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政權成功崛起秘笈（－）主義與道義

  這個秘笈就是“主義”與“道義”之關係。為了通俗，小農以“生存經費”為主線，仔細學習一番我黨成功經驗。

想當年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皮包裏的“草”，那可是威力無窮的，孫文、馮玉祥、蔣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別的不說，沒有蘇俄的金錢和武器加顧問，北伐不可能那麽快勝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運動、革命運動、軍事行動，沒有這個“草”是萬萬不行的。列寧沒有德皇的錢大概也不能成功。

當時的這些共產黨人或者說革命知識青年，即便在中國社會，也不過是二三流人物罷了，馬列理論，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問的，隻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蘇人士的記述就不難了解。他們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惡如仇，要把他們聚集起來，讓他們行動起來，大錢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塊大洋的零花錢總是要有的。搞一項自己又喜歡、又有錢掙的事業，當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對於他們來說，也沒有太多別的指望了。不論對革命組織還是革命黨人來說，金錢真是很重要的。黃興為錢的事幾乎與孫中山鬧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幾億美金讓巴解組織那些英雄們在阿翁妻女前彎下了腰。

問題是，為國為民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小農稱主義）和飲水思源的財務（小農稱道義）萬一鬧個不痛快，怎麽辦？所以，管錢就兩個辦法：要麽徹底學習痞子治黨，把財務信息全部封殺，（估計現在不容易）；要麽，就痛痛快快地對募捐行為做一個規範。這個主義與道義的問題不解決好，“民運”諸君的日子以後也不會好過。

金錢不是萬能，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想想偉大領袖當年，兩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想發展新民學會會員，結果自己弄到幾乎餓飯，八個人躺在一個四合院一張坑上，翻身都不容易，隻好返回長沙，由楊家接濟。第二次去北京，沒錢，隻好到北大當校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悻悻然離京返湘，要錢沒有，想在北大發展會員，也沒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惱。相比之下，陳獨秀，李大釗有豐厚教授津貼、張國濤等富家子弟的好日子（不單自己好吃好住，還能夠拿自己的錢來接濟朋友），如何讓毛痞子不寒心？

中共那個時期全靠共產國際給的錢活動，自身的籌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大家都是職業革命家嘛，所以都等著領“工資”。後來臨時中央在上海鬧出內亂時，對所謂“托派”分子鬥爭，最靈的辦法就是中斷其“工資”和費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這個時期到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就開始變化了。這時候黨分成兩塊：中央機關轉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暫棲身，這是一塊；另一塊就是去各地組織暴動，搞武裝鬥爭。這兩塊，經費也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事實上，1927年幾乎全年的重要會議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組織下召開的。幹你讓幹的事，當然你就得拿錢，否則又如何幹得了啊。但在暴動這一塊，有兩條線索：一是當時中共傾全黨之力主抓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從頭到尾都是同共產國際的經費有關。南昌起義的戰略很清楚，運用兵變，南下廣州，然後如同國民黨北伐一樣，在廣州港口同蘇俄的槍和錢接上頭，再來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義就是一錘子買賣，拿上當時幾乎全部的錢壓下去，結果賭輸了。從一開始就沒有作長期打算，一下輸了，結果就潰散。雖然說賀龍有吃有喝有轎子躺，但那是他自個兒的錢，他不會拿來供給革命的，最多讓他看的順眼的人來陪吃幾頓而已。但部隊就一哄而散了。恩來就一走了之，去上海，過黨的“白領”生活，賀龍自個兒有錢也做不了職員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誤打誤撞，碰上了老朋友範石生，靠他的接濟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義是靠撥的經費來搞的，是賭注。而不那麽重要的秋收起義，隻拿到了少許的幾塊錢，毛也有點兒三心二意，錢太少，能幹成什麽事呢？毛也沒有把握，等秋收起義草草起事，草草收場之後。（小農按：中共湖南省委在毛回長沙之前就把毛開除出黨，毛隻好逃上井岡山。這種侮辱讓老毛幾十年依舊念念不忘，一旦在中央撒潑，就要重上井岡山。）

毛帶人進入湘贛邊界時，他的經費沒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範石生這樣的富朋友接濟。毛帶人就走上了沒有上麵“撥款”的時代。無論是否做了土匪，“革命的邏輯”還是得變成“生存的邏輯”。
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財，嘿嘿，讓袁文才、王佐之類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員和指示信，對毛有所敲打，讓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實，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廣州武漢搞過高級政治活動的人，他隻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這份罪的。隻不過彼時彼地，他邊幹邊摸索罷了。在遠處看的人，替他著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問題在於，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陣風吹過，即不深入鄉村結構中實現革命轉換，又無法拿到被農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這裏要承認，毛是先於別人看透了這一點。

於是，他提出“經營永新”這個思想時，他應當就看透了這一點，即光從鄉村第一塊財富資源上搞，隻能維持土匪式生存。要從第二塊資源上打主意。他事實上也進行了各種嚐試，當他率朱毛紅軍向贛南轉戰過程中，他一舉解決了這個難題。一句話，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紅區這三件事給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個“三位一體”。他持續地推進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徹底動搖鄉村結構，形成在新的鄉村治理基礎上的穩定的紅色區域，以此不斷地獲得人、財、物的輸送，支持紅軍部隊大規模擴大。

在瑞金方式之下，紅軍雖然說不上財源滾滾，但確實經費夠用。從1929年4月毛在興國搞《興國土地法》起算，前麵算井岡山方式，後麵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時間，毛手上的紅軍數量幾乎沒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不過才二年多一點時間，毛手下紅軍正規部隊人數已達4到5萬人，中央蘇區有縣城21座，紅區人口達250萬人。兩下相比，高下立見。袁文才、王佐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體著地，服了。

瑞金方式是以鄉村中的“浮財”為對象的。就是前麵講的鄉村第二塊資源，它既然是存量，那麽終歸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來越大。開始的時候，好挖，後來存量越來越少了，自然挖的難度就增加了。“挖”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

當時瑞金方式之下，大體上有三個方向，一是“打城市”但是在實際打中心城市時損失很大。第二個方向，就是擴大“挖浮財”對象的麵。紅軍有口號叫作“向一切剝削者籌款”。剝削者自然有個定義，但實際執行的時候，就給擴大了。中農也算進去了，可能有些貧農也給算進去了。這是一方向，這個方向效果比較明顯。但負麵的東西也多。有很多文獻記載。第三個方向，則是在對外擴大不行的時候，轉回頭，把已有蘇區重新再打一遍土豪，這個時候手段很硬，很殘酷。這主要是通過查田運動搞的，這時候，什麽成分之類，就隨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東西拿走，以維持能夠革命和紅軍作戰經費。查田運動從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級蘇維埃幾乎使出吃奶的力氣，最大程度的動員起來了。這期間還搞了很多的競賽，都有指標的，發公債、建穀倉、收糧食等等，層層下壓。但不論你怎麽動員，反正數量有限，100%動員，也就那麽大。

事實上，在老蔣開始五次“圍剿”的時候，中共全麵失敗的跡像已經出來了。因為進到1934年，老蔣自己已渡過最困難的時期。他對全國的掌控力達到了最好的程度。

到了1934年初夏，4月廣昌戰役失敗，就更加不可收拾了。這之後，就發生了好幾件事情，要聯係起來講。一是查田運動終於搞不下去了，在3月15日發布中字第一號訓令《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做了最後一把努力之後，在5月就草草收場了，此為第一件事。這件事表明蘇區民間的全部曆史積蓄已經挖光了，瑞金方式走到頭了。蘇區政府和紅軍經費要斷了。第二件事，是在5月，中央局那幾個人，決定“戰略轉移”了。當然他們嚴格保密。這件事，表示中共中央已然認識到必須考慮生存問題了；第三件事，是分別於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穀運動”，借穀60萬擔。動員稻穀100萬擔，大體到9月底就完成。這件事表達，在“浮財”已盡的情況下，蘇區政府和紅軍已經完全在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而且講是“借穀”；第四件事，就是在借穀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當然，他們一定帶著這100萬擔糧食。

他們根本就沒有打算還。為什麽羞答答地叫“借穀”，我也不清楚。反正當時中央蘇維埃成立了武裝保衛秋收委員會，你一望可知，這個委員會是幹什麽的了。當時領導這場借穀運動的人是陳潭秋。我猜測他不清楚10月的長征計劃。

但一直被後人視為書生的中央局那些年輕的領導人，這個夏天的所作所為可是一點都不書生，道行深了去了。首先，從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獲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裏，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獲季節有關。其次，他們5月有了這個決定之後，是嚴格保密的。他們那個時候還連續出一大堆文件和口號，一副要幹到底的架勢，還在高喊全國勝利的口號。

如何保全“主義”的大業了。當時中央這些書生們激情澎湃，但卻也是十分清醒。他們要保全“主義”，就必須生存。那就要以蘇區百姓的生活作交換，這容不得一點溫情脈脈。更重要的，你光心狠還不行，你還得手辣，你一定要算計好了，讓所有人出其不意，才能拿走百姓活命的東西。這中間籌劃過程，這幾個人，展現的絕對不僅是求生者的冷酷，更多的恰恰是“革命者”的深謀遠慮。

這是“主義”和“道行”的關係，你光有“主義”，沒有“道行”，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沒有主義，說實在的，你也修練不出如此深的“道行”。雖然講，博古他們以後與毛相比“道行”還差得遠，但至少在1934年夏天，博古的“道行”是足夠了，他們一點書生氣都沒有。洛甫在此期間的文章，絕對不是有意哄騙誰，他隻是“道行”很深罷了。

1934年夏天中共故事的本質。它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所謂“革命”的真相。也表達了一個真正“政治痞子”的標準。他可以是個人道主義者，他可以是眷顧家庭的大好人，但他必須“主義”和“道行”兼備。他不必在內心深處給予如此道行以道德譴責，這個不必。他隻要有“主義”在胸，則一切的殘酷，都有了消解和升華的通道。這就是“革命大義”。所謂大義滅親，否則你就畜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