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熊總是像個“跟屁蟲兒”一般跟在姐姐丫頭的後麵亦步亦趨，那個樣子常常使我想起我和我的弟弟小時候的事情。
別說我這個想法讓你訕笑，在我眼裏，我家的一對貓兒貓女正像人類的幼兒一樣心思單純、活潑可愛，他們之間的姐弟情與我們人類幼年時的手足之情應該也無大的分別。養過貓貓狗狗的朋友鐵定知道我在說什麽，並會深以為是。
小時候，我弟弟也是我的“跟屁蟲兒”，我走哪兒他跟哪兒，甩都甩不掉，有時候真是討人嫌得不得了，恨不得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弟弟，那我就可以盡情地跟小朋友玩而不用拖著這個小尾巴了。
雁北的早春總是刮著呼呼的西北風，黃沙漫漫。就是這樣的一個下午，五歲的我成功地金蟬脫殼，甩了三歲的弟弟，騙他說媽媽給他準備了好吃的，而我自己和小朋友們瘋玩了一下午。當天已擦黑的時候，又渴又餓的我回到家裏，卻發現弟弟還沒有到家。
那天我媽本來要回醫院值夜班的，她匆匆做好了家事，一邊陪我吃晚飯，一邊等弟弟回家，可左等右等，這小東西仍然不見蹤影。天幾乎都黑了，我爸也下班回到了家，我媽打發我爸到有和我們年齡差不多的小孩的、我們常去玩的幾位鄰居家裏去找一找，看看我弟弟是不是在人家家裏。
七十年代中期，社會還是相當安全的，尤其是象我們居住的學校的家屬院，那就更加安全。家長們都是學校裏的老師，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熟人；各家的孩子們也都從小一起長大，上同一所幼兒園，同一所小學、中學，所以大人、孩子彼此竄門子是常事兒，有的時候趕上別人家的飯點兒，孩子們被留下來吃頓飯的事情也是十分尋常。
我爸在家屬院裏找了一圈兒也沒有看到我弟弟，但聽其中一位鄰居說起，她曾在下午四五點鍾的時候見到過我弟弟，逗著問他要去哪裏，這小東西自信又自豪地說：“我要到馬路上看汽車去！”鄰居沒把他的孩子話當真，由他去了。要知道，走出大大的家屬院，穿過長長的、園、繞過一棟棟的建築而達到校門外的馬路上是好大的一段距離呢，對於三歲的小孩子來說，那可是個壯舉，在這個學校成立幾十年的曆史裏，還沒聽說過誰家三歲的孩子辦到過這一點。
我爸找了一圈兒沒找到，隻能寄望於他自己肚子餓了已經回家。但當我爸回家之後看到我弟弟竟然還沒有到家的時候，不禁有些慌了，跟我媽一合計，決定兩個人一個人在院子裏、鄰居家繼續尋找，一個人就到和家屬院一牆之隔的諾大的校園裏，以及校門外的馬路上去找一找，試一試。
其實最慌的是我，盡管我時常嫌弟弟像一個跟屁蟲兒一樣粘著我讓我玩得不盡興，可心裏卻愛極了這個小弟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會疼他、照顧他。我想這可能是女孩子的天性，喜歡照顧比自己年幼、柔弱的弟妹，或者說，是把他們當了活的玩具，在他們身上開始演戲自己的母性。
爸媽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裏，囑咐我一定在家死等著等弟弟回家，哪裏都不許去，然後兩個人就匆匆出了門。
我小的時候算是膽大的，跟男孩子一樣爬牆上樹，上房揭瓦，可我有一怕，那就是怕黑夜，尤其怕黑夜裏一個人獨自呆在家裏。聽那黑乎乎的窗外西北風呼嘯，我害怕極了，平時聽到的故事裏的大灰狼、妖魔鬼怪們似乎都變成了真的，就在家裏的每一個角落裏、或者家門口前埋伏著，準備把我拿下。我嚇得大氣兒也不敢出，拿著一隻裝著爆米花的碗躲在桌子下，背靠著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桌子外的一小塊地方，心跳得似乎要跳出來。家裏唯一有聲音的、能多少給我壯一點膽子的，是那隻牆上的小喇叭。
那時候，學校給家屬院的每戶人家都安裝了一個小喇叭，就釘在門口的角落裏，供職工們聽我們的礦物局自己新聞、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間革命新動向、新形勢，當然，也轉播省電台的各種節目，比如樣板戲什麽的。
那一天，喇叭裏正在轉播省台的農民節目，在《社員都是向陽花》的音樂想過之後，一個好聽的男聲響起來：“農民兄弟們，社員同誌們，大家好！農村節目又與您見麵了，咱們今天要說的是。。。。。。”就在這時，那個男聲的音量被放小，另一個男聲響起來：“今派出所送來一名走失幼兒，年齡五歲，頭戴灰色八路軍帽，身穿花褂子藍褲子，腳穿黑布鞋，請家長速來認領！”
我一聽，這不就是我弟弟嗎？他身上那件花褂子還是我穿小了給他的，那天早晨因為不想撿我這件衣服穿還躲在被窩裏哭了半天呢，可他什麽時候變五歲了？我也不知道是喜是悲，是放鬆還是懼怕，忍不住一下子放聲嚎啕大哭起來。
我爸在同事那裏聽到這個消息後，立馬趕到了派出所，當他見到我弟弟時候，我弟弟正安靜地坐在人家的辦公室裏吃著警察叔叔給他的糖果，一張小臉兒上花花的，那是淚水和黃土高坡的黃土混在一起的效果。
我爸自然千恩萬謝，感激涕零。聽那位警察告訴我爸說，是一位下班的老工人把我弟弟送到派出所的。
那位老工人騎車經過我們校門口的時候，聽見有小孩尖利得不同尋常的哭聲，要是以往，這位老工人會繼續騎車走掉，可那天也不知為什麽，他卻停下來，順著孩子的哭聲一路尋了過去，結果在一個學生們不久前為植樹造林挖下的深坑裏發現了我弟弟，當時，我弟弟的嗓子都要哭啞了，渾身上下都是土，渾身因為冷也因為怕而簌簌發抖。
老工人問不出他的姓字名誰，也問不出他家住哪裏，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並且沒有留下姓名就離開了。
雁北的早春非常寒冷，晚上的氣溫更低，常常可以達到零下幾度。如今想來十分後怕，我弟弟要不是遇到了好心人而遇救，恐怕那天小命就得丟在那個樹洞裏了。
弟弟找回來讓我十分得高興，一時間對他好得不得了，陪他玩，喂他飯，晚上睡覺也摟著他，就是去幼兒園的路上也緊緊牽著弟弟的手，唯恐他再丟了，當然也不再嫌棄他做我的“跟屁蟲兒”了。（要加一句的是我們的幼兒園學校附屬的幼兒園，就在校園與家屬院的交界處，十分方便，誰家的孩子都是吃飽了飯自己去的，沒有家長送。）
我弟的“壯舉”也很快就在學校的老師們裏傳開了，人人都知道李老師家的兒子有了這麽一遭“玩丟失”的經曆。有一天我牽著弟弟的手去幼兒園，一位碰到我們的鄰居打趣說：“讓姐姐找條繩子來吧，打個結兒，把你和姐姐都拴在裏麵，那你就再也丟不了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真的在媽媽的縫紉盒子裏找到了一條長長的鬆緊帶照做了，直到幾天之後發現兩個人拴在一起太不方便才作罷。
如今，我和弟弟都已長大成人，各自成家立業，但彼此感情卻一直非常好。有變化的是，我那個當年淘氣的弟弟出落得十分出息，現在，更多的是他在挺我，而不是我在挺他了，但是，我知道，隻要有一天他需要我，我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手中的一切，全力以赴地幫助他，正如我們小時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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