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鮑羅廷：農民都不願意起來 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
節選：《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作者：陳鐵健
共產國際做出要在大革命時期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是荒唐的。
國共合作初期，在孫中山在世時，兩黨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在北伐戰爭的期間，對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是兩黨聯席會議達成的共識，中共方麵也有這樣的決議，都有檔案可查。毛澤東原來也不是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的那樣激進，把地痞流氓當成革命先鋒，農民協會可以在農村裏隨便抓人、殺人，不是這樣的。
在共產國際的七次擴大會議之前，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減租減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從地主手裏奪取土地，這是孫中山既定的方針，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搶，這是對的。後來台灣的土改也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是一種贖買。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來的。
我經曆過舊社會，看到的地主一分錢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攢錢買土地。所以中國的土地情況不同，紹興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東北的模式、華北的模式都不一樣，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樣，有惡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勞動、自己的經營發家的，而且這不在少數。我們今天重新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土地問題，和以前的結論有很大的出入。突破這個界限、突破了兩黨的共識在農村裏亂來，這是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決議，要在中國全麵的實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這個指示傳過來，很多人一下子180度變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中國國民黨代表鮑羅廷以前同意主張減租減息，這時就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 這是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鮑羅廷的一次演講說“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後來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也是這樣的提法，“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農民革命的先鋒，把他們發動起來再帶動農民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
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矯枉必須過正。當時一定要在農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這樣做農民發動不起來，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使黨的路線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後來在十年的內戰時期，在所謂的蘇區裏“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從這裏來的。這是很廉價的口號，人家的東西可以隨便的予取予奪、輕易的拿來，這最能夠發動、煽動群眾。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敗的，過激的群眾運動授人以柄。
蔣介石在北伐進軍當中對兩湖的工農運動非常稱讚，兩湖的農民運動對支援北伐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講話中講到這點。他後來變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農運動把北伐軍的後方搞亂了，農會規定不許穀米出境，北伐軍的糧餉後勤供給怎麽辦?“左”派扣押軍餉，宋子文那時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萬軍餉不給蔣介石。城市的工人運動過激，工人要雙薪、一年要放兩個月假、每天四小時工作。隨便抓老板、封店，農民可以進城抓資本家遊街、遊鬥甚至殺人、無法無天。所以根子是從這來的，延續到後來的無法無天，其源頭在那時已經開始了。
今天看當時的瞿秋白是緊跟共產國際、緊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陳獨秀很厲害。其實他自己也是糊塗，也是搖擺不定的。當時在那種複雜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搖來搖去的，大家都有錯誤、都有問題。後來瞿秋白說到，當年大革命的錯誤不要推給陳獨秀一個人，我們都有責任。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應該多負一點責任，但是我們都要負。這是實話，所以後來他對陳獨秀也很禮遇，陳獨秀下台以後瞿照樣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認為是陳獨秀的小學生。
瞿秋白的遭遇應該說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悲劇。1925年中共“四大”，他進入中共中央局，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繼續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後，蔣介石清黨反共，導致大革命失敗。我們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敗?我隻說一句，中國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戰略，在東方戰線上重要的陣地。這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決策的失誤。莫斯科向中國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顧問，他們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來指揮中國的大革命，從頭到尾都是“左”的。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說是“右”，是因為陳獨秀“右”了，所以才導致大革命的失敗。其實不是陳獨秀“右”了，陳獨秀也“左”了，隻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隻是個小夥計，隻能在大革命當中做苦力。他們在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給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是由莫斯科培養而武裝起來的。蔣介石羽翼豐滿之後就對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不客氣。他認為，蘇聯人是在染指中國中東路的特權和外蒙古主權問題，扶持外蒙古的獨立實際是使其變成俄國的附庸。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也是為成立親蘇的政權， 來維護俄國在東方邊界的安全，牽製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完全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也就是所謂大國沙文主義。讓中國人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維護蘇聯的安全，實現東方戰略的目的。今天我們看得清楚，從已經公布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節選：《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作者：陳鐵健
來源：三味書屋
轉載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3949
節選：《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作者：陳鐵健
共產國際做出要在大革命時期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是荒唐的。
國共合作初期，在孫中山在世時，兩黨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在北伐戰爭的期間，對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是兩黨聯席會議達成的共識，中共方麵也有這樣的決議，都有檔案可查。毛澤東原來也不是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的那樣激進，把地痞流氓當成革命先鋒，農民協會可以在農村裏隨便抓人、殺人，不是這樣的。
在共產國際的七次擴大會議之前，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減租減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從地主手裏奪取土地，這是孫中山既定的方針，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搶，這是對的。後來台灣的土改也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是一種贖買。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來的。
我經曆過舊社會，看到的地主一分錢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攢錢買土地。所以中國的土地情況不同，紹興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東北的模式、華北的模式都不一樣，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樣，有惡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勞動、自己的經營發家的，而且這不在少數。我們今天重新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土地問題，和以前的結論有很大的出入。突破這個界限、突破了兩黨的共識在農村裏亂來，這是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決議，要在中國全麵的實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這個指示傳過來，很多人一下子180度變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蘇聯駐中國國民黨代表鮑羅廷以前同意主張減租減息，這時就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 這是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鮑羅廷的一次演講說“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後來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也是這樣的提法，“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農民革命的先鋒，把他們發動起來再帶動農民起來向地主進行鬥爭。
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矯枉必須過正。當時一定要在農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這樣做農民發動不起來，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使黨的路線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後來在十年的內戰時期，在所謂的蘇區裏“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從這裏來的。這是很廉價的口號，人家的東西可以隨便的予取予奪、輕易的拿來，這最能夠發動、煽動群眾。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敗的，過激的群眾運動授人以柄。
蔣介石在北伐進軍當中對兩湖的工農運動非常稱讚，兩湖的農民運動對支援北伐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講話中講到這點。他後來變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農運動把北伐軍的後方搞亂了，農會規定不許穀米出境，北伐軍的糧餉後勤供給怎麽辦?“左”派扣押軍餉，宋子文那時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萬軍餉不給蔣介石。城市的工人運動過激，工人要雙薪、一年要放兩個月假、每天四小時工作。隨便抓老板、封店，農民可以進城抓資本家遊街、遊鬥甚至殺人、無法無天。所以根子是從這來的，延續到後來的無法無天，其源頭在那時已經開始了。
今天看當時的瞿秋白是緊跟共產國際、緊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陳獨秀很厲害。其實他自己也是糊塗，也是搖擺不定的。當時在那種複雜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搖來搖去的，大家都有錯誤、都有問題。後來瞿秋白說到，當年大革命的錯誤不要推給陳獨秀一個人，我們都有責任。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應該多負一點責任，但是我們都要負。這是實話，所以後來他對陳獨秀也很禮遇，陳獨秀下台以後瞿照樣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認為是陳獨秀的小學生。
瞿秋白的遭遇應該說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悲劇。1925年中共“四大”，他進入中共中央局，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繼續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後，蔣介石清黨反共，導致大革命失敗。我們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敗?我隻說一句，中國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戰略，在東方戰線上重要的陣地。這個革命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決策的失誤。莫斯科向中國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顧問，他們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來指揮中國的大革命，從頭到尾都是“左”的。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說是“右”，是因為陳獨秀“右”了，所以才導致大革命的失敗。其實不是陳獨秀“右”了，陳獨秀也“左”了，隻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隻是個小夥計，隻能在大革命當中做苦力。他們在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給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是由莫斯科培養而武裝起來的。蔣介石羽翼豐滿之後就對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不客氣。他認為，蘇聯人是在染指中國中東路的特權和外蒙古主權問題，扶持外蒙古的獨立實際是使其變成俄國的附庸。在中國建立國共合作，也是為成立親蘇的政權， 來維護俄國在東方邊界的安全，牽製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完全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也就是所謂大國沙文主義。讓中國人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維護蘇聯的安全，實現東方戰略的目的。今天我們看得清楚，從已經公布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節選：《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作者：陳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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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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