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起義的前夜：一封讓汪精衛決定“分共”的密電

八一起義的前夜：一封讓汪精衛決定“分共”的密電
作者: 小熊無尾

1927年蔣介石遵照國民黨中監會常委會的訓令，在上海聯合白崇禧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大革命的形勢一下子詭譎茫然起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各地本已易幟青天白日、宣誓效忠武漢國民政府的新舊軍閥們在“清黨”、“救黨”或“護黨”的旗號下紛紛略有異動，開始對汪精衛陽奉陰違乃至公開叛亂。5月9 日，楊森通電討伐武漢政府，14日，夏鬥寅發表《討共通電》，進逼武昌。雖然這兩次叛亂都很輕易地被主要由共產黨人組成的西征軍和平叛軍所敉平，但實際上對於汪精衛政權的國際感觀和政治信用已經產生了重大打擊。

隨之而來的是5月21日的長沙“馬日事變”。根據事變發動者許克祥的晚年回憶，他當時的長官，35軍軍長何鍵實際上默許了此次叛亂。於此相呼應的是，同樣作為湖南地方實力派的唐生智並不主張對於事變武力討伐，並在6月26日親自去長沙處理。而最終結果是，唐生智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許克祥竟然“從輕記過一次”，並從33團團長被升任第2師副師長。

在事變處理過程中，蔡和森已經認識到唐生智不可靠，“要用自己力量來解決”，具體做法就是周恩來提出的“到各鄉打土豪劣紳，在可能範圍內成立鄉村自治之臨時委員會”。但是，這個經陳獨秀總書記同意的決定卻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的否定而沒了下文。

其實對於中國革命的策略和前景，共產國際內部也是爭議不斷。5月18日，國際8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為了中國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托洛茨基主張中共放棄武漢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而斯大林的建議則要更為穩妥，他認為中共“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以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外的領導作用”。從事後觀測，斯大林對於汪政權的對於革命的逆反並沒有察覺，似乎還是信任他是一名“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領導人”，因此，斯大林必須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起部分領導責任。

30日，會議通過了一份頗為古怪的決議，似乎調和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爭執。根據這份決議，國際給鮑羅廷和羅易發出密電，這就是中共革命史上著名的“5月指示”。其基本內容如下：

1、“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麵實際奪取土地”；
2、“必須從下麵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去……使老頭們（指國民黨元老）堅定起來，或者使他們成為廢物”；
3、“必須靠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千百萬會員來擴大地方組織”；
4、“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5萬的革命群眾，編成幾個新軍”；
5、“組織國民黨內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係國民黨的軍官”。

這份指示到了中國以後，國共兩黨領袖分別做出了不同反應。6月5日，國際代表羅易找到汪精衛，竟然向他完全傳達了該密電並將副本交予汪。羅易的動機什麽目前已經無從考察，但從組織邏輯來看，他的行動應該是斯大林對於汪尚有信心的表現。汪看罷密電沒有表態，僅僅表示“要交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了以後再說”，就遠赴河南參加鄭州會議去了。

鄭州會議本來是和馮玉祥商討繼續北伐還是東征討蔣的問題，但草草了事的兩天議程非但沒有和馮達成共識，反而成了武漢政府對於中共的聲討大會。徐謙、孫科、何鍵紛紛控訴工農運動已經使得兩湖地區“有百業俱廢的趨勢”，唐生智還提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原則，連汪精衛本人也認為“許多方麵看不下去”。但此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人員俱在，汪並沒有私下將國際5月指示交予他們審議。

對於汪政權而言，鄭州會議是徹底失敗的，因為在此之後的6月20日，蔣介石和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並在第二天聯合通電全國，宣告蔣馮合作局麵正式形成。於是馮玉祥在開封要求下屬“勿為第三國際所利用”，開始和平分共，而汪精衛意圖聯馮倒蔣的戰略則完全失敗，曆史重心開始偏向蔣介石這邊。

回過來說中共。6月6日，政治局討論5月指示。根據保存在蘇俄的會議記錄，陳獨秀完全否定了5月指示，認為這些策略都無法操作。但是，根據陳獨秀自己的回憶，事情有了另外的版本：

馬日事變後，我兩次在政治局會義上提議退出國民黨；最後一次，我說：「武漢國民黨已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當時隻有任弼時說一聲：「是的呀！」和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其餘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態度答複了我的提議。同時我和秋白談論此事，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鮑羅庭商量，他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讚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許。」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下去。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才消極的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針對國際5月指示，陳獨秀是這樣解釋他的反對意見的：

企圖在國民黨內執行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頭上左傾的機會主義，根本政策一點也沒有轉變，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當時要執行左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須轉變，即是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起來，盡可能的武裝工農，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指導，否則任何較左的政策，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中央政治局回答國際的電報是說接受國際的訓令，並且依照訓令方針進行，惟聲明不能即時都能實現；因為中央全體同誌都認為國際這些訓令都是一時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列席中央會議的樊克（聽說他是史大林的特別使者）也以為沒有即時執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國際的電報，說：「隻好這樣回答。」八七會議後，中央極力宣傳，說中國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機會主義者不接受國際訓令（當然即指上述這些訓令，此外別無什麽訓令，）即時轉變，不知他們以為在國民黨圈內能夠如何轉變，所謂機會主義者是指誰？

這份密電竟然使得國共兩黨領袖都大為反感，相信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都將大為意外。但此時，在汪精衛尚未表態的前提下，羅易又做出了違背訓令精神的“左派幼稚病“舉動。在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支持下，他決定在汪精衛13日從鄭州回武漢之後發動罷工請願。15日的工人遊行竟然打出了“打倒縱容反動勢力的國民政府”的口號，以致汪精衛當場流淚切齒，想必心結就是此時萌發的。

此後的事件發展愈發撲朔迷離，長期以來，國共雙方各執一詞，汪精衛、斯大林、陳獨秀也有各自的說辭，因此現在想要梳理清晰已經基本不可能。隻有一點是肯定的，此時掌握兩湖地區軍權的唐生智和何鍵已經開始決意公開反共。6月下旬，汪精衛受到唐生智逼迫，“被人強奸”，要求譚平山和蘇兆征退出武漢政府，同時，何鍵發表宣言，誣稱發現中共關於“凡年滿 25歲未入彼黨者，一律屠殺”的決議。

但就在這關鍵時刻，共產國際的內部政治投射到了中共高層，鮑羅廷堅持斯大林方針，而羅易則較為偏激，陳獨秀的觀點已經在前文敘述，三人爭執不下，錯過了千鈞一發的變局中最後的抗爭良機。最後，陳獨秀根據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向共產國際發了報告，模棱兩可地讚同了5月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並且讚同“用改組的方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

6 月28日，中共決定解散漢口的工人糾察隊，以減輕外界的惡感和謠言。但第二天鄧演達辭去了總政治部主任職務，並開始秘密串聯張發奎，要他發動兵變“重建革命基礎”。汪精衛聽到此消息後“不為所動”。此時陳獨秀還做了一個致命判斷。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討論湖南問題，毛澤東認為，事實上已經開始公開反共的唐生智竟然能夠解決同樣反共的何鍵，而陳同意了他的判斷，做出了“擁唐反蔣”的決定。

但是此時的共產國際的決策又開始變化，布哈林主導了局麵。7月10日，布哈林在蘇俄《真理報》公開發表文章《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嚴厲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與此同時，共產國際訓令中共高層改組，陳獨秀被罷黜，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常委會，並決定在張發奎軍隊中發動兵變，並在湘、鄂、贛、粵舉行農民暴動—— 這就是後來八一南昌起義和九月秋收起義的直接政治動機。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指責汪政權“公開地準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於政策”，並宣布中共成員退出武漢政府。當天譚平山和蘇兆征也以強硬姿態辭去了民政部長和農工部長職務。

宋慶齡此時也在8日擬就聲明：“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由於事態的急劇惡化，汪精衛於7月 14日召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會議。重申了對於孫中山“聯俄容共”主張的現實解讀。15日，他又召集了國民黨中執會常委會第20次會議，終於出示了他上月5 日收到的那份國際5月指示，說“嚴重的時期已經到了”，“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汪精衛為何這份密電藏了40天才拿出來作為反共反蘇的證據，這已經不得而知，但此次會議並沒有得出任何明確的建議，隻是孫科等中常委都表明了自己的分共意願，國民黨也開始加快了清黨進程。

7月23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出通知，提出了“統一本黨決議案”，指出：
1、 國民黨員即日起聲明退出中共，否則停止職務；
2、 中共不得妨礙國民革命局麵，不得已國民黨名義進行工作；
3、 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其他黨派。
同時軍委會發布訓令，要求革命中的中共黨員自動脫離，並禁止秘密會議。

這次分共在汪精衛眼中是和平的。25日他在政治委員會上說，“我們幾時殺過人？！”據當時共青團的《告中國青年勞苦群眾書》中，汪政權是“屠殺民眾”的，但汪指責他們“毫無道理的造謠”也是很有底氣。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高層都是在27日前後和平離開武漢的，基本上沒有遭到危險，但從全局看，宋慶齡、陳獨秀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被完全破壞，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畢竟失敗了。

但是共產黨人並不畏懼暴力、汙蔑和屠殺，他們還在不屈不撓的展開鬥爭。8月1日，在李立三、周恩來的領導下，在加侖將軍的策劃下，中共執行了7月12日的原則決議，利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動兵變，在南昌打響了武裝革命第一槍。從此，偉大的中國革命史展開了更加壯闊猩紅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