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的遺體和他的遺著 作者：朱長超

      去年11月初(2007年)的一天，華東師大的一個老師打電話告訴我，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委寫作組支部書記和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在十月底的一天突然去世了。不日有一個遺體告別儀式，老師問我是否去參加？
      徐景賢是當時上海的高層領導，我隻是一個在他曾經工作過的市委寫作組裏逗留過的學習者和打工者。而且，我對他當時緊跟著上頭起勁地在上海搞一打三反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有看法的，特別是對他領導或支持了對複旦大學胡守鈞等同學所謂反革命小集團的清查沒有好感。不去參加也無所謂。但是，我覺得應該去參加，一是我畢竟在寫作組裏打過幾年工；二是我現在在一家與殯葬文化有關的雜誌裏兼一點點工作，他那麽一個人物，能捐獻遺體，其精神是很可寶貴的，當然應該去了解一點信息，表示一分敬意；三是對於他那樣一個文革的大起大落者，值得關注和思考。他雖然當了不小的官，但是卻清正廉潔，不謀私利。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第四，中國人有一種國民性，如魯迅所說的，是個比較實用、功利的民族。中國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一個人得勢時賀客盈門，失勢時門可羅雀。徐的景況也同樣是這樣。他那樣一個共產黨裏、上海灘頭的風雲的人物，畢竟也總歸是一個“黨的人”，但大樹一倒下來，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整個家族也深受影響。很少有人表示出半點惻隱之心，這多少反映了一種黨同伐異的黨文化，也反映了中國人勇於痛打失敗者的民族文化。從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國情民情黨情。再者，他在文革 雖然有錯，但他本人也是文革的犧牲品。黨內路線上的分歧和鬥爭，是否一定要用專政的辦法來解決，也是需要細細思量的。總之，我決定參加這個告別儀式。
      他是突然發病，突然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還是好好的，下午突然發了病，又突然去世了。生前，他早就辦好了手續，將他的遺體捐給醫學事業。他是想把自己全部地捐獻給社會。這真是一種崇高的境界。小平同誌捐獻了角膜，這已經令人肅然起敬了，而徐景賢捐出了身體的全部，這更加難能可貴。因為捐獻了遺體，遺體告別儀式就放在接收遺體的某醫院的一個不起眼的小房間裏。房間隻有二三十個平方米。來的人比較多，小房間裏擠不下，許多人隻能站在室外的一條小馬路上。這個房間隻有一扇小窗，光線很暗，隻能開著燈；窗小人多，房間裏悶得很。小房間的一頭，徐景賢躺在一塊木板上，緊緊地閉著他的眼睛。他看上去十分消瘦，全然沒有當年的神采，完全不像當年才氣縱橫、談笑風生的徐景賢了。他的身上，蓋著一條很薄很舊的被子。這條被子也許他用了大半輩子了。頭枕在一個十分破舊的枕頭上。枕頭上的布已經褪了顏色，還有幾個布丁。看上去也覺得不太幹淨。這也許是他平時使用著的枕頭。那布是浦東的土布，他是奉賢人，我也是浦東出生，因此看到這種土布感到很親切、很眼熟。徐景賢喪葬用的被子和枕頭，是我看到過的最簡樸的陪葬品。如今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來，葬禮也就講究起來，不僅要穿著高級的西裝進入火化爐，還要買票麵價值達幾億元的冥國銀行的股票、基金、鈔票給死者，有的還要燒一個做得微妙微肖的三陪女和小保姆侍候。徐景賢是大大落伍了，他和他的家人太不“與時俱進”了。從那條被子和那個枕頭，我覺得他仍然保持著當年一種艱苦樸素的本色。在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已經習慣於過一種素樸的生活。我也猜測，他從牢中出來後，生活非常清貧。現在，在小平同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偉大號召指引下，有錢的人一擲千金，就是當年的貧下中農或者現在的協保人員、下崗工人家裏死了人，也不會這樣寒酸。他蓋那樣的破被子，枕那樣的舊枕頭，到那個世界的時候，會被那裏的人們誤讀為我們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後還是那麽貧窮落後，其實，我們現在是闊多了。如果被早些時候先到那裏的小平同誌看到了，恐怕也會不高興，他老人家也許會認為，徐景賢是有意給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抹黑。
      告別儀式上有一幅對聯，雖然並不太工整，但對他了基本客觀的評價。這幅對聯是：“用權不謀私，有錯善反思；人品貴真誠，勤奮伴一生。”
      文化革命時期，徐景賢雖然位高權重，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當權的那幾年，居然一點也沒有為家人、熟人、親友撈點好處。家人熟人親友該插隊的還是插隊，他沒有批個條子讓他們不去農村留在城市；家裏人該種田的還是種田，他沒有為家人打過招呼留個招工名額；家裏人該抄家的還是抄家，該批判的還是批判（抄家是不對的，批判也是不對的，但他做官不護家）他沒有批過一個條子，找過一點關係，更沒有分過一處房子，撈過一點好處。這種清正廉潔一方麵是他的學養、他的家庭薰陶使他以不謀私利為榮，另一方麵是因為當時的官風社風民風比較地清廉。他在出獄之後，真誠地向文革中受過傷害（並不一定是他造成的）同誌道歉，這也體現了他的正直和真誠。出來後，徐景賢很勤奮地讀書，並且寫出了一部比較真實的曆史回憶錄《十年一夢》，為研究上海文革史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資料。今天的中國，腐敗分子多如牛毛，揮霍鬥富成為一種時尚。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浮躁的心態。徐景賢為官時清正廉潔，出來後勤奮著述，離世後簡單樸素，這些是值得稱道的。
      徐景賢以才氣著稱。他出生於一個讀書人之家。家裏有文化氣息，有道德素養。他從小聰慧過人，他沒有讀過大學，解放初國家正需要他這樣的青年，動員他先工作。由於家學淵源，高中畢業時已經能寫出一手好文章。青年時代的他單純得很，對社會主義有很高的積極性。在工作中，他寫過劇本，寫過詩，寫過散文。他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後來當了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順便說一下，這個寫作組並不如有些人擔心的那樣可怕。這裏收羅過、或走出過不少人才。有的人當時就有些名氣，後來成了文化名人。徐景賢文革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這在當時，被認為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的一種革命行動，毛澤東專門發過電報，寫過批文，稱上海奪權為一月革命風暴。那時候，黨號召學生大串聯，號召全國各行各業成立造反組織，奪走資派奪權，號召進行革命的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號召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總之，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一個接著一個，革命的浪潮一陣接著一陣，一切都由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部署著、領導著。文革到了中後期，許多人覺悟了，疏遠了，淡出了。徐景賢卻還是坐在那個位置上，從他的《十年一夢》看，他是真心誠意地認為自己是在緊跟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步驟，積極地按照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辦，自以為是在緊跟偉大領袖進行著反修防修的偉大革命呢？
      在我們偉大的祖國，革命與反革命是非常容易變化的。陳獨秀是黨的五屆總書記，後來一下就被說成是反革命托派，抗戰時，又被延安方麵說成是拿日本人津貼的漢奸賣國賊。張國燾、劉少奇、高崗、林彪等人，一度都是黨國要人，一度又成了反革命。後來毛澤東死了不幾天，文化革命中被稱為旗手的人也成了反革命。由黨的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徐景賢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骨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後來獲得了黨的寬大，在期滿前一年提前走出了監獄。
      出獄後，徐景賢寫出了回憶錄《十年一夢》。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的。這樣的書在大陸是不準出版的。吳法憲的書在大陸也不能出版。憲法上沒有說此類人的書不能出版，但是，事實上是不能出版的。看來，以後我們的憲法需要進行必要的修改，以適應徐景賢、吳法憲這樣的人的著作的出版問題。《十年一夢》中有許多珍貴的史料，寫得比較客觀。不過，徐景賢對於曆史沉浮的認識，我的感覺是沒有超越。他有太強的負罪感。我總覺得他的反思並不深刻，對文革那些舊人舊事的認識還沒有跳出老套套，沒有達到一個曆史的高度。他還是把毛澤東周恩來當作神一樣地尊重著，寫到周恩來對他的器重、愛護，字裏行間仍然感激涕零，對於毛澤東，仍然一付誠惶誠恐的心態。他不停地檢討著自己，貶低著自己。他是從文革結局為座標來寫這本書的，因此不斷地認罪檢討；有時是以文革時代的心態寫的，因此，仍然有文革思維。他沒有細細思考他為什麽從一個中央委員、市委書記突然成了反革命，他沒有細細思考路線鬥爭和犯罪究竟有什麽聯係和區別？他的書沒有超越當年對神壇的膜拜。我覺得同樣由革命家而淪為階下囚的吳法憲的書要比他深刻得多。從書上看，他沒有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他亦步亦趨地緊跟毛主席參加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麽原因黨又要讓他去登監獄呢？
      徐景賢生前將自己的遺體捐給了醫學事業。他似乎有一點贖罪的心態，有一種全心地將自己報效國家的意思。不過，令人失望的是，也許是有關方麵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竭力限製告別會的召開，為了縮小規模，減少人員，特意安排了一個非常狹小的房間。據說有關方麵曾要求有些徐當年的下屬不要參加告別儀式。而作為接收他遺體的那家醫院，對死者表現出十分的冷漠。別人將遺體都無償地捐獻給你了，你總得送束花表示一點敬意，總得供應一點茶水讓告別死者的人們有杯水喝，總得準備幾個凳子，讓送別者有個地方坐。他們都是垂垂老人了。這個捐獻遺體後的告別場所，竟然沒有一滴水，沒有一個凳子，沒有一個工作人員表示過一點感謝之情。也許他們以為，徐景賢是坐過牢的人，可以不以為然。一個人無論他生前如何，他最後以至誠之心捐獻了遺體，接收遺體的單位如此冷若冰霜，使人感到一陣寒意。他們對死者不尊重，對生者不關愛，簡直有點像雷鋒同誌“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那樣一種味道。這家大醫院對待遺體捐獻者如此寡情，如此缺少人文關懷，這很有點像文革年代的醫院，那時候，對待四類分子或者運動對象，醫院是愛憎分明的，是不願意為這些人認真治療的。今天，對徐景賢這樣一個遺體捐獻者的態度，一定會使準備捐獻遺體的人的內心多了一份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