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持久戰”思想究竟是誰最早提出的
【一】程思遠回憶錯誤
國民黨人“持久戰”思想中有兩句關鍵的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有人稱之為“十二字方針”。關於這兩句話，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製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讚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為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指導思想。”程思遠：《我的回憶》，華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這就是說，這“十二字方針”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啟發下提出的，因此，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和毛澤東密切相關。由於白崇禧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著名的軍事家，程思遠又長期追隨桂係，熟悉桂係內情，所以曆史學家們對程思遠的這段回憶均深信不疑，競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戰”思想影響了國民黨的鐵證。連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著作《毛澤東傳》都加以引用，並評論說：“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頁。
事實果真如此嗎? 否。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係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的演講，其中明確指出，中國不會亡，但是也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將經過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三個階段。該文提出了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一整套充滿辯證法的戰略方針，深刻地分析了戰爭中的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以及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消耗戰、殲滅戰等諸種作戰形式。《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頁。通觀全文，完全沒有談到空間、時間、小勝、大勝之間的關係。同月發表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中，也不曾談到相關問題。白崇禧何從歸納得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兩句話?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據白崇禧本人的回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兩句話雖是他提出來的，但其時是在1938年初，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遷移武漢辦公之後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教授訪問，談到“太原會戰之檢討”時曾說：自太原失守，二戰區有少數(士兵)渡黃河到河南者，當時我在武漢檢討二戰區軍事會議上正式提議，第二戰區全體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過黃河或其他戰區，否則以軍法從事。當時我並建議對日抗戰我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之敵，應多采用“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幸蒙采納，並令各部於山西境內以遊擊戰與正規戰並用，保障山西根據地。《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231頁。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陳三井教授訪問，談到遊擊戰時又說：民國二十七年，國府遷都武漢，曾召開軍事會議，研討對敵戰法，於戰略上國軍采取消耗持久戰，於戰術上，我曾於大會中提議，應采取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遊擊，擴大麵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麵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當時，幸蒙委員長接納，通令各戰區加強遊擊戰。《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第352頁。第二戰區，指晉察綏戰區。太原失守，時在1937年11月8日，少數士兵自山西渡過黃河到河南必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內。白崇禧的回憶明言國民黨最高當局召開會議，檢討第二戰區作戰的時間是在1938年，其具體時間雖不可確考，但是，蔣介石采納白崇禧建議並給山西當局下令的時間卻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蔣介石在武昌中樞紀念周演講說：“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本來戰爭的勝負，就是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有了敵人一時無法全部占領的廣大土地，就此空間的條件，已足以製勝侵略的敵人。”“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第122-123頁。
同年3月5日，蔣介石考慮對日作戰方略，自記雲：“我之對倭，在以廣大之空間土地，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積各路之小勝，而成全局之大勝。”《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第1332頁。
同年3月6日，蔣介石製訂山西應戰要則，並且致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和副司令長官衛立煌，提出“化整為零”、“分合進退”等作戰原則，要他們遵照實施。電文說：“總之，我軍此後作戰方略，在利用我廣大土地之活動，以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無論大小部隊，皆須立於主動地位，無論勝利大小，收獲多寡，隻要處處襲擊，時時擾亂，即可積各處之小勝，而成最後之大勝。”《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第1332頁。
檢核上引各條材料，特別是將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蔣介石給閻錫山等人的電令對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們可以判斷，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意見，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當年1月27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各戰區部隊參謀長和參謀處長會議，要求到會人員“貢獻各人的學問和經驗，彼此交換研究，切實檢討，來決定今後整理部隊的統一計劃和具體方案，實行改進全國的軍隊”。《部隊長官與參謀人員的責任和修養》，《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第75頁。會議共召開三天。29日，蔣介石在會上作《抗倭戰術之研究與改進部隊之要務》的報告，聲稱“各位根據治軍作戰的實際經驗，對大會有很多貢獻”。《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5，《演講》，第85頁。白崇禧的意見應該就是在這次會上提出的。蔣介石因為覺得白崇禧的意見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樞紀念周上闡述“以空間換時間”的問題，次於3月5日摘錄備忘，又於第二天致電閻錫山等，命其貫徹執行。
以上種種，都發生於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演講之前，證明不論是白崇禧，或是蔣介石，在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時，都不可能受到《論持久戰》一文影響，程思遠的有關回憶是錯誤的。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並沒有讀過《論持久戰》。蔣介石閱讀範圍較廣，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著作他都讀，而且常在日記中加以記錄，並發表讀後感，有時甚至自歎讀之過晚。但是，檢閱蔣介石這一時期的日記，卻完全沒有他閱讀《論持久戰》的記載。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曾致電以王明為書記的長江局，要求在武漢的《新華日報》上刊登《論持久戰》，王明因為不讚同該文的觀點，以文章太長為理由拒不刊登。其後，中共中央再次致電，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絕。當時在武漢的中共刊物《群眾》也因而未能刊登。這樣，蔣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時讀到《論持久戰》，日記中也就沒有相應的閱讀記載。1938年9月，蔣介石研究抗戰階段，擬分消耗戰、防守戰、反攻三段。《蔣介石日記》(手稿本)，《困勉記》，9月18日。本來，抗戰階段劃分的標準應是戰局發展的時間先後，毛澤東正是按照這一標準將抗日戰爭劃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的，而蔣介石的劃分則是以戰爭的攻守特點為標準，它並不是“階段”區分，而是“特點”區分，而且，分得並不科學，例如“消耗戰”與“防守戰”之間，就不可能嚴格地加以區分。這一情況的出現，隻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蔣介石這時還沒有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第二個可能是，讀到了，但不以為然。
【二】陳誠與“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方針
然而，是不是可以據此認為，白崇禧就是“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十二字方針”的創造者呢?還不能。陳誠回憶說：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製敵而不為敵所製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係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線，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台北〕“國史館”2004年版，第23頁。“西北風雲日緊”，指日本關東軍及其卵翼下的偽蒙軍對察哈爾和綏遠的侵擾。關東軍侵占中國東北後，其下一步侵略目標，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發動“冀東事變”，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提倡華北特殊化，策劃經由華北自治而成立“華北國”。一是察哈爾、綏遠等省。1936年，關東軍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德王製造內蒙古獨立，利用李守信建立偽軍。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軍政府”和偽蒙軍，日本人村穀彥治郎等任顧問。偽蒙軍本已占領察哈爾東部的張北、商都等八縣和正藍、鑲白等八旗，這時，又積極企圖侵擾綏遠，完成其建立“蒙古國”的迷夢。為了解決華北和綏遠麵臨的危機，蔣介石一麵和日方談判，要求取消華北特殊化，保障中國國家主權的完整，一麵則準備發動綏遠作戰，首先打擊日本操縱下的偽蒙軍。
1936年10月1日，蔣介石日記雲：“應作隨時應戰準備，並轉入主動地位。”其中提到：“倭如製造華北傀儡時之處置”，“內蒙與華北及倭寇之利害關係”等問題。同日日記又雲：“調陳任務”，“與辭修談時局”。《蔣介石日記》(手稿本)。這一天的日記表明，蔣介石意欲發揮陳誠在對日備戰和對偽蒙軍作戰中的作用。
陳誠是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將領。還在1935年7月，他就上書蔣介石，認為日本“貪欲無饜”，要求蔣介石速下決心，準備抗戰，“應於玉碎之決心與準備中求瓦全，不應於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結果”。《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341頁。1936年9月30日，陳誠再次上書蔣介石，認為“就中日問題論，前途終不免於一戰”，“中日間之關係，今日實已至最嚴重之階段”。他建議，中國急務，除健全最高統帥部外，“應即就國防之需要，將全國各省切實分區，兼程厘整，旦夕應變，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責，實為無可再緩”。他要求立即“積極建設兩湖，作為國防根據之中心”。函稱：“為今之計，應認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實委任，嚴行督促，以期樹立複興民族堅固不拔之基礎。”《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355-356頁。同年10月，陳誠奉蔣介石之命，協辦晉綏國防。陳誠與閻錫山商定，由中央與山西共組30萬兵力，防備日偽來犯，相機收複為偽軍占領的百靈廟、商都、張北等地。29日，陳誠隨蔣介石飛洛陽。同日，蔣介石日記雲：以後政治重點：甲、先整理長江各省，確實掌握，而置北方於緩圖，並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為現實與由近及遠，應先整理湘省，然為根本解決計，則先整川省。此時似可著手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蔣介石這一天的日記表明，陳誠關於對日備戰的意見起了作用。他接受陳誠“兼程厘整”全國各省、“建設兩湖”、“認定西南重心”等建議。隻不過，陳誠建議以湖南、湖北作為國防根據地，而蔣介石從1933年起，就決定以四川為根據地，因此，他不得不考慮“川湘孰先”的問題。參閱拙作《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頁。
10月31日，蔣介石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演講，聲稱“我們要複興國家民族，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隻有準備‘打日本’”。次日，陳誠到校，演講《對敵作戰之時間、地點與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個問題：在什麽時間打日本?在什麽地方打日本?用什麽方法打日本?關於時間，陳誠表示：“在敵人方麵，是以‘速戰速決’為利;而我方則以持久忍耐，才能夠有利。”“我們多一天準備，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緩，也是很對的。”關於地方，陳誠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我們就得有準備，任何地方都要有準備。”《石叟叢書?言論第5集》，第146-152頁。由於這次演講麵向該校全體官佐、學員，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設計中的抗戰方案，但從蔣、陳二人的連續演說看，他們確在思考相關問題。據記載，陳誠即在此際向蔣介石提出《關於國防準備及設施之建議》(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見。大概陳的設計很得蔣的欣賞，因此蔣在同一時期寫作的《本月反省錄》中又寫道：“對倭政策，彼以不戰而屈來，我以戰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戰來，我以戰而必宣備之，則倭寇外強中幹之技畢露矣。”蔣介石的日記沒有與陳誠如何“策劃抗日大計”的記載，但這一天的日記所表達的顯然是“策定”之後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陳誠再次向蔣介石上書，提出對日作戰重點在魯、豫、蘇、皖毗鄰邊區、晉綏邊境及江浙首都一帶，函稱：“湘、鄂、贛三省地綰南北，尤為全般作戰之中樞，而國防上之根據地，實以湖南為最適當。”《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361頁。上述意見，和蔣方震(百裏)將抗日大本營設於湖南芷江、洪江一帶的意見接近，可以看作當時陳誠對“以空間換時間”這一戰略方針的具體設計。
大概在1928年左右，蔣方震就對他的學生龔浩說過：“將來中日戰爭我們應以三陽為根據地”，主戰場“在平漢路線以西”。陶菊隱：《蔣百裏先生傳》，〔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頁。後來陸續發表過相關觀點，如：
“中日戰事必難免，而沿海一帶必不能守。”
“無論從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國的心髒。”
“一旦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蹂躪，工業計劃應著眼於山嶽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嶽為工業核心，而分布於株洲至郴州之線。”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區。”
“中國的大本營宜設於芷江、洪江一帶。這一帶有森林、有礦產，而且有沅水流貫其間，是天然的國防地帶。空軍基地則以昆明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湯，配以強悍的民俗，宜於對敵進行廣泛的消耗戰。”
“(戰局)短期內不能解決，戰局必逐步西移。”
“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事合流，把敵人拖倒了而後已。”陶菊隱：《蔣百裏先生傳》，第137、139、184、188、229頁。
他甚至還談到：“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製和遊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采行的。”陶菊隱：《蔣百裏先生傳》，第184頁。可惜，蔣方震的上述言論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說：“對倭作戰，貴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則，在以空間換取時間，對於一時之勝負與一地之得失，似不必過於憂慮。現在首都衛戍既然有專人負責，請公迅赴湘贛，統籌部署，以製敵機先，實無滯留危城之必要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第1194頁。陳誠打這一通電報給蔣介石的時候，日軍已經攻陷武進、宜興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進，因此陳誠向蔣介石進言，要他改變戰略，離開南京，采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長期抗戰。
西安事變期間，陳誠隨蔣介石被拘，失掉了隨身攜帶的兩個皮篋，所擬國防計劃、整軍計劃、公私函電、日記、建議等文件均損失無餘。《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第165頁。他在洛陽和蔣介石“策定”的“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於此時。盡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電報說明，陳誠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作戰方針較之白崇禧要早。
至於“積小勝為大勝”方針的提出，則白崇禧確有貢獻。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衛戰期間，國民政府討論今後作戰方針時，白崇禧就主張“應改采遊擊戰”。《王世傑日記》，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冊，第143頁。至1938年6月，蔣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蘇北及兩淮地區開展“遊擊”。《抗日戰爭的正麵戰場》(上)，第667、673頁。
【三】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
由於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而中國又是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因此，蔣介石很早就認為中日戰爭必將是“持久戰”。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就在28日的日記中寫道：“決心遷移政府，與之決戰。”當時，日本軍艦可以直接開到南京下關，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洛陽，以避其鋒。2月25日，蔣介石命何應欽從速準備第二期抗戰計劃，聲稱決心“與倭持久作戰，非如此不足以殺其自大之野心”。《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440-441頁。27日，蔣介石決定軍事計劃大旨，其內容為“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441頁。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西安為西京，洛陽為行都。這一決定顯示，蔣介石不認為洛陽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軍進攻山海關，中國軍隊與日軍在長城各口發生戰鬥。4月12日，蔣介石發表演講稱：“我們現在對於日本，隻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以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複一步的兵力，一線複一線的陣地，不斷地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計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總552頁。蔣介石預估，中國單獨作戰的時間需“三年、五年”，則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戰時間必將更長。
蔣介石決定遷都洛陽時，分黃河以北、以南，長江以南，浙、閩兩省以及兩廣四個防禦區，說明這個時期蔣介石心目中的對日作戰地區在黃河、長江的下遊和沿海地區，其根據地則在中原的洛陽和陝西的西安。1933年，蔣介石的目光開始轉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記雲：“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蔣介石日記》，1933年8月17日，《困勉記》卷26。這是蔣介石以四川作為抗日根據地思想的開始。在他1934年的日記中，陸續出現“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記載，說明蔣介石更多地在考慮以西南，特別是四川作為抗日根據地。至1935年2月，蔣介石在重慶演講，明確提出“四川應為複興民族之根據地”，這就將計劃中的對日作戰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了。同年10月，參謀本部製定《國防大綱》，蔣介石派熊斌到華北征求各地將領意見，熊到山西，對徐永昌說：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為南北對峙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隻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雖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記》，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冊，第318頁。從徐的這一頁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因為找到了四川作為抗日根據地，對日作戰的決心因而增強。1936年6月，蔣介石和英國財政專家李茲羅斯談話時更明確表示，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最後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ndon,p 221 據此可知，這時的蔣介石雖然還沒有說出“以空間換時間”這類語言，但其思想已經形成了。
此後，國民黨人一直以“持久戰”為指導製訂對日作戰計劃。1936年底，蔣介石命參謀部製訂《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其甲案雲：“國軍對恃強淩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誌，必勝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揮攻擊精神，挫敗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於不得已，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該計劃起草於1937年1月，3月修訂完成，經參謀總長程潛審訂後送呈蔣介石。18日，蔣介石發表《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指出，對付日軍速決的辦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戰、消耗戰”。“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強橫的兵力，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製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製動，抵死拚戰，來挫折他的士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第608頁。同日，蔣介石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重申了這一思想。《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書告》，第233頁。20日，蔣介石以大本營大元帥名義頒發《國軍作戰指導計劃》，規定“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劃，以完成其任務”《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江蘇古籍出版社，第3頁。。12月19日，在武昌製訂的《軍事委員會第三期作戰計劃》規定，在持久抗戰的總原則下，“以麵的抵抗對敵之點或線的奪取，使不能達速戰速決之目的，而消耗疲憊之。”“該計劃提出我軍戰法，除硬性之外，參以柔性”。所謂“硬性”戰法，指在交通要線上，縱深配置有力部隊正麵阻止敵軍進攻;所謂“柔性”戰法，指訓練民眾，聯合軍隊進行遊擊戰，牽製、擾亂、破壞敵軍後方。《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第18頁。進入1938年，經蔣介石批準的《武漢會戰作戰方針及指導要領》以及《武漢會戰作戰計劃》等都規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戰為目的，消耗敵之兵源及物質，使敵陷於困境，促其崩潰而指導作戰。”《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上)，第657頁。
文章摘自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作者：楊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