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政權成功崛起秘笈（四）國共內戰

 抗日勝利到內戰發生之間差不多有一年半時間吧。這段時間有兩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它對中共的影響並不大，但對中國曆史影響很大。

一件是重慶談判，對中共而言，不過是一次最高規格的統戰實踐而已。原先都是周恩來做，這次改毛澤東，老蔣也親自出麵。結果雙方的政治秀各自表演完，就回到原來的路上去了，就像兩個路人，路口相遇交談幾句“天氣不錯，哈哈哈”，就各自走路啦。中共的正統說法是老蔣根本就沒有和平的誠意，談判是爭取時間，倒是不無道理。

另一件事，就是中共同第三力量的關係。第三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民盟。這力量在抗日後期，就漸漸地發展了。它主要體現以英美為理想樣式的中國知識界對民主、自由、憲政和國家強盛的政治訴求。隨著國際的反法西斯同盟的節節獲勝，英美的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占到上風。在此之前，先是左傾的思想占上風，比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比較傳統的民族主義等等，是知識界的主流，大革命失敗到30年代就異端化了。30年代老蔣比較傾向於右傾思潮，如賀衷寒這些青年國民黨人借了德國在法西斯統治下迅速崛起的東風，鼓吹法西斯蒂，模仿德意誌的法西斯民間組織形式，在中國成立複興社、藍衣社之類的東西，對思想駁雜的蔣氏產生了很大影響。西安事變以前，這股法西斯主義占據了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當然這個東西，抗戰一起就不合適宜了，就消失了。這時候思想界出現空白，就興起了以英美為現代化榜樣的思潮。這種情況下第三力量才起來。這在現代史上，是第一次純粹的知識分子參政能夠達到如此的規模。中共也一下抓住這幫人，大耍政治手段，將計就計，逼老蔣在政治上放開。於是，才有毛澤東在45年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政治上奪了先聲，讓老蔣很被動。中共提倡聯合政府，就像是要搞個股份公司，其實同蔣氏搞參政會一樣，都隻是一個意思，就是借個民主的外殼罷了，並沒有觸及到民主自由的實質內容。但民盟這幫人沒有政治觀察力，他們沒有看透這一點。他們本來就是書生，隻是因為政治家們不成氣，他們才不得已從書房裏跑出來的。

中共提出搞聯合政府，當時看上去，國民黨、中共是大股東，民盟是小股東，三方合組公司。這三方股東對公司的組成是有不同想法的。國民黨內心是希望在現有攤子上略加改組，你們兩人參加入股就是了。中共希望組成一個新公司，但要大家夥兒先談好條件再合組公司。民盟是怎麽都可以，隻要公司的宗旨合他們的意就行。但到46年，形勢就不對了，合組公司基本無望，中共這時候本錢已經不少了，掂量掂量之後，就決定與老蔣硬抗。此時中共的聯合政府的想法就悄悄變了，那就是拔掉蔣氏的攤子另起爐灶，以中共為主吸收社會散戶入股。這種情形下，民盟就有點左右為難，於是就有民盟呼籲和平，實質支持了國民黨。所以周恩來痛心疾首，失聲痛哭。這件事，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隻不過書生幹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解放後，這件事的惡果在反右時顯示出來了。

當年, 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是中共對全社會的政治承諾，得到廣泛讚譽。中共49年建國後，也沒有公開背棄這個承諾。那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後來的國務院從人員組成上，含有聯合執政的意思。但從合股公司的經營上講，完全是中共絕對大股東說了算。民盟那幫人插不上話。到57年時，本來隻是毛澤東讓公司員工起來批評公司管理層，不成想，民盟那幫人，以股東自居跳出來指責大股東專政，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是合資經營。所以你看那些用語，輪流做莊，黨天下，政治設計院之類的，不管你事後如何講，就是那個意思。這把中共給弄火了，因為在中共看來，46年底你們這幫人呼籲和平，我們就此了斷了。那個合資經營的承諾給對衝了。你們解放後參政，那隻不過是中共虛懷若穀，讓你們參加管理層而已。你們居然還以為有你們的股份，要分紅還是怎麽的呀？這下子，反右就轉了向，這就是毛那篇《形勢在起變化》一文的背景，這就是反右的實質。章伯鈞的女兒最近寫一文章，回憶她的父親，批評很多作者大寫反右，而不知道反右的要害是民盟同中共的關係。說到點子上了，章有這樣的女兒，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反右這件事是鄧指揮的。鄧這個人簡單，直接，是個行動人。他關心的是行動的結果。鄧同民盟這幫人是沒有什麽好談的。鄧要講的是貓捉老鼠的效果，民盟這幫人要講的是老鼠的權利，他們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鄧終其一生也沒有改變這一點。

毛讓鄧來指揮反右，選對了人。貓捉老鼠是一捉一個準。總之，反右之後，就是獨資公司了，大家都踏實了，不鬧了。所以講，46年的這件事是深深影響了解放後的政治製度變遷史的。但這兩件事對中共49年的獲勝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影響。

從46年底開始的內戰呢？這期間中共就兩個字：獲勝。別的就沒有什麽了，這三年期間就是軍事鬥爭了。中共的軍事戰略要比蔣軍成功。蔣氏的戰法有問題，整天救來救去。既怕失城池，又怕失部隊，結果全中了中共運動戰的下懷。毛講可以調動蔣介石，絕非虛言。

大家講得比較多的是華中七戰七捷。問題是，七戰七捷之後呢？是蘇南、蘇北那些最富庶的地方都丟掉了，新四軍原來是供應最好的。粟裕退到山東了。國軍將中共的山東部隊和華中部隊壓在魯南。這個你能講錯了嗎？不能講。在東北，四平丟失，總不能說是毛或林深謀遠慮，主動放棄吧。劉鄧千裏躍進，外線作戰，連金也承認，外線作戰是根據地經濟形勢所迫，遠不是什麽毛心中一有個所謂"品"字形戰略。這個說法同前一段時間有些經濟學家的地圖經濟學是一泡貨色。威懾南京？總有點兒搞笑。劉鄧到大別山以後情形，究竟起到什麽威懾的作用，我看不出來。所以，從戰略局麵上講，兩者的角度不同，各有盤算，不是像書生們想象的那樣兩個棋手一起坐下來，你一手，我一手，從布局上就見出高下了，這才是書生論道。國共之爭，不能這樣看。當時，各有各的問題，老蔣要壓縮共區，形成一點或若幹點上的決戰。中共是被動的一方，他原本並沒有什麽既定的戰略，他隻能因國軍的戰略變化而變化。他被迫給壓縮在一起了。當然，格局形成時，蔣達成了他所要的決戰態勢，毛隻好從中看出也有機會，就是中共的力量集中了，可以有一拚。這就是山東戰場1947年的局麵。

這個時候，當然全麵進攻就轉入重點進攻。這個轉變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共的核心部隊給壓縮到山東戰場了。首腦機關在陝北，重點打著兩頭就行了。後來講什麽千裏躍進大別山，把這個啞鈴中間給打斷了，那是兒戲啦，那有這回事。

重點在山東，山東的部隊是中共當時的主力。東北的部隊的大部分也是山東運去的。所以，決戰就在山東了。幾仗打下來，形成了孟良崮戰役，這是關鍵了，實際上形成決戰。

所以，過去講，中共在戰略上避免形成決戰，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形勢比人強……，不管你如何盤算，反正是到47年某月你還是要進行決戰了。你不能籠統的講，戰略上中共高明，國軍不行的。其實雙方都下明棋，布局上不會有什麽太大的差別。否則，就不會形成在1947年山東的決戰態勢。因為就這決戰的態勢而言，對中共並不有利，而且可以講還是相當危險。

這可以視作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並沒有什麽因素使中共更有利。什麽人心向背，戰略英明之類，並不存在。而國軍在付出很多代價後，倒是達到了他的戰略目標：進行決戰。從這個決戰上，就可以觀察到很多被忽略但都是有決定性的東西。我們可以拿反麵的平津戰役相比較，那也是個戰略決戰。但那裏沒有什麽懸念了，隻是時間早一天晚一天，多死一萬人，少死一萬人的事情。但在1947年的山東，則不同。這是分水嶺。早一小時，晚一小時，多一個營，少一個營，都是大不一樣的。

勝者，事後總要將自己的勝利歸之於"天"的，要敘述勝之必然的。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的曆史敘述。要注意的是，在1947年五月，粟裕圍住74師，是十幾萬人圍住三萬人，國軍在外麵又圍住粟裕，是四十幾萬人圍住十幾萬人。到這時，就是戰役和戰鬥了。國民黨將領同中共將領的高下之分，就是在這個層麵上講的。雙方軍隊也就是在這個層麵上有高下之分的。絕不在於雙方將領的戰役領導能力，而是在於雙方將領及背後的統帥部的戰役決心和毅力。

戰役領導能力，同將領的素養、經驗、知識等等相關。這一點，雙方將領都是久經曆練的。應當講差距不大。關鍵在於戰役決心。我們可以比較一係列的戰鬥事例，為什麽在形成戰役對決的時候，大部分都是中共獲勝呢？濟南戰役、黑山阻擊戰、千裏躍進大別山、碾莊之戰、圍殲黃維兵團之戰，等等，都是形成相持的拉鋸戰形勢，結果大部分是中共獲勝。這些戰役的獲勝，總結起來，就把國軍優勢給衝銷了。

問題在於為什麽共軍獲勝的幾率高呢？這個問題以前沒有提出過。我們講是戰役決心。這個戰役決心又是什麽呢？

就是敢於犧牲，不是戰士們敢於犧牲，而是戰役指揮官敢於犧牲戰士，大規模的、成建製的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就是中共軍事勝利的秘密。

敢於犧牲部隊。在這一點，雙方統帥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我以前就講過，國軍的戰略是救來救去，中共是圍點打援，這就有個心態在裏頭。國軍是國民政府之軍，蔣介石不能隨意犧牲，它一旦被圍，就必須去救。而中共則不同，犧牲就犧牲了，為了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當時重慶談判的時候，劉少奇催促山東部隊進東北時，講即便丟掉了華東，隻要有東北，也可以最終獲勝。劉鄧進軍大別山的時候，鄧講就是全犧牲了，別的地區解放軍也可以解放全中國，劉、鄧一氣衝殺，死傷大半，沒有任何兄弟部隊進行救援策應，這種心態下，你的戰略騰挪空間就放大了。本來講，戰略上，國軍占80%，共軍占20%，這種心態下國軍優勢給減少了，大體上55%對中共45%。在戰役進行時，共軍的犧牲，又把這個對比給倒過來了，共軍占優。

在孟良崮戰役中，中共俘獲一萬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體在一條山溝裏被俘，是整建製，隊伍很整齊，軍械完整，就是沒有子彈了，他們靜靜地投降了。這個事實很重要，張靈甫在沒有了子彈的情況下，並沒有要求部隊全部投入最後的戰鬥，他隻能要求自己犧牲。而中共則不同，他一定會要求最後一名戰士投入戰鬥的，不論你有槍沒有槍。淮海戰役時，圍殲杜聿明的時候，要部隊跑步前進，吃飯也是跑動中吃，後來跑不動了，幹脆讓戰士把槍都丟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槍都丟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幹什麽呢？那隻能以血肉之軀相拚了。劉、鄧過黃泛區的時候，也是丟掉了大部分裝備。這個張靈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編製，換給粟裕，肯定是沒有槍也要向前衝，用手，用石塊，用身體，也要向前衝。他張靈甫做不到。濟南戰役時，到關鍵時，殺紅了眼，白天也攻城，死傷慘重，照樣攻。王耀武抗日時，曾經打的日軍沒有辦法，結果守濟南卻輸了，關鍵也在這裏。宋時輪、許世友這些人，不斷地把部隊投入，壓上去，屍體填滿了河溝也向前衝，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對付火焰噴射器，也是拿部隊壓上去。鄧給毛打電報，一天就拿下黃兵團，結果碰上火焰噴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麵打電報講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麵就命令部隊一定壓上去，直到黃兵團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部隊就衝上去了，那個死人很慘。有些回憶文章都提到這一點。但隻是錯誤的認為是戰士勇於犧牲，沒有認識到那是將領們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個就概括為人海戰術。可是人海戰術決非那麽學術化的名稱那樣輕巧。我講就是敢於犧牲的決心更大。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軍隊高級將領犧牲被俘很少，華東一個縱隊司令犧牲，東北炮兵縱隊司令朱瑞犧牲。除此，戰鬥中犧牲的高級軍官沒有，連師長這一級犧牲的也很少。而國軍那裏，高級將領被俘被擊斃和自殺的就很多。這個也同中共軍隊的一些特點有關。幹部很寶貴，要活著，就有辦法補充兵源，繼續打。軍官無從補充。所以非常重視指揮官的安全。孟良崮戰役時陳毅就對高級將領們說過死傷多少補充多少的話。所以不是什麽國民黨部隊的軍官怕死。再一個，就是兵員補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軍是國軍，所以是後方補給係統給補充，而中共軍隊沒有這個條件，他是就地補充。其中一條是俘虜兵補充，這個俘虜兵就幾天時間，轉為解放軍戰士。靠思想教育，那樣短的時間，是不可能辦成的。一定是有個辦法的，不是思想辦法。沒有什麽資料，按常理猜測，同連隊官兵關係結構和戰場上的經濟條件有關。關鍵是這種資料難以看到，主要要靠訪問。

這個軍事勝利的秘密，其實也不是什麽秘密。國共兩邊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也注意到了。還是那個宋時輪，當時率領九兵團入朝作戰，冬裝都來不及換，十二個師單衣單褲單鞋就進到朝鮮東海岸設伏，凍死凍傷好幾萬人，讓美國人嚇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謂"人海戰術"。但從來都沒有從決戰勝利的原因這個高度來看。而我看，這個比戰略、政治層麵都重要。至於說戰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國共兩邊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終歸是少數，多數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戰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領在此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不論林彪、粟裕、彭德懷還是鄧小平，當年在這個關頭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這隻是講個例子啦。我們的意思是你不能簡單的講似乎從一開始誰就占了上風，另一方就終歸是沒落的。華北戰場的情形，還是一係列具體的戰場因素湊在一起，相持在那裏了。這就是戰場的決戰態勢。最終敢於大膽無顧忌的投入年輕戰士的生命方勝出了。這裏我們排除那些事後的一些對比、分高下的說法。而著重看那些現場中更加說的通的做法，或者講更加有效的做法。這樣經過若幹戰役的積累，戰略對比的優勢就開始逆轉了。

所以，我們隻能講"合理的曆史"。這個史觀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至少可以將不真實的假的曆史打破吧。再舉一例，大家常常提到的情報工作，國共高下之分更加明顯。《1947》提到蘇中會戰時，粟裕第二天就知道了李默庵的作戰計劃。還有一係列的類似事件都曾在戰場決戰時起到作用。濟南戰役時吳化文的起義，碾莊之戰時廖運周起義等等。這些工作非常出色，也影響了國軍戰略優勢的發揮。愛黨賊們似乎由此更加認為人心向背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有這樣簡單嗎？

關於人心向背，至少講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沒有一次可值一提的民眾起義，就足以說明這個推理站不住腳。單一情報而言，中共能夠取得情報是一會事，國軍取不到情報則是另一回事。

從唐縱的日記裏就看到早在1944、1945年他就講搞不到延安的情報。唐縱是蔣身邊負責情報的幕僚長，雖說可能對專責中共情報的中統有偏見，但大體也差不多。比較一下，紅軍時期，中共在城市裏的領導層屢受打擊，那時做中共情報工作似乎比較有成果，中統在那時就成長起來了。後來進到40年代，情況就變化了。他們搞不到有價值的情報，中共在國統區的組織沒有再遭到較大的破壞。除了皖南事變之外，中共軍、政的各種活動沒有因為情報泄漏而遭受損失。這究竟是為什麽呢？抗日的時候，你總不能也解釋成人心向背吧。畢竟那時蔣及國民黨還是民族解放的象征和希望吧。你得另外看看是什麽原因。

這就涉及到高華那本書《紅太陽》了。高華對延安整風做了全麵的研究。我想大概也不會再有太多的新史料出來，給出一個新的全景吧。但是我們以前就多次討論過，毛和中共到延安，基本上合法化以後，他們麵臨著什麽樣的管理問題呢？一是如何留住人，一是如何避免被敵對者鑽了空子。這肯定是當時毛這幾個人想得最多的問題，這個就擺在你的麵前，你回避不了，就像是財政問題往往影響一個組織或者一個軍隊的戰略戰術一樣，可事後你往往看不見這個因素了。研究延安整風的人，不管是貶是褒，都有個問題沒有注意到，當中共從叛亂組織一下子轉化成一個合法性地方割據政權時，他一定會麵臨那些最細致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特務問題和叛徒問題。這個你回避不了，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你不能像現在國家政權在手，搞個鐵桶陣，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個不可能。當時實際上延安同西安等國統區之間的通道是暢通的。中共的很多高級人物的同學、同事等等，都有在國民黨那邊工作的，有的還是直係親屬。抗日開始後，大批左傾青年到延安時，也是一下子湧進來的，一是你不會有更好的辦法去甄別他們。地下黨一些失散的小組織和個人也在這個時期會到延安找黨中央。總之，紛至遝來，恐怕也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另一方麵，中共中央這邊也很鬆懈，高級領導人很隨意四處動，各種會議大都是很公開的。那麽在這種情形下，毛肯定會有一大堆擔心的。他找到康生來想辦法，康想出了辦法。這個辦法同黨的一係列傳統有關，也同康生這些人在蘇聯經曆的肅反及人類曆史前所未有的專製統治的體驗有關。

蘇聯斯大林發展的那套專製，真是人類曆史前所未見，任什麽樣的專製國家和曆史都不能與之相比。這個專製的特征在於對思想、心靈、靈魂的專製，試想想吧，有誰做到這個了。這套做法看來康生這樣的聰明人是看在眼裏，記在心中。這個同中共成長過程中那個宗教時代的一些東西就結合起來。康生這個人你不能講從那個時候就"是鬼不是人"了。他那樣高的智力水平，也不是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在上海時也遇到過危險。但他沒有出什麽問題，一心一意的搞地下工作。從一些很零散的回憶看，這個人一直很沉著，對危險的環境也很適應。毛與他合作，搞這個整風，隨後又有搶救運動。平心而論，大概是毛的主意，而搶救運動肯定出之於康生之手。高華的書，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給出一個統一的解說模式，用毛澤東內心那個權欲之心作為內驅力，套上法家的"術", "勢", "法"，來解說在延安的一切，這無論怎樣是有問題的。

最低限度，毛的整風和康生發動搶救運動是完全不同的。毛的整風，那時自有其內心的盤算，是不是有些常人尚難企及的想法，可以另說。但搶救運動，則不同，這完全是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本能反映和深謀遠慮的應對。這裏完全無意為康生或是搶救運動講什麽好話，而是在中性的基點上來談這個問題的。

奇怪的是說毛的整風似乎左右好壞都可以，說到康生和搶救運動，現在眾口一詞，算是有定論。而且說整風的負麵的東西，就是說搶救運動。

兩件事放在一起，沒法講了。必須分開講，從一個革命組織在當時對環境的自然反映裏頭你可以看看嘛，從一個組織自保自衛的角度，他是一定要有動作，有對應的。這個東西後來很殘酷，傷了一大批無辜之人，但這是另一回事。但就這個搶救運動的發起而言，估計康生一定有個考慮，而且這個考慮完全打動說服了毛澤東和黨內最高層的幾個人。要注意到，整風，幾乎除了毛，其他人都有份，搶救運動，則把最高層的幾個人排除在外，軍隊將領排除在外，這些人都經過考驗了，有份的全是那些看上去可能會有問題的人。

搶救運動實際上就是抓特務、反間諜、抓叛徒。這個在當時，怎麽能夠不進行呢？是必須進行的，是當務之急的，你不論誰來領導這個組織，你都得趕緊做這項工作。延安辦了那麽多的學校，就是洗腦，好聽講是革命教育。康生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認識到，那些學校、報告等等正麵手段，對各色人等隻有加分減分的作用，絕對不能指望有脫胎換骨的作用。他是不相信這個東西的。他認為，必須造成一種特定心理環境，讓每一個人在靈魂深處變成一個下意識的革命者，一個對自己靈魂都深懷警惕的人。隻有這樣，才能解決隊伍的純潔性。

康生大概也看不上蘇區時的肅反。他要解的方程式裏未知數個數比較多，他不能像打AB團那樣，你就把人給嚇跑了，那也不行。井岡山時代，就像個黑社會一樣，你們都殺過人了，你即便是跑到敵人那裏，大概也會被人殺掉。所以，除了特別高級的人物外，一般人是不敢跑的。但延安時期則不同，那些到延安而又沒有參加過長征的人，是可以跑的。所以就必須兼顧兩頭，一頭是把人留住，一頭是把人改造了。別對革命造成內部危害。

這是當時中共必須同時解決的兩個問題。隻解決一個不行。就在這個兩難的處境中，給康生搞了一個傑出的創造，就是搶救運動。

這個搶救運動，是人類曆史上沒有過的一種東西，它是一種事先的懲罰，它讓每一個革命者事先經曆一個背叛的心路曆程，然後再來對自己的這個純然是假設的或者講預設的當叛徒的場景進行自我啟示式的罰懲，如果你對這個預設的場景沒有那種自我啟示，那麽就來用外在的你的親愛的同誌們的力量，立馬給你造一個"真的"場景，啟發你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鞭墶，再不行，就真的打你，鞭墶你，告訴你，你就是一個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的人，背叛了你自己的誓言的人，讓你深切的體會到如果背叛組織，那你就是背叛了自己靈魂，你就在道德上徹底破產了，你而且會在肉體上受到打擊，你會受到一切以前你都不曾設想過的毫不留情的懲罰，形成一種心理暗示，你靈魂深處站了個警察。

搶救運動的大部分對象是青年知識分子，這種靈魂的自我虐待，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學依據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康生這個人, 在中共曆史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 此人智商奇高，也有所有共產主義戰士所需要的那種鋼鐵般意誌力，從某種邏輯上講，他更像是個純正的俄羅斯式的布爾什維克。這個人內心深不可測，我相信他是個很"通靈"的家夥。他太知道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東西了，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洞若觀火。隻有這種了解，他才能創造出這種自虐式的搶救運動。你看，當時被搶救的人的比例如此之高，幾乎是人人過關。

在人類曆史上，對個人罪行的懲罰都是在事後進行的。大清的文字獄，西歐的宗教審判都是如此。但搶救運動創造了一種辦法，就是事先的懲罰，預設你的罪行。對人的心靈、情感、思想、言論進行全麵的控製，隻是在斯大林之後才開始發展的。這種控製模式，完全不同於人類曆史任何專製製度和獨裁者。納粹、希特勒也沒有發現這種人的靈魂深處的秘密。斯大林感覺到這個秘密了，但他做得太粗暴，日丹諾夫細致一些，貝利亞之流大概也有貢獻吧。但他們都不能同康生比。可笑的是蔣介石想學蘇聯或希特勒，結果十三不靠，四不象，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個專製獨夫之罪名，卻沒有專製之實利。那裏像中共，在其內部大搞特搞，結果外麵看不出，那幫美國大兵和外交官還以為裏頭是中國民主的希望。毛到重慶去，轉一圈，就有了判斷，認為老蔣搞"獨裁"的勁不大，他大概有內行人看外行人的那份清楚吧。

這個搶救運動一搞，"無產階級先鋒隊"就真的塑造出來了，也就成了鐵板一塊，任你用盡辦法也挖不開。所以這以後，中統就是打不進去。陳立夫那兩下子那是康生的對手。因為，他沒有看到，康生搞搶救運動是在那種環境下一個革命組織非常成功的一種創新，雖然這個創新本身就是泯滅人性的。但它解決了當時毛和黨所麵臨的問題。你脫離了當時毛麵臨的問題，就無法解釋毛為什麽支持搞搶救運動，你就不知道毛最後的脫帽的那份虛情和真意。康生最終一定會被重用的。

從搶救運動這裏，才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共情報國民黨搞不過去。這個道理講了，就可以知道中共的隊伍給塑造成鐵板一塊。這也就是為什麽同樣是青年知識分子，到中共是一個樣子，到了國民黨那裏又是一個樣子。中共地下黨可以相當方便得在國民黨上層或是核心機構大肆運動，而少有被破獲的。《1947》把這個區別簡單歸結到正義與非正義或是人心向背，當然經不起追問。這又是一個例子。我的看法就是，黨史家們，你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你不能想當然的設想了一個完美的正麵，然後對照著講敵對方的不可收拾，似乎從一開始就勝負確定。這是很典型的從事後來看曆史。它一定會"漏掉"更多的曆史判斷。

高華在分析延安整風時，著眼點放在毛的地位的確立過程。他非常正確的用"紅太陽是怎麽升起來的"來命名他的課題。因為恰恰這個書名包含了共產黨組織的"神性"代替"黨性"這樣一個過程。但是他又用毛澤東追求、維護、玩弄權力作為敘述的主線，結果高華就又偏離開這個中共組織的自身演化的過程，用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史"來代替"革命史"，關注權力，關注毛個人的行為。這個同黨史中，那種用路線鬥爭拚裝一切與此不直接相關的曆史環境和曆史素材，又用路線的代表人物來抹煞曆史人物的多樣性，結果，黨史就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毛同名，與那種錯誤路線的代表的鬥爭。

中共獲勝的原因不一定對應著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不管怎麽樣，抗戰後，國民黨的失敗，在經濟上肯定是有關係的，是不是當時接收敵產和長期的戰時經濟體製“哐”的一下轉到市場自由交易體製時，出現了某種並發症造成國家經濟解體。
中共從一出世那天起，就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組織出現的，而首先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團體出現的。那就是在中國極端“落後”的狀態下，一批具有崇高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根據俄國革命的榜樣，試圖設計一個中國富強的方案來。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到底當時中國落後在什麽地方呢？百年中國的所謂落後，並不是別的，它的全部意涵乃是中國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滿清而後中國的命運分別是由兩大鄰國----日俄來左右的。英美等國隻有經濟利益在中國，而日俄則不僅有經濟利益，還有更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即地緣政治利益在其中。所以英美可以傾向於門戶開放就行了，但日俄則著力幹預中國內政，想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權。於是中國政治就變得很複雜。

中國政黨，政治人物，軍事強力集團，無不以此為背景參與了中國的政治設計和政治建設。結果就一團糟。

日俄兩國的地緣政治的角逐就成為中國政治演進的最大外因。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成立，孫中山的聯俄，滿洲國的成立。這一係列的事件都有這個影子在裏頭。這就帶來了一個局麵，一個持續不斷的局麵，就是中國總是處在“分裂”的狀態中，處在各種力量的角逐狀態中。這個狀態，當著毛這些人揭竿而起的時候，他就從政治策略上，看到了他自己和他的隊伍的活動的可能性空間，他把這個局麵準確的叫做“割據”。

前期，在湘贛邊界地帶；後期，則有抗日時期形成的“超級割據”。這就是中共這樣的革命組織取得政權的可能性空間。而我們就著力研討了這個可能性是如何演變成了現實性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共取勝的原由。

就中共來說，曆史的看，它也是曆代王朝之一員，它的現代性是嚴重不足的。這個不足不是體現在個別領導人的自覺基礎上，而是體現在不同參與者的不自覺和下意識之中。

以現在觀之，執政五十年，它的形態幾與曆代王朝不相上下，整個官僚體係毫發未損，而且，似乎愈加強大。但是，這些相似並不能使我們誤會，因為它具有非常獨特和鮮明的非傳統性格。這個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其根本而言，是一個主觀的運動，而不是客觀的運動；是“英雄”創造的曆史，而不是“奴隸”創造的曆史。這是它同曆朝曆代的根本不同之處。

概括而論，一部中國革命史，是中國共產黨風雲際會，審時奪勢，走向勝利的曆史，也是一個無關經濟形態、民眾利益的曆史。它不是別的意誌的反映，它僅僅是自己意誌的反映。

中共的意識形態，本是中共少數中堅分子的精神支柱。在它從弱到強，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後，外化為一種國家存在的客觀形態，變成了中共統治正當性、合法性的根由。

中共完全是以其“主觀能動性”創造了這個曆史。其實，中共的執政方式，就是講，國家製度、政體、國體、憲政等等都是嚴重的“現代性不足”。近年來學界盛行的“憲政熱”,許多學者們都是從幾條經典的“合法性來源”作為立論的出發點，然後加上一個粗略的憲政的“技術設計方案”。這差不多是“與虎謀皮”，但又似乎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所以以極為隱晦的語言，想指出某種“不合法的過去”。貌似建設性的進言想補足這個合法性。殊不知，中共從一開始就坦白得很，“造反有理”，革命就是合法性，“翻身”就是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