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政權成功崛起秘笈（三）割據中長大的延安

 上文提到長征。其實江西這地方，應當講是當時蔣政權比較有效的控製的一個省。當時蔣政權有效統治轄區，江、浙、滬、鄂、贛、豫這幾個地方，其它地方都處於其他軍事強人集團的控製之下。30年到34年，正是老蔣做了主席後試圖以武力一統天下的這個混戰時期。所以江西省，經常是個調兵一空的地方。

毛的邊界割據，正對應此時的根據地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從30年到34年，被後人吹得驚天動地的遊擊戰術，其實局限性非常大，或者講，遊擊戰術自身形成的矛盾。

首先，遊擊戰本身是個自我消亡的東西。當你壯大起來之後，你的隊伍就龐大起來，支撐係統就要建立。這個同遊擊戰的要求就是矛盾的，幾千人的隊伍可以搞那個十六字決，十萬大軍就不行了。所以大概到32年時，就提出了從遊擊戰到運動戰的轉變。於是一批高級軍事幹部從蘇聯回國加入了紅軍，擔任指揮任務。另外，當圍剿的國軍人數達到某個界限之後，誰也搞不成遊擊戰了，運動戰其實也是成問題的。

其次，遊擊戰同社會動員是不相容的。有效的社會動員依賴於較穩定的政權建設基礎，你整天跑來竄去的，地方政府就立不住，這樣你的各項政策就不可能取信與民。

再一個就是邊界割據的局限性。當你利用特殊的形勢和政經格局，在各方利益衝突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空間，也就局限了你隊伍壯大的數量，以及運動的空間展開。這從後來四、五次反圍剿中看的就比較清楚了。你搞邊界割據，就勢必也限製了自身的伸展空間。

最後，就是當割據的最重要條件：軍閥之間的矛盾衝突降低，老蔣基本做到一統天下時，這個割據的條件就沒有了。圍剿一次比一次強度大，一次比一次厲害，到第五次，中央軍的精銳幾乎都來了，你就不好辦了。這幾樣東西是擺在那裏的。所以中央蘇區及湘鄂西，鄂贛皖兩塊的失利都是這個原因。

遊擊戰和割據戰略自身的局限性，這是個常被忽略的視角。我們不能從抗日時期開始的成功，倒推瑞金時代，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有成功的可能。其實，30至34年這期間，中國社會的大趨勢，是國家統一、穩定、工業化初步起飛，這樣的大趨勢下，江西這個江浙滬地區的軟腹部，他是不會放過的。他騰出手來，紅軍就艱難了。我們可以看看毛澤東的兩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毛在文中列舉了紅色政權存在的理由，有五點。一是封建割據；二是邊界地區發生過國民革命，群眾覺悟搞；三是全國革命形勢好；四是有強大的紅軍；五是黨內有力量，並有正確的方針。這幾條是經不住分析的。文章大概也經過胡喬木、陳伯達的修飾。第一點成立；第二條不成立，張國燾在的鄂豫皖，劉誌丹在的陝北都不是什麽經過革命的地方；第三條也不成立，革命形勢好，如果指割據，等同第一條，真實趨勢是不好的；第四條、第五條就是假設了，不是事實。這兩篇文章中有效的論述，就兩條，一是軍閥之間必須不斷的打仗；二是一直打到紅軍也有力量同他們對打。就這兩條，別的是講講而已啦。如果軍閥不打了，紅軍就隻有跑了。

再補充一點。遊擊戰同政權的關係，政權同百姓的關係。不論如何你都要對當地的百姓提供一個能讓他們最低限度生存下去的辦法。曾誌就講到燒殺政策，結果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被農民用梭標紮死了，所以這個政策不能輕易大範圍的用。那你就必須把他們轉移出去，前三次反圍剿就用了這個辦法，但隨著對方軍隊越來越多，你的軍隊也在增加，沒法采用。所以，百分之百的可以肯定：任誰指揮打第五次反圍剿都要輸。對中共來說，長征是一個最不壞的決策，博古他們這次做得很正確，而且幾乎很及時，兵力才被打掉不到五分之一時就撤是英明的。張國燾同誌可能是給他們做了好榜樣。至於說什麽分兵去杭州、福州都是不值一提的胡鬧說法。要是真去了，很可能也就真完蛋了。

長征可能是除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外最著名的苦難之旅吧。它本身就是奇跡。在長征的盡頭，中共看到的是它要創造的新曆史。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如果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段內、相對嚴酷的環境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旦變成一個完整的政權後，就必定出問題，出大問題，除非政教分離。這是題外的話了。

中共在內戰時期完成了自身的鍛造，這一點，毛澤東當時就看得很清楚。感謝皇軍，在7.7事變後，中共及時地獲得了一個適宜的環境，結果那些包含著中共革命勝利的一係列秘密種子就發芽成長起來。

原來常講，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現在看，隻能講，抗日使中共有了成長的適宜環境，用毛自己的話叫做外因是條件。

整個抗日時期中共成熟起來，仔細的分析這個環境。首先，是抗日戰爭造成的一個獨特的超級割據局麵。我們知道，中共武裝鬥爭發端於地方割據的政治局麵，中共這個初生的力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時期內，生存發展起來。

當這個割據的條件減弱時，中共生存的環境就惡化了。那麽，抗日時期，就全國而言，忽然又有了一種割據局麵，那就是日本入侵造成的淪陷區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割據。這個不是地方武裝割據，而是民族國家衝突造成的，所以小農把它叫做“超級割據”。

恰巧，中共身處陝晉邊界，這是接近日本敵占區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邊界地帶。其實不是恰巧，而是肯定會如此。超級割據局麵的出現，同日本對中國的企圖和戰略有關。中日兩國的關係，幾乎就是中國百年史的最重要的國際因素了。這也不奇怪，畢竟是相互為最大的鄰居嘛。

但製約兩國關係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麽呢？是中國絕對的安全感和日本的絕對不安全感。這個是從絕對意義上講，而不是相對意義。因為，從地理環境、人口、資源和文化傳統上看，中國盡管國力瀛弱，但是其戰略位勢卻具有絕對優勢，而日本則處於絕對劣勢。從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看，日本可以獲勝。但這個獲勝有個限度，就是日本你無法全部占領中國，或者是象英國人對印度那樣徹底征服；而中國盡管敗仗連連，幾十萬人打不過幾萬人，但失敗卻有個底線，就是中國總有新的部隊投入戰鬥，而日本無法打穿中國的全部縱深。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最弱的20年代，中國軍事家如蔣百裏先生都還是認為日本無法征服中國。這點隻怕是日本人也很清楚。

日本人的絕對不安全感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二戰前，也沒有地區整體安全的保護傘，這個感覺就更明顯。這個因素顯然支配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而中國這頭，從蔣介石日記裏，似乎蔣也從來沒有設想過最終亡國的情況。他雖然憂憤於十戰九敗的軍事局麵，但你也確實看不出他有徹徹底底的危機感。相反，似乎有一種從容在裏頭。蔣在日本學的軍事，應當是知日派吧。

中日之間在安全感上的兩極化，是製約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到今天為止都是如此。即便有日美安保條約，但在中國擁有核武之後，這個優勢又被抵銷了。為什麽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持十分可疑的態度，就有這個安全感在裏頭做崇。小農現在基本上認為台灣問題不是中美問題，而是中日問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考慮。日本則不同，即便大陸不是共產黨執政，它仍然會阻擾台灣回歸大陸的。大陸目前對台的政策是大可以批評的，這是其中的一點。另外，還有日本為什麽在曆史問題上曖昧，也是可以從安全感的角度予以大部分解釋的。中國的外交戰略製定人似乎沒有重視這個安全感問題。

扯遠了，再說回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總是遊移不定的。進，不能全部拿下，退，又多半一瀉千裏。李宗仁在回憶抗日初期中日兩國戰略得失時，特別指出：日本是漸次投入戰力，結果消耗太大，無以達成真正戰略主動權。這個軍事上的被動就是日本拿不準對中國的企圖以及達成企圖的戰略。所以日本在中國，總是得而又失，失而又圖。你看日本在遼東半島下了那麽大功夫，結果還是丟掉了。在山東經營多年，結果還是得歸還中國。滿洲國弄得太勉強，在蘇軍重壓下，始終未起到重要作用。

回到我們的主題。由於日本知道無法圖謀全中國，日本就企圖建立起地區霸權控製係統，即“大東亞共榮圈”，以增強其安全感。在這個架構下，日本認為隻要做到在中國扶植起一個親日的穩定的政權就可以了。當蔣介石通過策動張學良東北易幟後，日本人基本上對蔣失去了耐心。所以，以打擊的方式引發出中國政局重組，就成為日本的侵華的政治戰略。這種情況下，當時華北地區是蔣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

所以，日本首先從這裏這手，試圖建立起一個親日本的、“自治”的華北政權。這樣一來，就形成前麵講的“超級割據”。一方麵日本人隻從軍事角度占住點和線，而把麵分給華北偽政府。另一方麵，蔣的力量全放在長江流域以及西北，華北沒有蔣介石的力量。而偽政權對麵的統治在道義上講不通，它畢竟是外敵支持的政權。於是華北就出現了廣大的鄉村地區、非戰略要點的地區這樣的巨大空白區域。日本人的一個大錯誤是在華北建政後，他又打封閉之省的山西，可能是要獲得能源煤礦吧。

天知道，當時遼寧的煤礦夠用了吧。弄不懂日本為什麽分兵山西，對閻老西作戰。是不是日軍當時想保留從山西出發，進漢中、寶雞，打垮蔣政權的選擇呢？可是它雖然投入了兵力，但很快又撤走了精銳部隊，這確實同日本對華的戰略不穩定有關。

總之，日本打山西，又沒有決心徹底打下。結果在中共身邊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這點很重要，要是日本不打山西，則中共無法同抗日的地區便捷地溝通。那麽你就隻好按蔣委員長的指令，繞過山西，到河南東北地區同日本對壘。那中共的機會就不大了。中共是以抗日取得蔣應允合法化的。否則，胡宗南仍然有力量打垮紅軍那一萬多人的隊伍的。所以，既然日軍打了山西，紅軍就可以不聽從蔣的指令，堅決的隔河抗日。自山西出發，占領空白地區，棋局到此，毛就看透了。

山西這個地方是挺有意思的。在曆史上，由於它地理上的封閉性，所以相對戰亂較少。在抗戰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山西已經被閻錫山治理的比較有特色、有秩序、有相當大的自治性，很象那麽回事。

抗戰之初，閻非常在意他這個一畝三分地，堅持要保持獨立性，所以他不許中央軍進入布防。他為了維持自己的實力，更願意把事態複雜化。所以引中共入晉，以共同抗衡蔣介石。另外閻受日本教育，而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思潮也是比較主流的，所以他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共產黨有親近感。再加上當時中共分子確實很有能力，很能吃苦，富有犧牲精神。於是，在共產黨人的襄助下，他搞新軍、犧盟會。但是過不久，他發現有問題了，這些人慢慢控製了這些組織，他好像不算數了。而這些組織就為以後的根據地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假如當時按蔣的意圖，中共去河南，是很難立住腳的。中共在河南沒有什麽基礎，河南又是戰略要道、平原地區。至於後來的幾個根據地都是從山西發展開去的，且多為山區。

那時，毛如何看抗日呢？

就對日戰略而言，毛同當時大部分戰略分析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持久戰，中國終將獲勝。我們講過，這不是他的真知灼見。毛的厲害，是在於山西抗日局麵一旦形成，毛就知道紅軍的機會在哪裏了。你看，西安事變後，毛把大部分紅軍派到山西，同時又緊緊的控製住前方指揮部，堅決不打正麵戰，隻做遊擊戰。當時紅軍大部分領導人和黨內同誌對此思想不通，所以，毛的指示在語氣上很硬。隨後中共就在山西形成了四個根據地。這樣一年後，中共人數就達到了15萬人，緊接著又在冀中、冀南和山東建立了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是在割據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政治上、戰略上似乎靈感很多，觀察深遠，無人能比。

應該說，看到持久戰並不難。可是能抓住山西的機會，連續走出六大根據地的棋，則是他的過人之處。這就是中共開始壯大的第一個戰略環境條件。

第二條就是中共放棄蘇維埃政權，變成國民政府的一個地區政權，取得合法性。這個同第一個條件是相聯係的。也是同中共一係列的政治路線的改變相關聯的。

7.7事變以後，似乎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都開始進行調整了。首先是共產國際進行調整，當時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中央當時也還處在到延安之前那段十分琢磨不定的時期。好像閉塞得很。但是，事實上張國燾是第一個明確的反對蘇維埃政權形式的，他在川北搞的那個西北聯邦政府，實質上已經是打著抗日的旗幟，搞的多種社會力量的聯合陣線，類似後來的統一戰線。

抗日統一戰線，這個政治戰略的形成，毛在初期沒有直接的貢獻。王明和張國燾應當講在理論、實踐上是領先的。但毛隨後就調整自己的看法，毛這個人經常是隨機正確的，他可以迅速的調整自己的看法，以符合棋局的變化。但不管怎麽樣，毛後來是掌握統一戰線的本質和主動權的。

中共政治上這個變化，就為與革命對象國民黨合作提供了依據。國民黨同意與中共合作，絕不會僅僅是蔣被扣押的西安事變。

國民黨接受中共還是同當時整個國際戰略格局有關，就是蘇聯在這個格局中處在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麵，蘇聯曾經幹淨利索地在諾門坎戰役中擊敗關東軍，由此，日本人相當畏懼蘇軍；另一方麵，蘇聯又試圖同德國修好、引誘歐美內亂。在這個格局下，與日為敵的中國必然非常看重蘇聯的作用。此種情況下，隻要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蔣當然就可以接受中共，以取得蘇聯的幫助。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果講第一次國共合作，僅僅是孫中山與蘇餓聯手，中共是被迫參加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兩黨合作，但以蘇聯為保人。所以蔣才下這個決心的。以後人的眼光看，隻是老蔣沒有流氓到家，他要做聖人。所以，會執行西安的協議。

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也是個次要因素。關鍵是當時這個戰略格局，在德國同美英開戰之前，中國隻好依靠蘇聯這張牌。你還要想到：中國近、現代外交是從聯俄抗列強開始的，從李中堂那兒開始的一個外交傳統，就是同俄國修好，抗擊日本。這條傳統到7.7事變後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所以，中共是蘇俄支持中國時搭售的一個附件，蔣必須接受。再者，蔣那時大概認為中共也沒什麽力量造反了吧，萬把人，能成什麽氣候。

結果蔣就容納了中共，給其合法性。這樣中共就同以前不一樣了。它利用這個合法性展開了自身的全麵發展。中共在這個合法性下，作了三篇大文章，一氣嗬成。

一是異常出色的宣傳工作。這個從八一宣言到西安事變，大體經過半年左右時間完成的。這個宣傳工作的結果是中共從一個久已被忘卻的黨一躍成全國性政治力量，它把這個合法性變成了它存在的正當性，從而讓自己成為中國高級政治事務的參與者。這在過去二十年中，是不可能的。中共真正從四一二事變被逐出中國政治舞台後，第一次重返政治中心。這期間的宣傳工作是值得好好寫寫的。因為，這之後在皖南事變、重慶談判、重開內戰、48年和談等等曆史事變中，中共在宣傳上始終勝國民黨一籌。

二是在合法條件下，主要是在山西的幾個根據地，把中共的看家法子，鄉村社會動員同合法的基層政權建設結合起來了。這點要特別給予注意。因為在農運時代，中共在鄉村進行了動員，但並沒有掌握住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結果這個力量將中共也給衝垮了。到了蘇區，中共則致力於將這個力量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力量，但在遊擊戰和運動戰條件下，無法建立起穩定的基層政權。同時即便是在某些地區建立政權，也缺乏正當性，得不到社會主流的認同。隻好軍政合一，以軍領政，行為方式就同叛匪無異。這樣，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中隻有少部分加入紅軍，大部分則在紅白之間擺動。到了抗日時期則不同，中共有合法的政權形式，有抗日的正當性。同時，在超級割據條件下，各根據地相當穩定，政權可以穩定存在。這個時候中共呼應其合法性，在政權人員組成上搞三三製、土地問題上放棄革命，選擇改良道路、依照國民政府的法案，進行減租減息，這樣以一係列溫和的社會政策作輔助，使中共的鄉村動員手段豐富起來。同時也徹底掌握了將被動員的社會力量組織起來的技巧。這個時候，中共就不僅僅是從鄉村中發現那些可以參加革命的邊緣力量，它還借此力量形成對鄉村進行全民動員，使中共在鄉村主體力量上同樣獲得支持。這種情況出現以後，中共就可以合法的獲得根據地民間財政的支持。

在合法性和正當性條件下，其實老百姓可以忍受更大的稅收負擔。在西歐，革命的法國政府就不能征收太多的稅，否則，就同你的與民的承諾相矛盾，革命者也深恐由此失去民意。相反，英國保守政府卻可以有比法國高得多的稅收，這個使英國人過海高成本作戰，一樣可以打敗拿破侖。這個例子也可以在中國根據地看到。

中共在這方麵的工作，我們以前也談到過。例如彭真、高崗、薄一波這些人做出了傑出貢獻。李井泉、康生也有貢獻，當然這兩個人經常是保持張力的另一端，他們在發展鄉村動員手段上，經常越界，滑向激進革命的一邊，這個也是必要的。毛就從來沒有認真的批評他們，雖然經常的糾他們的偏。

此階段的中共鄉村動員形成了一個劇場效應，很有解釋力。說到底，中共本質上還是革命黨，所以社會動員是他們必須進行的。可是隻有中共在鄉村的黨員們，似乎看清了鄉村基層結構裏的邊緣力量的人性當中的那點負麵的東西，如何可以被引誘出來。所以這個社會動員，在合法政權外衣下麵，就成熟了。

毛當然知道這個東西的意義。彭真從山西根據地到延安本來是準備參加七大的，七大推遲以後，彭就留在延安學習。他給毛講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毛就說“你再給政治局的同誌講”，後來毛講“那麽好的馬列主義，不能就這麽幾個人聽，讓延安的同誌們都來聽”。彭就連續作報告，後來幹脆留在中央黨校，主管教學。中央黨校主要就講這個社會動員與政權建設。七大時，彭真、高崗都進政治局同這個直接有關。

劉少奇在這個時候也冒出來，他的地位在中共內部方麵也迅速上升，他自己對中共的經濟建設的理論也開始成型。

劉少奇除了黨內鬥爭中挺毛這一條之外，在社會動員和根據地建設以及這個過程中，黨員的地位作用等等方麵，有大貢獻。特別是加以理論化。這成套的理論成果，後來在解放戰爭和解放後，都派上大用處。最有意思的，劉在六十年代搞四清，簡直就是以前土改的翻版，什麽紮根串聯之類的東西。

從湖南農運到蘇區，到抗日華北根據地建設，確實可以看到社會動員這條主線，這是一個很好的曆史脈絡。可以觀察到一個革命黨的成長史。當然，它也是獨一無二，大概也是空前絕後的。

中共的第三篇文章就是人才聚集、培訓和參與基層動員的精英動員體製的建立。這個是在以前沒有的。中共是少數激進青年知識分子通過社會動員改造國家的革命組織。從一開始中國知識精英是對共產主義有疑慮的，大部分政治力量和知識階層是不讚成中共的，所以，中共的人員組成，就由兩極構成：一頭是少數激進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在蘇聯受訓洗腦的；另一頭是鄉村被動員的力量。中間是沒有東西的。到蘇維埃時期，社會精英就完全不讚成中共，甚至持反感的態度。這個局麵到延安時期就變了。這時中共成為這個政治平台的主角，而且由於傑出的宣傳工作，使中共在山西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成了抗日的象征。延安獨特的精神氣氛，也同國統區很不一樣。國民黨那時已當政十多年了，整個黨政不分、黨軍不分，結果已成為一個金字塔形式的分肥體製。這個體製一方麵造成很多失意者，另一方麵，又使有誌青年沒有信心加入這個體製。因為是官僚體製，有很多東西讓知識青年厭惡。記得有個後來做到部長的人回憶講，剛開始時跑到南京，找政府參加抗戰，後來左等右等，被這幫老官僚給耗在那裏，一轉念就來到延安。這個故事很典型。

這個也同共產黨本身那種類似傳教士的純潔、高尚、理想等等精神符號的吸引力有關。就是講，當時抗日初期有那麽種精神提升的味道，就象五四前後的那種社會氛圍。這時候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開始接觸中共，到延安去成為一種時尚。毛和蔣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喜歡辦培訓班。毛在延安大辦教育，吸收知識精英主辦各類學校，培訓到延安的知識青年。

國民黨那個分肥體製，人才是向上流動。而中共的培訓、分派人才是向下擴散。因為從一開始就為理想而來，當然就要到鄉村去，才能施展身手。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培訓生活，很多人回憶，並不是那麽的浪漫，而非常接近清教徒的生活。這個生活方式加上思想方式，是在抗日和革命名義下進行的。有些青年不知怎麽回事就被拉進黨內鬥爭的激流中，也變得異常殘酷。

這是一種全方位的訓練，有些人就抗不住，跑了。但部分人留下來了，他們產生了對革命的依附性，對中共組織的歸屬感。我相信當時是有一種宗教似的氣氛，中共這些長征過來的人的故事，就象聖經故事。

中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38年，39年好像也成係統了。這個立足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革命理論同陳腐的不成體係的三民主義形成對比。

對知識分子的培訓和使用，又和中共的知識結構，和它的扁平化的組織體係結合了起來。它使青年下鄉村後，真的是有大的作為。這個就不再是陳腐的官僚了，培訓你是專做鄉村動員和組織的，不是做官僚。

這個很成功啊。當時中共開始建政，需要大批知識分子才滿足需要。所以到45年日本投降時，很多民主黨派的大知識分子也講中共人才多。

所以中共及時因應了兩大環境的變化，連續做了這三篇大文章，走向康莊大道。這以後，就沒有力量可以消滅中共了。我看到一些數據，37年到了38年，八路16萬人，新四軍2.5萬人，到41年，已有100萬人之多了。到抗日結束，中共實際力量已在300萬以上，統治區人口已在5000萬以上。這是不可能消滅的力量，而隻能去設想如何與之共處，並改造之。想不到這點，你就完蛋。老蔣想消滅中共，於是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讓毛給將計就計，再起戰端時，合法性和正當性全跑到中共這裏了。而當初這可是國民黨給中共的。

這時期，毛也成熟起來了。毛在這個時期成為黨內主流的。那個重點是毛在黨內的精神領袖地位的確定。而毛作為一支全國性政治力量的統帥地位的確定，是毛同中共一起在全國棋局中走出來的。

這個特別體現在兩件大事的處理上。一個就是紅軍在山西的抗日策略，這個前麵已經講過了。毛在這件事上，體現了軍事統帥的無情性格特征。他根本就不為空洞的抗日口號和民族大義的衝動所左右，他把這個完全看成是個軍事沙盤推演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一切的目的就是在這個階段上完成中共軍事力量的再造。所以，他對八路軍司令部那幫人的“輕浮”是很不滿意的。一時的軍事勝利沒有任何意義。平型關根本就擋不住日軍占領太原的步伐。毛澤東沒準還希望這些大城市被占呢，這樣閻錫山就隻好低下身段，容納中共和八路軍。這個時期，顯示了毛作為軍事統帥的大局觀和戰略眼光。這之後，毛有次還專門講到什麽叫領導，他有一大段話：在指揮台上的人，必須看到桅杆時，就能判斷出事物變化的方向、趨勢，並且掌握之，才叫領導。

這期間，在處理相關人員和決策時，毛完全是獨斷專行，充分發揚了他身上的統帥性格。抗日時期遊擊戰術又獲新生。這當然同超級割據和華北地區的特點有關。當時僅僅在一年多前，紅軍還在中央蘇區時，象劉伯承、彭德懷這樣的人，就已經放棄遊擊戰，改打野戰軍比較規範的運動戰了。到了洛川會議上，中央討論如何製定抗日戰爭中紅軍的戰略時，毛就同將領們有分歧。林彪當時還滿不在乎的講，打小日本，照樣勝。果然在隨後幾個月就有了平型關戰役。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動搖，他堅持不能同日本人正麵作戰，要打遊擊戰。他在37年9月，離7.7事變才兩個月，就致電在前線總部的彭德懷“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要有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個拿手好戲上，要自己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堅決製止總部的人去打大仗的。

這個同那些軍閥的保存實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一個戰略家進取的深遠眼光。毛澤東在這期間多次告誡那些幹部，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是唯一取勝的辦法。而正規的正麵作戰，是不可能發動群眾的，隻有分散作戰與發動群眾相結合才能打勝仗。他警告那些頭腦發熱的人，不可回想起過去內戰的味道。你看看，毛澤東這個人的辯證法那是到了家，他居然在抗日開始幾個月就看清抗日的遊擊戰同內戰時的戰爭區別。內戰時遊擊戰很難發動群眾，當時中央因為這一點，相當冷淡毛的經驗。而到了抗日就變了，隻有遊擊戰才能發動群眾。這裏起作用的因素就是那個超級割據，同內戰時的格局完全不同。因為日本人沒有占住麵的打算和決心，所以事實上，你隻要在麵上發動群眾，你就很穩固，時不時的出擊一下，打點打線，這可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又建立起根據地。這同內戰時，政府軍一定要占住麵，讓紅軍沒有辦法再打遊擊戰就不同了。所以毛的辯證法很靈。

到在山西形成四大根據地時，八路軍將領們就完全服氣了。這遠比什麽四渡赤水之類的小戰鬥更能體現毛的統帥能力。另一件大事的處理，就是皖南事變之後的半年內，中共在中國政治迷局中的搏奕，異常出色。這件事的處理，顯示了毛澤東全國性傑出政治家的眼光、手腕。從此以後，毛就不僅僅是中共的領袖，而是僅次於蔣介石的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中共史上無前例的。

皖南事變起因還是國共之爭，中共叫做反共高潮。這個磨擦本身到不奇怪，畢竟是兩個黨，所以國共合作，從一開始就是不順利的，時好時壞。

國民黨內部一直有很大力量在反對容共的政策，而鼓吹限共的政策。這個同大革命時代很近似。但是這次國共合作的環境不同。一是中共始終沒有交出自己的領導權給國民黨，而是黨際合作。二是中國政治結構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抗日戰爭，使得幾次摩擦都是和平解決了。但從蔣的本意上講，在39年，40年，他很強調“統一意誌，領袖意誌”等等東西，講法西斯精神。所以給中共施壓，不斷的測試中共的底線，就是他的一些親信的策略，不斷的生事，借題發揮。這個情況到40年底的時候，就開始走過頭了。他想一舉拿掉江南的新四軍，看看中共怎麽辦。

從軍事上講，確實機會很好，誘惑力很大。項英他們在江南遊來蕩去了近一年，就是不過江，向蘇北發展，結果孤懸江南沒有力量去策應，同時又遠離抗日前線，這很容易誘使蔣的反共親信們發動一場攻擊。事實也證明，這是一次很利落的伏擊戰，兩天就結束戰鬥了。但這個軍事勝利，根本就沒有轉化成政治的勝利。

當時有幾股力量都在起作用，一個是抗日力量，這個不用說。另外就是親日力量與主和派。當時中共好像也很擔心蔣與日本人講和，當時日本人開始表露出不想占領中國的意思，也主張廢除殖民製度，亞洲人自決等等溫和的口號。有一部分對知識界的人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所以這個講和的方案在國民黨內部還是有市場的。

再一股就是美國人。美國人那時全力支持蔣，但同時又很讚同中共的社會政策。認為中共參政可以抑製蔣的獨裁傾向。所以美國的力量正在上升，而且有利於中共。中間力量，則不希望看到抗戰演變成內戰。因此，隻要說清楚你是反對內戰的，你就可以獲得中間力量的支持。當然，有一點是不用多說的，在抗日來說，中共是沒有多少力量的，也沒有出同他力量相當的力氣。蔣說的“遊而不擊”不是沒有道理。

中共在這個時期明確的提出了中間力量的爭取。再有股力量，那就是各種雜牌的正在消亡的地方軍事集團，正在以各種名義苟延殘喘，有的依靠日本人、有的靠抵消中共取悅國民黨。這些力量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極為複雜的政治格局。這個格局，黨內的領袖們以前不曾遇到。但毛的反映很快。他同負責華北地區工作的劉少奇一道，製定了“政治反攻，軍事守勢”這樣一種策略，就是大打政治牌，借題發揮，以哀兵形式，訴諸與全國政治團體，要求以和平解決皖南事變為發端實行全國政治和解，推進民主化。中共提出了一個十二條政治主張，通電全國，蔣就被動了。中共並不就事論事，而是一付不與你爭一時之長短，我看重的就是民族大義的樣子。這個姿態很高，中共一下子搶到先手了。然後，在參政會問題上，主動發難。提出有條件參加參政會，讓參政會這個民主形式成為要挾手段，扯進美國人。美國人是這個民主化的熱心人，現在一看中共的這個態度，就反過來指責國民黨。於是各種力量就傾向於同情中共。中共不失時機，又發了一個“新十二條”，更加具體的對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提出修正意見，作為參政會的政黨主張。

這期間，還有一個力量起了作用，日本人為服從其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安排，結果在41年元月中旬，發動了豫南戰役，把國民黨的主力部隊，15萬人打的幾乎全軍覆沒。這個舉動打消了與日講和的可能性，所以，蔣就隻能徹底抗日。

：這個因素很重要的。毛當時講，中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這個矛盾製約了蔣的行動。所以，中共敢於冒這個險，以軍事損失換取政治同情。第一次就全國政治綱領發表了實質性、建設性的意見。迫使蔣在參政會向與會者承諾不會再有皖南事變了。這個期間的政治鬥爭，實質上等於蔣替中共安排了一場苦肉計，中共以近萬人的代價，換回了中共的清白之身。在此之前，中共在政治上很被動，是被很多政治人物當作投抗日之機謀反的匪黨。相當一部分上層中間人物，也持相近的觀點。但皖南事變，顯示出中共博大胸懷，深遠眼光，和為民族擔當的負責任的政黨形象。就一下子取得了全國主要中間力量的認同。在此之前，各種反共浪潮，並沒有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這之後，反共成了一種“政治不正確”。這個東西到重慶談判時，還在起作用。毛在這個中間的那種縱橫家的作派，真是讓人佩服。而且，41年3月初，參政會還沒有開，毛就預言：“從此以後，國共力量對比就將開始發生對我有利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毛並沒有安排這麽一場事變，他碰到了，就將計就計的利用了。在黨內，基本上王明、項英這些反對派在41年3月之後就沒有了。就象西路軍一樣。中共某些地區力量的損失加強了毛的地位和權威。

毛差不多總是下明棋，他自己講是陽謀，至少在49年前，他一直如此。他搞陽謀，總是大手筆，遇到一個局麵，他就靈活調整。西路軍讓他滅了張國燾，但西路軍的形成恰恰是張國燾自己辦的事。皖南事變也是如此。所以你講得不錯，毛在這之後，就變成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蔣身邊那幫反共親信根本沒有想到吧。

皖南事件的處理其實非常重要。我認為，就全國政治流變而言，皖南事變之後，除重慶談判之外，就再也沒有什麽可值一提的故事了。

皖南事變之後的中共政治策略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毛當時的判斷與黨內其他同誌的張惶與無奈就形成了對比。這個時候主義是不起什麽作用的。毛把握住日本人不會給蔣留下回旋餘地這個要害，冒險在這政治上同國民黨攤牌，打出全國民主化的牌，上綱上線，兩個12條，招招中的。以軍事失利換得政治主動，這個高超的政治運作堪稱中國現代政治史最精彩的一頁。彼時彼地而言，這個運作能力比主義會給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行動家是不屑於在事後言說個中秘密的，於是理論家就拔高了理論的重要性。所以就中共這個組織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曆程，它在組織效率上，最大限度的激發了它在瑞金時代所獲得的成長因素。

從這個角度看，《三國演義》確實比馬列主義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