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徐迅雷
書太多有時也不是什麽好事。買來的，此書覆蓋彼書；待購的，彼書遮擋此書。《告別饑餓》就是因此而遲到我案頭的書，2008年歲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買來，一氣讀完，相見恨晚。
《告別饑餓》是一本什麽樣的書？它不是遙遠的文豪泰戈爾的小說《饑餓的石頭》，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長篇《饑餓的女兒》，它是新華社4位中青年記者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訪錄——被譽為“新《西行漫記》”。讓我們記住這4個讓人尊敬的名字：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他們都是江浙一帶人，在那時卻深入到中國的西北角，曆時半年深入農村采訪，成就了這部注定在中國新聞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書稿。
成書前4位記者寫了大量內參，通過新華社發給中央領導參閱。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中央的決策，對中央下定決心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製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內參報道’，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裏等中央領導同誌都作了批示，成了製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見該書序言）“我們認為，固原這樣的貧困地區隻有‘包產到戶’才是唯一出路。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看到這篇內參後，第二天就帶著我們的稿件乘直升機來到位於六盤山下的張易公社。他快人快語，當場就明確肯定了張易公社‘包產到戶’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產到戶’很快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推開，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見該書再版前言）
我簡直無法想象當時總書記是這樣的工作作風，看了內參後在第二天就趕到偏遠的六盤山下的當地進行考察。由此也足見新華社記者的內參所具有的分量與力量。要感謝時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他是有識見的新聞人，他對這4位將深入西北農村的記者說：“當記者一定要敢於講真話，寫實情。斯諾的《西行漫記》，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都是幾十年前寫的，為什麽至今讀來依然震撼人心？就因為他們真實反映了當年的社會現實。當時的新聞，已成為今天的信史。”
“講真話，寫實情”，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激勵下，四位記者一路跋山涉水，走過晉陝甘寧邊區三十九個縣、一百多個公社，他們走村串戶，行程萬裏，采訪了上千名幹部群眾。最透徹他們心扉、最讓他們感到苦痛的，就是滿目的貧窮、遍地的饑餓。原先我總以為，隻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才有餓殍遍地，原來在中國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貧困窮苦！
那是貧窮的殘酷。那是真實的力量。與上世紀80年代初就寫出如此真實篇章的記者相比，我這個在今天也位忝記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請看開篇不久就描述的一節——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見該書第15頁）：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首《東方紅》，最早就是由陝西佳縣（即葭縣）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來的。他因此成為全國有名的民間歌手。……這個縣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眾生活可以，李有源唱《東方紅》是發自內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後，不行了。我們到佳縣，縣委書記讓我們到李有源的老家張莊去看看。……張莊離縣城近，城裏誰家白天埋了人，他們村裏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來，加工成風箱、炕桌、小櫃、凳子，拿到榆林城去賣，然後用賣得的錢在“黑市”上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我們去李有源家時，看見了他的大兒媳。她告訴我們，他們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賴，但是後來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實在沒法子了，她出去討過飯……
農民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後是這樣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國際歌》裏唱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還會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嗎？誰人能夠預計得到，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集體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該書的序言裏講到一個細節：山西一位農民鬥膽評論人民公社製度，他說：多少年來，公社製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語氣，帶淚的微笑，心酸的回憶，飽含了農民對自己民主權利遭到侵害發出的抱怨，也飽含了農民對自己經濟權益遭到掠奪無可奈何的控訴。
曆史是真實的，正因為真實而呈現出非一般的殘酷。西北，尤其是陝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搖籃”。可是，無論在延安，還是在王家灣，或者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今非昔比，多少民眾卻掙紮在貧困的死亡線上，正像書中一開篇就說的：“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全國解放三十年之後，不少農民的生活卻反而不如賀老總在這裏的時候了。”當年，王家灣高文秀老漢的窯洞裏，設了毛主席的夥房，老人家回憶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作者感慨：“從高文秀老漢的回憶中，我們明顯地感到，現在的王家灣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書中許多評述性的話，簡明、準確、銳利，三言兩語，入木三分。比如：“貧困到了極限便接近著死亡。”接近死亡，這是什麽樣的情景？書中所描述的，擱什麽時候都讓人心驚：“路過平涼的靜寧縣時，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丟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對象的悲劇”；“最困難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幾年，一口人一百來斤口糧，不到過年早就光了，靠糠和穀殼、麩子對付到開春。苦菜剛一露頭，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隻得打樹葉充饑，槐樹花葉、檸條花、枸杞葉子、臭椿葉子都摘來煮著吃。吃了樹葉，拉的屎帶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後，她家的土地歸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對革命革了幾十年，反而搞成這樣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傷感……”
人活於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飽肚皮，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生存權”。一個政權如果總不能讓自己的子民填飽肚子，那是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執政下去的。其實，百姓脖子上隻要沒有“繩索”，他們是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養活自己的。書中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農民，其遭遇讓人感慨萬千。戈色令可謂農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國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種沙蒿、養牛羊，發家致富，這在當時的西北，是多可貴的模範行為。可到了1958年，統統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為變成了“搞資本主義”，他的那些“個人財富”全被集體收走；到了“文革”時，境遇更慘，他被戴上富農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來，最後身體完全垮了，瘋瘋癲癲不能再幹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時年才五十五歲……戈色令的經曆充分地證明了：大集體的“陽關道”，遠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獨木橋”。
我所在的江南，是“種什麽長什麽”的；西北的黃土高坡，如果好好種樹、科學種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於餓死人。然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時光，卻延續著，延續著。簡說原由，就是“極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隻許種兩棵“自留樹”，多一棵都要當資本主義尾巴割掉。更有“學大寨運動”中那極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不製宜”，搞什麽“人造小平原”，當地幹部就說，搞小平原那也是為了“好看得多”——原來“政績工程”不是現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經在西北黃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時的山西成了一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最大的“經驗”傳播，當然就是從1964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學大寨運動”。
我們可以告別饑餓，但我們無法告別曆史。把如此真實的“當代史”呈現在公眾麵前，這需要多大的膽識。誰說新華社記者隻會寫“新華體”的消息？這4位新華社記者的西行調研，在當代中國新聞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頁。半年采訪歸來之後，他們將采訪筆記梳理了一遍，結合此前的內參，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書稿。書稿先後送給了近十家出版社，當時編輯看了都說好，卻沒有一家敢出版——因為內容太真實太尖銳。直到199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之際，人民出版社終於將書稿付梓，取名為《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哦，《告別饑餓》，一部中國記者的《西行漫記》，十八年之後才與公眾見麵。著名作家賈平凹讀過後這樣說：“全書沒有華麗的詞句，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技巧，質樸到了極致，你說是新聞調查也可，是報告文學也好，是長篇散文也好，但你為中國改革初期現狀的巨大真實所震撼，為作者的膽識、良知和職業責任心所凝聚的靈魂所感動。”
我與本書作者之一的傅上倫老師相識。“為新聞而來”的傅老師後來調到浙江工作，他曾回憶那次采訪，說那是他記者生涯中“直麵現實生活，敢講真話，敢講真理，最難忘的一次采訪”。《杭州日報》發表他口述的回憶長文，其中講到：陝北之行，十分艱苦。許多村莊不通公路，全靠兩條腿走。我清楚記得，子長縣西部叢山中有個叫白季峁的生產隊，離縣城九十多裏，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裏發起高燒，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白季峁的農民聽說北京的記者要專程到他們那裏調查，連夜打著火把走了幾十裏山路來迎接我，他們是盼望著中央給個好政策呀！
驚動胡耀邦趕到偏遠的六盤山下進行考察的內參，隻有500字，是傅上倫捏著手搖的老式電話筒口授，新華總社那邊記錄成稿的。說的是固原縣什字公社有十幾個生產隊的社員“罷工”了，成熟了的麥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但縣裏堅決不同意。上下對著幹，“火山”要爆發。而膽子大一點的隊幹部則不管三七二十一，領頭搞了包產到戶，說“我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先把肚子吃飽再說”……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內參，深受震動，當天就決定親赴六盤山，直接來做寧夏幹部的思想工作。這就是新聞的力量，盡管是“中國特色”的“內參新聞”。
順便說一句，傅老師一直關心我在《都市快報》的“快報快評”專欄，曾與我有過一次關於新聞評論的深入探討交談。沒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別饑餓》再版的當月，原本說話精氣神十足的傅老師因病突然辭世，留給我們恒久的遺憾。
曆史總是追隨著時間，但它卻注定要落在時間的後麵；為了讓時間中的曆史不至於褪色得太厲害，那麽，記者讓自己記錄的新聞成為信史，就是一個重任大責；光有詩人“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的浪漫，那是遠遠不夠的。
（作者係杭州《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社會職務：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杭州市政協委員）
書太多有時也不是什麽好事。買來的，此書覆蓋彼書；待購的，彼書遮擋此書。《告別饑餓》就是因此而遲到我案頭的書，2008年歲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買來，一氣讀完，相見恨晚。
《告別饑餓》是一本什麽樣的書？它不是遙遠的文豪泰戈爾的小說《饑餓的石頭》，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長篇《饑餓的女兒》，它是新華社4位中青年記者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訪錄——被譽為“新《西行漫記》”。讓我們記住這4個讓人尊敬的名字：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他們都是江浙一帶人，在那時卻深入到中國的西北角，曆時半年深入農村采訪，成就了這部注定在中國新聞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書稿。
成書前4位記者寫了大量內參，通過新華社發給中央領導參閱。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中央的決策，對中央下定決心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製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內參報道’，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裏等中央領導同誌都作了批示，成了製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見該書序言）“我們認為，固原這樣的貧困地區隻有‘包產到戶’才是唯一出路。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看到這篇內參後，第二天就帶著我們的稿件乘直升機來到位於六盤山下的張易公社。他快人快語，當場就明確肯定了張易公社‘包產到戶’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產到戶’很快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推開，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見該書再版前言）
我簡直無法想象當時總書記是這樣的工作作風，看了內參後在第二天就趕到偏遠的六盤山下的當地進行考察。由此也足見新華社記者的內參所具有的分量與力量。要感謝時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他是有識見的新聞人，他對這4位將深入西北農村的記者說：“當記者一定要敢於講真話，寫實情。斯諾的《西行漫記》，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都是幾十年前寫的，為什麽至今讀來依然震撼人心？就因為他們真實反映了當年的社會現實。當時的新聞，已成為今天的信史。”
“講真話，寫實情”，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激勵下，四位記者一路跋山涉水，走過晉陝甘寧邊區三十九個縣、一百多個公社，他們走村串戶，行程萬裏，采訪了上千名幹部群眾。最透徹他們心扉、最讓他們感到苦痛的，就是滿目的貧窮、遍地的饑餓。原先我總以為，隻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才有餓殍遍地，原來在中國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貧困窮苦！
那是貧窮的殘酷。那是真實的力量。與上世紀80年代初就寫出如此真實篇章的記者相比，我這個在今天也位忝記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請看開篇不久就描述的一節——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見該書第15頁）：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這首《東方紅》，最早就是由陝西佳縣（即葭縣）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來的。他因此成為全國有名的民間歌手。……這個縣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眾生活可以，李有源唱《東方紅》是發自內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後，不行了。我們到佳縣，縣委書記讓我們到李有源的老家張莊去看看。……張莊離縣城近，城裏誰家白天埋了人，他們村裏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來，加工成風箱、炕桌、小櫃、凳子，拿到榆林城去賣，然後用賣得的錢在“黑市”上買點糧食回來過日子。……我們去李有源家時，看見了他的大兒媳。她告訴我們，他們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賴，但是後來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實在沒法子了，她出去討過飯……
農民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後是這樣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國際歌》裏唱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還會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嗎？誰人能夠預計得到，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集體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該書的序言裏講到一個細節：山西一位農民鬥膽評論人民公社製度，他說：多少年來，公社製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語氣，帶淚的微笑，心酸的回憶，飽含了農民對自己民主權利遭到侵害發出的抱怨，也飽含了農民對自己經濟權益遭到掠奪無可奈何的控訴。
曆史是真實的，正因為真實而呈現出非一般的殘酷。西北，尤其是陝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搖籃”。可是，無論在延安，還是在王家灣，或者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今非昔比，多少民眾卻掙紮在貧困的死亡線上，正像書中一開篇就說的：“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全國解放三十年之後，不少農民的生活卻反而不如賀老總在這裏的時候了。”當年，王家灣高文秀老漢的窯洞裏，設了毛主席的夥房，老人家回憶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作者感慨：“從高文秀老漢的回憶中，我們明顯地感到，現在的王家灣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書中許多評述性的話，簡明、準確、銳利，三言兩語，入木三分。比如：“貧困到了極限便接近著死亡。”接近死亡，這是什麽樣的情景？書中所描述的，擱什麽時候都讓人心驚：“路過平涼的靜寧縣時，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丟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對象的悲劇”；“最困難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幾年，一口人一百來斤口糧，不到過年早就光了，靠糠和穀殼、麩子對付到開春。苦菜剛一露頭，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隻得打樹葉充饑，槐樹花葉、檸條花、枸杞葉子、臭椿葉子都摘來煮著吃。吃了樹葉，拉的屎帶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後，她家的土地歸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對革命革了幾十年，反而搞成這樣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傷感……”
人活於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飽肚皮，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生存權”。一個政權如果總不能讓自己的子民填飽肚子，那是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執政下去的。其實，百姓脖子上隻要沒有“繩索”，他們是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養活自己的。書中濃墨重彩地描寫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農民，其遭遇讓人感慨萬千。戈色令可謂農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國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種沙蒿、養牛羊，發家致富，這在當時的西北，是多可貴的模範行為。可到了1958年，統統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為變成了“搞資本主義”，他的那些“個人財富”全被集體收走；到了“文革”時，境遇更慘，他被戴上富農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來，最後身體完全垮了，瘋瘋癲癲不能再幹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時年才五十五歲……戈色令的經曆充分地證明了：大集體的“陽關道”，遠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獨木橋”。
我所在的江南，是“種什麽長什麽”的；西北的黃土高坡，如果好好種樹、科學種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於餓死人。然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時光，卻延續著，延續著。簡說原由，就是“極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隻許種兩棵“自留樹”，多一棵都要當資本主義尾巴割掉。更有“學大寨運動”中那極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不製宜”，搞什麽“人造小平原”，當地幹部就說，搞小平原那也是為了“好看得多”——原來“政績工程”不是現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經在西北黃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時的山西成了一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最大的“經驗”傳播，當然就是從1964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學大寨運動”。
我們可以告別饑餓，但我們無法告別曆史。把如此真實的“當代史”呈現在公眾麵前，這需要多大的膽識。誰說新華社記者隻會寫“新華體”的消息？這4位新華社記者的西行調研，在當代中國新聞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頁。半年采訪歸來之後，他們將采訪筆記梳理了一遍，結合此前的內參，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書稿。書稿先後送給了近十家出版社，當時編輯看了都說好，卻沒有一家敢出版——因為內容太真實太尖銳。直到199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之際，人民出版社終於將書稿付梓，取名為《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哦，《告別饑餓》，一部中國記者的《西行漫記》，十八年之後才與公眾見麵。著名作家賈平凹讀過後這樣說：“全書沒有華麗的詞句，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技巧，質樸到了極致，你說是新聞調查也可，是報告文學也好，是長篇散文也好，但你為中國改革初期現狀的巨大真實所震撼，為作者的膽識、良知和職業責任心所凝聚的靈魂所感動。”
我與本書作者之一的傅上倫老師相識。“為新聞而來”的傅老師後來調到浙江工作，他曾回憶那次采訪，說那是他記者生涯中“直麵現實生活，敢講真話，敢講真理，最難忘的一次采訪”。《杭州日報》發表他口述的回憶長文，其中講到：陝北之行，十分艱苦。許多村莊不通公路，全靠兩條腿走。我清楚記得，子長縣西部叢山中有個叫白季峁的生產隊，離縣城九十多裏，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裏發起高燒，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白季峁的農民聽說北京的記者要專程到他們那裏調查，連夜打著火把走了幾十裏山路來迎接我，他們是盼望著中央給個好政策呀！
驚動胡耀邦趕到偏遠的六盤山下進行考察的內參，隻有500字，是傅上倫捏著手搖的老式電話筒口授，新華總社那邊記錄成稿的。說的是固原縣什字公社有十幾個生產隊的社員“罷工”了，成熟了的麥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但縣裏堅決不同意。上下對著幹，“火山”要爆發。而膽子大一點的隊幹部則不管三七二十一，領頭搞了包產到戶，說“我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先把肚子吃飽再說”……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內參，深受震動，當天就決定親赴六盤山，直接來做寧夏幹部的思想工作。這就是新聞的力量，盡管是“中國特色”的“內參新聞”。
順便說一句，傅老師一直關心我在《都市快報》的“快報快評”專欄，曾與我有過一次關於新聞評論的深入探討交談。沒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別饑餓》再版的當月，原本說話精氣神十足的傅老師因病突然辭世，留給我們恒久的遺憾。
曆史總是追隨著時間，但它卻注定要落在時間的後麵；為了讓時間中的曆史不至於褪色得太厲害，那麽，記者讓自己記錄的新聞成為信史，就是一個重任大責；光有詩人“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的浪漫，那是遠遠不夠的。
（作者係杭州《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社會職務：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杭州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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