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東方紅 ”迎來苦日子——看《解放》有感

高唱“東方紅 ”迎來苦日子——看《解放》有感

辛子陵


在革命史詩《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軍占領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率精幹的統帥機關轉戰陝北，在偏僻的山溝王家灣短暫停留。這時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兵團在取得青化砭、羊馬河兩次勝利後，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補給基地蟠龍。

在房東的農家院裏，毛澤東、周恩來與房東李老漢和他的孫子，有一段精彩的對話。話題由周恩來抱起孩子說起。都5月初了，孩子還裹著不合體的老羊皮襖，周恩來問，你為什麽不換單衣服？奶奶替孫子回答：沒有單衣。毛澤東岔開話題，說吃黑豆便秘。孩子說想吃餃子。爺爺說過年才能吃，因為餃子是元寶，吃了要長一歲。陝北出了個李闖王，特別愛吃餃子，後來在北京坐了天下，叫禦膳房天天給他包餃子吃，連續吃了十八天，把江山就吃丟了。毛澤東領悟到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艱苦奮鬥，不能忘了老百姓。這時周恩來想到蟠龍快打下來了，告訴孩子，打完這一仗讓你吃上餃子。孩子很認真地問：不騙人？毛澤東插話：你胡爺爺（周恩來的代號是胡必成，所以稱胡爺爺）絕不騙人。後來蟠龍打下來了，繳獲糧食被服武器彈藥無數。周恩來立即兌現，叫警衛員給李老漢家送去一袋麵粉，孩子終於吃上了餃子。他還脫下羊皮襖，換上一件拖地的軍上衣，腳下穿一雙不跟腳的軍用皮靴，高興地跳起來喊：我有衣服嘍！我有衣服嘍！這段劇情，生動直觀地告訴人們：革命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應該是個什麽關係。

打下蟠龍就能讓老百姓吃上餃子，打下天下應該怎樣報答這些出糧出草、出兵出民夫，出擔架出大車，甚至毀家紓難支持革命戰爭的農民呢？

毛澤東交了一份不合格的答卷。陝北農民支持和追隨毛澤東打下了江山，為的是翻身解放，過上好日子。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後，剝奪了他們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們隻剩下“一碗一筷，一鋪一蓋”，後來連一鋪一蓋也沒有了，全家人蓋一床被子。他們向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邊區”時代，即毛主席轉戰陝北那個時代。

1980年6月，新華社幾個記者到陝北安塞縣王家灣公社，拜訪了1947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時任公社黨委委員的高文秀。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其時已經七十二歲。

記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幾口正在吃飯，但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麵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裏除了一盤炕，一個鍋台，幾隻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都空空，隻有一隻缸裏還有一點高粱，鍋台上還剩半盆麵。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裏，隻見一個幹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書記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已臥病不起多時了。記者打量了一下，炕上還算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其餘也就一無所有了。一聽說來人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高文秀的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沉默之後，記者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誌，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說到這裏，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老雷在一旁代為敘述：最困難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幾年，一口人一百來斤口糧，不到過年早就光了，靠糠和穀殼、麩子對付到開春。苦菜剛一露頭，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隻得打樹葉充饑，槐樹花葉、檸條花、枸杞葉子、臭椿葉子都摘來煮著吃。有的社員實在餓得不行了，隻好去偷蕎麥葉子。家裏凡能變賣的東西，都換了糧吃，好多人家還斷鹽。差不多的人都是麵黃肌瘦。吃了樹葉，拉的屎帶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這些情景，實在太慘了。為了不再刺激臥病的高老漢，記者趕緊改變話題，問起當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這一問，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閃出了感奮的神色，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接著，他慢慢拉開話閘，回憶起當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後晌，來了一支俺們的部隊，大約三百來人。俺那會兒當代表主任，有幾個軍人就來找俺，說部隊要在這裏住幾天，看看有啥困難？俺說吃的糧沒麻達（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們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羅大隊長的說：隻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們自己解決。後來，部隊一住住了五十八天。頭二十多天，部隊就吃自己帶來的一點米和俺們籌的糧，等到5月初蟠龍鎮打下了，大部隊才送來了洋麵。那會子王家灣村十七戶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麽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我們沒有餘糧咋能成？就說俺家，那會八口人，在村裏是窮戶，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洋芋還不算在內，醃的酸菜，曬的幹瓜片、幹紅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總理、任弼時同誌那年就住在薛如憲老漢家的大屋裏。起先俺們隻知道住的是大首長，不知是誰，後來，被俺村薛富榮老漢認出來了。他在瓦窯堡開會時見過毛主席……”

從高文秀老漢的回憶中，記者們明顯地感到，此時1980年王家灣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記者們訪問了1947年跟隨中央機關的新華社副總編輯範長江等人住過的地方——王家灣大隊高川生產隊後，這種感覺越發強烈了。

高川生產隊離王家灣約莫三裏地，由於有一點溝台地，在王家灣公社算是最富的隊了。記者們找到範長江1947年住的高長生家時，果然見比高文秀家好得多，炕上鋪的白氈，被褥、穿著也較幹淨，吃的飯也好一點。但是高長生老漢一談起來，還是流露著對老邊區生活的無限懷戀。他說：當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兩條牛，三頭驢，一百多隻羊，兩頭肥豬一群雞，一年打五六十石糧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範他們來的時候，俺家光餘糧就存了三十石（一萬多斤），醃的酸菜四五大缸。養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賣錢，就擀氈、織毛衣、毛褲、毛襪，打毛口袋，縫老羊皮襖，穿得暖烘烘。還時常用糧換布，三升米換一尺老布。肉也多，老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幾頭牛，過年時宰的更多，醃豬肉要吃到老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麥泡羊肉”了。

一說到眼前，高長生就皺了眉頭。他說：1979年，俺家六口人，從隊裏分到一千八百斤糧，自留地打八百斤，總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這算是這幾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幫”搗亂最厲害的1976年，隻剩下了一隻，現在雖有六隻了，還不及當年一個零頭。打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沒分到過錢。他說，比起王家灣，我們日子還算好，要是跟老邊區時比，遠遠比不上。

1973年6月9日，周恩來視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書記的王金璋大膽對他說：“總理，延安地區14個縣，130多萬人口，南邊7個縣群眾生活還可以，北邊7個縣群眾生活很貧困。最近我到子長縣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裏的群眾連苞穀麵都吃不飽，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蓋一床被子。”

“戰爭年代都沒有這麽苦！這是為什麽？”周恩來很震驚。

“這可能和政策有關係。老百姓在院子裏種幾顆南瓜、苞穀，也都被鏟掉。”

……

周恩來說：“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全國解放24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還這麽苦，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毛主席要求“全國農業學大寨”，自家院子裏種東西，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大寨模式的東西，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屬於鏟掉之列，周恩來也不能逆毛主席之意而行。

陝北老鄉真苦，一家六七口人，隻有一兩床棉被，孩子們就靠著燒熱了的炕席過夜。除了年節，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總是老三樣：一碟鹽，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來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為了省燈油，燈盞裏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頭，有水的冷卻作用，燈火不至於太旺。糧是隊裏種的，布是自己織的，現錢是很難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紅的時候，有的隊裏把分錢戶跟欠錢戶一一相抵，就算平賬了，因為欠錢戶永遠拿不出錢來，所以分錢戶也就永遠拿不到現錢，大家都習慣了 。

1942年最早唱《東方紅》的李有源，陝西省佳縣（即葭縣）張莊農民。在1956年毛澤東強製農民進入集體化以後，尤其是1958年強製農民進入公社化以後，張莊農民們窮得一塌糊塗。因為靠公社過不下去了，有一段時間張莊人盜墓成風。張莊離縣城近，城裏誰家白天埋了人，張莊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來，加工成風箱、炕桌、小櫃、凳子，拿到榆林城去賣，然後用賣得的錢在“黑市”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這當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議和告狀。但由於這是因為大家窮，沒法子才幹的，也不是盜什麽金銀財寶，再加上法不責眾，縣裏也沒辦法。

1980年記者去李有源家時，看見了他的大兒媳。她告訴記者們，他們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賴，但是後來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實在沒法子了，她出去討過飯。 陝北農民唱著《東方紅》迎來的是這種苦日子，他們不唱《東方紅》了。但一些懷有政治目的的城裏人繼續唱。好像一唱《東方紅》，就代表農民，就代表幾億群眾，氣就特別粗，膽就特別壯。改革開放30年，鄧小平等後任領導替毛澤東還了帳。延安地區也發展起來了，老百姓過上了小康日子，有吃有穿了。盡管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要靠繼續改革開放來解決。現在有人歌頌合作化，歌頌人民公社，歌頌大躍進，歌頌文化大革命，說現在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複辟，要回到毛澤東設計的那個“共產主義天堂”裏去，建議這些“革命左派”，去訪問以下王家灣，訪問一下李有源的家鄉，問問那裏的老百姓，他們願意不願意？

200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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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頁。
2.南山：《周恩來總理生涯的民生情懷》，鄭州：《黨史博覽》雜誌2008年第3期，第10頁。
3.王增如、李向東：《上山下鄉：中國1968》，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頁。
4.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