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政權成功崛起秘笈（二）教宗是怎樣形成的

接上文，從秋收起義到長征結束就算是中共黨史的第三階段了。這個階段的特征是中共開始了屬於自己的革命運動，另一個特征是毛澤東逐步走出前台，成為中共的教宗。 從“四一二”政變、5月21日的“馬日事變”、到七月中旬汪精衛分共、到八一南昌起義失敗，這幾個月當中發生了一係列強烈刺激中共的事件。中共這幫滿腦子空想的年輕人在這期間，從巔峰到深穀，曆經了絕望、幻想、瘋狂的精神狀態。特別是被寄予很大希望的八一起義失敗，讓中共陷入瘋狂狀態中。這期間，有各種各樣根本就沒有成功可能的起義計劃就紛紛出籠了。秋收起義隻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與此同時，更大企圖的廣州暴動也在醞釀中。此種情況下，秋收起義開始之前的計劃，大部分就是湖南省委一些空想而已。中央也是如此，所以他們的爭論就是空對空。 毛這個時候也沒什麽特別的不同於別人的表現，不過他倒是不緊不慢的。他性格中有這麽種閑庭信步的東西。起義的大部分組織工作是湖南省委做的，毛隻是掛帥執行計劃而已。他在去安源指揮起義之前，還在楊開慧的家鄉板倉過了一個星期，不緊不慢地搞了一通調查，才回到長沙參加省委的會議。多多少少讓人感到，毛澤東對此次秋收暴動並不熱心。戲劇性的變化是在9.9起義到失敗的這一周內發生的。要注意到，起義隻持續了很短的一個時間，幾天罷了。但這幾天，毛突然間就變了，變成了主角，唯一的主角了。 他突然有了方向，這個方向就是逃生，生存的方向。他帶著失敗的隊伍，四處試探，很快就向邊界地帶衝去。他有了簡單而堅定的想法：找到落腳點，生存下來。他當時不會有太多的想法，也來不及想。 你可以列出他上山見到袁文才、王佐之前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表，他幾乎天天在跑路。更嚴重的是起義時的重要幹部，死的死、跑的跑、叛的叛，最後都是些小角色留在他身邊。照一般人的看法，那是無法堅持的鬥爭。 這種困難局麵反倒是讓毛身上的超人意誌第一次被喚醒了，更進一步，他的超凡魅力顯現出來了。 隨後的這三年多時間裏，毛的魅力支配了全部過程。不管是上山做土匪；還是擴軍、建政、反圍剿。獲勝也罷、失利也罷，毛本人是整個井岡山的支柱。這種特殊的能量，一定在當時被很多在場者深深感受到了。所以，朱毛會師時，朱德、陳毅帶的隊伍力量比毛那幾個人強出十倍、二十倍都不止吧，結果沒有任何爭議，朱、陳當時都認毛為第一把手。彭德懷平江起義上山時也是如此。即便是三月失敗時，湖南省委代表杜經修傳達有誤，開除了毛的黨籍，似乎也沒有影響毛在起義者中的地位。袁文才、王佐就更是隻認毛，別人都玩去。中共的許多高級領導人，都具有超人的意誌力。但是，具備超凡魅力的僅毛一個人吧？ 你不能因為這支隊伍後來成功了，就來分析這段曆史中的各種因素，然後找出一定成功的因素來，好像真有什麽必然性似的。講什麽革命的火種是撲不滅的，其實革命的火種最容易撲滅的。沒有成功的因素，他們生存下來了，就是個奇跡，就是因為有毛這樣一個具備超凡魅力的人，沒有別的原因。 這個的超凡魅力同他是個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就象拿破侖、希特勒、列寧都是超凡魅力，他們各有不同的政治取向，這個同個人有關，是個純個人的東西。 當時毛也有沒有別的選擇，根本上是選擇餘地不大。秋收起義三四天就失敗了，中央和湖南省委還沒有等到毛的報告，就決議追究了毛的責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給解職了。湖南省委就更不客氣，幹脆給他開除黨籍。雖則是弄錯了，後來也糾正了，但也說明黨內高層對毛是失望和排斥的。黨內不少人認為，湖南農運過火行為太多，導致國民黨分共，毛要負主要責任。所以對毛是內心對中共的埋怨很深的。毛不會再去貼那個冷屁股的。隻是他更不可能選擇共產黨之外的機會，他內心是把自己同國民黨那幫“上等人”分開的。 總之，毛的超凡魅力貫穿於整個井岡山時期，盡管這期間失利很多，特別是三月失敗、八月失敗、紅五軍失守井岡山，等等，不斷發生。但毛總是鼓勵隊伍頂住了。超凡魅力並不能保證你戰鬥勝利，因為敵人感受不到這個東西。超凡魅力在你大失利時，危在旦夕時更起作用。後來毛經常教導部下所謂“最後一下的努力之中”就是這個意思。畢竟中國曆史上大的農民起義，都有個領頭的人，或多或少有這樣的超凡魅力吧，這就是毛在井岡山上革命的實質。 三月失敗、八月失敗都同中央、湖南省委的幹預有關，但這個時期還有很多個月呀，不隻有三月、八月呀。你看朱毛會師，朱帶來了將近一萬人和大量的裝備，其中後來組成的紅四軍主力，主要靠朱帶來的人組成的，林彪、粟裕、陳毅這些人都在其中。 這個會師大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朱毛會師並非毛的安排和計劃，那時中共全國一盤棋的一個部分。中共中央當時連續發動了廣州起義，湘南暴動。這些計劃都同毛無關、同井岡山沒有關係，而是全國方案的各部分。毛並不掌握這些個方案，但他卻是這些方案的“受益人”。因為這些方案無例外的都快速失敗了，一路潰敗，才跟毛會合。彭德懷的平江起義就更是如此，三次會合才成功，活下來的人才二三百人。 從這裏可以看到，毛同中央的全國一盤棋的關係，並不隻是中央幹涉了毛。你總不能因為毛後來是黨中央的化身，就把這個影響帶到井岡山時期，好像有兩個中心，一個中央，一個毛似的。實事不是如此的。毛那時對中央是很謙虛的。毛把自己的地位沒有弄錯。但確實有一點，即使是當時也看得清楚，要不是毛在邊界地帶搞了個落腳點，搞出了個武裝割據的成功案例出來，那麽所有的起義都沒有意義了，都不過是一些瘋狂計劃和慘痛失敗而已。是毛和他的井岡山讓這些起義有了歸宿，使之有機會重整隊伍。 上麵講的是偶然事件，在毛的身上自然還有必然的因素讓他成為領袖。那到底是什麽呢？ 毛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實讓毛找到最有效率的社會動員模式。你根本就不用任何堂皇的口號，你就從當下的利益和本質出發，就有可能造成底層社會的大分裂。到抗日時，彭真同誌搞土改，就簡單一句話“地主家飯桌上的白麵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你搶就是天然正當的。 你可以利用人性中那些最本原的東西，引發出力量來。對一鄉村流氓來講，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要比別的滿足更加爽，更加願意企求。 所以，中共搞的這種社會動員，是一種全新的大規模的革命手段，它並不必然地被其目的製約。它自有其奧妙在裏頭，我總結就叫革命黨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就是講，革命黨實行的社會動員的政策所含的知識的專門化程度同這項政策對社會力量動員的效率成反比。 在當時，什麽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翻身解放的民主、自由、反專製等等，相對於你要動員的社會力量來講，都是高度專門化的知識，他弄不懂，也就很難被你動員起來。相反，你鼓動一個二流子專搶富戶的財富，讓他有一種搶的正當性的感覺，那他就跟你走，聽你指揮，打土豪，挖浮財之類的口號為什麽有力量就是這個道理。 基於民主自由的社會革命理論為什麽總是掀不起風浪來。就是對民眾來講，他搞不懂。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原因就是秀才的革命總是從他那個情懷、知識、概念出發的，同民眾的當下利益無關。你動員不起來，你還造什麽反呀。這確實可以找到很多例證來證明這個定律。 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的結成正果的叛亂總是由一些看似很下層的人物發動的，就是這個動員的效率在起作用。與此更進一步，中共在湖南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東西，即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也照樣可以發動大規模的叛亂活動，關鍵是你要掌握這個社會動員的秘密。所以毛澤東的考察報告中對當時造反了的鄉村流民的性情狀況的描述就是意味深長的，即便是我們這些人在70年代上中學讀到這份報告時，也對老師解說的到小姐牙床上打滾的情節十分感有趣，不免還有些向往那熱鬧的場景。這個東西是催生毛澤東這樣十分草根化的人物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毛澤東考察報告裏甚至頗有些不雅的語匯。有些老同誌回憶毛澤東當年是髒話連篇。所以朱德講“老毛懂那些舊社會的旁門左道”，連朱德這種老兵油子都這麽講，可見毛身上的江湖氣。這些東西使毛頗為理解底層人物，特別是那些鄉村裏的邊緣性人物的心理。所以他的東西就更加能被這些人理解。 所謂政治家大概有些獨特的能力，就是能把理論家的東西換成大眾能懂、而且還可以同自身利益、訴求掛上鉤的政治口號吧。即便是大眾素質及教育水平提高了也是一樣。所以，這個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可以用來分析很多政治曆史的。 湖南農運時代，中共同被動員起來的農運之間，是分離的兩個不同的東西。中共更大程度上是利用農運以逞其政治主張，結果出了大問題，這個被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有了某種自主性，與中共而言，似乎失控了。而當國民黨分共時，這個農運並不具備為中共火中取栗的作用。 所以中共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講要搞武裝鬥爭，可是拿槍的社會力量，怎麽控製呢？這就是革命的知識結構。這個結構演進成黨軍合一。即當時中國社會裏的一大批極其能幹的政治激進的知識分子投身於早期的革命過程中，直接的同紅軍融合在一起了，構成了獨特的知識結構。這個就把中共的革命同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區別開了。農民起義沒有這個結構。它就是個軍事組織而已，隻是到了起義已成規模，接近勝利的時候，起義領袖才尋找社會精英分子入夥，但僅限於治國的知識而已。而中共則不同，它根本就是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自己的革命，它是拉農民入夥，接著，它就變換自身，同農民結合，形成這個黨軍合一。毛在這個裏頭，起了先導者的作用。 毛在秋收起義後，隻能來實的，他是第一個想到並去做這件事的人。秋收起義頭一個月，各位隻要稍為留意一下看各種資料，就能發現是起義部隊的逃亡率極高。秋收起義的幾個團，主力還是舊軍隊。剛起事，就有團級軍官叛變，營連級軍官在一周之內，差不多一半都逃亡了。整編後，打出了第一師的番號，後來原師長餘灑度也給不辭而別了。有威信的盧德銘，起義不到20天就中彈身亡。原來朱德、陳毅帶的那支起義部隊，也是同樣，林彪當時好像是個排級軍官，也逃跑了一次，沒成又回來了。彭德懷平江起義，最後到井岡山才300多人，原來有2000多人，大部分在途中被打散了，也就是在戰鬥中一哄而散了。毛澤東此前未帶過兵，這個時候，我想，他最苦惱的大概就是如何控製住這些大兵吧。如果士兵們都跑了，還搞什麽武裝鬥爭呢？那時，農民參加起義部隊也一樣，也需要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的辦法是設立士兵委員會。 作為一個政治幹部，毛必須思考如何控製部隊的辦法。在秋收起義的初期，他是一籌莫展的，簡直毫無辦法。他隻認得幾個人，自己又非軍人出身，打仗火力配置等又完全不懂，他那時不過是一個《三國演義》的熟讀者，低級的軍事理論愛好者。並不是因為僅僅看到部隊紀律差、軍官打人、士氣不高、或者共產主義教義讓他萌生成立“士兵委員會”念頭的，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夠控製這支部隊。有了“士兵委員會”，就有了官兵平等的基礎，分肥體係才不能施展，軍官才不能象以前那樣克扣士兵，或靠幾個親信就拉了隊伍嘩變，最重要的是黨才能深入到基層。要不然軍官不買帳，士兵隻能聽軍官的。軍隊的費用才能降得下來，無需支付軍官高薪水，才不必去額外寵絡軍官。在二十年代的軍隊當中，有著比較分明的兩個階層：士兵、長官及長官的親信兩個階層。長官可以找小老婆、抽大煙，繳獲來的東西長官享用，地區上人們的進貢也主要流入他們的腰包；他還有打罵甚至槍斃士兵的權力。軍餉他也可以適當地貪汙。你要組織“士兵委員會”，士兵們當然是非常讚成的，他們雖然不一定能獲得什麽，但肯定不會失去什麽，至少在經濟利益上是為此。還不用挨長官的鞭打，而且還有機會抽一抽長官的白屁股，感覺很好呀！說到這裏，我們就必須想一想：這個士兵委員會更容易聽誰的、受誰的擺布？當然是提倡的那個人，以及會說話的人，會用他們的語言說話的，他們愛聽的人。這時候毛和他的小知識分子黨員們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控製之法了。說話不簡單呀！ 毛和他的同事們恰恰是說話藝術的高手。兵權和忠誠就從長官那兒到了共產黨手裏了，這才可以開始整頓部隊。作為一個士兵，都是吃糧打仗，你願意參加哪支部隊？你會忠於誰？這些情形有點類似於毛在部隊裏邊進行了一場社會動員。士兵委員會就像是農會通過不間斷的監督鬥爭，形成一種“脅迫”式的氣氛。軍官們就逐步地老實了。在此基礎上，通過毛及黨員的政治工作，這個部隊就基本掌握住了。這個士兵委員會向前再發展，等到毛搞支部建在連上時，支部，政治指導員之類的純政治組織就代替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就不需要了，就會讓它消亡。這個，就是毛以後成為中共主教的另一個強有力的支持。 實際上當時的中共似乎更不重視外在的規則，它更加的從主體性上下功夫，更加相信信仰、拯救苦難這樣的靈性的東西。所以，中共開展了的很多活動，首先是主義的原教旨化，即所謂正確的路線，以及國際指示的理解。這個過程，很長時間伴隨著中共。 就是講，看誰更有說服力，更能把那個不在眼前的神聖的革命教義宣講的更加大眾化，更加強有力。當時，三大根據地都發生了中央代表隻身前往指導工作，短短幾十天就可以掀起“肅反”高潮，大批的殺人或解職。這並不是後來中共組織龐大以後出現的那種權力鬥爭，而是這個主義的教化過程。三大根據地，鄂豫皖殺掉了3500人，中央蘇區不小於1萬人，湘鄂西更殺到最後隻剩70幾個黨員了。要在其他朝代，這是非反了不可的。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政治解釋顯然是蒼白無力的，隻有宗教解釋才有一說。 從當時的情形看，並沒有對立的兩個派別在互相鬥爭，而是有個中央代表，有個政治保衛局，前者是主義的化身，後者則執行前者對革命隊伍成員的政治鑒別。有點類似牧師和宗教裁判所的樣子。而那個主義，就是遠在天邊的共產國際，與根據地的人們而言，那簡直就是上帝，就是聖經了。主義、牧師、信眾是我們理解中共組織的好方法。中央特派員、上級特派員就是使徒，你是不能違背的。否則你如何夏儀一人有那麽大的權利，而且無人反抗，殺誰是誰。劉誌丹、高崗也差一點玩完，如果不是毛早到一步的話。 基本結構就是這樣的，這種純潔化反複的進行造成人們內心深處的緊張感，形成一種靈魂上的驅動力。特別注意，按當時的環境講是異常艱苦的，犧牲是天天在發生。苦難的環境，往往產生一種宗教式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你是為大眾的未來而贖罪，受苦、犧牲自然就有了解釋，就有了彼岸性。這種情形經過了根據地失守，隊伍人數從幾十萬下降到幾萬以後，就達到了完滿。在這個意義上，我有時也把這個時期稱為中共的宗教時代。先是原教旨化，然後，在延安時代，毛取代了天國裏的共產國際而成為身邊的上帝，中共就完成了市俗化，從宗教時代轉化到世俗時代。 中共在這個時期裏，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黨內鬥爭和分歧，大體是圍繞著這個純潔化進行的。牧師、宗教裁判所、信眾，這樣的“宗教結構”，一般農民起義和叛亂組織是沒有的。要達成這樣的純潔性，一方麵你要有完全經得住各種知識水平的人們駁難的理論。就是說，你要有一本“聖經”，這個恰好，在當時的中國，隻有中共才有；另一方麵，你要有極其能幹的知識分子在做教化的工作。而一般的發展信眾的方式，已經被中共在湖南農運時超越了。中共發展出了更加瘋狂和莊嚴的社會動員方式，喚起農民千百萬。 純潔化，更多的體現在內心。凡是完成了內心教化的人，都成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構成了革命的基幹力量。隻要這批人能保存，壯大，則革命就是有力量的。到延安那一萬多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你看他們多厲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西安事變救了中共。當時中共原本也有計劃到外蒙，這幫人隻要人還在，心不死，就可以殺回來，照樣驚天動地。 可以舉個例子，劉伯堅和他的妻子王淑振，劉在國共合作時作過國民聯軍的政治部長，王是西安婦女協會總幹事。劉夫婦在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安排留下就地堅持，他是軍委秘書長，她是中央局秘書科長。劉在被捕後，被槍斃前寫了兩份遺書。給王的遺書裏，要她不要傷心，繼續幹革命，帶好三個孩子繼承革命-----。而他的妻子沒收到信。過不久，蘇區保衛局因為要轉移，擔心這個二十九歲的婦女落到敵人手裏受不了嚴刑，她知道的東西太多了，要殺她滅口。她申辯無效後，服從了。為革命的利益去死，這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提出的要求是臨死前喊句“共產黨萬歲”。還有就是大家熟知的“刑場上的婚禮”——“就讓敵人的槍聲成為我們婚禮上的禮炮吧！”。還有我們經常談到的曾誌，在黨組織無錢花的時候，賣掉她的孩子換取經費，曾誌一聲不吭的同意了。大量的被定性為敵人的人自掘墳坑被埋，僅僅是要節省子彈。這些人的行為散發著一種聖潔之光，這同聖徒有相似的意涵。當然，活下來後來又深居高位的人，許多是個人道德極其敗壞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主義的忠貞和虔誠，可能也不妨礙他們去為信仰而死，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認為自己是超越世俗道德的，隻有信仰和黨才能審判他們。 這些基幹力量，都有個特征：上帝在他的心中。這就是革命的知識結構進一步演化成一種分布式的知識結構，即每一個幹部內心都有了完整的革命方案，他不需要更詳細的指示。這樣，中共的黨組織的效率就變得很高。這就是第三個結果：中共組織的高效化。這個同科層化組織對比下，很明顯效率奇高。那時中央往往隻是派幾個人到一個地方去，很快就搞大。通訊和交通很不便利，所以中共中央很難真正及時的發出指令，往往隻是事後才加以評價。所以沒有即時的指令中心，全靠這幾個人憑自己的理解幹。張國濤在鄂豫皖最明顯。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幾個大根據地，如山東、蘇北、冀中等地，從延安隻是派幾個小部隊去而已，不出三、四年，均擴大了幾百倍。真所謂“革命的火種”。 黨軍合一，到隊伍純潔化，到組織高效化。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因素：最先進的革命知識、激進的知識青年、殘酷的環境、扣人心弦的政治教化、異於常人秉賦的鄉村邊緣人物、屠殺的狂熱與被殺的恐懼、等等等等，都在這個時期激活了、匯總了，融入那個知識結構裏，鑄成一支神奇的力量。 這個神奇的地方就在於它是兩個極端的東西給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了。一頭是具有無比的道德自信的共產主義及蘇聯的榜樣；另一頭則是窮鄉僻壤裏那些麵目含混不清的人物、以及人性中那些負麵的東西。這兩頭結合在一個高效率的革命組織中了。共產主義的政治教化通過十分罕見的“肅反”形式迅速的教化了這些山野異人，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從大群的山民中篩選出這樣的人來，然後教化了這些人，他們就成了死心塌地的信徒。他們同前麵的那幾個例子是不同的，那是知識分子青年，他們相當自覺的成為共產主義信徒，他們不同於這些山野之人，他們是牧師，是傳教者，他們犧牲的方式，更加使共產主義教義具有教化山民的效能。信徒是透過這些青年“傳教士”的所作所為來感知那個主義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沒有真正弄懂那個主義，但千真萬確，他們也沒有動搖過。 瑞金時代，中共就這樣同被它動員起來的鄉村力量結合在了一起。無論如何，它是空前絕後的，確為神奇之師。這一點在長征中就充分體現了。長征是中共這個革命組織達致圓滿的最後一刻。所有革命成功因素都是在這將近一年的苦難曆程中經受住了考驗。長征是一次由中共演繹的現代的“朝聖”之旅。 與其講長征是軍事逃亡，不如講長征是這些共產主義信徒通向心中“天國”的征程。當時，石達開覆滅是否會在紅軍身上重演，一直像片陰雲籠罩在這支部隊的上空。毛很堅定的講，我們不做石達開，我們一定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其實，看上去這兩支部隊差不多，山窮水盡，漫無目的，但紅軍心中是有目的地的，那就是北上，北上。靠近蘇聯，靠近共產國際，靠近共產主義的聖地，就是朝聖之旅。它沒有什麽秘密可探。如果說有，那就是蔣軍的圍追堵截成全了中共，最終中共活下來到達陝北的一萬多人，那都變成了聖徒啊。老蔣用苦難成全了中共。用毛的話講，這一萬多人就是一萬多革命的火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