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紀上半葉保加利亞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
1997年，保加利亞“克利門特·奧赫裏茨基”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日記》（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 1997）。全書794頁，正文591頁，照片90幅。
日記記載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經曆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國法西斯誣告參與“國會縱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後開始寫日記。1934年2月，季米特洛夫獲救後來到蘇聯，出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共產國際解散後成為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負責人[1]。1945年11月回到保加利亞，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工作。1949年2月重病住院和去蘇聯治病後，停止記日記。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病逝後，其12本日記一直秘密保存在原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黨務檔案館。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亞發生劇變後，隨著大量檔案解密和公諸於世，季米特洛夫日記中的部分內容開始出現在地攤小報和書市上。為維護著作權利益和保存日記的完整性，季米特洛夫的養子鮑伊科·季米特洛夫作為繼承人倡議並籌劃公開出版這部日記。自1991年起，由4位專家組成的編審小組開始工作。鮑伊科寫了致讀者序言，編委會作了編審說明，伊爾喬·季米特洛夫院士撰寫了長篇文章《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日記》。
這部日記反映了30-40年代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活動和私人生活情況，及其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同時也記錄了他同蘇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交往的情況，同世界各地社會活動家和共產黨領導人的通訊和談話。毫無疑問，這部日記是了解和研究此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特別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是，在季米特洛夫這部日記中，有相當篇幅反映了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情況。日記中提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王明、張國燾、林彪、蔣介石等近30個中國曆史人物的活動，收錄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其兩黨領導人的文件和材料，共產國際同毛澤東、王明等中共領導人之間的往來電報，季米特洛夫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以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討論中國革命的情況等，其中對西安事變、皖南事變、延安整風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等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都有較詳細反映。尤其是關於中共黨史和近代史中一些頗有爭論或疑義的問題，例如斯大林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指示，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共軍隊的物質援助，蘇共對皖南事變的立場和對策，中國是否向蘇聯提供了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等等，日記中都有十分明確的記載。因此，這部日記對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曆程的研究，也是十分珍貴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史料。故從中選編有關中國問題的部分內容，發表於此，供研究者參考。[2]
1936年8月31日
撰寫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的文章。[3]
1936年9月7日
在克裏姆林宮。
討論中國問題。
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1936年9月11日
1、確定對中國問題的決定：
“（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劃，即占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
（2）事先決定在中國紅軍攻占寧夏地區後將提供1.5-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製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做準備。”
1936年9月20日
與烏裏茨基[4]、阿格拉諾夫[5]等開會討論對中國的援助問題。
（向政治局寫關於貸款等的書麵報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裏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應該改變對中國工作的決定。目前不能搞蘇維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國防政府，以保衛中國人民的獨立。隻有在城市可以搞蘇維埃，但不是作為政權機構，而是作為群眾的組織。不搞沒收。您起草一個初稿。我們再看看！”
同伏羅希洛夫談對中國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決定。
1166噸箱裝貨物。[6]
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
已給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
50萬美元，
5000盧布
（其中15萬美元已用於訂購外國製式的飛機）。
484名相關專業的軍人（駕駛員、技術員、指揮員）將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遠征隊隊長為莫雲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7]來見，談到：
1）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將繼續下去；
2）南京不會再做出重大的領土讓步；
3）中國將對日作戰；
4）統一戰線運動正在迅速發展；
5）蔣介石將在對日本開戰前夕並同蘇聯協商後才下決心同共產黨和解；
6）蔣介石不會在西北追剿紅軍。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產黨員。
1936年12月13日
有關於張學良的部隊在陝西起義的報道。逮捕了蔣介石。
斯托馬尼亞科夫[8]來見。他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
1936年12月14日
2. 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
把鄧發的報告送給斯大林。
請他對我們的中國同誌的立場提出意見。建議是：
“建議他們采取自主的立場，宣布反對內訌，堅持和平解決衝突，爭取和解和協同行動，在強調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信和毛澤東答記者問中所持立場的同時，爭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各黨派發表民主宣言。”
深夜12點，斯大林來電話：
“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
（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們那裏做什麽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
（我不知道有這種事！）
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隨後莫洛托夫來電話：
“明天下午3點半請你們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來，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工作。隻有您和馬努伊爾斯基[9]，別人不用來！”
1936年12月15日
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
（有庫西寧[10]、馬努伊爾斯基、莫斯克文[11]、王明、鄧發、愛爾科利[12]、曼達利揚[13]參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裏姆林宮見“五人小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14]。）
對中國事件交換意見。
磋商後同意向中共中央發以下電報：
“複電建議你們采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隻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二、由於這一行動已經做出，我們應該考慮現實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宣布在下列基礎上和平解決這一衝突：
1、通過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代表人物參加政府，進行政府的改組；
我們在草案中建議的文字為：“由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最傑出活動家來改組政府”；
2、確保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同紅軍建立合作關係；
4、與同情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最後我們建議不要提出“與蘇聯結盟”的口號。”
1937年1月13日
晚上同中國人在一起。
1937年1月16日
送給斯大林致中國共產黨的電報草稿（修改黨對於同國民黨協同行動的路線。）
1937年1月19日
在克裏姆林宮（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5]、日丹諾夫[16]、葉若夫[17]）。
對中共中央的指示：
1）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內戰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針———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為反對日本侵略而鬥爭。
2）詢問中央是否已認識到是從蘇維埃製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製度及時轉變，並由此得出一切結論的時候了。
1937年2月5日
答複中共的電報（關於告國民黨中央全會書）。
莫洛托夫（用專線電話）——中共中央的建議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複電稿。）
1937年3月23日
關於中國的會議。
給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問題的電報！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關於中國西路軍問題。
1937年7月7日
與剛到達的中國同誌談話：王稼祥、王明、鄧發。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裏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產國際書記處的決定已經過時了。
“這就是人們坐在辦公室裏冥思苦想的結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強對托派的鬥爭”（決定中的話）。“這是不夠的。托派必須追捕、槍斃、消滅。他們是全世界的奸細、最惡毒的法西斯走狗！”
（1）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
（2）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而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
（稅收必須有利於戰爭。）
中國共產黨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前是沒收一切，現在是什麽都不沒收。
（3）口號就是一個：
“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勝利戰爭。”
“爭取自由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
（4）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
（5）現在中國人所處的條件比我們在1918-1920年時的條件更加有利。
當時在我們這裏，國家在社會革命方麵是被分割的。
在中國，民族革命、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把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了。
（6）中國有巨大的人力資源，我認為蔣介石說中國將取得勝利是對的。隻是必須在已經打響的戰爭中堅持下來。
（7）因此必須創建自己的軍事工業。
生產飛機。飛機容易生產，但是運輸很困難。
（我們會提供製造飛機的材料!）必須創立飛機製造業。
還要生產坦克。
（製造坦克的材料我們能夠提供！）
如果中國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誰都不可能戰勝它。
（8）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3個師。
這可以通過建立後備團的形式做到，以便補充現有的師。
必須建立新的團隊。要日夜進行軍事訓練。
（9）在八路軍還沒有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
必須炸毀日本軍隊的交通線、鐵路橋。
（10）不管英國還是美國，它們都不願意中國勝利。出於它們帝國主義的利益，它們害怕中國勝利。
中國的勝利將影響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們希望日本由於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許中國站起來。
它們希望有日本這條拴起來的狗嚇唬中國，就像過去嚇唬沙皇俄國那樣，但是不希望這條狗有獨吞獵物的可能。
（11）對於中國的黨代表大會來說，討論理論問題是不適宜的。理論問題可以往後放放，等到戰爭結束以後。
談論中國發展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現在比起過去，機會更少了。
（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正在發展嗎！）
（12）建立民族革命聯盟的問題遲遲未決。
（13）在武漢的八路軍和黨的合適的代表。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後一次談話。
（我們決定把王稼祥暫時留下作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馬努伊爾斯基被叫去見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國。
兩個方案：（1）國民黨和共產黨聯盟；（2）建立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的民族革命聯合會（其他黨派參加）。聯合會不要加入共產國際。
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1938年10月19日
鄧發（通過耿丁[18]）1938年10月14日的來電：“飛行員訓練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夠獨立飛行了。訓練班將於11月5日結束。17名技師也在學習中取得了成績。但是督辦[19]隻有已經超過飛行期限並在高速飛行時有危險的У-2型和Р-5型飛機。請撥給我們3架供高速飛行、轟炸和殲擊訓練的飛機。”
1938年10月20日
莫斯克文的來電：“有些國際縱隊隊員表示願意去中國。愛爾科利和馬爾蒂[20]同誌自己很猶豫，問我們對此的意見。”
致莫斯克文的電報：（1）“我認為隻能作為例外同意某些特別合適的國際縱隊隊員去中國。你們最好就此問題與伏羅希洛夫同誌商量一下。”（2）“請與耿丁談一下關於鄧發577號電報的問題。最好能滿足他對調撥教練機的請求。”（3）“關於耿丁郵件的問題，很明顯是出了誤會。你應該先把它們打開看看，把內容告知馬努伊爾斯基，以便你們能立刻處理必要的問題，然後再給我轉來。”
1939年2月14日
中國同誌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廷）——八路軍115師師長、延安軍政大學校長。
他帶來了中共中央六中全會（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預定5月召開。
全會有40人參加（幾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揮員和政委）。
八路軍、新四軍、遊擊隊、後方部隊、軍事學員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從政府領取600000元。
需要：（1）錢；（2）武器；（3）幹部。
在延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康生、陳雲、任弼時。出席全會：周恩來、博古。
1939年5月20日
晚上，任弼時、林彪來，談中國問題！
對中共中央會議（5月末）的建議。
“主要火力集中對付投降派。
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問題在中國人民麵前要作為投降計劃的組成部分來看待。
基本問題是鞏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盟。
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聯係，依靠群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子，這是上策。”
1939年9月13日
周恩來到達（作手術和治療），帶來王明的信。
1940年1月12日
周恩來夫婦和任弼時夫婦來我家（沃爾科[21]、列娜[22]和孩子們在家）。
1940年1月1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
周恩來作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報告。
1940年1月19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
周恩來繼續作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誌發了關於給中國共產黨援助（35萬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4日
周恩來夫婦和任弼時夫婦來我家。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誌通話，斯大林稱不能接見我去談中國問題，因為他很忙。沒有閱讀送去的材料。他說：“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
1940年2月26日
和中國同誌開會研究聯絡問題。
同青年共產國際領導人談關於中國青年問題的決議。
1940年11月22日
在國防人民委員部鐵木辛哥[23]處。
闡明了中國的戰況以及蔣介石和中共之間的關係。
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24]和情報局長戈利科夫[25]少將出席。
同從中國抵此的電影導演和作曲家談製作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問題。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給毛澤東的複電。把草稿交給了斯大林。
1940年12月26日
去鐵木辛哥處。
談中國問題（援助八路軍武器的可能性）。
1941年1月4日
潘菲洛夫[26]將軍來我處談中國東北（滿洲）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