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尹曙生：草菅人命的公安工作“大躍進”：一個省公安廳長的帶血追憶
作者係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使我能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明白很多道理。盡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
1950年暑假，我還是一個上中學的少年，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安徽省在蕪湖市舉辦的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任務是規勸老師交代自己的曆史問題，為期三個月。因為我政治黨悟低，什麽也不懂，對老師畢恭畢敬，說話還臉紅，幫助老師更是無從談起，於是當上了義務勤雜工。不過開批判鬥爭大會，我們學生代表都參加，看到尊敬的老師被人指著鼻子羞辱、謾罵，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無奈，害怕出什麽問題。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問題”的老師，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師範大學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後的一件大事。大學建築物圍繞褚山，風景十分優美，站在山上，滾滾長江就在腳下流淌。隻要有空，還是孩子的我們，到山上盡情地玩樂。可是，自從有幾個老師過不了關，吊死在褚山的樹林裏，從此再也沒有人敢上山了。
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一些老師神秘失蹤了，後來知道，他們是反革命，被抓起來了。
1955年、1956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母校舒城中學最好的語文老師和曆史老師，兩個自殺，一個被逮捕判刑，死在勞改農場（1978年後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動了我。餘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正趕上反右派鬥爭，入校不久的一天，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從印尼訪問歸來，學校從機場將他直接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中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在整風運動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國法學家出國訪問，他怎麽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1954年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毛澤東親筆寫信給他，聘任他為憲法總顧問，毛的親筆信還作為校史展覽過，說明他在法學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錢端升和學校的許多老師、同學被打成右派的事實，使我深刻認識到“禍從口出”的道理，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亂語，安然渡過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
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短時期內在主要工業產品方麵超英（國）、趕美（國），十幾年內甚至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於是“大躍進”、公社化、大煉鋼鐵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我們學校也建了十幾座小高爐，用木材和煤炭煉鐵，我也參加了，煉了幾個月，一塊合格的鐵也沒煉出來。1959 年春天，饑餓在全國逐步蔓延起來，到了1960年，由於饑餓，營養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腫病，三個多月不能上課，住院治療（那時醫院人滿為患，住不上醫院，學校騰出十幾間房子，安置病人，醫院定期派醫生來看看）。所謂治療，就是不上課（那時北京的學校體育課一律停止，有的學校上半天課），臥床休息，減少熱量消耗，增加點營養品。三個月我得到2斤雞蛋、一斤豬肉的營養品補助。到了這年年底，全國先後有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在農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親姐夫。可是就在
1958年，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國家領導人還為糧食吃不完發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學畢業，填的三個誌願都是當教師。可是公安部到學校挑學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還不行。北京政法學院三個應屆畢業生進了公安部大門。去報到後才知道，中央已經把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到青海省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王昭去了以後，發現那裏的公、檢、法機關在“大躍進”運動中，違法亂紀十分嚴重，需要徹底整頓，需要充實力量，於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們三個進入公安部的大學生和部機關幾十名幹部調到青海省，充實政法部門，主要是公安部門。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廳，接待上訪群眾、處理申訴案件，配合省委複查案件辦公室，調查處理重大冤假錯案，使我有機會了解到，公安機關為了配合 “大躍進”運動，自己也搞起“大躍進”，運用專政工具，壓製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悲劇。
那麽，公安工作“大躍進”運動是怎麽搞起來的呢？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麵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或大豐收。”
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工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製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作為公安工作“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劃要點是經毛澤東親自審閱、認可下發的。同經濟建設“大躍進”一樣，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的計劃。同時，“要點”並沒有提出達到這一計劃目標的具體有效辦法，而是籠統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製的人堅決依法管製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麽叫“應該逮捕”？什麽叫“應該管製”？“依法”，依什麽法？沒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釋，怎麽解釋都有道理。這就給濫施刑罰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這一段話也明白無誤地告訴各級公安機關，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促進“大躍進”運動政治任務的完成。
貴州省公安廳積極響應，於1958年2月率先提出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向全國公安機關推廣貴州省的做法。於是，全國各級公安機關積極響應，在“七無”的基礎上，開展“十無”、“百無”運動。有些地方感到這些“無”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躍進”的現實，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設想，就是把整個社會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幹淨、明亮，沒有一絲塵埃，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這些提法受到了當時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領導的讚揚。
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采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就少了”；“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大躍進）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裏。”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製定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上級將捕人計劃指標下達到下級，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年到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 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 “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饑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生產隊的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 5萬多人，占這些人員總數31%。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係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占總數16萬人的 30%。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盲目蠻幹，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稍有反抗，就得坐監獄，就得被整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那麽一個人忍不住了，於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餘妖精”（曾希聖妻子姓餘），發泄心中的憤懣情緒。曾希聖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幹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後共排查1.8萬人，筆跡鑒定 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對一些重點對象，采取跟蹤盯梢、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幹部6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聖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聖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公社、大隊領導）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應該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三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占這三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等於1949年至1957年逮捕人數總和19077人的3.3倍。其中，1958年為了推動“大躍進”，鎮壓反對派，逮捕了40602人。隨著“大躍進”運動亂象的不斷發生，毛澤東於1958年底、1959 年春，在鄭州兩次召開會議，主動糾左，公安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公安機關執行“三少”政策，即“殺人要少，捕人要少，管製也要比過去少”。所以 1959年全國捕人、拘留人大幅度減少。安徽省逮捕人數由1958年的10萬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隻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擊右傾機會評論，反瞞產私分、反富裕中農，層層揪“小彭德懷”，又大規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省又逮捕了5萬多人。逮捕人數這樣大起大落，不是由社會治安叛亂況決定的，完全是根據領導人的指示，為了配合政治運動而逮捕、拘留人，這是那個年代普遍的做法。
逮捕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采取戰爭年代打仗、搞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捕後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麵，稀裏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麽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王昭到青海主政後，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戶勞改犯”僥幸沒死被釋放回家。
下麵用青海省幾個縣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躍進”是怎麽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縣委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叫做《打擊敵人防止叛亂的報告》，向省委邀功。互助縣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叛亂。報告稱：“1958年 6月，互助縣公安局抽調52名幹部，組成12個工作組，分別到各鄉，於24日一個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會上1075名，機關77名。”
一個不到10萬人口的小縣，一個晚上逮捕這麽多人，會是什麽情景？簡直無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縣還在捕人；不僅逮捕普通老百姓，還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層幹部也逮捕起來。1960年4月，該縣紅崖子溝公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農民馬賢珍當生產隊長，可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他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他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在母親的啟發下，他冒著瞞產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他知道就這點糧食、蔬菜仍然不能解決問題，主動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使生產隊餓死人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可是生產隊已經沒有糧食。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沒有磨成粉，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裏，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安局，公安幹警來抓他，沒有餓死還能動彈的社員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多歲的農民對執行民警說：我們生產隊100多人，現在隻剩下50來人，要不是戚隊長給我們分點糧食，恐怕都餓死了。公安同誌，我們隻要求一件事，你們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們還等他回來救我們呢。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元法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隻有18個人沒有餓死，幸存下來。
民和縣是青海省的東大門，自然條件較好，適合種植小麥、青稞、土豆和多種水果，湟水流經該縣，經蘭州入黃河，兩岸景色秀麗，是青海省的糧倉和水果大縣。王昭到青海主政後，派省委工作組（我有幸參加）深入調查發現，由於人禍而非天災，該縣1958年至1960年餓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麵的 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實際死在外麵）7925人，全縣淨減少人口25%。死亡最嚴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產大隊，原有1318人，餓死601人，占總人口46%。全縣死絕的有492戶、1623人，被收容的孤兒867名。就是這個縣，發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屍體38具；殺死自己或別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該縣領導不顧人民死活，搞“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用專政手段殘酷對待稍有微詞的人民群眾。三年間逮捕2680人，管製1091人，勞教、集訓1915人，被判刑罰的2966人。
被關押的人，受到刑訊逼供和饑餓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而當政者卻無動於衷。3年中死在這個縣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已經一年的謝富治，到該縣公安局視察，親眼目睹幹警從看守所將死人往外抬，經詢問，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對公安局長說：“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製止，不怕夜裏鬼來找你麻煩嗎？！”在公安工作上竭力執行左傾路線的謝富治忽然良心發現，說明問題有多嚴重！他對陪同視察的公安廳長楊樹芳說：今年青海省計劃捕人指標要和去年（1959年）大體持平，不得超過。然後他到新疆視察，回北京路過蘭州，又把楊樹芳叫去，對他說，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標一定要控製在中央下達的5000人之內，要超過，必須報中央批準。楊樹芳立即向省委書記高峰匯報謝富治的意見，高峰主持省委常委會，討論捕人指標，並在會上說：“今年是誓死保衛大躍進，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年，捕人不能少。”於是省委向中央報告，全年捕人指標15000人。報告上去後，中央和謝富治都沒有表態，實際是同意省委意見，結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是青海省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可是群眾不敢反抗。因為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他在全縣搞捕人比賽，哪個派出所捕人多，他就獎勵、插紅旗；哪個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評，領導人受處分，給派出所插白旗。僅1958年6月，他根據省裏提出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為而被捕的270人，占總數32%。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隻能吃2兩（16兩1斤）糧食，14歲的學生李占祥，全家 11口人，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隻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麵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於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隻驢耳朵跑回家中。飼養員回飼養場發現驢耳朵被割，報告生產大隊幹部。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麵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他捆上，把他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這位局長的表揚，並以“殺害牲畜罪”將李占祥逮捕，判處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組到湟中縣檢查公安局自查自糾情況，問新來的公安局長，為什麽李占祥還不釋放，局長說，李占祥偷大隊羊羔、割驢耳朵，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拿不準，所以沒放。王昭聽匯報後說：李占祥家11口人餓死7口，他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樣做，再說他還是個孩子，按法律規定也不應該逮捕呀！這樣，李占祥才被釋放回家。回家後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餓死了。他帶著幾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莊公社檢查工作，決定逮捕幾十人，當派出所長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時，他睡著了，又不敢叫醒他，繼續念，等他醒了，所長問：以上的人怎麽處理？他迷迷糊糊，連聲說“捕、捕、捕”，就這樣，一晚他就決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樂都縣委向各鄉、鎮下達了一個詳細的捕人計劃指標，通過這個計劃指標，讓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麵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縣各類敵人的打擊指標（捕人）總捕人數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員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壞分子95至 100名，敵偽軍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麵敵人（惡霸、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敵偽軍政警憲人員——筆者注）30至35名，管製分子15至20名，勞改釋放犯、反革命家屬40至45名，撤消管製分子26至30名，一貫道徒、巫婆神漢30至36名，開除機關、學校交社（會）管製監督生產的反壞分子7至 10名。按鄉鎮分：碾伯鎮捕28至30名，老鴉鎮捕15至17名，瞿曇鄉捕27至29名，崗溝鄉捕26至28名，洪水鄉捕12至14名，高店鄉捕11至 13名，峰堆鄉捕14至16名，馬營鄉捕16至17名，李家鄉捕19至20名，壽樂鄉捕11至13名，共和鄉捕13至15名，水磨鄉捕13至14名，高廟鎮捕20至28名，雨潤鄉捕13至14名，新仁鄉捕16至18名，蒲台鄉捕19至21名，中巴鄉捕16至18名，城台鄉捕17至19名，馬場鄉捕18至 19名，蘆花鄉捕15至17名，中嶺鄉捕12至13名，引勝鄉捕18至20名，達拉鄉捕15至17名，雙堡鄉捕9至10名，宗教寺廟捕7至10名。時間要求：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後於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對象全部捕捉起來。”
這麽詳盡周密的捕人計劃，堪稱“一絕”。今天的年輕人會問，怎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們的共和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
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領導，非常欣賞一句口號：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製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裏捕到那裏；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寧市公安局抽調15名幹警到湟中縣三合公社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副市長惠普對他們說：“你們下去是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任務很艱巨。為了打開工作局麵，必須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時，你們可以先捕人，然後到局裏辦手續。”結果，工作組到公社不久，就決定逮捕58個人。惠普自己下鄉，總是帶著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裏捕到哪裏，他說這樣做“要捕即用，手續簡便”。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麵，不審問，隻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道：“被告×××，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奸汙有夫之婦607人，強奸婦女51人，雞奸305人，互相雞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麽回事。原來這 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奸（包括男女）、強奸、雞奸、互相雞奸（男人）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奸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奸、雞奸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以後我隨領導到玉樹，親眼目睹了這張判決書。
這張判決書可以作為“文物”珍藏起來，以教育後人，告訴他們，什麽叫草菅人命。
“大躍進”時期包括曆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種種荒謬透頂的違法亂紀行為，根子在上麵，在中央。沒有中央的路線錯誤，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比如，在極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達計劃指標，就很荒唐，哪裏還有實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給中央寫了一個《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總結報告》。報告說：“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安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錯捕了少數不應當捕、不應當判的人。少數基層公安機關不按照國家法律辦事，用拘留、勞動教養和集訓等辦法，變相地捕押了一些人。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尤其嚴重的是，極少數地方負責幹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們違背中央路線、方針的錯誤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把應該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製的人依法管製起來”。什麽是“應該”、依什麽“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把法律放在眼裏。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馬上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製定。”當時這三個法律案已經起草完畢，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於法律虛無主義思想作怪，一直沒有經全國人大通過，現在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幹脆說這三部法律沒有必要製定，政法部門機關怎麽執法？隻能依據黨的決議、領導人的指示辦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自己不按法辦事，把錯誤全部推給下麵，是不公平的。
劉少奇看了這個總結報告有個批語，說：“這幾年的政法工作的錯誤，主要是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對付敵人的專政辦法來處理自己人的問題，處理勞動人民的問題，這是個根本錯誤。這不是共產黨的方法，而是國民黨的作風，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壓力。”
劉少奇對政法工作錯誤性質的批語一針見血。但是他沒有明確指出錯誤發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沒有明確指出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辦事，是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
不過也不奇怪。在“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實踐者，也是法律虛無主義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也說過：“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隻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有了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所以在“大躍進”時期，各級黨委的決議都成了法，領導人的話也是法，倒黴的隻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鬥爭劉少奇時，一次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受憲法保護，你們鬥爭我是違法的。可是在憲法和法律被踐踏殆盡的情況下，憲法和法律已經不能保護他了，被殘酷迫害致死，令人無限同情和哀傷。他說過 “黨的決議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樣一個違法憲法的黨的決議，送了劉少奇的命。
不尊重憲法和法律，就得不到憲法和法律保護。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
筆者在公安機關工作了一輩子，對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寫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重犯曆史錯誤。公安工作的基本經驗就是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和依法辦事。但是，對黨的領導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解，那就是嚴格按照在黨的領導下製定的憲法和法律辦事，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任何人、任何一級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活動，都不能把自己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門變成自己的附庸，來推行違反憲法和法律的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格依法辦事就是最好的接受黨的領導，因為憲法和法律體現了黨的意誌、人民的意誌，代表了黨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時期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努力奮鬥，頑強拚搏，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為維護社會大局的穩定，做出了很大貢獻，很多人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受到了黨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讚揚。改革開放30 年來，公安工作沒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錯誤，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排除各種幹擾，堅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現在還有極少數地方領導人，為了推行自己錯誤的政策，往往動用專政工具壓製人民群眾，造成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否則，建設和諧社會就是一句空話。
作者簡介：尹曙生，1937年出生，舒城縣南港鎮人。大學文化，正廳級、二級警監，教授、作家。1961年參加工作。
尹曙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進入國家公安部工作。1963年調入青海省公安廳。1977年調入安徽省公安廳，曾任省公安廳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常務副廳長；兼任安徽省警察學會會長、法製心理學會會長、法學會副會長，安徽大學兼職教授。尹曙生在工作之餘從事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曾主編出版了120萬字的《安徽公安誌》，獲全國和安徽省一等獎；寫有50萬字的理論文章，發表在國內外刊物上，並多次在全國、全省獲獎。
尹曙生先後發表過200萬字的文學著作，其主要作品有：報告文學集《閱案沉思》、長篇小說《時代悲歌》、《教授之死》、《抗爭》、《閱案沉思》、《生死情緣》等等。
來源:《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作者係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使我能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明白很多道理。盡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
1950年暑假，我還是一個上中學的少年，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安徽省在蕪湖市舉辦的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任務是規勸老師交代自己的曆史問題，為期三個月。因為我政治黨悟低，什麽也不懂，對老師畢恭畢敬，說話還臉紅，幫助老師更是無從談起，於是當上了義務勤雜工。不過開批判鬥爭大會，我們學生代表都參加，看到尊敬的老師被人指著鼻子羞辱、謾罵，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無奈，害怕出什麽問題。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問題”的老師，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師範大學改造思想，是安徽省教育界解放後的一件大事。大學建築物圍繞褚山，風景十分優美，站在山上，滾滾長江就在腳下流淌。隻要有空，還是孩子的我們，到山上盡情地玩樂。可是，自從有幾個老師過不了關，吊死在褚山的樹林裏，從此再也沒有人敢上山了。
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一些老師神秘失蹤了，後來知道，他們是反革命，被抓起來了。
1955年、1956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母校舒城中學最好的語文老師和曆史老師，兩個自殺，一個被逮捕判刑，死在勞改農場（1978年後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動了我。餘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正趕上反右派鬥爭，入校不久的一天，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從印尼訪問歸來，學校從機場將他直接送到禮堂進行批鬥。他在整風運動中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後將他劃為右派。在整風運動中，中央派他代表中國法學家出國訪問，他怎麽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1954年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毛澤東親筆寫信給他，聘任他為憲法總顧問，毛的親筆信還作為校史展覽過，說明他在法學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錢端升和學校的許多老師、同學被打成右派的事實，使我深刻認識到“禍從口出”的道理，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亂語，安然渡過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
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短時期內在主要工業產品方麵超英（國）、趕美（國），十幾年內甚至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於是“大躍進”、公社化、大煉鋼鐵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我們學校也建了十幾座小高爐，用木材和煤炭煉鐵，我也參加了，煉了幾個月，一塊合格的鐵也沒煉出來。1959 年春天，饑餓在全國逐步蔓延起來，到了1960年，由於饑餓，營養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腫病，三個多月不能上課，住院治療（那時醫院人滿為患，住不上醫院，學校騰出十幾間房子，安置病人，醫院定期派醫生來看看）。所謂治療，就是不上課（那時北京的學校體育課一律停止，有的學校上半天課），臥床休息，減少熱量消耗，增加點營養品。三個月我得到2斤雞蛋、一斤豬肉的營養品補助。到了這年年底，全國先後有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在農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親姐夫。可是就在
1958年，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國家領導人還為糧食吃不完發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學畢業，填的三個誌願都是當教師。可是公安部到學校挑學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還不行。北京政法學院三個應屆畢業生進了公安部大門。去報到後才知道，中央已經把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到青海省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王昭去了以後，發現那裏的公、檢、法機關在“大躍進”運動中，違法亂紀十分嚴重，需要徹底整頓，需要充實力量，於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們三個進入公安部的大學生和部機關幾十名幹部調到青海省，充實政法部門，主要是公安部門。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廳，接待上訪群眾、處理申訴案件，配合省委複查案件辦公室，調查處理重大冤假錯案，使我有機會了解到，公安機關為了配合 “大躍進”運動，自己也搞起“大躍進”，運用專政工具，壓製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悲劇。
那麽，公安工作“大躍進”運動是怎麽搞起來的呢？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麵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或大豐收。”
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工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製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作為公安工作“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劃要點是經毛澤東親自審閱、認可下發的。同經濟建設“大躍進”一樣，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的計劃。同時，“要點”並沒有提出達到這一計劃目標的具體有效辦法，而是籠統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製的人堅決依法管製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麽叫“應該逮捕”？什麽叫“應該管製”？“依法”，依什麽法？沒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釋，怎麽解釋都有道理。這就給濫施刑罰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這一段話也明白無誤地告訴各級公安機關，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促進“大躍進”運動政治任務的完成。
貴州省公安廳積極響應，於1958年2月率先提出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向全國公安機關推廣貴州省的做法。於是，全國各級公安機關積極響應，在“七無”的基礎上，開展“十無”、“百無”運動。有些地方感到這些“無”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躍進”的現實，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設想，就是把整個社會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幹淨、明亮，沒有一絲塵埃，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這些提法受到了當時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領導的讚揚。
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采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就少了”；“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大躍進）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裏。”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製定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上級將捕人計劃指標下達到下級，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年到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 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 “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饑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生產隊的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被捕的人中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 5萬多人，占這些人員總數31%。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係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占總數16萬人的 30%。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盲目蠻幹，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稍有反抗，就得坐監獄，就得被整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那麽一個人忍不住了，於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餘妖精”（曾希聖妻子姓餘），發泄心中的憤懣情緒。曾希聖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幹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後共排查1.8萬人，筆跡鑒定 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對一些重點對象，采取跟蹤盯梢、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幹部6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聖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聖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公社、大隊領導）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應該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三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占這三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等於1949年至1957年逮捕人數總和19077人的3.3倍。其中，1958年為了推動“大躍進”，鎮壓反對派，逮捕了40602人。隨著“大躍進”運動亂象的不斷發生，毛澤東於1958年底、1959 年春，在鄭州兩次召開會議，主動糾左，公安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公安機關執行“三少”政策，即“殺人要少，捕人要少，管製也要比過去少”。所以 1959年全國捕人、拘留人大幅度減少。安徽省逮捕人數由1958年的10萬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隻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擊右傾機會評論，反瞞產私分、反富裕中農，層層揪“小彭德懷”，又大規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省又逮捕了5萬多人。逮捕人數這樣大起大落，不是由社會治安叛亂況決定的，完全是根據領導人的指示，為了配合政治運動而逮捕、拘留人，這是那個年代普遍的做法。
逮捕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采取戰爭年代打仗、搞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捕後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麵，稀裏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麽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王昭到青海主政後，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戶勞改犯”僥幸沒死被釋放回家。
下麵用青海省幾個縣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躍進”是怎麽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縣委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叫做《打擊敵人防止叛亂的報告》，向省委邀功。互助縣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叛亂。報告稱：“1958年 6月，互助縣公安局抽調52名幹部，組成12個工作組，分別到各鄉，於24日一個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會上1075名，機關77名。”
一個不到10萬人口的小縣，一個晚上逮捕這麽多人，會是什麽情景？簡直無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縣還在捕人；不僅逮捕普通老百姓，還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層幹部也逮捕起來。1960年4月，該縣紅崖子溝公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農民馬賢珍當生產隊長，可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他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他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在母親的啟發下，他冒著瞞產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他知道就這點糧食、蔬菜仍然不能解決問題，主動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使生產隊餓死人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可是生產隊已經沒有糧食。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沒有磨成粉，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裏，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安局，公安幹警來抓他，沒有餓死還能動彈的社員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多歲的農民對執行民警說：我們生產隊100多人，現在隻剩下50來人，要不是戚隊長給我們分點糧食，恐怕都餓死了。公安同誌，我們隻要求一件事，你們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們還等他回來救我們呢。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元法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隻有18個人沒有餓死，幸存下來。
民和縣是青海省的東大門，自然條件較好，適合種植小麥、青稞、土豆和多種水果，湟水流經該縣，經蘭州入黃河，兩岸景色秀麗，是青海省的糧倉和水果大縣。王昭到青海主政後，派省委工作組（我有幸參加）深入調查發現，由於人禍而非天災，該縣1958年至1960年餓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麵的 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實際死在外麵）7925人，全縣淨減少人口25%。死亡最嚴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產大隊，原有1318人，餓死601人，占總人口46%。全縣死絕的有492戶、1623人，被收容的孤兒867名。就是這個縣，發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屍體38具；殺死自己或別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該縣領導不顧人民死活，搞“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用專政手段殘酷對待稍有微詞的人民群眾。三年間逮捕2680人，管製1091人，勞教、集訓1915人，被判刑罰的2966人。
被關押的人，受到刑訊逼供和饑餓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而當政者卻無動於衷。3年中死在這個縣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已經一年的謝富治，到該縣公安局視察，親眼目睹幹警從看守所將死人往外抬，經詢問，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對公安局長說：“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製止，不怕夜裏鬼來找你麻煩嗎？！”在公安工作上竭力執行左傾路線的謝富治忽然良心發現，說明問題有多嚴重！他對陪同視察的公安廳長楊樹芳說：今年青海省計劃捕人指標要和去年（1959年）大體持平，不得超過。然後他到新疆視察，回北京路過蘭州，又把楊樹芳叫去，對他說，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標一定要控製在中央下達的5000人之內，要超過，必須報中央批準。楊樹芳立即向省委書記高峰匯報謝富治的意見，高峰主持省委常委會，討論捕人指標，並在會上說：“今年是誓死保衛大躍進，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年，捕人不能少。”於是省委向中央報告，全年捕人指標15000人。報告上去後，中央和謝富治都沒有表態，實際是同意省委意見，結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是青海省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可是群眾不敢反抗。因為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他在全縣搞捕人比賽，哪個派出所捕人多，他就獎勵、插紅旗；哪個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評，領導人受處分，給派出所插白旗。僅1958年6月，他根據省裏提出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其中有通奸行為而被捕的270人，占總數32%。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隻能吃2兩（16兩1斤）糧食，14歲的學生李占祥，全家 11口人，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隻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麵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於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隻驢耳朵跑回家中。飼養員回飼養場發現驢耳朵被割，報告生產大隊幹部。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麵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他捆上，把他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這位局長的表揚，並以“殺害牲畜罪”將李占祥逮捕，判處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組到湟中縣檢查公安局自查自糾情況，問新來的公安局長，為什麽李占祥還不釋放，局長說，李占祥偷大隊羊羔、割驢耳朵，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拿不準，所以沒放。王昭聽匯報後說：李占祥家11口人餓死7口，他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樣做，再說他還是個孩子，按法律規定也不應該逮捕呀！這樣，李占祥才被釋放回家。回家後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餓死了。他帶著幾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莊公社檢查工作，決定逮捕幾十人，當派出所長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時，他睡著了，又不敢叫醒他，繼續念，等他醒了，所長問：以上的人怎麽處理？他迷迷糊糊，連聲說“捕、捕、捕”，就這樣，一晚他就決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樂都縣委向各鄉、鎮下達了一個詳細的捕人計劃指標，通過這個計劃指標，讓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麵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縣各類敵人的打擊指標（捕人）總捕人數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員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壞分子95至 100名，敵偽軍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麵敵人（惡霸、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敵偽軍政警憲人員——筆者注）30至35名，管製分子15至20名，勞改釋放犯、反革命家屬40至45名，撤消管製分子26至30名，一貫道徒、巫婆神漢30至36名，開除機關、學校交社（會）管製監督生產的反壞分子7至 10名。按鄉鎮分：碾伯鎮捕28至30名，老鴉鎮捕15至17名，瞿曇鄉捕27至29名，崗溝鄉捕26至28名，洪水鄉捕12至14名，高店鄉捕11至 13名，峰堆鄉捕14至16名，馬營鄉捕16至17名，李家鄉捕19至20名，壽樂鄉捕11至13名，共和鄉捕13至15名，水磨鄉捕13至14名，高廟鎮捕20至28名，雨潤鄉捕13至14名，新仁鄉捕16至18名，蒲台鄉捕19至21名，中巴鄉捕16至18名，城台鄉捕17至19名，馬場鄉捕18至 19名，蘆花鄉捕15至17名，中嶺鄉捕12至13名，引勝鄉捕18至20名，達拉鄉捕15至17名，雙堡鄉捕9至10名，宗教寺廟捕7至10名。時間要求：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後於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對象全部捕捉起來。”
這麽詳盡周密的捕人計劃，堪稱“一絕”。今天的年輕人會問，怎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們的共和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
當時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領導，非常欣賞一句口號：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製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裏捕到那裏；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寧市公安局抽調15名幹警到湟中縣三合公社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副市長惠普對他們說：“你們下去是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任務很艱巨。為了打開工作局麵，必須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時，你們可以先捕人，然後到局裏辦手續。”結果，工作組到公社不久，就決定逮捕58個人。惠普自己下鄉，總是帶著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裏捕到哪裏，他說這樣做“要捕即用，手續簡便”。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麵，不審問，隻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道：“被告×××，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奸汙有夫之婦607人，強奸婦女51人，雞奸305人，互相雞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麽回事。原來這 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奸（包括男女）、強奸、雞奸、互相雞奸（男人）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奸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奸、雞奸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以後我隨領導到玉樹，親眼目睹了這張判決書。
這張判決書可以作為“文物”珍藏起來，以教育後人，告訴他們，什麽叫草菅人命。
“大躍進”時期包括曆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種種荒謬透頂的違法亂紀行為，根子在上麵，在中央。沒有中央的路線錯誤，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比如，在極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達計劃指標，就很荒唐，哪裏還有實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給中央寫了一個《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總結報告》。報告說：“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安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錯捕了少數不應當捕、不應當判的人。少數基層公安機關不按照國家法律辦事，用拘留、勞動教養和集訓等辦法，變相地捕押了一些人。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尤其嚴重的是，極少數地方負責幹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們違背中央路線、方針的錯誤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把應該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製的人依法管製起來”。什麽是“應該”、依什麽“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把法律放在眼裏。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馬上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製定。”當時這三個法律案已經起草完畢，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於法律虛無主義思想作怪，一直沒有經全國人大通過，現在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幹脆說這三部法律沒有必要製定，政法部門機關怎麽執法？隻能依據黨的決議、領導人的指示辦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自己不按法辦事，把錯誤全部推給下麵，是不公平的。
劉少奇看了這個總結報告有個批語，說：“這幾年的政法工作的錯誤，主要是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對付敵人的專政辦法來處理自己人的問題，處理勞動人民的問題，這是個根本錯誤。這不是共產黨的方法，而是國民黨的作風，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壓力。”
劉少奇對政法工作錯誤性質的批語一針見血。但是他沒有明確指出錯誤發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沒有明確指出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辦事，是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
不過也不奇怪。在“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實踐者，也是法律虛無主義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也說過：“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隻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有了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所以在“大躍進”時期，各級黨委的決議都成了法，領導人的話也是法，倒黴的隻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鬥爭劉少奇時，一次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受憲法保護，你們鬥爭我是違法的。可是在憲法和法律被踐踏殆盡的情況下，憲法和法律已經不能保護他了，被殘酷迫害致死，令人無限同情和哀傷。他說過 “黨的決議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樣一個違法憲法的黨的決議，送了劉少奇的命。
不尊重憲法和法律，就得不到憲法和法律保護。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
筆者在公安機關工作了一輩子，對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寫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重犯曆史錯誤。公安工作的基本經驗就是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和依法辦事。但是，對黨的領導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解，那就是嚴格按照在黨的領導下製定的憲法和法律辦事，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任何人、任何一級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活動，都不能把自己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門變成自己的附庸，來推行違反憲法和法律的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格依法辦事就是最好的接受黨的領導，因為憲法和法律體現了黨的意誌、人民的意誌，代表了黨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時期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努力奮鬥，頑強拚搏，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為維護社會大局的穩定，做出了很大貢獻，很多人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受到了黨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讚揚。改革開放30 年來，公安工作沒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錯誤，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排除各種幹擾，堅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現在還有極少數地方領導人，為了推行自己錯誤的政策，往往動用專政工具壓製人民群眾，造成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否則，建設和諧社會就是一句空話。
作者簡介：尹曙生，1937年出生，舒城縣南港鎮人。大學文化，正廳級、二級警監，教授、作家。1961年參加工作。
尹曙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進入國家公安部工作。1963年調入青海省公安廳。1977年調入安徽省公安廳，曾任省公安廳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常務副廳長；兼任安徽省警察學會會長、法製心理學會會長、法學會副會長，安徽大學兼職教授。尹曙生在工作之餘從事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曾主編出版了120萬字的《安徽公安誌》，獲全國和安徽省一等獎；寫有50萬字的理論文章，發表在國內外刊物上，並多次在全國、全省獲獎。
尹曙生先後發表過200萬字的文學著作，其主要作品有：報告文學集《閱案沉思》、長篇小說《時代悲歌》、《教授之死》、《抗爭》、《閱案沉思》、《生死情緣》等等。
來源:《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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