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的伍豪脫黨叛變事件
周恩來畢竟太非同尋常了。憑他在黨內、軍內的威望，憑他與毛澤東曆史形成的關係及毛澤東本人對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來，絕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夥借“二月逆流”在社會上煽起打倒周恩來的黑風時，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社會上出現一股攻擊周恩來之風的《情況簡報》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為此，江青一夥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尋找能夠給周恩來以致命一擊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人妖顛倒的年月中，野心家們得出的一條重要“革命”經驗是：一個人如因建國後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資產階級路線錯誤”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這個人因有“曆史問題”而被定為“叛徒”、“特務”，那將被徹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林彪、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異己，打、殺、迫害老幹部，實現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大伎倆。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從1966年8月起，各地相繼成立了“揪叛徒”組織。他們指使這些組織去查找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報紙，從其中尋找“叛徒”；他們還批準這些組織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或把曆史上早有正確結論的事件重提出來，把水攪渾；或無中生有，隨意栽贓，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安子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一批為新中國奮鬥幾十年的老幹部首當其衝。
曆史的鏡頭搖回到血風腥雨的革命戰爭年代。
1931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我黨的一批幹部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他們在獄中有組織地和反動派作了長期不懈的堅決鬥爭。1936年，日寇侵占我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日益高漲。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幹部以開展工作。當時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向北方局詢問幹部情況，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回答說，北平軍人反省院關押著我黨的幾十名幹部，但他們堅持不在《反共啟事》上簽名，出不來。
劉少奇認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進北平，這批被關押的幹部必遭殺害。這些幹部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同誌，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
於是，劉少奇、柯慶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建議立即采取措施，營救這些同誌出獄，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國民黨的規定履行出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後出獄。
中共中央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這樣，根據組織決定，當時用假自首的方式獲得出獄的幹部共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
這件事，本來早已經中共中央多次審查，一直認為是毫無問題的。這一批出獄的許多幹部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成為了領導骨幹。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重新把這件曆史上早已有正確結論的事翻了出來。他先是要彭真專案組對此事進行所謂“調查”，而後，又別有用心地指使紅衛兵去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裏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據康生的指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八一八”經過“調查”，“發現”了一個由61人組成的“叛徒集團”。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此時，毛澤東並沒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並不甘心，繼續慫恿紅衛兵和造反派揪住這批老幹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開大學的“衛東”紅衛兵跑到西安，夥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揭發劉瀾濤同誌1936年“自首出獄”有問題。對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於23日電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閱電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西北局的複電：
二十三日電悉。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
電報擬好後，周恩來送毛澤東批發，並附短信注明：“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否則，震動太大。”
周恩來還在信封上寫明：請徐業夫同誌麵陳主席閱批，特急件！
毛澤東用鉛筆在“主席”兩個字上劃了個圓圈，然後拖出一杠，再寫下兩個黑粗的大字：“照辦。”
顯然，毛澤東此時對薄一波、劉瀾濤等“自首出獄”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陰差陽錯，三個月之後，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誣陷下，毛澤東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外賓卡博、巴盧庫，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錯誤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團”。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轟動國內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夥在其一手導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縱、利用紅衛兵打擊、迫害老幹部的一次“大捷”。對此，江青一夥頗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興高采烈地說：“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也許是有了炮製61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和“成功經驗”，江青一夥更加肆無忌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來。
1967年5月，南開大學“揪叛徒”的紅衛兵在查閱1932年的上海舊報紙時，發現2月18日—21日的《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都相繼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製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共產黨。
伍豪，是周恩來早期從事革命鬥爭時使用過的一個化名。這一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30年代由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叛徒顧順章合謀偽造的，其目的是想誣陷周恩來和瓦解我黨在白區的革命力量。
曆史回到驚心動魄的1931年。
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生死存亡的曆史轉折關頭。
這是周恩來叱吒風雲、臨危不亂，對黨和革命事業作出特殊曆史性貢獻的時刻。
這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負中共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漢口被捕，旋即叛變。由於顧順章被捕前是我黨中央情報保衛工作的具體負責人，掌握著我黨中央的大量重要機密，對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黨中央及其負責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變，給我黨中央各機關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極大威脅。
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如獲至寶。顧順章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形勢千鈞一發，萬分危急。
如果黨中央機關被敵人一網打盡，中國革命事業的前程將不堪設想。
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曆史關頭的偶然性連綴起來的。
顧順章叛變以及國民黨當局所要采取的行動這一機密又機密的重要情報，碰巧被我黨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當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截獲，並以最快的速度報告給黨中央。
問題的嚴重性足以使一般人產生可以理解的驚惶失措，而局勢的緊迫性又容不得周恩來有絲毫的遲疑和猶豫。這需要一種何等鋼鐵般的意誌和計算機樣的冷靜頭腦！
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周恩來以驚人的冷靜、周密、機智、果斷和神速，搶在敵人襲擊黨中央之前，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有效的措施：
銷毀大量機密文件；
迅速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轉移，並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
盡快把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轉移到安全地方或撤離上海；
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當國民黨特務在顧順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撲向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址時，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樓和一堆堆還在冒煙的文件灰燼。
革命局勢轉危為安，我黨中央機關及許多領導人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
然而，顧順章叛變後還不到兩個月，即6月21日，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不聽周恩來的勸阻，擅自外出過夜，被人認出，遭敵人逮捕後叛變。
周恩來又是一番驚心動魄的精心組織，再一次粉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將我黨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的陰謀。
國民黨當局也知道，是周恩來使得他們在有利條件下的種種圖謀一再破滅。他們對周恩來又恨又怕，於是，在9月1日下令以2萬大洋懸賞緝拿周恩來的人頭；11月，又在上海各報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以金錢收買叛徒告密。
然而，要緝拿到周恩來又談何容易！在上述這些招數都未能奏效後，國民黨當局又在1931年2月間使出了更為卑鄙狠毒的一招：偽造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連續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進而使中共自行渙散解體。
此時，周恩來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蘇區江西瑞金。他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於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經福建進入中央蘇區的。在上海的臨時黨中央在陳雲等的組織下當即采取了種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當局的卑劣行徑。
2月20日，我黨在上海廣為散發了一張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傳單指出：“最近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中所登載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無論這些狗東西怎樣造謠誣蔑，並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鑒於當時在上海影響最大的《申報》也刊登了偽造的伍豪啟事，我黨又利用與《申報》的關係，在2月22日的《申報》上，以曲折的筆法公開刊登了一則辟謠啟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明白人一看，便知這是一條別有寓意的啟事。按一般情況，報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啟事，直接告訴本人就可以了，用不著也絕不會在廣告欄內這樣答複。再從時間來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啟事是2月18日送給《申報》的，而當時從2月16日開始，《時報》、《新聞報》等先後登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也在2月20日、21日兩天連續刊登這一啟事，而22日《申報》又刊發了拒絕刊登另一個“伍豪啟事”的聲明。人們從這樣的前後過程中不難聯想到，這另一個“伍豪啟事”肯定是為否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而寫的，隻是懾於國民黨的淫威，《申報》不敢刊登罷了。
這是當時我黨在國民黨統治下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國民黨反動派偽造啟事的一種方法。
40年之後，親身經曆的陳雲同誌仍非常清晰地記得這一舉措。1972年6月13日，陳雲同誌在談到國民黨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時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報館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誌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欺騙。”
為了進一步公開揭穿敵人的造謠，澄清問題，我黨繼續在黨內黨外采取了各種明確有力的辟謠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臨時黨中央以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用重金托在《申報》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法國律師巴和，在《申報》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啟事》說：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係另有其人，所謂243人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
與此同時，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黨中央也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至此，國民黨當局熱熱鬧鬧的一番算計，又隻不過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罷了。
據當時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任駐滬調查員的國民黨中統特務、曾因捕獲顧順章而受到蔣介石嘉獎的黃凱在1953年6月供稱：這個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是他和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合謀偽造的。由張衝執筆，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載。這個偽造啟事“絲毫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偽造啟事的捉筆人張衝和被誣陷的周恩來，後來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捐棄前嫌，為抗日救亡事業，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攜手共進，風雨同舟，為世人演繹了一個從昔日的政敵對手到後來的私交密友的動人故事。1941年，當年僅38歲的張衝(字淮南)不幸染上惡性痢疾病逝後，周恩來感情激動地揮筆寫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並在《新華日報》上撰寫了2000餘字的悼念文章《悼張淮南先生》：“我識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變後，始相往來。”“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兩黨，所來往者亦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係，更未以勤於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張衝做夢也想不到，當年他執筆偽造、沒能打倒周恩來的伍豪啟事，這樣一件曆史上早已澄清、共產黨內外許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來主政中國的時代被江青當作射向周恩來的一發毒彈。
紅衛兵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立即將這一啟事抄下來送與江青。
如果說，年輕的紅衛兵不知道國民黨偽造的伍豪啟事的真相，還情有可原，那麽，作為從延安過來，又是長期在領袖身邊生活的江青是應當很清楚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風審幹時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都作過匯報和說明。
但這時的江青卻如獲至寶，以為這是打倒周恩來並置之於死地的絕好材料。
在與中央文革一夥一番密謀後，江青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於5月17日突然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陰險地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麵談。”
江青此舉，實際上是逼周恩來的一個通牒：你必須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險惡居心，我們還可從康生的舉動中得到印證。
作為當年上海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康生，對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前前後後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誌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誌都知道這件事。”
然而，此時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
當江青一夥在策劃陷害周恩來時，周恩來正忙於處理內蒙古問題。
自2月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軍隊與紅衛兵的矛盾持續惡化，局勢一度失控。成千上萬的群眾攔阻火車，上京告狀，甚至發展到到中南海新華門前集體靜坐，其中還有部分軍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數千名群眾(其中有數百名內蒙古軍區的機關幹部和戰士)闖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機關並發生武鬥。周恩來緊急約集中央軍委常委和內蒙古軍區有關負責人在京西賓館開會，處理內蒙古問題。
在此前後，周恩來為處理內蒙古問題先後接見赴京的內蒙古各方代表達十幾次，常常是通宵達旦。
不分晝夜苦撐危局已是不易，還得隨時對付江青一夥的無端刁難與攻擊。可以想象，當周恩來收到江青用心險惡的信後，是怎樣的一種悲憤心情！
麵對江青的居心叵測，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他在江青的信上憤然批道：“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然而，周恩來深知，對江青一夥，僅僅作這樣簡單的說明和反駁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夥一手製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冤案就是前車之鑒。
試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這樣一件中央知道並在黨的兩次代表大會上作過結論的事，在這夥別有用心的陰謀家的一再誣陷下，轉眼間就被定性為“叛徒集團”，那麽，誰又能保證“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不會演繹成第二個“叛徒集團”？江青一夥正是基於誣陷製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獲全勝”，才敢明目張膽地以“伍豪事件”來誣陷周恩來。更為要緊的是，如果周恩來在這個時候被打倒，那就並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在目前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周恩來負有一種別人無法替代的責任與使命。陶鑄被打倒了，幾位老帥和三位副總理也因二月抗爭失利而被迫靠邊站了，唯有他有條件爭得毛澤東的支持，同黨內正義力量一起，與林彪、江青兩個反動集團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將更加肆無忌憚，黨和國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設想。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周恩來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個人來說，周恩來不怕被打倒。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周恩來又不得不考慮自己被打倒的後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後的第三天，周恩來斷然放下手頭各事，親自調閱了1932年上海各種舊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並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後，批示：“送林彪同誌閱後，交文革小組諸同誌閱，存。”
顯然，毛澤東沒有搭理江青的企圖。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學生給毛澤東寫信，重提“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