣服。他省吃儉用去買地，見任何人都問：你賣地不？這樣，他到1947年有二百四十畝地，家裏人均十畝地（這在東北人少地多的地區很平常），家裏有粉坊、染坊、油坊、磨房，看來他是走多種經營的農產品深加工的道路，他對長工很厚道，給長工吃得很好，他這樣的人在今天不是應當受到層層表彰的致富模範嗎？他這種品質不正是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典型代表嗎？中國的強大與富裕實在有賴於這樣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財產被分，他被槍斃了。”[4]而《白毛女》故事的原型隻是自三十年代就在晉察冀流傳的故事，其事屬於民間對懲惡揚善的渴望與宣揚，“白毛仙姑”有懲惡揚善的威力，受到百姓祭拜。開始作家李滿天把其當作反迷信的故事去寫，被“傑出的文藝領導者”周揚看中，他把這個故事賦予強烈的階級意識，經過賀敬之等人的演化，有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偉大意義，於是作為革命文學的第一經典而家喻戶曉。改革開放後，許多人對這個故事提出多種質疑，學者孟悅在《〈白毛女〉演變的啟示》一文中，以科學、客觀的方法考證了《白毛女》的諸多演變因素，已經指出它的“非政治的民間傳統被政治化”的過程。而有不少人從事實上批駁了故事的虛假性，電影把黃世仁越寫成大地主，他強奸喜兒越不可能，作家張蔓菱說：那個強奸喜兒的絕不是真正的地主，而是地痞流氓，真正的地主不會去強奸那麽一個貧窮的丫頭，因為地主不會性饑渴到在大年三十去祠堂裏強奸窮人女兒的程度。如蘇童《妻妾成群》和莫言《神嫖》所揭示的富人的性愛關係，他們在性上的滿足方法與程度是有別於窮人的，他們大抵性上極端滿足，為了好奇可能有獨特追求，但是，他們要玩派頭，講排場，逞闊氣。以今比古，現在的千萬富翁會在春節之夜去自己祠堂去強奸那麽一個貧窮的丫頭嗎？用現實生活的邏輯去考察，那拔高與偽造就不攻自破了。這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偽造的故事，根本不是什麽經典，可是對煽動人民仇恨地主的作用很大。
《紅色娘子軍》是一個婦女反對性別壓迫和生活無著而從事革命的政治鬥爭的故事。1931年，在中國共產黨瓊崖特委的領導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第三團女子特務連（即紅色娘子軍連）成立，王時香任指導員，龐瓊花任連長。紅色娘子軍在沙帽嶺阻擊戰、拔除文市炮樓、占據分界嶺據點以及掩護領導機關撤往母瑞山等戰鬥中英勇頑強，威震瓊島。1933年，國民黨反動派調集大量軍隊對瓊崖紅軍進行“大圍剿”，紅色娘子連幹部王時香、馮增敏、龐學連、黃墩英、龐瓊花等五人先後被捕，在海南瓊山監獄關了兩年後，國民黨害怕共產黨劫獄，將他們與林尤新、蒙漢強、龐學葵三位紅軍女幹部一起押送到廣州國民黨監獄。當時，國民黨為了宣傳其剿共成果，拍下監獄中的八位姐妹的照片。在獄中，八姐妹堅貞不屈，患難與共，互相照顧、互相鼓勵，共同度過三年艱難的鐵窗生活。1938年，蔣介石被迫抗日，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及愛國人士，她們才恢複了自由。出獄後，由於娘子軍連已經解散，她們找不到自己的隊伍，便垂淚告別，各自回家。此後，她們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經受了不同的人生遭遇。
這是個反麵文章正麵作的故事，把一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政治鬥爭變成對地主的階級鬥爭，塑造了惡霸地主南霸天的形象。娘子軍的剛烈與頑強固然可歌可泣，可是，那時與地主的關係卻不像電影中寫的那樣。在階級鬥爭的時代寫的一切都是為階級鬥爭服務，免不了誇大與扭曲。
三、地主與革命
共產黨曾經對開明紳士是非常尊重的，這緣於這些開明紳士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其實，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就是有正義感的富人子女發起的，而日益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也是有富人幫助的。山西省興縣劉太白是開明紳士，幫助革命政府和革命軍隊做了許多好事，他拿出一半家產辦起興縣農民銀行，給共產黨解決經費，他本人由王若飛、安子文介紹加入共產黨，他的子侄九人中有七人參加革命（他的革命意識絕對強於不少普通貧下中農），他和另一個開明紳士牛友蘭先生辦起兩所高級小學，還籌辦了一所高中學校，為革命培養人才。牛友蘭先生給賀龍的一個團供應服裝、糧食，他本人任二高校長（在縣城）。有開明紳士這一事實證明：不是所有富人都是反革命，那麽革命對象指向富人就是錯誤的。當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讚成革命的，正像不是所有窮人都同情革命一樣。
1947年，中共開始土地改革，極左的潮流在全國流傳起來。江浙各地土改迅速開始出現亂捕、亂鬥、亂打傾向。據中央政策研究室報告：從12月初華東局宣布放手後，運動馬上蓬勃展開，但僅僅半個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現了亂抓亂打的過左現象，如蘇南奉賢、浙江嘉興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罰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來”。無錫一縣遭跪、凍、打的有八百七十二人，青浦縣龍固區幾天裏就打死了十七人。奉賢縣五個區被鬥的二百四十五人中，被打的二百一十八人，被迫下跪的七十五人，被棒打的三十五人，被吊打的十三人，被捆綁的十八人，被剝光衣服的八十人，每人大都受多種體罰。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裏麵，剪掉婦女的頭發和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被鬥婦女乳頭的事情。蘇南各縣（市）土改期間召開村或聯合村鬥爭會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次，鄉以上鬥爭會一萬三千六百零九次，鬥爭人數達二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一個蘇南區土改期間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數十人，並造成了二百九十三人自殺。
中原各地陸續開始土改之際，四川省尚處在退押反霸鬥爭中，雙流縣1951年初兩個月就槍斃了四百九十七人，一百四十一人（七十三男、六十八女）因恐懼被鬥被逼而自殺。郫縣頭兩個多月槍斃了五百六十二人，也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殺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財”，寧願全家自殺也決不肯拱手交出財產。據雙流縣報告，該縣自殺的一百四十一人當中，“舍命不舍財”的地主就有六十三人之多。隨著土改開始，一些幹部更習慣性地把上級號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為一個“打”字，“因而在鬥爭中產生放任暗示和組織打人的情況”。據報，“有的還帶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陽奉陰違，報喜不報憂，在賠罰、鎮反、劃成分等各個環節上交代政策，分別對待。有的地方經領導上具體指出來的問題，亦未實際的去做，因而在各個環節上死了一些人，結果大多報為畏罪自殺”。營山縣百分之三十的村子發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況，全縣被劃地主多達三千七百六十戶，其中自殺了二百六十一人。榮昌縣七區四個鄉五十四個村，共劃地主六百六十三戶，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區領導自土改開始，便放手組織亂打、亂吊。十四村共劃中小地主十五戶，就打死了十五人，平均每家一個。土改幹部林成雲在鬥爭大會上甚至用刀割斷了被鬥地主的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將地主殺死。由於地主成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詞，一些農戶得知被劃為地主後，竟絕望自盡。有地主生恐被鬥，硬被拉到鬥爭會場後，即用頭當場撞柱而死。僅這幾個鄉地主富農就自殺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當場鬥死十六人（男九、女七）；鬥爭後幾天裏又病死、餓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關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總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廣東東江惠陽縣潼湖區欣樂鄉土改伊始就亂打亂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亂挖底財，該區發明了二十種吊打人的方法來逼底財，5月30日至6月5日六天中，就打死六人，逼死十三人。增城鬥爭地主中實行吊、打、綁、埋（埋至頸）、關五種辦法，還動用火刑，強迫農民簽名參加吊打，否則不分果實，惠陽縣因此自殺了一百九十九人。僅5至8月間，北江地區就造成了六百一十四人自殺；潮汕專區則造成了七百五十五人自殺，興梅專區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二百零二人。全省5至8月連打死帶自殺，共死亡四千人左右。而全省1至8月份非正常殘廢的數字更加驚人。僅一個東江地區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開始的幾個月時間裏就鬥爭了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其中地主成分者二千五百六十七人，富農成分者一千零四十七人。鎮壓了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二人，另有二千六百九十人因絕望和恐懼自行了斷了生命。[5]我們上麵說到的對革命作過貢獻的人，也難逃劫難。在土地改革中，曾對革命作過巨大貢獻的劉太白的親弟弟被殘酷打死，參加革命的侄子被清洗，他自己也被鬥爭，還挨了打；牛友蘭則受到殘酷鬥爭和拷打後死亡。尤其野蠻的是把他們認為有剝削的人家劃為地主、富農後，打死男人分掉他的妻子給貧農做老婆，劉少白的親弟弟被活活打死後，他的弟媳分給貧農做老婆，當時還有許多地主的女兒、兒媳分給貧農做老婆的事，甚至富裕中農馮萬禮的女兒也分給貧下中農當媳婦[6].這是土地改革中的酷虐，假如隻此為止，也算結束了曆史的“革命”。
可是，革命勝利後的掌權者總覺得地主會心存報複之心。於是，在“文革”中，借打擊“走資派之機，更想把地主斬盡殺絕”，掀起新的打擊的酷虐更加令人發指：“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的就達一百多人，其中被吃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十八人，生割活剖的七人。”[7]還有湖南的道縣和其他的縣，都發生了這種比法西斯更加野蠻殘暴地對“階級敵人”的殘殺，著名作家韓少功寫過這類殘酷場麵，這就是中國富人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命運，他們所遭受的“專政”比當年他們無意識地對貧下中農的“經濟剝削”要慘痛多了。這可能是中國富人被指斥為“不道不仁”的根本原因，極左統治時代對富人的酷虐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許多靠勤儉持家、發家致富的小地主和富農的心，這種三十年的嚴重傷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況且我們從來沒有認真承認過是對他們的“傷害”。
其實，地主在那個社會不是完全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許多積極因素。絕大多數地主們青少年時期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學，或者到外國留學，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鑄造人格，成為新的紳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的善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經過較好教育進入官場、文壇、教育界、商場、工廠等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那些讀書不多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學問，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製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隻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砥柱作用。
四、曆史性地評價土地改革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了兩百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對於“土地改革”和“階級鬥爭”國內外早有看法，美國學者弗裏曼、畢克偉、賽爾登合著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中說：“土改中的殘酷行為破壞了農村的團結，在這種恐慌的背景下，報複心極強的人在地方政治中當上了領導。傳統文化中的醜陋部分強化了教條主義不合理政策中的殘酷性。”[8]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澤東傳》中寫道：“毛澤東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紳’們被拖拽到群眾大會上公審並處決。農村的階級關係被人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農民中最貧苦的階層趕上架，逼他們與共產主義事業共存亡。”[9]學者胡適指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果時說：“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並立的仇敵，並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恨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曆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需有的慘劇。”[10]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革命與作亂》一文中說：“政治革命是要出於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社會革命是要出於有組織的生產勞動者，然後才有效果。若用金錢煽動社會上最不良的分子（無職業不生產的流氓、地痞、盜賊）來革命，這種無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隻能算作亂。……革命是神聖事業，是不應該允許社會上惡劣分子冒牌的呀！”鄧小平同誌在西南局搞土地改革時，就指示參加土地改革的人要警惕那些為掠奪財產、報私仇的“勇敢分子”投機謀利（在“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此指示作為罪狀提出）。正是流氓、地痞、盜賊這些在“土改”中躋身“幹部”隊伍，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有論者說：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製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係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製，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第二次惡質化是“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隻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產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領袖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麵崩潰。
假如當時我們隻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餘的財產，不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地主又打又罵地施以殘酷的鬥爭，讓他們在新的條件下和貧下中農一塊勞動致富，不搞過左的階級鬥爭和殘酷的專政，那麽，中國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而我們的民族也不會有這麽多仇恨、矛盾和創傷，我們的道德與文化不會遭到毀棄與破壞，那是多麽好呀。可悲的是我們的“革命作家”寫的“土地改革”卻是一片讚揚之聲，充當了階級鬥爭的吹鼓手和應聲蟲，由於他們的“努力工作”，許多《半夜雞叫》那樣的作品深入人心，使他們還認為“鬥爭就是幸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天下烏鴉一般黑”，許多窮人還在以窮為榮，還把致富希望放在平分富人財產上。1978年以前，我們的主流教育就是：“誰窮誰光榮，窮人就是革命。誰富誰罪惡，天下烏鴉一般黑，富人就是反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哪管寸草不生，也要狠抓革命！”就是這樣非常錯誤的言論，以“革命”的名義強烈地向國人灌輸近三十年。我在1978年前也認為所有富人都是壞蛋；所有窮人都是革命英雄，他們對財產視如糞土，對權勢藐視如清風。等到推薦大學生的時候來了，他們自己的兒女也爭先恐後地去念書，有個脫離農村的機會，爭得你死我活，對財產的貪婪勝過中農與富農，於是，我才對那種宣傳徹底失望。在沒有改革開放前，我在農村就知道窮人中的壞人比例絕不比富人中壞人比例低，“文革”中的打、砸、搶、燒、抓、殺，就顯示了某些窮人的殘忍和專橫，貪婪與無恥，他們就是陳獨秀所指出的“流氓、地痞、盜賊”，在我們無產階級各種運動中，不少這類渣滓充當了“革命者”，給國家與人民造成很大災難。
注釋：
[1]李澤厚：《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頁。
[2]見《北京文學》1999年第七期。
[3]見《小說選刊》2001年第七期。
[4]《周扒皮的1947》，轉引自《文摘周報》，2008年8月8日5版。
[5]楊奎鬆：《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2009年9月《南方都市報》專欄文章。
[6]《“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見《山西文學》2005年十期。
[7]見《北京文學》1998年第九期。
[8]（美）弗裏曼、畢克偉、賽爾登合著：《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14頁。
[9]（英）菲力普·肖特：《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頁。
[10]見《書屋》200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