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建設中學,位於大楊浦的杭州路上,(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它和寧武路上的上海市寧武中學合並以後改名上海財經大學附屬中學)。在這裏,自己曾渡過了一生中最愉快的四年的特殊學習生涯。
剛進初中一年級,也許是自恃有點才氣,由於那時我是紅衛兵團的宣傳委員,學校裏的大批判專欄,班上的黑板報都留有我的文字和墨跡。文革後期,我所在的楊浦區文化館時常到該地區所有的中學借調一些美術功底比較好的紅衛兵宣傳幹部去那裏一同協助工作。
我也有幸的被館裏軍人出身的宣傳幹事萬幸恩師看重,有時候重大的政治運動一來,恩師一個電話打到我們學校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秦秀英校黨委辦公室的,秦書記就會即刻來班上找我,於是自己在眾目睽睽下強抑激動的心情歡快的離去。
感覺那一段時間是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時候,好象有一個整月,沒有去學校上課,每天象上下班一樣的來回於楊浦區文化館,做著自己有興趣的事情,而且車費報銷,中午小小的腐敗一下,有一頓免費的午餐,其中有自己最喜歡吃的紅燒肉。回家之前還可以去館裏的浴室痛痛快快的洗個熱水澡。
在工作期間,恩師看我踏實肯幹,又有些小聰明,布置的工作總是不打折扣的提前完成,便會時常的寫一張便條,獎賞我去文化館裏的電影院不花錢的白看一場電影。
因此,眼珠子朝上的我非常驕傲,除了黃平平以外,一般我極少和其他異性的女同學交往。
我們班上有位長辮子,名叫陳慧芳,家住在我隔壁弄堂的同心公房。有事沒事總是特別關注自己。
一九七四年深秋,我們七四屆的八個班級,為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最高指示,來到了上海郊區的南匯縣四灶大隊,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農村鍛煉。由於自己的特長,仿宋體寫的特別好,被安排在學農連部刻鋼板,負責主辦反映好人好事的《學農戰報》。
長辮子駐紮和勞動的地方離我有一裏地,可她常常放棄自己的休息時間跑到連部找我,有時會給我帶些她煮的肉絲炒鹹菜,有時又會送上一個香噴噴的蘋果。
她見我在朝北方向空蕩蕩的大隊倉庫裏刻寫蠟紙時天冷風寒手容易生凍瘡,還特地連夜趕結了一副絨線手套給我保暖。
文革中期,群眾自娛自樂的樣板戲文藝小分隊和露天電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們眉州街道居委會門前便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長辮子”總是早早的提前趕到,在舞台前或銀幕前搶位子,放上兩張小矮凳,一張是她的,另一張自然是我的。
尤其是國慶節的時候,常常在夜幕降臨還沒降落之前,我倆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庫門三層閣上的房頂上,“長辮子”緊靠在我的身邊,我倆一邊吃著她炒的西瓜子,一邊興高彩烈的觀看市中心人民廣場怒放著的五彩繽紛的煙花。真是有種說不出的開心。
“長辮子”的母親生活在香港,她知道我很喜歡集郵,總是把她母親寄給她的信,從信封上將香港精致的郵票一張一張地仔細收集起來送給我,而自己沒有什麽特殊的感覺,隻是多說了幾句“謝謝!”而已。
其實,說我那時沒感覺是不現實的,看慣了當時“美豔絕倫,風姿綽約”女神般的黃平平“驚鴻一瞥”之後,總感覺“眼睛細細的,嘴唇厚厚的,皮膚黑黑的,額頭高高的,”的“長辮子”陳慧芳實在是太一般、太一般了,觸動不了我那情感之心。
很多年以後,“長辮子”結婚搬到浦東居住,她的夫君是滬上重點高中的語文教師,中學裏的同班男女同學都說無論外貌、性格和愛好等他的老公和我都非常非常的相似,簡直象一個模子裏鑄刻出的那樣……
從小到大、迄今為止,我對佛教的所謂前世今生和生死輪回總是抱有懷疑態度,(以後也許會改變)但在“人與人交往是有緣份的”這點上自己還是堅信不疑的。
總感覺人和人之間其實具有的一種無形的連結,是某種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機會和可能。尤其是茫茫紅塵中的紅男綠女作為單個磁場體,在社會大磁場體的運動中,遇見的能夠與自己的磁波發生共振的,必定能夠達成某種相互吸引、共鳴的現象。
雖然我明白對黃平平這種不切實際的暗戀,懾人醉人,卻不知道它竟然會帶給我如此的痛,如此的苦,以至無心書本,茶飯不思,縱然望斷天涯路也難消除。
正當我感覺無奈彷徨的時候,正當我感歎命運弄人的時候,於是“長辮子”陳慧芳神奇的出現了。
一九七四年深秋我編刻的《學農》油印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