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漂浮著屍體殘骸和人類恥辱的瀟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縣。那是暴雨驟來的前夕，沉悶的空氣中顫栗著緊張和惶恐。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淨與輕快，不堪重負似地喘息著緩緩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麵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麵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口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麽的？”“什麽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幸免於難。陳某被釋放後，連夜逃出了道縣，一去不肯再返鄉。
湖南大學機械係學生蔣曉初，時年２２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這個年輕的學子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勳，１９４２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曆史係，１９４９年後在道縣當教師，並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緣故被開除回家，這時已同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二兒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麵。蔣曉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哪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與其父親和幾十個地富及子女一同殺掉。
那是怎樣一幅殘忍的畫麵啊！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誌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可是，誰是他的同誌，又有誰聽他的呢？這個不識時務的青年知識分子！顯然，民兵聶某某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蔣曉初的頭顱。接著，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屍首被踢進了河中。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即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隻要一陣旋風刮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人立即驚呼著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人們的心弦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梁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擔心亂飛的流彈從天而降，一麵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來。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淩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平常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無非為著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店家隻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被拋棄遺忘了。她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栗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曆史牢牢沉澱於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子又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曲曲地向前延伸，詢問著這腥風彌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兒的饑啼、還有散落於河畔讓河水溫柔拍打的一具具殘骸……
翻開這頁血腥的曆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曆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曆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麽都沒發生，一切隻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我們的民族經曆過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我們已經習慣了麻木和遺忘。１９８６年７月，當筆者來到湖南道縣——這個二十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縣縣城與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個體攤檔、人聲喧嚷的農貿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瀟水河倒映著專治陽萎不舉的廣告，以及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
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二十年啊！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麽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匯報。聽著聽著，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著誰去。他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時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探親。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匯報“文革”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位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樣幽默，老老實實答道：“沒有哇，沒聽說過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氣憤地說，“殺了那麽多人，無發（法）無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秘密采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１９８４年５月，陸續抽調了１３８９名幹部，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從未對外公開。我們是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麵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筆者將在後麵的篇章寫到。這裏，讓我們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字，對那場殺人運動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概述：道縣殺人事件……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曆時６６天，涉及１０個區，３６個公社，４６８個大隊，１５９０個生產隊，２７７８戶，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殺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殺３２６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１０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殺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殺１３９７人；另外，致傷致殘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３５７６人，四類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貧下中農１０４９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曆史問題），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７８歲，最小的才１０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１０種：
１、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２、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４、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５、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８、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燒（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些數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又有什麽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曆史背景。筆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討，因為在這篇調查報告裏，我們隻想揭開厚重的曆史麵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它發生過，的的確確發生過。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曆史的厚重煙雲包裹住的民族傷疤，是不為當政者所見容的，甚至不為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古國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無辜的慘死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部份，我們的手足同胞！這場血腥的大屠殺的深層原因是什麽？為什麽道縣尤為慘烈？誰是這場大屠殺的真正凶手？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動亂”、“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等含混的詞句搪塞過去的。然而我們能做的隻是盡可能地記錄下這段曆史，並期以給那些無辜慘遭迫害和慘死於屠刀之下的同胞討個說法，警醒我們這個樂於健忘的政府和善於遺忘的國民。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凶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凶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參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複辟的。毛主席說的哪裏會錯？”另一個凶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道縣“八五會議”，向農村發出製造紅色恐怖的信號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啊！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也不例外，街頭巷尾觸目盡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縣出現了兩派對立的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七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升高，兩派的矛盾衝突也達到了沸點。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作“紅老保”。
像湖南許多縣城一樣，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麵較高，以往遭際不平的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的勢力較大，而且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他們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鬥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兩派在縣城裏相互攻擊指責，也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
８月３日—５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之所以寫下這次會議，是因為筆者認為其與此後農村大規模殺人有一定的關聯，至少，其發出了一個“紅色恐怖”的信號。現將會議的記錄摘錄如下：
時間：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點：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辦公室。
參加人員：各區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誌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同誌給會議作總結。
熊炳恩：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然後列舉了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複雜，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到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誌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最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各區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數是區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自然聞風而動。會議一結束，星夜兼程趕回各區，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場突發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８月８日，在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先下手為強，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接管”了現有的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彈藥全部搶走。
“八·八”搶槍後，“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麵“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８月９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搶槍後，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的地方編製，下麵各區和公社的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筆者認為，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慫恿，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門外崗哨林立，戒備森嚴。開了整整一天會的各區武裝部長毫無倦意，正在室內聚精會神地聽取“紅聯”頭頭作武鬥部署：準備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會議決定，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誌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有誌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
會上，自然有加強管製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的內容。（筆者實在弄不明白，兩派之間的非理性爭鬥，為什麽要把“四類分子”牽扯進來。似乎隻有更嚴厲地懲罰這些早已被剝奪做人的權力的弱者，才能顯示自己是天經地義的一貫正確的革命派。）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１２點。與此同時，在生產指揮部的會議室裏，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
正在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采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巧置名目地進行著。似乎誰也沒有布置殺人。沒有！然而殺人的信號槍已經打響。紅色恐怖已經籠罩著瀟水河兩岸，籠罩著那些將成為這場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無助者及其家庭。
殺頭豬還得批張條子呐：第一個被祭刀老光棍
陳智希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病痛又發作了……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長期從事治安工作的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裏開完會回來，早已疲憊不堪。近年來雖說身體每況愈下，但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也不敢放鬆。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階級鬥爭這根弦，他睡不著啊！此時此刻，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裏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了一遍，一個格外使他惱火的影子便在麵前晃來晃去，那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軍統特務朱勉。這家夥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來後，仍然很不安分。他憑著同共產黨打了多年交道，又有點文化，常把大隊幹部和陳智希弄得好難堪。陳智希找他訓話，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稍不留神，說話讓他給抓住把柄，還要“反攻倒算”……據說甚至揚言要殺大隊幹部。
第二天上午，在區幹部會上，陳智希傳達了縣裏的會議精神，並談了本區的敵情。他說：“同誌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分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組織……（據“處遺工作組”調查，全部不是事實。陳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獲得這些情報的，已無從得知了。）
會後，他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勉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批鬥，殺殺他的囂張氣焰。”李來文當然讚成。可是，僅僅“捆起”批鬥就可以了嗎？陳智希越想越氣憤：這家夥不除掉，後患無窮！
８月１１日，陳智希對壽雁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說：“你回去給胖子（指下壩大隊支部書記朱佳川）說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華對“搞掉”心領神會，立刻找到朱佳川，傳達了陳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明地緊張。有人提出置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張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口信妥不妥當？”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暫時這樣擱置起來。
８月１３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的徐善明，根據陳智希的指示，躲在房裏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了意見。
何建錫說：“光是喊口號，不來點真的，怕是越抓越沒人聽了。”徐善明深有體會地點頭：“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裏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勉到鬧子上來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亂的機會，把他搞掉算了。”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時的何建錫就連忙迎上來：“胖子，你們大隊的朱勉搞掉沒有？”
“沒有。”
“趕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他的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係，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則更有藝術性：“‘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裏路程，是一條砂石鋪的機耕道，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上麵已經開口了，你們說，怎麽辦？”回家路上，支書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幹部統一認識。治保主任陳甫說：“還有什麽好商量的，上麵開了口，我們就隻有執行。”一路上，議定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區、社指示；二是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外麵山上搞掉。這樣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勉和別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天晚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沒有風，格外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說，那天午夜後，風起雲黑，下了一場暴雨。四類分子訓話開始了。十來個四類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牆站著。馬燈昏暗。朱勉沒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飯就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像別的人那樣誠惶誠恐。他讀過很多書，恪守“可殺不可辱”的信條。治保主任念過最高指示後，開始訓話。朱勉斜眼瞧著，很不以為然。陳甫厲聲喝道：“朱勉，你為什麽趕鬧子（趕墟）不請假？”朱勉滿不在乎地說：“我又沒幹什麽壞事，請什麽假？”這時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實，怎麽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２０年後，參與過殺害朱勉的周吉蘭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境說：拖著朱勉出門的時候，他還不曉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裏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
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的一個三岔路口，一邊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裏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一下，朱勉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朱勉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了下去。朱勉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斷氣了。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口裏了。回來後，好久還睡不著，心中直衝，睡著睡著，就聽得外麵嘩嘩地下起雨來……
殺戒大開，第一個被滅門的三口之家
就在殺朱勉的同一天，“紅聯”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聯”總部。武鬥慘烈。“紅聯”中了“革聯”埋伏，打死二人，打傷多人，大敗而退。“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驚道縣的八·一三事件。
失敗者惱羞成怒，但他們還掌控著道縣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證明，況且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
這次武鬥是否最終引爆了農村的大屠殺？從時間順序及某種因果關係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則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就有理所當然的必然聯係。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說：“其實，下壩殺朱勉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麵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裏開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的東南角，與寧遠縣交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８０華裏。正當下壩大隊朱佳川等人用群眾專政的鐵拳頭砸爛了朱勉的“狗頭”時，在楊家公社周塘管大隊的紅東廟內又秘密地醞釀著更野蠻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凸凹分明。他叫蔣文明，原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了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躊躇滿誌地指示：“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采取斷然措施……”蔣司令講完話，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的一位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他說：“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曆史反革命鄭元讚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最後，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裏。”
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裏，焦急萬分地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麵了！”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歎道：“階級敵人這麽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麽不開口呢？”
蔣文明一笑，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接著語重心長地說：“革命的同誌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隻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鍾佩英這號人，怎麽搞？”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麽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麽時候搞掉她！”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鍾
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了一個與“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蔣司令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了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不過這次會上，除了他的“備戰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鍾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麽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為什麽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下麵的事，就與“搞掉朱勉”基本類似了。所不同的有三個細節：第一，當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１８歲，一個２０歲，喊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第二，鍾佩英是用鋤頭棍棒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到了一個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怎麽得了？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地湧到鍾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麵和對麵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性命結束。
事畢之後，辛苦了一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鍾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做一鍋燉起，又打來一些燒酒宵夜。待到鍋裏隻剩下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雞鳴，眾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鍾佩英一家被滅門後，濫殺之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殺出了經驗和甜頭的楊家公社。那天，鄭會久早飯都沒吃，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將搞掉鍾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麽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蔣文明又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這段曆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裏，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８月１７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老實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裏麵的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而且許多領導與“紅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縣裏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是不難製止的。
我們來到這個被稱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見到了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他說：那是一個很體麵的女人家，那時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唉，那陣子，鍾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參加什麽“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那麽多活動，我怎麽一點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
據鄭逢橋說，當時，文革中，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選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匯報。這個大隊殺第四批的７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不知“耳機”有沒有份，而在這以後的歲月，苟活者可能遠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種無休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那天，我們找到一戶“遺族”，家裏隻剩中老年兩個女人，老的在堂屋裏剁豬菜，中年的在坪裏曬穀。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裏文革中殺人的情況。”“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納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傷神。她低著頭隻顧曬穀，再也不理會。
道縣１９６７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六個區：清塘區、祥林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占全縣總區數的５５％；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１６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占全縣公社總數的４７％。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采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
三、來到大辛莊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麽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 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縣。那是暴雨驟來的前夕，沉悶的空氣中顫栗著緊張和惶恐。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淨與輕快，不堪重負似地喘息著緩緩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麵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麵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口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麽的？”“什麽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幸免於難。陳某被釋放後，連夜逃出了道縣，一去不肯再返鄉。
湖南大學機械係學生蔣曉初，時年２２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這個年輕的學子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勳，１９４２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曆史係，１９４９年後在道縣當教師，並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緣故被開除回家，這時已同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二兒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麵。蔣曉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哪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與其父親和幾十個地富及子女一同殺掉。
那是怎樣一幅殘忍的畫麵啊！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誌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可是，誰是他的同誌，又有誰聽他的呢？這個不識時務的青年知識分子！顯然，民兵聶某某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蔣曉初的頭顱。接著，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屍首被踢進了河中。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即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隻要一陣旋風刮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人立即驚呼著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人們的心弦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梁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擔心亂飛的流彈從天而降，一麵眼巴巴地盼望黎明的到來。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淩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平常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無非為著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店家隻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被拋棄遺忘了。她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口默默地流過顫栗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曆史牢牢沉澱於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子又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曲曲地向前延伸，詢問著這腥風彌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兒的饑啼、還有散落於河畔讓河水溫柔拍打的一具具殘骸……
翻開這頁血腥的曆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曆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曆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麽都沒發生，一切隻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我們的民族經曆過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我們已經習慣了麻木和遺忘。１９８６年７月，當筆者來到湖南道縣——這個二十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縣縣城與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個體攤檔、人聲喧嚷的農貿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瀟水河倒映著專治陽萎不舉的廣告，以及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
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二十年啊！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麽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匯報。聽著聽著，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著誰去。他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時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探親。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匯報“文革”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位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樣幽默，老老實實答道：“沒有哇，沒聽說過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氣憤地說，“殺了那麽多人，無發（法）無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秘密采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一些人員——該工作組成立於１９８４年５月，陸續抽調了１３８９名幹部，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從未對外公開。我們是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麵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筆者將在後麵的篇章寫到。這裏，讓我們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字，對那場殺人運動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概述：道縣殺人事件……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曆時６６天，涉及１０個區，３６個公社，４６８個大隊，１５９０個生產隊，２７７８戶，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殺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殺３２６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１０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殺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殺１３９７人；另外，致傷致殘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３５７６人，四類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貧下中農１０４９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曆史問題），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７８歲，最小的才１０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１０種：
１、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２、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４、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５、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８、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燒（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些數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又有什麽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曆史背景。筆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討，因為在這篇調查報告裏，我們隻想揭開厚重的曆史麵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它發生過，的的確確發生過。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曆史的厚重煙雲包裹住的民族傷疤，是不為當政者所見容的，甚至不為一些“愛國”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古國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無辜的慘死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部份，我們的手足同胞！這場血腥的大屠殺的深層原因是什麽？為什麽道縣尤為慘烈？誰是這場大屠殺的真正凶手？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動亂”、“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等含混的詞句搪塞過去的。然而我們能做的隻是盡可能地記錄下這段曆史，並期以給那些無辜慘遭迫害和慘死於屠刀之下的同胞討個說法，警醒我們這個樂於健忘的政府和善於遺忘的國民。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凶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凶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參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複辟的。毛主席說的哪裏會錯？”另一個凶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道縣“八五會議”，向農村發出製造紅色恐怖的信號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啊！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也不例外，街頭巷尾觸目盡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縣出現了兩派對立的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七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升高，兩派的矛盾衝突也達到了沸點。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作“紅老保”。
像湖南許多縣城一樣，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麵較高，以往遭際不平的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的勢力較大，而且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他們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鬥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兩派在縣城裏相互攻擊指責，也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
８月３日—５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之所以寫下這次會議，是因為筆者認為其與此後農村大規模殺人有一定的關聯，至少，其發出了一個“紅色恐怖”的信號。現將會議的記錄摘錄如下：
時間：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點：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辦公室。
參加人員：各區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誌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同誌給會議作總結。
熊炳恩：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然後列舉了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複雜，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到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誌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最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各區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數是區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自然聞風而動。會議一結束，星夜兼程趕回各區，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場突發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８月８日，在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先下手為強，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接管”了現有的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彈藥全部搶走。
“八·八”搶槍後，“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麵“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８月９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嚷嚷爭論不休。最後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搶槍後，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的地方編製，下麵各區和公社的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筆者認為，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慫恿，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門外崗哨林立，戒備森嚴。開了整整一天會的各區武裝部長毫無倦意，正在室內聚精會神地聽取“紅聯”頭頭作武鬥部署：準備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會議決定，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誌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有誌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
會上，自然有加強管製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的內容。（筆者實在弄不明白，兩派之間的非理性爭鬥，為什麽要把“四類分子”牽扯進來。似乎隻有更嚴厲地懲罰這些早已被剝奪做人的權力的弱者，才能顯示自己是天經地義的一貫正確的革命派。）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１２點。與此同時，在生產指揮部的會議室裏，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
正在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采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巧置名目地進行著。似乎誰也沒有布置殺人。沒有！然而殺人的信號槍已經打響。紅色恐怖已經籠罩著瀟水河兩岸，籠罩著那些將成為這場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無助者及其家庭。
殺頭豬還得批張條子呐：第一個被祭刀老光棍
陳智希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病痛又發作了……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長期從事治安工作的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裏開完會回來，早已疲憊不堪。近年來雖說身體每況愈下，但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也不敢放鬆。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階級鬥爭這根弦，他睡不著啊！此時此刻，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裏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了一遍，一個格外使他惱火的影子便在麵前晃來晃去，那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軍統特務朱勉。這家夥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來後，仍然很不安分。他憑著同共產黨打了多年交道，又有點文化，常把大隊幹部和陳智希弄得好難堪。陳智希找他訓話，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稍不留神，說話讓他給抓住把柄，還要“反攻倒算”……據說甚至揚言要殺大隊幹部。
第二天上午，在區幹部會上，陳智希傳達了縣裏的會議精神，並談了本區的敵情。他說：“同誌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分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組織……（據“處遺工作組”調查，全部不是事實。陳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獲得這些情報的，已無從得知了。）
會後，他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勉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批鬥，殺殺他的囂張氣焰。”李來文當然讚成。可是，僅僅“捆起”批鬥就可以了嗎？陳智希越想越氣憤：這家夥不除掉，後患無窮！
８月１１日，陳智希對壽雁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說：“你回去給胖子（指下壩大隊支部書記朱佳川）說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華對“搞掉”心領神會，立刻找到朱佳川，傳達了陳智希的指示。
朱佳川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明地緊張。有人提出置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張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口信妥不妥當？”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暫時這樣擱置起來。
８月１３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的徐善明，根據陳智希的指示，躲在房裏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了意見。
何建錫說：“光是喊口號，不來點真的，怕是越抓越沒人聽了。”徐善明深有體會地點頭：“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裏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勉到鬧子上來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亂的機會，把他搞掉算了。”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佳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時的何建錫就連忙迎上來：“胖子，你們大隊的朱勉搞掉沒有？”
“沒有。”
“趕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他的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係，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則更有藝術性：“‘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裏路程，是一條砂石鋪的機耕道，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上麵已經開口了，你們說，怎麽辦？”回家路上，支書朱佳川和其他四位幹部統一認識。治保主任陳甫說：“還有什麽好商量的，上麵開了口，我們就隻有執行。”一路上，議定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區、社指示；二是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外麵山上搞掉。這樣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勉和別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天晚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沒有風，格外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說，那天午夜後，風起雲黑，下了一場暴雨。四類分子訓話開始了。十來個四類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牆站著。馬燈昏暗。朱勉沒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飯就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像別的人那樣誠惶誠恐。他讀過很多書，恪守“可殺不可辱”的信條。治保主任念過最高指示後，開始訓話。朱勉斜眼瞧著，很不以為然。陳甫厲聲喝道：“朱勉，你為什麽趕鬧子（趕墟）不請假？”朱勉滿不在乎地說：“我又沒幹什麽壞事，請什麽假？”這時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實，怎麽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２０年後，參與過殺害朱勉的周吉蘭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境說：拖著朱勉出門的時候，他還不曉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裏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
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的一個三岔路口，一邊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裏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一下，朱勉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朱勉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了下去。朱勉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斷氣了。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口裏了。回來後，好久還睡不著，心中直衝，睡著睡著，就聽得外麵嘩嘩地下起雨來……
殺戒大開，第一個被滅門的三口之家
就在殺朱勉的同一天，“紅聯”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聯”總部。武鬥慘烈。“紅聯”中了“革聯”埋伏，打死二人，打傷多人，大敗而退。“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驚道縣的八·一三事件。
失敗者惱羞成怒，但他們還掌控著道縣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證明，況且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
這次武鬥是否最終引爆了農村的大屠殺？從時間順序及某種因果關係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則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就有理所當然的必然聯係。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說：“其實，下壩殺朱勉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麵積清查，還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裏開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的東南角，與寧遠縣交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８０華裏。正當下壩大隊朱佳川等人用群眾專政的鐵拳頭砸爛了朱勉的“狗頭”時，在楊家公社周塘管大隊的紅東廟內又秘密地醞釀著更野蠻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凸凹分明。他叫蔣文明，原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了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躊躇滿誌地指示：“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采取斷然措施……”蔣司令講完話，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的一位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他說：“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曆史反革命鄭元讚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最後，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裏。”
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裏，焦急萬分地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麵了！”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歎道：“階級敵人這麽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麽不開口呢？”
蔣文明一笑，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接著語重心長地說：“革命的同誌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隻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鍾佩英這號人，怎麽搞？”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麽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麽時候搞掉她！”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鍾
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了一個與“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蔣司令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了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不過這次會上，除了他的“備戰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鍾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麽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為什麽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下麵的事，就與“搞掉朱勉”基本類似了。所不同的有三個細節：第一，當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１８歲，一個２０歲，喊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第二，鍾佩英是用鋤頭棍棒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到了一個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怎麽得了？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地湧到鍾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麵和對麵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性命結束。
事畢之後，辛苦了一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鍾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做一鍋燉起，又打來一些燒酒宵夜。待到鍋裏隻剩下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雞鳴，眾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鍾佩英一家被滅門後，濫殺之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殺出了經驗和甜頭的楊家公社。那天，鄭會久早飯都沒吃，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將搞掉鍾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麽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蔣文明又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這段曆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裏，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８月１７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老實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裏麵的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而且許多領導與“紅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縣裏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是不難製止的。
我們來到這個被稱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見到了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他說：那是一個很體麵的女人家，那時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唉，那陣子，鍾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參加什麽“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那麽多活動，我怎麽一點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
據鄭逢橋說，當時，文革中，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選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匯報。這個大隊殺第四批的７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不知“耳機”有沒有份，而在這以後的歲月，苟活者可能遠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種無休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那天，我們找到一戶“遺族”，家裏隻剩中老年兩個女人，老的在堂屋裏剁豬菜，中年的在坪裏曬穀。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裏文革中殺人的情況。”“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納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傷神。她低著頭隻顧曬穀，再也不理會。
道縣１９６７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六個區：清塘區、祥林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占全縣總區數的５５％；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１６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占全縣公社總數的４７％。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采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
三、來到大辛莊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麽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 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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