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和“黨天下”(附儲安平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及四十年代對共產黨的分析)
在中國曆史上，學者和國家之間，命運曆來緊密相連。中國的學者深受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一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然而進入20世紀50年代，學者與國家，政治與學術之間，關係就變得美妙而複雜了。也許兩者間的博弈關係，自古以來皆如此，正如孫隆基所說的，中國某些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並非隨著時間而消解，是變得越來越穩固了。①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所涉及的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微妙複雜環境中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不一般的命運道路。
儲安平和“黨天下”的發言
1957年初，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院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原民主黨派創辦的《光明日報》，再交還給民主黨派去辦。
當時毛澤東與新聞界人士談話時，“他老人家（指毛澤東，筆者注）突然轉向光明日報的代表，問道：‘是不是共產黨員？’那次出席談話的是總編輯常芝青，他站起來，說：‘是，是共產黨員。’毛澤東說：‘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此時是3月10日。”②於是由《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提名，經過各民主黨派充分協商，並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宣傳部批準，儲安平於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國共產黨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於是，儲安平響應號召行動了起來，積極鼓動對共產黨有意見的人出來說話。他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並且安排版麵發表了多篇有關鳴放的通訊，文章措辭極為辛辣激烈，有很大的鼓動性和號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這就是後來舉世周知，那篇“黨天下”的文章。儲安平首先說，“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他又認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他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麵。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③
儲安平言尤未盡，直接將話語轉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他說，“現在想舉一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於是儲安平就談到了當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副總理的人員構成問題，幾乎都是由中共人員擔任，而非黨人士中沒有人“擔任這樣的職務”。
儲安平的此番言論，當場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讚許不已，馬寅初當時即用手拍著椅背，連稱Very good，Very good!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各大報刊均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載。章伯鈞閱後，連連讚揚。據其女兒章詒和回憶說，“父親閱後，激動不已，也欽佩不已。他說：‘儲安平是個勇士。他對毛公和周公提的對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見，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黨外人士都有此意見，可我們這些黨派負責人，誰也沒有勇氣和膽量把話講出來。老儲講了，全講了，而他不過是個九三學社的中央委員’”。⑤
但更多的人是對此進行了極為憤慨的批駁。6月2日，即儲安平發表“黨天下”言論之翌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儲安平的發言，引起了全國上下的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從而在全國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在這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衝，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儲安平審時度勢，便於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送去了辭呈。不過，儲安平辭職後，對他的批判並沒有降溫，而是進一步升級。6月11日，民盟《光明日報》支部在吳晗的支持下，率先召開了批判大會；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組召開了座談會批判；6月14日，光明日報社工廠和行政部職工開會聲討；6月14日，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召開在京委員和北京分社委員座談會批判；6月21日，九三學社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通過了“對於光明日報被章伯鈞、儲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責任問題”和“撤消儲安平代表九三學社擔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委員的聲明”。還有來自自己親生兒子的反對信。
此時的儲安平眾叛親離、四麵楚歌。7月7日，他在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委員會召開的擴大座談會上，開始交代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7月13日，他在第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向人民投降》的談話，做了自我檢討。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此補充一些題外話，引自謝泳的文章，“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檢討中，我注意到儲安平的檢討是極少涉及別人的，尤其是他同時代的朋友，對於那時右派的個人檢討，有的人就講的非常具體，甚至還有細節，而儲安平的檢討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別人。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當然符合他的自由主義理想，也由此可看出個人品質。但也不是沒有和別人商量，從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儲安平的這個發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說過。”⑥ 此外，章伯鈞認為，儲安平的發言事先和羅隆基商討過，但儲安平對之否認，隻承認受到羅隆基思想的影響。
儲安平因此名列中國十大右派之榜。從此，儲安平從中國的政壇和新聞界、知識界銷聲匿跡了。
無法忽視的思考
章詒和對儲安平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她認為儲安平是“直言不諱，百折不擾”。縱觀儲安平人生曆程，可以說其是徹徹底底的一個文人，一個在特殊年代不合適宜的文人。他對信仰的執著和敢於擔負“治國平天下”責任的勇氣，卻造就了極左年代裏文人的悲劇。
近年來，學術界對儲安平的評價日益提高，但彈讚者間有。讚者不但從推崇其人格，還認為其言論思想有非凡之處。彈者緊抓其自由主義思想和“黨天下”的發言，批評儲安平有過度自由化的問題和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種從階級觀點出發來進行評價的方法是值得斟酌的。恐怕對於言論自由的判斷標準仍然是建立在極左時代的中共政策和意識形態，以及全民專製的思想之上。
平心而論，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並非一無可取之處，他主張的以言論政的辦刊方針具有進步的民主意義。就其有爭議的“黨天下”發言來看，即使對於今天的中國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黨天下”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仍是當代學者們爭論不休的熱點。而且隨著民主進程的發展，要求黨政分開的呼聲漸高。新的時代，新的發展自然產生了新的要求，加強民主黨派的參政和監督作用和改善執政黨的領導方式自然是順乎時代，合乎民意了。
不過在這場反右派鬥爭中，一大群知識分子的各種表現及其中顯露出來的人性讓後人深為思考。有人說：“這是一個屍橫遍野的戰場。中國的文化人在這裏寫下他們最悲慘也是最恥辱的一頁”。⑦直至今天，仍有人諱言儲安平，可能是因為儲安平仍屬於極少數到今未被平反的右派之一。
章伯鈞當時對史良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掮出盧鬱文⑧來，盧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醜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曆史人物。所謂曆史人物，要幾百年才有定評。”⑨確實曆史自會作出正確的判斷，並非可以被獨占話語權力者所能隨意改寫的。
注釋：
①、參見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②④⑦、參見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6月
③、參見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原載《光明日報》1957年6月2日
⑤⑨、參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⑥、引自謝泳：《儲安平在1957年》
⑧、盧鬱文，民主人士，在鳴放階段幾次提醒向黨提意見要實事求是，不應隻講缺點不講成績。後來據稱為此接到謾罵威脅的匿名信，一時鬧得沸沸揚揚。社論《這是為什麽？》正是以盧鬱文的匿名信事件破題展開的。
儲安平何時能摘帽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中國的五十五萬知識分子，一夜之間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從此被打入另冊，其中不乏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費孝通，傅雷，顧準，蕭乾，潘光旦，王造時，當然，還少不了儲安平。在被劃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中，儲安平也許不是最有名的，但如果以被劃成右派的理由來看，他的“罪狀”肯定是最有名的。
儲安平，1909年生於江蘇宜興，1949年以前曾任複旦大學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觀察》當時匯集了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以提出獨立於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條道路”而聞名，批評政府，評點時政，而為國民黨所不容，被迫於1948年關閉。49年以後，儲安平曆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光明日報》總編。1957年，毛偉人號召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共產黨整風。儲安平書生意氣，直言不諱，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發言，批評“黨天下”。一語既出,偉人震怒，天下皆驚，連人民日報登出了他的發言，不久儲安平就成為鐵板釘釘的右派，並且名列“十大右派”之中。1966年的秋天，在又一次被抄家批鬥後，儲安平就從人間“失蹤”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十年後家屬才領到死亡證明。儲安平活的時候受盡折磨，死了以後還要受侮辱：1980年，共產黨陸續為五十五萬右派摘了帽，留下五個人“永不摘帽”，以作為“反右基本正確，隻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的證明。哪五個人？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林希翎。
這五人中，人們最感不平的就是儲安平，因其為人正直，胸襟坦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展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八十年代以來，懷念儲安平，質疑反右運動的文章時有發表。對比反右運動和文革，知識分子尤其痛恨前者，因為和文革的執政黨內部爭權奪利的背景不同，反右主要就是針對知識分子的，而且毛偉人策劃這次“陽謀“的手法過於下作。可以說，“反右”一日不徹底否定，知識分子的心結就一日難消。
儲安平當年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 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麵。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 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土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 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隻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競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曆史回顧】［附錄］ 儲安平在四十年代對共產黨的分析
·戴 晴·
下邊是他（儲安平）對中國共產黨本質的分析。這種言論對今天中國的讀者而言，是相當不習慣的。不知有沒有人會產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共產黨的內情，我們自承所知不多，我們暫時隻能根據常識來說。近幾年來，外間對於中共在延安邊區一帶的作風，頗有好評。共產黨在這樣一種艱困的環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個政黨當它在艱困奮鬥的時候，總有它一股生氣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廣泛籠統的名詞，就經濟生活方麵言之，共產主義隻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其間隻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而已。就實行社會主義而言，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知識分子，並不反對，毋寧說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心目中，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淪為“無產階級”了。這是國民黨的恩賜！知識階級的領導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個不是已經到了雖然尚未餓死而早已不能吃飽的局麵！而且知識階級，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數自私分子外，哪一個不承認貧富的懸殊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所以共產黨在經濟生活方麵的原則，並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麵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通過嚴厲的組織以強製人民的意誌。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誌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誌，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隻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麽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有一種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它好，不好的說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點論，譬如說我們這批自由分子，不諱言，都是受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影響的，但我們一樣批評英美，抨擊英美。同時，蘇聯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們一樣稱頌他們的好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見共產黨批評斯大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聖中之聖，竟無可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就後一點說，我們雖非共產黨黨員，但一樣尊重共產黨的黨員，隻要他確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義，忠於他的黨，忠於他的理想，忠於他的工作，忠於他的事業，我們都在心底裏對它尊敬。但是共產黨的對人，隻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麵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製了它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它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勱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端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摘自戴晴：《儲安平和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