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在海外係列：曾經也當過不成功的小作坊老板

1990年8月5日臨行前，我的兜裏總共揣著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用人民幣兌換的四十美元以及鐵哥們那裏借來的二百加幣，身上所有財產折合人民幣都不到三千。抵達蒙特利爾後首先預付了一個月的房租八十加元（和人合租的簡陋公寓客廳），然後又用三十五加元購買了一張市內交通卡，所剩的銀子就寥寥無幾了。

就這樣時差還沒有倒過來的第三天，自己不得不暫擱學業，心急火燎的跑到一家遠離市區的由香港佬開的名曰“文華自助餐館”洗刷盤碗。（一個星期工作六十小時，每小時薪水現金五元加幣。）

時值盛夏，廚房昏暗狹窄悶熱，半自動的洗碗機前，我揮汗如雨的忙碌著，雖然累得渾身就像散了架一樣，但絲毫不敢停息、手忙腳亂的清洗一批又一批油膩肮髒的鍋碗瓢盆，杯子，刀叉筷子等......

也許有著四年在崇明農場“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的吃苦耐勞經曆，主要還是金錢的誘惑，每每屈指盤算一個月後有白花花的一千二百加幣落袋頓時血脈賁張（根據當時的匯率，哇！折合人民幣竟然有六、七千左右啊，要知道我在上海的工資加獎金每月隻有一百五十人民幣啊。）於是適應能力超強的我務實麵對、欣然接受了申城的會計員轉型成為蒙城洗碗工的驟然巨變，自己還主動扒掉身上類似孔乙己的長衫灑脫的拋進聖勞倫斯河（Saint Lawrance River）內，光著上身兜著一條大褲衩在皇家山（Mount Royal）上勇敢的進行馬拉鬆。

披星戴月含辛茹苦的夥夫生涯就此開始了，從洗碗打雜接著爐尾抓碼最後炒鍋主廚，自己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跌打滾爬、磨練摔打。

當渾身上下的儒酸味轉變成油煙味的同時，眼瞅著自己在加拿大皇家的銀行賬戶裏的存款快速攀高日益上升，感覺自己就是一台小型的印鈔機。我久鬱的心情得到舒懷，生活仿佛忽然現出它原有的燦爛。

俗話說：“錢能壯膽，更是男人的尊嚴”，待到資本的原始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眼看著自己的荷包被白花花的銀子一點一點撐得鼓脹，不免有些亢奮，自我感覺也愈來愈好，浮躁的情緒也一天一天高度膨脹，尤其是看到餐館老板一到廚房總是臉上堆滿恭維的笑容，象葵花向太陽屁顛顛的圍著自己轉，一個勁的“東哥長，東哥短”的時候，我飄飄然飄飄然了。於是對那些在餐飲行業勤勤懇懇、踏踏實實一幹就是三、四十多年的香港佬和廣東仔橫看豎看怎麽瞧都不順眼，常常在他們跟前口氣比力氣大，大有小母牛坐在火盆上那般，牛逼烘烘的味道。

到了二零零七年的春天，在哥們的盅惑煽動下，我終於黃鼠狼拖牛自不量力，頭腦發熱了，毅然決然的效仿老人家當年“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偉大創舉，揮戈進軍北美的食品市場了。

我和一個香港肥仔在蒙特利爾西島投資創辦了一個食品廠，主要是根據蒙特利爾的各大超市發來的訂單，生產它們所需要的中式套餐：春卷（雞肉卷、豬肉卷、海鮮卷）以及中式快餐（雞肉炒飯、泰式炒飯、湖南牛肉、左宗棠雞、甜酸豬、星洲炒米、時鮮雜菜等）。

食品餐飲行業曆來是經濟的晴雨表，由於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整個北美的經濟大環境不景氣而導致消費疲弱，自己的食品廠才經營運作沒有幾個月生產就陷入困境，還有房租上漲過快、稅費過高、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的高企，也大大壓縮了我們這個小作坊的利潤空間。

雖然我每天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做得象頭吃草的老黃牛，可是一年的努力付出非但卻終得不到回報，反而眼睜睜的看著自己數年來用血汗換來的大把大把的加幣倒賠進去，去填那永遠也填不滿的無底洞，搞得最後身心疲憊，精疲力竭，記憶力減退，嚴重失眠，脾氣變壞，終於蛋殼墊桌腳——支撐不住了，隻得破產倒閉溜之大吉，繼續重操舊業，到廚房裏顛勺拋鍋，去傻嗬嗬的領導那些鍋碗瓢盆、雞鴨魚肉、瓜果蔬菜啦.

當然那些唐人街那些同行老華僑前輩們不計前嫌也熱烈歡迎我重新歸隊，因為他們茶餘飯後又可以盡興的傾聽我胡扯神侃什麽“林彪PK粟裕哪個打仗更厲害？”、“誰最早對美軍仁川登陸作出判斷”、“蔣介石當年究竟是否害過楊梅大瘡？”等等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