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玩虎，中國人玩猴：思維方式不同導致文化差異

西方人玩虎，中國人玩猴：思維方式不同導致文化差異



潤濤閻


從遠古開始，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就尋找馴化野生動物的方法為人類服務了。物質生活達到一定水平後，跳舞和表演等藝術也就隨之誕生了。人馴化動物在為了運輸、狩獵、看家、農耕的用途上也添加了新的內容：在表演藝術方麵派上用場。這當然要從已經馴化成功了的家畜開始。

隨著競技市場的競爭激烈，西方勇敢的馴獸師們就向最恐懼的動物之王---老虎和獅子進軍了。其實在西方人看來，老虎也應該怕打。棍棒交加，肯定能把老虎打怕，然後打服。隻要服了，因循利導就能馴化成乖貓。大棒加牛肉，久而久之就找到了馴虎的門路。直到把虎馴的肯讓美女把頭放入虎口。

相反，中國人談虎色變，從未有人敢想過能把那見人就一口咬死的猛虎馴服。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讓老虎把嘴張開把美女的頭放入虎口以為那虎肯定是假虎。所以，中國人沒有玩虎的。

然而西方人馴化不了猴子。因為猴子是群居動物，群居動物就要有統治者也就是猴王。猴王如何產生？那天下是一級一級的打下來的。當上猴王後，仍然危機四伏。 因為看好猴王位子的海著去了。沒有自動讓位的猴王，想取而代之者就要與老猴王決一死戰。老猴王直到被打死為止絕不讓位。所以，人用棍棒打猴子，那猴子雖然承認你與猴子長的接近，但猴子絕不聽你許大馬棒的指揮，它要你許大馬棒聽猴專員的調遣。猴子的智商很高，能理解出玩猴子就是對它們的極端羞辱。打死也不會讓你羞辱，這是天性。

西方人棍棒打不服猴子，久而久之也就放棄了。中國人有辦法玩猴子。把一隻歡蹦亂跳的大公雞在猴子麵前用快刀把脖子割斷。因猴子是靠吃野果為生，見不得血。非但如此，一個籠子裏放上十隻猴子，當看到把那公雞殺的血光四濺後，用手指指籠子中的某一猴子，另外九隻就立刻把那被指的弟兄扔出來！你再去指第二隻，那八隻又會幫忙將那第二個兄弟扔出來。直到最後一隻為止。

中國的統治者們從馴化猴子的方式中得到了什麽啟發呢？就是用同樣的方式馴化人。

那就是“示眾”：就是把人頭割下後，掛在出入城的城門上。讓你毛骨悚然，心理立刻崩潰。這比打厲害多了。因為不怕打的人海著去了。甚至用各種刑罰慘不忍睹仍有不服者。

文革時給被專政者戴高帽遊街示眾。那紙帽子並不重，目的是讓那看熱鬧鬥人的人乖乖的聽話。可憐的那高高興興、情緒激昂看熱鬧鬥人的國民們，他們還以為那高帽僅僅是為了懲罰被鬥者而與自己無關！

彭真以為老毛手“指”的是吳含，立刻把吳含從籠子裏扔了出來；劉少奇以為老毛手“指”的是彭真就立刻親去杭州向老毛主動把彭給扔了出來；林彪以為他幫忙扔出了不少猴子了包括劉少奇，老毛不會在“指”他了。其天真如同那籠子裏的最後一個被接受馴化的猴子。

不要以為這是老毛的專利，其實幾千年一直如此。遠的別說，明朝的300年就是這麽過來的。就拿最後的皇帝崇禎來說，被馴化好了的猴子們紛紛向他打小報告。搞得崇禎疑心重重，在位時竟然廢掉七十多位宰相。相比之下讓老毛汗顏。

中國人馴化猴子的招術曾傳到東歐。西方人馴老虎的招術並未被中國人采納，至少在我出國前還沒看到過人頭鑽進虎嘴的表演。雖然中文裏有“騎虎難下”的成語，但隻聽說過打虎的武鬆，沒聽說過誰騎過虎。怎麽下來別說，我納悶的是他是怎麽騎上去的？

對中國人來說，打死他們也想不到敢馴老虎，所以對於強大的外部勢力隻好躲的遠遠的。因為不了解的外敵很可能是老虎。西方人打死他們也想不到“示眾”這毒招，就象想不出馴化猴子的方法一樣。

久而久之，這就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中國人最崇拜的是武鬆就因為他把一隻病虎扛回酒店。老虎是非群居動物，獵食從不成群。中國人見了老虎，隻要不是自己一人，不需要跑的快隻要不是跑在最後就夠了。甚至幹脆給弟兄使個絆子讓老虎吃著那弟兄自己再走不遲！這才是中國幾千年盛產漢 奸的原因。

抗戰時偽軍人數是日軍的十倍而且拿著的是日軍發給的三八大蓋。用不著國共正規軍，那十倍於日軍的漢 奸又了解日軍軍情一天就把日軍報銷了。那殺人如麻、征服天下無敵手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第一件事竟是修長城以防外敵---他心目中不可征服的老虎。這要是唐後主、宋高宗們想出來的也算了，可這竟然是秦始皇的傾國力之策。 這實實在在反映了中國人與西方人思維的差異以及從此而產生出來的文化差異。老百姓就跟著家家高築牆了--鄰居也是虎了。便有了“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千年古訓。今日仍然如此。

台灣大陸雙方爭著明買暗竊美國武器為的竟然是殺自己弟兄。而且雙方找美國，用繩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上把繩子的另一頭交給美國。

西方人的馴化老虎的直線思維必然帶來自然科學的誕生。打仗對兵器的依賴程度高是自然的。人與人之間建立互信機製也很容易。中國人馴化猴子的曲線思維必然帶來人的奸詐無比。虛幻的情感統治著言行。自然科學不可能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上誕生。 “義”字是最高境界了，因為見了老虎先使絆子讓同誌死自己活毫無“義”字可言，那“義”字便有千鈞之重。

統治者們用馴化猴子的方式馴化人，這樣被馴化出來的人在老虎麵前“打小報告”、“落井下石”、“劃清界線”，養成了完整的一套漢 奸心理。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民主法治製度的建立極其艱難。因為社會製度如同大廈，而文化才是根基。不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專製文化就實行民主製度如同在沙灘上建樓。150年來，中國不是沒有過民主憲法，那民國初的《臨時約法》相當不錯；也不是沒有過兩黨並存，國民黨建於1912年, 中共建黨於1921年，結果殺的你不死我不活；更不是沒有過崇尚民主的改革家，袁世凱就是選舉出來的總統，一個大智大勇的改革家。不說別人，就連主張民主的孫中山就極力破壞袁世凱的總統政府和民主製度。我當不上總統就拆台你也別幹好。說到底是因為沒有改變我們的傳統文化，而此文化與民主法治製度相差甚遠。

有不少學者試圖從中國人與西方人在思維方式上找差異，但多數找出來的基本上是文明程度的差異。本文是在思維差異導致文化差異方麵的初步探討。

最後需要指出：中國曆史上有不少皇帝在後院養虎、把虎當寵物的記載。但沒有人能成功地把虎馴化成讓人腦袋鑽入虎口的紀錄。要不然怎麽隻有想象中的騎在老虎背上下不來“騎虎難下”的成語和“武鬆打虎”的英雄典故，而沒有“虎嘴裏的美人”類似的故事流傳。但“殺雞儆猴”人人皆知。戴個紙高帽子遊街隻有中國人才能想得出來。

從老虎與猴子的天性之差異，以及馴化它們方法之區別，導致了東西方文化差異。西方人讀到中國人寫的三國演義，在裏邊找尋曹操變為實力強大的過程；而中國人看三國，最佩服的不是曹操的實力，而是諸葛亮的奸詐無比。這是科學隻能在西方誕生的原因。中國沒有那樣的文化背景，不是中國人沒有那樣的智商。

猴子的社會體製就是專製，所以，以猴文化為本的中國就決定了專製符合中國的國情。下跪磕頭就成了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英文裏有個中文單詞：kowtow，就是因為西方找不到類似的單詞無法意譯，隻好音譯，從“磕頭”譯成kowtow，豐富了英文詞匯。而以個體尊嚴為核心的西方虎文化能夠搞民主，對於這一點，無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