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愛交加的農場情緣 ——和小學美女老同學楊莉華一席談話和的聯想

       有幸和咱小學的美女老同學楊莉華在《同學群》相遇了，感覺她比學生時代更加漂亮了，也許是她那優雅的氣質和渾身散發的篤定所形成的風韻深深吸引著我。雖然自己知道她當年曾經和我一起在崇明農場“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但是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嬌嬌女性竟然在那片鹽堿地待了九年之久，（據她自己說“在農場裏死的想法都有，就是沒有勇氣！”）於是自己失眠了，整夜都深深的沉陷於對一係列農場往事的回憶之中，不能自拔。 
      說來我們姐弟三人和農場有著恨愛交加的情緣，千絲萬縷的聯係呢。
      當年作為老大的初中67屆的大姐也在崇明躍進農場的14連隊待過，她是1969年12月17日去的，那時老二的我還在小學裏慷慨激昂的“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按照國家的政策我是“有農無工”的檔次，可以篤定泰山的把枕頭墊得高高的睡大覺，因為若幹年以後可十拿九穩的大搖大擺的進入上海的工礦企業上班，不去受那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苦役。
      可是命運的安排由不得自己，我是七四屆的，大姐不早不晚，偏偏在1974年春節前夕我中學畢業前一年的敏感時刻由崇明的農場調到了上海的公交公司擔任售票員，這下我傻眼了，煮熟了的鴨子飛上天，我的身價大跌，變成“有工無農了”，板凳上釘釘——鐵定要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了。    
      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大姐頗有成見，認為她眼光短淺隻顧自己，老媽心疼我這個“獨養兒子”整天嘮嘮叨叨的也沒有好臉色給她看，我們一致認為她沒有“血濃於水”的感受，上調總是會有的啊，再熬一年，等自己的兄弟畢業分配進入工礦企業以後再選擇調回上海來工作也來得及啊。
      直至我自己去崇明也是老姐的那個躍進農場十四連隊以後，親身經曆了精神和體力上的折磨以後，換位思考，理解了她的苦衷，機會是千變萬化的，還是“三六九，撈現鈔”，因為過了這個村，也許就沒有這個店了，當然肯定考慮不到自己這骨肉親弟弟啦。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知青的回城風驟然吹起，我聞風而動，為了離開農場，采用的手段比大姐更激烈更厲害，三天兩頭的寫信威脅自己的父親，說是他再不提前退休，就要鬧出人命了，老頭慌了神，在我的軟硬兼施下，也隔三差五的跑到廠黨委辦公室，頻頻向領導們施加壓力，尋找各種理由提出退休的申請，最後終於使我如願以償，在1979年春節前夕終於也勝利逃亡頂替回滬。
      這時正趕上自家77屆的老三小妹中學畢業分配的關鍵時候，我的這種自私無情行為會給她的未來去向帶來不可估量的嚴重後果，為此非常難受和愧疚，在家裏始終不敢正麵的對著小妹充滿焦慮的眼神，因為我清楚的知道，憑她“兩工無農”的畢業分配條件，按照當時的政策，也許她會去更遠更艱苦的地方邊疆軍墾農場啊。
      幸虧鄧小平鄧大人上台撥亂反正了，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得到了改變，從77屆開始恢複高考以及改變學生分配方案，小妹她終於沒有重蹈覆轍，走我們的老路，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招工考試進入一家上海儀表局所屬企業。
      盡管我自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超級粉絲，對他無限忠於，萬分敬仰，但是設身處地的為自己想想，倘若他老人家真的“萬歲！萬歲！萬萬歲！”長生不老，憑他那股“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窮折騰蠻勁，足以讓我們全家悲催的欲哭無淚，不光我們父母，就是我們自己也真的難以承受兄妹三人都個個都要經曆上山下鄉的艱難磨練的殘酷現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