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記錄: 帶淚的報導

曆史記錄: 帶淚的報導

作者：王庶


1980年6月，北京新華總社交付四名精幹記者一項重大任務：急赴晉、陜、甘、寧，“調查農村貧困饑餓的真相，探討治貧致富的良策”(頁4)：傅上倫等四人從6月底至9月中旬，馬不停蹄地采訪了晉、陜、甘、寧四省(自治區)最貧困的地區，將調查成果寫成絕密級的“內參報道”，一路飛報北京新華總社，總社即刻送進中南海。

無需多言，這項任務有著嚴重的政治背景。自從毛澤東去世，以毛的遺孀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以來，特別是1978年“真理標準”辯論以後，各地農民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搞起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勢如春風野火，燒遍全國，特別是貧困地區。麵對農民的單幹要求，中共大多數幹部沿襲毛時代的做法，堅決不準。在很多地方幹群矛盾白熱化，告狀告黨中央的情況屢屢發生。其實，在黨中央也是兩派對立，鬥爭激烈。改革派由鄧小平掛帥，以萬裏為大將，他在安徽省委書記任上獲悉其治下的鳳陽小崗偷偷搞單幹時，貌似輕鬆地丟下一句話：“讓他搞”；另一派的掛帥人物是黨中央主席華國鋒，“他認定人民公社製度必需徹底地灌入農民心中，方能振興農村”，而當時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王任重則與萬裏發生激烈爭論。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由改革派主持的新華社決定了四記者西北之行，為改革派的黨內鬥爭提供炮彈。記者們不辱使命，兩個多月中發了十四篇“內參報道”。光聽標題即可知其內容之爆炸性：“在貧困的死亡在線”，“挽救失去的忠誠”。記者回到北京後，又遵新華總社領導穆青的囑咐，把一路上的農村見聞全部寫下來。穆青說：“你們要把有價值的東西全部整理出來，匯編起來，打印成書稿。這書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將來終究有一天會問世的。因為它是中國農村改革曆史的真實記錄，是國家檔案館也難以找到的寶貴數據。”(頁216)時隔十八年，書稿果真問世，是為《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

這本由“內參”演變而來的書稿，當然不是高深的理論著作，但它以可貴的勇氣、罕有的坦誠，真實地記錄了中國西部農村的一些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情情況，為當今和後代曆史學家了解和研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從這一角度來評價，該書具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

全書文字平易，但讀來具有極大震撼性。首先是農村中令人痛徹心肺的貧困。在中國，西北農村幾乎是窮鄉僻壤的代名詞，誰會想到，當中共在陜甘寧邊區“鬧革命”時，陜北農村其實是自給自足的，甚至可以說是豐衣足食的。以安塞縣王家灣為例，1947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周恩來為擺脫胡宗南的圍剿，帶領有三百多人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進駐這個千山萬壑中的小山村，吃、住了一共五十八天，也沒有餓著人。當年接待過毛主席的老黨員回憶道“那會子王家灣村十七戶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麽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俺們沒有餘糧咋能行﹖就說俺家，那會八口人，在村裏是窮戶，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一石約合三百三十三市斤)，洋芋還不算在內，醃的酸菜，曬的幹瓜片，幹紅豆角也吃不完。”(頁10)到了1980年，這位革命老人已是“幹瘦如柴”，“臥病不起多時了”。書中寫道：“一聽我們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老淚就順著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在一陣沉默之後，我們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誌，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一人有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頁9) 離王家灣不遠的高川生產隊一老漢談起過去，無限懷戀。“他說：當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兩頭牛，三頭驢，一百多隻羊，兩頭肥豬一群雞，一年打五六十石糧食，平均一人兩千多斤，咋也吃不完。……養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賣錢，就織毛衣、毛褲、毛襪，打毛口袋，縫老羊皮襖，穿得暖烘烘的。……肉也多，老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幾頭羊，過年時宰的更多，醃豬肉要吃到老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麥泡羊肉’了。”現在呢﹖“他說：1979年，俺家六口人，從隊裏分到一千八百斤糧，自留地打六百斤，總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這算是這幾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幫’搗亂最厲害的1976年，隻剩下一隻，現在雖有六隻了，還不及當年一個零頭。打從‘文化革命’以來，就沒分到過現錢。”(頁11)王家灣和高川，可以看做是微觀個案。從宏觀統計數字看，同樣是令人驚歎的“今不如昔”：在甘肅通渭縣“剛解放的1949年，全縣糧食總產是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斤，三十年來，有二十二年總產低於1949年。以人均產糧計，更是大倒退。1949年人均產糧七百二十三斤，1979年僅有三百二十七斤。”(頁20)


極度的貧困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痛苦而無望的人間現實驅使人們到宗教中去尋求慰籍和寄托。頌毛名曲“東方紅”的誕生地佳縣，如今是香火旺盛的道教重地。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來自全省各地，甚至遠至山西、甘肅、內蒙古，觀內有兩支樂隊，輪流吹打，觀內的石雕像早被紅衛兵砸光，善男信女就對著原來的神仙位置燒香磕頭，在這窮得響叮當的地方，道觀竟然一天收到施舍兩三千元。除了燒香膜拜外，抽簽是熱門活動，來抽簽的不但有農民，竟有複員軍人、國家幹部、中共黨員。不少信眾買香灰帶回家治病。(頁16)農民窮得沒活路了，什麽喪天害理的事都敢做。這個縣的張莊是第一個唱出“東方紅”的名歌手李有源的老家，現在是聲名狼籍的盜墓鄉。“張莊離縣城近，城裏誰家白天埋了人，他們村裏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來，加工成風箱、炕桌、小櫃、凳子，拿到榆林城去賣，然後用賣來的錢在‘黑市’上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頁17)家庭這一社會的細胞在貧困的重壓下也無法存活。在甘肅平涼地區，記者目睹“一整村的女人都丟下男人和孩子另找對象的悲劇”。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誘拐加重婚犯罪，地方政府的回答是法不壓眾：“這幾年通渭發生的這類事，已經有三千多起了，人又這麽多，讓我們政府怎麽管的過來。”(頁24)造成這樣觸目驚心的貧窮落後的原因是什麽﹖該書的答案可以歸納為兩條。一是“黃土高原的最大災害水土流失”。(頁30)第二章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了黃土高原形成的地質過程，分析了黃土的致命特征(疏鬆多孔)，回顧了黃土高原“毀林開荒，毀草種糧”的曆史，指出“在黃土高原上進行過度的農墾和單墾的糧食生產，必然要給自然環境帶來生態性災難和農林牧業生產的全麵衰退”。(頁41)在進行了曆史探討之後，作者又以新聞記者的現實感，提出了一個敏感問題：“解放三十年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究竟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他們援引大量水文資料，結論是：“解放以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不是減少了，也不是同過去差不多，而是大大增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十年的‘治黃’，是治了‘末’，而沒有治住‘本’，河患的威脅還在日益加重。”(頁51)記者們也指出了其中原因，那就是“片麵強調‘以糧為綱’，甚至發展到要求‘每個縣都要實現災年糧食自給，有所貢獻’。在這種要求下，如何能不向林地和草場‘大進軍’，無限度開墾荒山荒坡呢﹗”而“毀林開荒，重蹈了曆史上‘越墾越窮，越窮越墾’的覆轍，使已經嚴重失調的生態平衡，遭到了進一步的破壞。從而繼續招致了大自然進一步的懲罰。”(頁51)極度貧窮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農業集體化完全取消、徹底打擊了農民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該書第三章用了一條近乎荒謬的標題：“要使農業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事業”。幾千年來，絕大多數中國農民都以種田為唯一的謀生手段，中國農民的勤奮求生精神又是舉世無雙的，怎麽會不把農業當作自己的事業呢﹖然而，錯誤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確實造出了農民不把農業當做自己事業的“奇跡”﹗1949年以後，農民的權益被一步步地剝奪殆盡──合作化讓農民交出了土地所有權、統購統銷使農民失去了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支配權、戶籍製使憲法上規定的遷徙自由對農民來說成為一句空話，最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使農民甚至連在土地上種什麽，種多少，怎樣種，怎樣管，怎樣收，都沒有絲毫發言權，剩下的，隻有聽吆喝，使力氣的份。因此記者們報道：“他們把集體的事看成是‘人家’幹部的。平時，他們把鋤頭往肩上一扛，說：‘走，給人家幹活去，不然人家又要批評了。’”(頁60)無獨有偶，我在名記者淩之軍的《曆史不再徘徊》中讀到這一段曾在“北京上層社會裏流傳”的佚聞：“華國鋒在一次鄉間走訪中偶遇一老農。那老農正在插秧，卻有隻顧與人說笑，一副愛幹不幹的樣子。主席問他何以不肯認真地幹活。老頭兒說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話來：

　　　　插秧插秧，為誰插秧？
　　　　第一礅秧，插給大隊書記；
　　　　第二礅秧，插給公社書記；
　　　　第三礅秧，插給縣委書記；
　　　　第四礅秧，插給地委書記；
　　　　第五礅秧，插給省委書記；
　　　　第六礅秧，插給工人老大哥；
　　　　第七礅秧，插給親人解放軍；
　　　　……
　　　　第十三礅秧，這才是插給我自己的。”

人民公社製度在使廣大農民喪失了生產勞動積極性的同時，對個別不甘貧困，企圖勤勞致富的的農民又給予殘酷打擊。書中詳細報道了幾個這樣的個案，無一不被整得死去活來，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讀來催人淚下。世上竟有如此苛政，若非出自新華社記者之筆、中國權威出版社的書，世人恐難以想象。正如書中引用山西一位農民的話：“多少年來，公社製度把我們農民象牲口一樣死死栓在槽上。栓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序言頁3)。序言作者感言道：“平和的語氣，帶淚的微笑，心酸的回憶，飽含了農民對自己民主權利遭到侵害發出的抱怨，也飽含了農民對自己經濟權益遭到掠奪無可奈何的控訴。”(序言頁3)記者們的“內參”確實為改革派提供了及時而有力的證據，從農村第一線快遞的絕密情報迫使“凡是派”認識到現實的嚴峻：在中國西北廣大地區，不但集體經濟絕大部份已經破產，整個農業事實上已經破產(頁19)，挽狂瀾於既倒的唯一辦法是解散公社，給農民自尋生計的自由。1980年九月，中共中央發表了七十五號文件，對包產到戶等“家庭聯產承包製”首次正式開了綠燈。正如序言所說：“毫不誇大地說，這些‘內參報道’，對於改變中國農民的前途和命運，對於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內參報道’，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裏等中央領導都作了批示，成為製訂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序言頁5)書中記載了一個十分感人的內幕故事。記者在寧夏固源采訪時正值麥熟，但農民拒絕開鐮收割，除非答應他們包產到戶。公社、縣委、地委級級上報請示，直至自治區黨委，都堅決不準，形成僵局。記者漏夜急報中南海，三天後胡耀邦竟乘軍用飛機親臨寧夏，下飛機時，“手上舉著我們寫的那篇‘內參’稿說：‘是幾位新華社記者把我調來的，……’”。

這段故事為後世提供了一則內容豐富的掌故，夠明天的曆史學家去琢磨良久了。而今天人們更關心的是，二十多年過去了，黃土高原農村的貧困現象有沒有改變﹖有了多大改變﹖我們的農民父老兄弟姐妹們過得好嗎﹖又在想些什麽﹖願能讀到以同樣的勇氣和坦誠寫出的、可以為後世曆史研究留下素材的好書。

（傅上倫、胡國華、馮書東、戴國強《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背景材料引自淩之軍著《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