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有言，SDTQ名言，
不想亂說。
正文
從國內學術報告會排座次談在中國消除封建等級製度殘餘問題 (ZT)
楊學峰 大連理工大學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化工學院學位委員會主任。
近年來我遇到過許多次國內學術報告會或專家評審會排座次的令人茫然的情況, 一直想發一通議論來抨擊一下, 因此種令國際學術界飴笑大方的情況似乎正在中國泛濫成災。 由於這些年一直不斷有更熱門的話題要議論而長期未做，而最近我又遇上一兩次與此有關的正麵和負麵的“強刺激”, 於是下定決心花一天時間來寫一篇東西, 並套用一句文化大革命的用語，把這一問題提到一定高度來“上綱”分析一下。
這幾年中，有兩次“排座次”的負麵衝擊至今我仍銘記在心。
幾年前在大工“逸夫館”舉行的一次有數十位外國學者參加的二百餘人國際會議上，記得我們的組織者硬是煞費苦心地按國內官場的不良風氣搞了主席台，並把中外學者都分成了“坐主席台”的，台下座位前有小桌、飲料和名牌的，以及可任意就座的三類，令人極其反感。我在國外參加過多次有Nobel獎獲得者參加的國際會議，從未看到過有給他們安排任何特殊座位的情況，你如果願意完全可以和他們坐在一起並討論各種問題。
另一次負麵記憶是2003年夏天我作為50名評審專家之一參加遼寧省政府的科技大獎終審，因為大工科技處一工作人員把我錯報為“環境學院副院長”，我才“榮幸地”坐在了倒數第二排的一個角落（不然一定是最後一排的角落）。從沈陽回來第二天，我就把個別一等獎項申報人曾存在的嚴重學風問題、評委中的不正之風（個別評委竟厚顏無恥地送紅包和部分評委公然公開交換投票項目號等）連同對“按評審專家兼任行政職務排座次”的荒唐做法的尖銳批評寫了一封信給省科技廳廳長。在排座次方麵，我建議他們今後要麽隻規定主持人座位，要麽包括院士、廳長在內全部專家按年齡排座次，因為年紀大的專家需要近一點才能看清幻燈片。回來後我還向大工領導表示，因無力改變會內外各種不良風氣，希望今後不要再推薦我參加省科技獎評審。
正麵的記憶也有兩次。第一次是1997年夏天，在北京參加由吳承康先生（力學所研究員、院士，早年留學美國，說一口標準英語）領導主辦的第13屆國際等離子體化學會議，到會外國學者超過百人。我依然記得十分清楚，會議在北京飯店的多功能廳進行，擺放了數百張完全一樣的椅子，包括第一排也沒有任何小桌。那天時任基金委主任（按我國官員等級製度是所謂的副部級）的張存浩先生（原化物所所長）是“第一貴賓”，我非常有意識地一直坐在第一排他旁邊和他聊天。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讚，我想這也包括每個於會者都能感到象在國外學術報告會上一樣受到了非常平等的對待。
第二個正麵記憶是今年6月份，在北京參加的有近50個評獎小組分期舉行的四年一次的國家教學獎評審會，我屬於有15位專家參加的化學評審組。這次評獎工作由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領導，我雖至今未見過這位中國第一位民選的重點大學校長，但她的工作作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錄像講話中告訴所有評委，如果哪個教育部工作人員膽敢對評獎說三道四，任一評委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她。果然未發現這些處長對評獎施加任何影響，會風也很好。在座位安排上，也是隻設“組長席”，其餘評委自找座位。在住宿安排上，更是無論院士、名牌大學校長還是民辦大學來的青年專家一律打亂次序隨機排開，每人一間標準間。我現在猜想，吳啟迪女士或會務組織者一定有過國外求學或工作的經曆，如果沒有，那就更了不起了。
看來排座次好象僅是一個簡單的會務安排，其實暗含了一個社會對人人平等這一反封建理念的認識和實踐。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是，近年來，一些帶有濃厚封建等級製度殘餘的東西已經侵蝕到本應成為反封建先鋒的科技界，最突出的莫過於我已說過多次的全國性的對院士的極其錯誤的頂禮膜拜。從1982年到1999年，我先後與G. Pimentel大師、 R. Dixon教授（FRS）及Ian Smith教授（FRS）三位院士級人物一道工作過（後兩位都訪問過化物所，Dixon在大工也作過報告）。
Pimentel大師是化學激光技術發明人。1982年1月，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剛從兼任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副主任位置上卸任完全回到Berkeley工作， 在他的那間掛有碩大美國國旗的辦公室中, 他見我說的第一句話是，“Xuefeng,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now on, please call me George.” （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有哪一個國家整天把院士掛在咀邊並把院士作為頭銜來稱呼呢？據我所知，一個也沒有。） 就是這位1922年出生、1989年去世時被譽為“one of the best chemists in our time”的大師級人物，在他不幸患癌症離開人世前的半年, Berkeley化學係就公布了他退休的消息。而在我國，作為“永不退休的特殊公民”的院士，人人都得鞠躬盡瘁到生命最後一分鍾。
另一位1929年出生的被譽為“the best chemical physicist in Britain ” 的Dixon 教授，1999年訪問大連時在我家裏對我說，他67歲退休後，有套間的辦公室已交出，現在占用一間很小的辦公室還得年年由係主任審批。其實在一生中指導實驗並一直親自進行理論化學計算的他還一直活躍在科學界，如，他、（楊）學明和我等1999年發表在“Science”上的用理論解釋我們在台實驗結果的論文，就是由他執筆並任第一兼通信作者的。
第三位是1937年出生的世界著名的化學動力學家Smith教授。Smith夫婦極具平等意識，我兩次到伯明翰都被專門邀請到他們家裏住一夜（據英國友人介紹，這在英國是很高的禮遇，他們完全沒有嫌棄我這個來自貧窮落後國家的學者）。在我離開他的實驗室十多年之後， Smith 教授65歲從伯明翰大學退休後，又回到了他所鍾愛的劍橋，2003年，他用email向包括我在內的數十位同事朋友發出邀請，希望我們有機會到他劍橋的新家做客。我注意到，他近年仍有不少論文發表，這當然是他正在曾任講師的劍橋大學“打臨時工”。
我想，發達國家為什麽不搞對院士的頂禮膜拜，至少有兩方麵原因。其一，和院士的學術貢獻在同一量級的人至少十倍於院士總數，而學術水平與院士相當的至少比院士總數大兩個量級，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用“範進中舉”那樣的態度來對待院士的當選。其二，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的發展，主要是靠三、四十歲的年輕人來推動，而不是主要靠六七十歲或七八十歲的“大師”們來推動。
我上個月到化物所一新建的高標準大樓參加一“973”項目的結題終審，看到把那裏把幾位院士的照片單獨放得很大並與其他研究人員分開懸掛，十分茫然。另據說，大工和化物所都為部分院士配備了超大辦公室（60-120 M2？），對此，我也持明確反對態度。特別是大工，我們的講師還往往十個人左右合用一間辦公室，一個院士要那麽大辦公室做什麽？再看看人家美國一流大學是怎麽做的。大家都可以立刻上一下近二十餘年一直排名全美化學博士教育第一名的伯克利加州大學化學係網頁，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簡介全部打亂按姓名的ABCD排次序，也根本不知道誰是院士（~55位教師中有十多位院士，到現在我也不清楚誰是誰不是）。在合作研究上，為了有利於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即使剛進校門、麵臨50%淘汰率的助教授與Nobel獎獲得者間的合作也是完全平等的。再看辦公室，今年二月，我參觀了第二位在該係立足的華人教師（第一位是台大出身的Nobel獎獲得者李遠哲先生）楊培東副教授（科大本科畢業）的辦公室和實驗室，他告訴我他的這間辦公室就是Pimentel大師退休前一直使用幾十年的辦公室。1972年出生的他，2000年進入該係任助教授以來，已在“Nature”,“Science” “Nature-Material”, JACS等重要雜誌發表論文數十篇，短短五年不到，總引用已近3000次，他也獲得了各種獎項。近年在大工，尤化物所已湧現出一批60年代出生的傑出青年學者（我也一直把韓克利、李燦、楊學明三位大工物理化學兼職博導的介紹張貼在我辦公室外走廊上的展板中），但是如果我們5年左右不能出現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更傑出的青年人，我們就要認真思考一下，我們有沒有象國外一流大學那樣扶持年輕人成長，我們有沒有在搞一些封建學閥之類的東西。
楊學峰 大連理工大學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化工學院學位委員會主任。
近年來我遇到過許多次國內學術報告會或專家評審會排座次的令人茫然的情況, 一直想發一通議論來抨擊一下, 因此種令國際學術界飴笑大方的情況似乎正在中國泛濫成災。 由於這些年一直不斷有更熱門的話題要議論而長期未做，而最近我又遇上一兩次與此有關的正麵和負麵的“強刺激”, 於是下定決心花一天時間來寫一篇東西, 並套用一句文化大革命的用語，把這一問題提到一定高度來“上綱”分析一下。
這幾年中，有兩次“排座次”的負麵衝擊至今我仍銘記在心。
幾年前在大工“逸夫館”舉行的一次有數十位外國學者參加的二百餘人國際會議上，記得我們的組織者硬是煞費苦心地按國內官場的不良風氣搞了主席台，並把中外學者都分成了“坐主席台”的，台下座位前有小桌、飲料和名牌的，以及可任意就座的三類，令人極其反感。我在國外參加過多次有Nobel獎獲得者參加的國際會議，從未看到過有給他們安排任何特殊座位的情況，你如果願意完全可以和他們坐在一起並討論各種問題。
另一次負麵記憶是2003年夏天我作為50名評審專家之一參加遼寧省政府的科技大獎終審，因為大工科技處一工作人員把我錯報為“環境學院副院長”，我才“榮幸地”坐在了倒數第二排的一個角落（不然一定是最後一排的角落）。從沈陽回來第二天，我就把個別一等獎項申報人曾存在的嚴重學風問題、評委中的不正之風（個別評委竟厚顏無恥地送紅包和部分評委公然公開交換投票項目號等）連同對“按評審專家兼任行政職務排座次”的荒唐做法的尖銳批評寫了一封信給省科技廳廳長。在排座次方麵，我建議他們今後要麽隻規定主持人座位，要麽包括院士、廳長在內全部專家按年齡排座次，因為年紀大的專家需要近一點才能看清幻燈片。回來後我還向大工領導表示，因無力改變會內外各種不良風氣，希望今後不要再推薦我參加省科技獎評審。
正麵的記憶也有兩次。第一次是1997年夏天，在北京參加由吳承康先生（力學所研究員、院士，早年留學美國，說一口標準英語）領導主辦的第13屆國際等離子體化學會議，到會外國學者超過百人。我依然記得十分清楚，會議在北京飯店的多功能廳進行，擺放了數百張完全一樣的椅子，包括第一排也沒有任何小桌。那天時任基金委主任（按我國官員等級製度是所謂的副部級）的張存浩先生（原化物所所長）是“第一貴賓”，我非常有意識地一直坐在第一排他旁邊和他聊天。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讚，我想這也包括每個於會者都能感到象在國外學術報告會上一樣受到了非常平等的對待。
第二個正麵記憶是今年6月份，在北京參加的有近50個評獎小組分期舉行的四年一次的國家教學獎評審會，我屬於有15位專家參加的化學評審組。這次評獎工作由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領導，我雖至今未見過這位中國第一位民選的重點大學校長，但她的工作作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錄像講話中告訴所有評委，如果哪個教育部工作人員膽敢對評獎說三道四，任一評委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她。果然未發現這些處長對評獎施加任何影響，會風也很好。在座位安排上，也是隻設“組長席”，其餘評委自找座位。在住宿安排上，更是無論院士、名牌大學校長還是民辦大學來的青年專家一律打亂次序隨機排開，每人一間標準間。我現在猜想，吳啟迪女士或會務組織者一定有過國外求學或工作的經曆，如果沒有，那就更了不起了。
看來排座次好象僅是一個簡單的會務安排，其實暗含了一個社會對人人平等這一反封建理念的認識和實踐。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是，近年來，一些帶有濃厚封建等級製度殘餘的東西已經侵蝕到本應成為反封建先鋒的科技界，最突出的莫過於我已說過多次的全國性的對院士的極其錯誤的頂禮膜拜。從1982年到1999年，我先後與G. Pimentel大師、 R. Dixon教授（FRS）及Ian Smith教授（FRS）三位院士級人物一道工作過（後兩位都訪問過化物所，Dixon在大工也作過報告）。
Pimentel大師是化學激光技術發明人。1982年1月，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剛從兼任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副主任位置上卸任完全回到Berkeley工作， 在他的那間掛有碩大美國國旗的辦公室中, 他見我說的第一句話是，“Xuefeng,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now on, please call me George.” （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有哪一個國家整天把院士掛在咀邊並把院士作為頭銜來稱呼呢？據我所知，一個也沒有。） 就是這位1922年出生、1989年去世時被譽為“one of the best chemists in our time”的大師級人物，在他不幸患癌症離開人世前的半年, Berkeley化學係就公布了他退休的消息。而在我國，作為“永不退休的特殊公民”的院士，人人都得鞠躬盡瘁到生命最後一分鍾。
另一位1929年出生的被譽為“the best chemical physicist in Britain ” 的Dixon 教授，1999年訪問大連時在我家裏對我說，他67歲退休後，有套間的辦公室已交出，現在占用一間很小的辦公室還得年年由係主任審批。其實在一生中指導實驗並一直親自進行理論化學計算的他還一直活躍在科學界，如，他、（楊）學明和我等1999年發表在“Science”上的用理論解釋我們在台實驗結果的論文，就是由他執筆並任第一兼通信作者的。
第三位是1937年出生的世界著名的化學動力學家Smith教授。Smith夫婦極具平等意識，我兩次到伯明翰都被專門邀請到他們家裏住一夜（據英國友人介紹，這在英國是很高的禮遇，他們完全沒有嫌棄我這個來自貧窮落後國家的學者）。在我離開他的實驗室十多年之後， Smith 教授65歲從伯明翰大學退休後，又回到了他所鍾愛的劍橋，2003年，他用email向包括我在內的數十位同事朋友發出邀請，希望我們有機會到他劍橋的新家做客。我注意到，他近年仍有不少論文發表，這當然是他正在曾任講師的劍橋大學“打臨時工”。
我想，發達國家為什麽不搞對院士的頂禮膜拜，至少有兩方麵原因。其一，和院士的學術貢獻在同一量級的人至少十倍於院士總數，而學術水平與院士相當的至少比院士總數大兩個量級，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用“範進中舉”那樣的態度來對待院士的當選。其二，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的發展，主要是靠三、四十歲的年輕人來推動，而不是主要靠六七十歲或七八十歲的“大師”們來推動。
我上個月到化物所一新建的高標準大樓參加一“973”項目的結題終審，看到把那裏把幾位院士的照片單獨放得很大並與其他研究人員分開懸掛，十分茫然。另據說，大工和化物所都為部分院士配備了超大辦公室（60-120 M2？），對此，我也持明確反對態度。特別是大工，我們的講師還往往十個人左右合用一間辦公室，一個院士要那麽大辦公室做什麽？再看看人家美國一流大學是怎麽做的。大家都可以立刻上一下近二十餘年一直排名全美化學博士教育第一名的伯克利加州大學化學係網頁，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助教授簡介全部打亂按姓名的ABCD排次序，也根本不知道誰是院士（~55位教師中有十多位院士，到現在我也不清楚誰是誰不是）。在合作研究上，為了有利於青年教師脫穎而出，即使剛進校門、麵臨50%淘汰率的助教授與Nobel獎獲得者間的合作也是完全平等的。再看辦公室，今年二月，我參觀了第二位在該係立足的華人教師（第一位是台大出身的Nobel獎獲得者李遠哲先生）楊培東副教授（科大本科畢業）的辦公室和實驗室，他告訴我他的這間辦公室就是Pimentel大師退休前一直使用幾十年的辦公室。1972年出生的他，2000年進入該係任助教授以來，已在“Nature”,“Science” “Nature-Material”, JACS等重要雜誌發表論文數十篇，短短五年不到，總引用已近3000次，他也獲得了各種獎項。近年在大工，尤化物所已湧現出一批60年代出生的傑出青年學者（我也一直把韓克利、李燦、楊學明三位大工物理化學兼職博導的介紹張貼在我辦公室外走廊上的展板中），但是如果我們5年左右不能出現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更傑出的青年人，我們就要認真思考一下，我們有沒有象國外一流大學那樣扶持年輕人成長，我們有沒有在搞一些封建學閥之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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